新人來自火星－－序 威爾斯和他的科幻小說
序 威爾斯和他的科幻小說
侯維瑞
赫-喬-威爾斯與另兩位作家約翰-高爾斯華綏和阿諾德-貝內持並稱為本世紀初英國小說中的現實主義三傑。19世紀中葉，英國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在狄更斯和薩克雷等大師手中達到了燦爛輝煌的高峰。19世紀末、20紀初英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後，現實主義小說依然發揮著它的批判作用，從道德、文化、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暴露與抨擊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在運用小說抨擊時弊、爭取社會進步的鬥爭中，赫-喬-威爾斯是本世紀初英國文壇上的一位傑出作家。
作為作家，威爾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獲得的桂冠中科幻小說家、喜劇小說家、社會小說家、社會哲學家、未來預言家和人類歷史學家。他的著述不僅涉及領域廣闊而且產量極高，在他進行創作的五十三年中，平均每年兩部著作，另外還有大量報刊文章問世。
威爾斯的出身和經歷對於他的社會改良思想的形成和創作題材的選擇都起過很大的影響。威爾斯在1866年出生於一個貧苦家庭，父親曾當過職業棒球手，後來經商成為小店主。他母親早年當過傭人，後來在一家鄉紳宅邸當管家。在這戶人家位於地下室的廚房裡，威爾斯度過了童年時代的許多時日。威爾斯在回顧這段生活時說，當他從地下室狹小的氣窗向外觀望時，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樣的鞋子與靴子，彷彿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種社會身份的鞋子和靴子組成的。十四歲時，由於父親破產，威爾斯不得不自謀生路，先後當過藥房學徒、信差，售貨員和初級教師。後來他靠獎學金資助接受了高等師範教育，師從著名科學家托馬斯-赫胥黎學習生物學，並取得了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後他當過一段時間的教師，間或從事新聞寫作，給《星期六評論》等雜誌投稿。威爾斯雖然有希望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但他的興趣卻在於寫作。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說《時間機器》的初稿寫成於學生時代，出版以後十分流行。從此威爾斯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生涯，先後創作了一百一十多本作品，其中包括五十部長篇小說。所有這些都是他發揮熱烈想像、探討社會現實和人類未來的產物。
威爾斯從青年時代起就對社會問題表現出熱情和關注。1903年他加入鼓吹社會改良主義的費邊社，主張通過教育和技術來改造資本主義，認為「通過有計劃的社會教育方式，可以逐步改革現在的資本主義制度」。後來，威爾斯國不滿於費邊社的漸進式改良方式而退社，轉而宣揚世界主義，幻想通過建立一個世界性的政府而達到人類大同的境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他熱情支持進步力量，強烈譴責法西斯侵略。威爾斯曾兩度訪問蘇聯，受到列寧與斯大林的接見；訪問美國時也曾與羅斯福總統晤談。威爾斯雖然致力於社會進步事業，但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他雖然同倩十月革命，卻並不贊成無產階級革命暴力，懷疑「社會革命一般說來是否需要」。列寧說他本質上屬於資產階級，他也樂於如此，並無異議。
威爾斯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可按時間及作品類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到1900年為止，作品多為「科學傳奇」，即現在的科學幻想小說。第二階段從1900年到1910年，作品主要屬於社會諷刺小說一類。第三階段主要是1910年以後，這個時期的不少作品通常被稱為「闡述思想的小說」，客觀實際上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而是闡述思想、宣傳主張的通俗形式。
威爾斯的科學幻想，小說借助他廣博的自然科學知識，展開想像的翅膀，馳騁於空間與時間之中，從月球、空中、過去和未來等各個角度來觀察生活，通過美人魚、天使、巨人和外層天體上的生物的眼睛來現察人類；故事緊張，情節離奇。威爾斯用瑰麗的色彩描繪科學發明的巨大威力與貢獻；用科學寓言的形式譴責資本主義制度下種種荒唐、黑暗和醜惡的現象。威爾斯的科學幻想小說既有娛樂作用，又有諷刺意義；既介紹了科學技術的知識，又起到了針砭時弊的效能。威爾斯的科幻作品是現在科幻文學的雛形和模型，他本人也因此而被稱為科學幻想小說之父、科幻小說奇才，甚至有人稱他為科幻小說界的莎士比亞。
威爾斯科幻小說剛剛問世不久，評論界將他稱作英國的儒勒-凡爾納（Jules Verne，1828－1905），但他自己並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凡爾納的作品側重強調科學發展的實際可能性，而且做出了不少令人驚羨的科學預言。而他自己的作品則是「科幻傳奇」，是想像的產物，夢裡感覺它是真，醒來即知全是空，其目標不在於預見科學發展的可能性。然而他是學習自然科學的大學生，他的想像不乏科學的依據，因此他的某些科幻作品仍不失為傑出的科學預言。
《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1895）是威爾斯最早獲得成功的一本科幻小說，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這部小說「可被當作暴虐的工業化對階級衝突作用的預言來讀，而在19世紀，這種衝突已經是社會問題的火藥筒」。小說展現了一幅未來世界的可怕圖畫。故事中的時間旅行者發明了一種飛行機器，能縱橫馳騁於過去及未來的世界裡。於是這個人乘上時間機器飛行到八十萬年以後即公元802701年的世界去。在這個世界上人類已分化為兩種怪物，柔弱嬌小的稱作埃洛伊，住在頹敗的宮殿中，過著幽閒優雅的生活，由於長期不勞而獲而引起體力、智力的萎縮。但是，一到晚上，埃洛伊們便惶惶然擠成一團，因為居住在地下的猿猴樣怪物——粗野怪戾的莫洛克每到月黑風高的夜晚便要出來捕食他們。莫洛克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在機器工場裡從事勞動，養肥埃洛伊作為他們的食物。這就是威爾斯筆下八十萬年以後勞動者與剝削者之間的關係。那位時空旅行者接著又往前飛行到幾百萬年以後，那時的世界已經一片荒蕪，人類已經滅絕，海灘上只有白色的蝴蝶和巨大的螃蟹在亂紛紛地飛舞爬行。威爾斯通過那位時間旅行者之口明確地解釋了作品的寓意：以前的剝削者經過千萬年以後已退化墮落為脆弱的生物，喪失了勞動和自衛的能力；被驅趕入地下的勞動者變得十分野蠻，他們向以前的主人施行報復。威爾斯用當時別的作家描繪倫敦貧民區窮人的語彙描寫莫洛克，暗示勞動者對剝削者的仇恨。在這部小說裡，作者使「19世紀階級鬥爭和人類進化相結合」，用幻想和寓言的方式預示勞動者和剝削者衝突加劇所可能造成的後果。
威爾斯的科幻小說對於現代武器的預言尤其醒目。《星際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描寫火星人入侵地球觸目驚心的情況。火星人比地球人更為發達，狀似章魚，體大如熊，他們的武器能發射出熱線和黑煙。熱線過處留下死亡與毀滅，黑煙起處城市頓成廢墟。地球上的槍炮炸藥對他們都無濟於事，一艘英國裝甲戰艦雖然與他們英勇奮戰，結果還是化為一團火焰。火星人沒有生殖器官，以分裂繁殖的方式繁衍後代。他們不飲不食，也不會消化，靠把捕獲的地球人的血液直接注入血管而生存。正當他們所向披靡，即將把倫敦夷為平地的時候，他們卻不戰自敗。原來他們對地球上的病菌沒有免疫能力，因而一批一批地死去。星球大戰、死光武器等等都是現代科幻小說和電影的常見題材。威爾斯的「熱線」與後來發現的激光相似，他的「黑煙」也與後來用於戰爭的毒瓦斯相當；小說所描寫的大規模殺戮場面也終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變為現實。在他的短篇科幻小說《陸戰鐵甲》裡，威爾斯預言了裝甲坦克在戰爭中的運用。後來他曾長期打官司，聲稱是他「發明」了坦克，因此應當獲得專利稅。在《大空戰》（The War inthe Air，1908）中，他預見到飛機將用於戰爭。在《獲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1914）中，他成了「原子彈」一詞的發明者，他所描寫的原子彈爆炸情景與後來的實際情形十分相似。
《莫羅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Moreau，1896）反映了作者作為專修過生物的大學生的特長。在這部小說裡，莫羅博士發現，對動物施行外科手術，對動物的肢體進行移植，對動物的大腦進行改造，就可以製作出一種半人半獸、會說會讀，也能從事一些勞動的獸人，從而使動物通過人工方法演變為人類。威爾斯利用他的生物學知識，從人們見多不怪的皮膚移植說到骨頭移植，逐步讓讀者相信莫羅實驗的科學性和可能性，從而使讀者相信在那遙遠的荒島上確實存在過一群奇形怪狀的獸人。按照作者的推導模式，現代讀者不兔會聯想到後來20世紀科學的一些重要發現，如基因工程、「克隆」等。在其他的科學領域，威爾斯的一些預言也變成了現實。如在《昏睡百年》（When the Sleeper wakes，1899）中，他幻想一種社會，在那裡，印刷圖書被與我們現在普遍使用的錄像帶類似的媒介所取代。在威爾斯的烏托邦小說裡，「生態學」一詞頻繁出現，多年以後，這一概念才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1901年，威爾斯發表了《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描述兩個地球人駕駛飛行球體登上月球後受到月球人追捕的驚險遭遇，再次表現作者天馬行空般的豐富想像力。作者對於月球表面奇幻景色的描寫與半個多世紀後人類真正登上月球時發回的彩色照片也不無相似之處。站在20世紀之末，重溫這位多產作家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種種預言，回首這些預言在這個世紀的一件件輝煌成就裡變為現實，反思這些預言所蘊含的對某些重大問題的深刻思索，一種令人瞠目的驚奇感油然而生——對人類的智慧，對即將過去的20世紀，也對這位聲稱不想預言什麼的傑出的預言家。
1939年，威爾斯七十三歲了。在一次招待會上，他的好友歐內斯特-巴克爵士發現威爾斯獨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與他寒暄，問他近來幹些什麼。他回答說在給自己寫墓誌銘，一句很短的墓誌銘：「上帝將要毀滅人類——我警告過你們。」這句略帶玩笑色彩的墓誌銘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對人類未來、科學未來的關注和擔憂，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說具有「警示」災難的意義。
閱讀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人們不難發現，他與法國科幻小說家凡爾納還有一點重要差異。兩人的著眼點頗為不同。凡爾納讚揚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發現與發明，用瑰麗的色彩描繪了科學發明的巨大威力與貢獻。威爾斯在肯定科學技術發明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利用科學幻想的形式暴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譴責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種種黑暗與醜惡現象，抨擊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主義掠奪的殘酷性。這一點在前面提到的《時間機器》和《星際戰爭》裡就有所反映。列寧曾將倫敦貧富懸殊的兩個階級稱作「兩個國家」，而威爾斯則從進化論的角度對這一觀點進行了極端的表述。在他的《時間機器》一書中，由於長期的階級分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竟然進化成了兩類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間不可理喻，充滿仇殺。在《星際戰爭》中，威爾斯將火星人入侵與殖民行徑相比較，揭示了二者等量齊現的殘酷無情：「不要忙著譴責火星人心黑手毒，還是先回想一下我們人類曾幹過多少傷天害理、滅絕生靈的勾當，我們不僅滅絕了一些動物，如歐洲野牛和渡渡鳥，而且也滅絕過低級的人類種族。塔斯瑪尼亞人儘管具有人類的一切特徵，還是在歐洲移民發動的歷時五十年的種族滅絕戰爭中被屠殺得一個不剩。我們自己殘酷無情，又怎麼能責怪火星人爭雄鬥勇呢？」
有人稱威爾斯是達爾文和柏拉圖的結合體，柏拉圖的理想國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會倫理意義，而達爾文的進化觀點則是其科學現的出發點，這不無道理。不過在威爾斯的科幻作品中，對人類未來和科學未來的關注是交織在一起的。在《星際戰爭》一書中，作者也表明了這樣一種擔心：認為人類也有可能進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為人類使用大腦和手的機會最多，腦袋會發達膨脹，每個手指也會長長，形似章魚。而由於機器人的廣泛運用，交通工具的發達，人類的腿腳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險。這種前景不兔觸目驚心，然而在這種景象的描畫裡卻蘊含著一種象徵性的警示：科學發展有其副作用，人類的特徵可能遭到扭曲。
威爾斯以他豐富的想像向讀者展現出科學技術發展的遠景。科學技術如能掌握在社會手裡為大眾謀福利，它的前景當然是可喜的。但是，威爾斯清楚地意識到，科學技術一旦落到謀取權力私利、毫無道德顧忌的人手裡，就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莫羅博士島》反映了作者的這種-比慮。莫羅博士製造出一批批的獸人，又制定了嚴厲的法律強迫他們服從。但是他還是以悲慘的失敗而告終，自己也死於怪獸的利爪之下，他製作的獸人也都回歸到獸性狀態中去了。作者通過小說人物之口說，這座孤島上野蠻慘殺的景象「正是一幅人生的縮影」，表明了作者對資本主義生活現實的看法。小說也表明，在一個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裡，科學的成果非但不能造福人類，反而可能危害社會。這一點也反映在威爾斯另一本廣泛流傳的幻想作品《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1897）中。在這本小說中，一個窮困的教師懷著巨大的狂熱進行試驗，發明了一種隱身術，使自己鹹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超人」，對他人實行恐怖統治。最後，他在眾人和社會的反對和追逐中喪生。小說既說明了充滿敵視的社會環境和自私自利的動機可以使一個有才華的科學家走上墮落和毀滅的道路，也反映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某些科學發明可能被用於自私和罪惡的目的。
世界已經進入信息時代，電腦及互聯網等技術的開發運用拓寬了人們獲取科學技術知識的渠道，某些高技術產品及其應用工藝不再神秘莫測，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我們也不能忘記威爾斯的「警告」，也要看到科學技術具有負面作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巨大威脅。在新聞媒體上看到恐怖活動的報道，人們不免要設想，假如某個個人或團體掌握了某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有關製造技術，並將其用於自私和罪惡的目的，那末，出現威爾斯墓誌銘所說的情景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可見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同時，需要把人文科學的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威爾斯科幻小說全集》中譯本得以在20世紀末問世確是件意義深遠的事情。
1998年11月於上海外國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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