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無事。車至德州，因有兵車耽擱，直到第四日中午才到天津。伯堅只有兩件隨身行李，臨時變計，不在新站轉車，欲在天津住一天，看個朋友，明日再搭下午快車赴京，對元蓀說：「夜來可到日租界德義樓相訪，老弟與令伯大人多年未見，如無閒空，到京再見也可，不必勉強。」元蓀隨口應了。火車抵站，伯堅喚來腳夫，將二人行李搬出站去。元蓀去取了行李牌子，伯堅雇來兩輛馬車，將錢開發，復與元蓀殷殷握別，各乘一輛往租界中駛去。
元蓀伯父益甫住在日租界平和裡，元蓀北上以前曾早有信稟告，並無回音。元蓀因伯父對己素極器重，當是年高，懶得動筆，想起父親在日二老友愛情景，只惜伯父服官多年，兩袖清風，堂兄侄輩事情雖好，對於老人多是虛應故事，加以嗜好甚多，各人置有兩三處外家，收入雖多，用得更多，依舊當年大少爺荒唐神氣，老是虧空，以致伯父以七旬高年，猶在同鄉親友家中教館，以充零用，使晚景充裕，自己何致輟學謀生？聽說父親去世時，伯父在津聞得噩耗，一慟幾絕，此去見面不知如何傷心呢。一路悲思，也無心瀏覽街中景物。新站去旭街本遠，馬車走了個把鐘頭才行到達。
這時益甫所生諸子只長子少章一人存在，余均早死，孫男女卻有十多個，全家住著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少章前清就捐了知縣，人民國後，仗著一個同鄉親戚孫伯岳相助，保了縣知事，分發山西，彼時山西巡按使是金道堅，後任督軍是閻錫山，均與孫家有交情。少章連署了兩次肥缺，均沒弄好。少章長子雄飛雖也紈-出身，卻比乃父能幹，天性也還好，只是愛嫖，好色如命，饒有父風，常年紅著一雙色眼，年才三十多歲，已娶了一妻二妾。雖然荒唐，天性卻厚，全家二十多口仰事俯蓄，俱他一人擔負，不似乃父枉任肥缺，終年不寄分文。這時任著孫家獨資開設的隆裕煤礦的經理，每日花天酒地，不常在家，虧空也不在小數。
平和裡是個小弄堂，一邊通著旭街，一邊通著日本花園，馬車開不進去。元蓀知道伯父家在二號，沒多少路，車一到便跳下來，正要進去喚人幫拿行李，忽見路北一家大門裡連說帶笑走出三個少年男女，定睛一看，正是少章的三子雄圖、四女蓉仙和雄飛之妻黃氏，未即開口，雄圖等已先叫應，齊喊「二叔」，上前請安，爭問：「二叔幾時來的？」「怎這時才到？」一面回向門裡喊出僕人，將車上行李搬進。元蓀又給了馬車伕兩角酒錢，打發自去，然後同往裡走。進門問雄圖：「爺爺在家麼？」蓉仙剛搶口答說：
「爺爺剛由孫家回來，前天還提起麼奶奶和二叔呢。」語聲才住，忽聽頭上有一老人口音喚著元蓀的乳名道：「蜀生來了麼？怎連信都不來一封？路上沒受到熱麼？」元蓀抬頭一看，伯父益甫白髮飄蕭，手扶樓欄向下說話，未句尾音已帶著一點哽咽，不禁心裡一酸，忙喊一聲「伯伯」，方要拜倒，益甫忙喚：「蜀生，快上樓來再說吧。」隨即轉身走進。元蓀方想伯父怎會不知己來？難道信未接到？忽瞥見蓉仙和雄圖低語了兩句，雄圖便跑近前來悄告道：「爺爺近來的脾氣暴些，二叔兩次來信說要北上，爹爹因爺爺一提起麼爺爺就傷心，沒敢給他。二叔見了爺爺莫說來信的話。」元蘇覺著奇怪，隨口含糊應了。
上到樓梯中間，益甫已在樓口扶梯下望，元蓀搶步上走，剛一跪倒，未容開口，伯侄二人便相向痛哭起來。元蓀叩了幾個頭，將益甫扶進房去。下人絞了手中，侄男女輩聞得元蓀到來，齊來叩見，侍立於側。益甫令元蓀坐下，一面命人備飯，隨問元蓀父親過世時情形以及目前家境，因何北上？事前怎無信來？元有不便明言嫂氏不良，只說父親身後蕭條，家累太重，長兄一人無力負擔，預算最多只能支持三五個月，母親見來日大難，常時愁急，恰值北京姊姊來信，令北上謀事，以便減輕家累，行前一月也曾有信稟告，許是途中遺落也未可知。益甫問：「信掛號也未？」元蘇因上樓時雄圖曾經囑咐，又在伯父身後連使眼色，略微遲疑了一下，答說：「沒有。」益甫雖然年老，最是明察，便問旁立孫男女輩：「你二叔有信來，哪個將它藏起，快說！」雄圖知瞞不過，見弟妹們面面相覷，只得吞吞吐吐、恭身稟告道：「二叔來信那天，爺爺正想起麼爺爺傷心，爹爹怕爺爺看信難過，打算過兩天再拿上來，後來不知怎的就找不見了。」益甫立時把臉一沉，冷笑道：「多謝他的好意，只他不叫我傷心就夠了。」
雄圖已看出神色不妙，不敢答言，恰值下人端了蛋炒飯來與元蓀用，正想抽空溜出，益甫突喝道：「圖孫到哪裡去？還不打個電話到孫家，把你那老子給我喊回來。你二叔遠來，也不給他安排住處，守在這屋則甚？我還有多少話說，直在這裡打岔，只留蓉兒一人，下余都給我走！」雄圖諾諾連聲，率眾同退去訖。元蓀草草吃完，伯侄二人重敘家常。益甫雖極期愛元蓀，覺著年未及冠，不應輟了學業遠出謀生，無如家境所迫，自身又無餘力可以相助，只得把在外面處世接物以及世途中險詐傾亂情形詳為指示，談了一陣。
元蓀問起堂兄侄輩近況，才知堂兄少章先因山西巡按使金道堅與益甫至交孫伯岳是把兄弟，仗著伯岳靠山，頗任了兩次好差缺。及至閻錫山當政，雖有伯岳始終幫忙，交情卻差得多。可是少章仍和先前一樣放蕩，絲毫不知斂跡。所署縣缺離省城又近，三晉民風質樸，少章久居江浙，更在京、津、滬、漢等繁華之域常年來往遊蕩慣了的，太原省城都看不順眼，外縣如何能待得慣？於是常往省裡跑。一年之中倒有多半年在太原大旅館裡住著，終日花天酒地，狂嫖濫賭。彼時閻錫山正以節儉清廉考查屬下官吏，這等紈挎行徑，又是前任一系，自然萬不相容。不過閻錫山素來深沉謹慎，對於北京政府卻是極力敷衍，又加新任不久，不敢得罪朝中大老，雖憤少章行為，因知他京中奧援頗多，只得姑且隱忍。
少章如知分際，稍微斂跡，也可無事，一則自恃身有後援，二則不忿閻錫山的吝嗇忌刻，這日進見，恰又因公受了幾句申斥，忽然發了少爺脾氣，不但不知警惕，反在宴會場中大罵當道。因為閻錫山以六行新政標榜吏治，其中有一項是禁止婦女纏足，辦法是始而責成地方官吏曉諭人民，勸導禁止，繼則著為嚴罰，派出若干調查員實行查驗，勒令解放。三晉民智閉塞，婦女以纏足為美成了千百年來陋習，女子生才數歲便遭折筋碎骨之痛，父母家人一任日夜哀哭，宛轉呼號，不生絲毫憐憫，反以為這是愛她，不能稍微放縱，以致大來受婆母挑剔，丈夫厭憎。流毒所及，弄得三晉婦女十九成了殘廢，終年坐在臨窗炕頭上，不能躬親力作。那纏得好的雖似弱柳輕風，搖搖欲倒，還能自由行走，有那摧殘太過的直是終年膝行，不能舉步。
這一行新政辦得固是應該，不能說它不對，無如彼時民智未開，圃於舊習，多半陽奉陰違。主政的人既稍操切了些，而所派出的員役又是良莠不齊，好人大少，多以此為敲詐勒索的工具，同時自身又多是具有愛蓮之癖的風人秀士，於是在嚴刑苛罰後盾之下，財色兩貪，不是誅求無厭，便是狐假虎威，藉著查驗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