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戰理論是現代人的發明，德國人埃裡希#83;魯登道夫集其畢生經驗於935年寫成《總體戰》一書。他把現代戰爭看作是全民族的戰爭，把戰爭看作是民族存亡、國家興衰成敗的關鍵。每一個人都逃脫不了戰爭的影響，並且置身其中。戰爭不僅僅是政府與軍隊單方面的責任，戰爭是包括軍事、民事、物質、精神等多方面的混合物。戰爭的勝負與一國經濟實力密切相關。
根據魯登道夫的總體戰思想，總體戰是消耗戰、持久戰。總體戰的指導思想就是把盡量多的人送上戰場，年滿20歲的男子就應入伍，接受軍事技能的訓練，編入正規部隊或後備役部隊，直到規定期滿之後方可退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實行「輔助勤務法」，把7歲到0歲的男子都作為戰爭的動員對像納入到總體戰體制中。舉國參戰成為戰勝敵人的有效保障。總體戰在戰術上強調集中兵力，重點進攻，在局部形成優勢，並且要動員強大的後備役部隊作為戰略預備隊，隨時隨地加入戰局。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總體戰的戰略早已在各諸侯國中實行了。每個諸侯國都動員全國一切資源為它們的命運作最後的一搏。秦國是如此，其它六國也是如此，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把能參與戰爭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戰爭前線。
傳說為姜太公所著的《六韜》中也有類似的說法，認為「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把種田、養畜、紡織看作是富國強兵之道，實現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就是那個時代的總體戰構想。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另一位偉大軍事家孫武寫了一本兵法，後世稱之為《孫子兵法》，在這部2000多年後仍然為人們所重視的書中講到了戰爭的全方位性。他從五個方面總結舉國之戰的成敗，即「道」、「天」、「地」、「將」、「法」，就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天時、地利、人和、將領才幹和法令制度，他把敵我雙方幅員大小、物產多少、兵員的多寡、力量對比的強弱、基於雙方實際情況的勝負判斷等五個要素視為一個國家進行總體戰勝負的關鍵。
孫子說「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就是說一定的土地面積，可以出一定的物質資源，而一定的物質資源，可以出一定的軍隊，一定的軍隊就構成了實力的對比，那麼實力的對比決定了戰爭勝負的最後歸屬，從這點上看，秦國對土地的貪婪就是使它成為霸主的必由之路。
為了消滅對方的實力，爭霸各國是不擇手段的。古代就已經有了春秋無義戰的說法，在交戰的各方中沒有普通平民百姓與軍人的區別，小戰殺人「盈城」，大戰殺人「盈野」，每一方都以消滅對手的有生力量與戰爭潛力為目標。秦趙長平之戰，秦軍俘虜趙軍40萬人，盡數坑殺，一方面是消滅趙國的作戰勇氣，更主要的就是使趙國喪失再戰的能力。
戰國末期，秦國盡起全國0萬大軍由王翦率領伐楚，楚國也盡發全國之兵，與秦軍對峙，楚軍的失敗不是由於士兵不勇敢，更不是統兵將領無謀略，然而楚軍卻在這場決定自己命運的戰爭中非常令人不解地失利了。
從當時的歷史記載中，我們發現楚軍的失利，竟是由於楚軍動員人數過多，造成後勤供給發生困難，軍糧無法得到可靠的保證，難以支撐下去，才被迫東走，為秦軍趁機擊破的。秦國的強大不僅僅是軍隊本身締造的，秦國全民的總體戰體制使秦軍的軍糧、武器等軍隊必需品的供給得到了與其它六國相比更為有效的保證。
西方著名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有一句名言「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不過在秦國那裡並不適用。秦國所做的一切更像是魯登道夫所講的，只不過是為戰爭服務。從今天掌握的歷史資料來看，秦國實行總體戰最為徹底，在十年統一戰爭期間，以500萬人口卻動員00萬的軍隊，在正常情況下，按照秦國的人口是不可能動員如此多的軍隊的。為了與六國作戰的需要，秦國不斷擴張軍力。根據《商君書#83;兵守》的記載，秦國三軍分別為「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實際上秦國除了招募壯年男子從軍外，還大量招募了女子、老弱為兵負責守城，擔任運輸、養馬、做飯、救護等後勤補給工作，以便把盡量多的精壯男子送上前線。
在一統天下之後，秦國並沒有停息下來，而是繼續保持其戰爭時期行之有效的國家總體戰戰略部署，繼續擴充軍隊，中央政府掌握的軍隊一度達到0萬人之眾，這還不包括為數眾多的負責皇室安全的禁衛軍，以及由各地材官統率的各郡國兵。
秦國以西垂一小國在春秋之際就敢於東出與晉、楚等傳統意義上的強國一爭短長，進入戰國以後更是不斷東進，陸續擊敗東方華夏諸強國，不能不說其全民動員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諸多史家認為的那樣，秦雖無道，而秦國的確開了此後2000多年來連綿不絕的典章制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