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質(一)
一、玉器研究對於秦文化研究的意義
由於秦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版圖的大一統，而且在短短的十五年內制定的一系列封建典章制度為百代所宗，所以史學家對秦的歷史文化一向給予較多的關注。尤其是25年前秦始皇陵園內兵馬俑等一系列珍貴文物的出土，一改秦實物研究資料匱乏的局面，使得有關秦文化的討論異常熱烈，稱得上如火如茶，但許多問題並沒有得到結論性的答案。比如對秦俑藝術主題的評價，就有沉鬱壓抑和朝氣蓬勃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對於秦始皇的大造宮室、修築長城、焚書坑儒等等活動也都評說不一。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都在用現代人的思想和眼光來看待兩千多年前的歷史，不免感到吃力。如果我們切換一個角度，試著先去研究古代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性格特質，然後以古人的眼光觀察歷史事件，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比如對秦俑主題的理解，從民族特質方面去分析可能遠比從政治、經濟方面去分析更能得到貼近歷史真實的結論，因為眾多的考古資料都表明喪葬方式對象是最能體現民族傳統的。本文試圖從玉器入手，對秦民族的特質進行探討。選擇玉器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玉器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有極獨特的地位，它幾乎毫無實用價值，卻具有趨自然的力量，無處不在，無所不能，是一種較為純粹的文化符號。從原始社會後期開始，我們的祖先賦予玉以特定的性質和特殊的社會功能，玉器從此與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社會道德和政治思想等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中華民族重要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藝術瑰寶。先秦時期的各諸侯國在繼承商周玉器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玉器藝術風格，其潮流是將商周時代較為粗樸的祭天禮地的符號化玉器，轉而為可以佩掛把玩修養性情的飾物，工藝趨於精雕細琢，線條變得瀟灑流暢。同時以玉比賦個人品質的儒家思想也在此時成熟，其核心內容為「潤澤以溫，仁之方也」，其表現形式為「君予無故，玉不去身。」與此相比，秦國玉器似乎置身大潮之外，春秋早期為繼承西周風格基礎上的發展，形式拙撲，線條細密規矩，與山東諸國有相似之處，但其後秦式玉器並未擺脫這一風格。當戰國中晚期玉器藝術達到新的高峰之時，秦國玉器卻日見式微，秦人對玉的認識也從未向儒家的「仁」歸附，僅視之為「寶」而已。這與秦人「雜處戎狄之間」的文化根源有關，更與秦人在掃平六合過程中興刑名、貶儒術的政治思想；獎勵耕戰、抑制舊貴族的治國策略；以及崇尚質樸，講求實用、追求宏大悲壯的審美觀念有關。從玉器這種觀念化很深的器物上，我們能夠較為清晰地看到秦文化的特徵。
特徵是在對比中凸顯的，為研究秦式玉器的特徵就有必要將其它文化的玉器拿來進行比較。春秋戰國是地域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有的學者詳細地劃分出9個文化圈，這樣進行比較研究就很困難。林劍鳴先生認為「實際除嶺南、西南、長城以外三個少數民族文化圈外，其餘只剩關東與關中兩大文化圈」，這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論斷[]。從玉文化的角度來看，無論是作為主流的齊魯和中原諸國，還是開一新風的吳、楚，其藝術風格、發展脈絡和對玉的文化解釋都具有較大的共性，可以作為一個整體與秦的玉文化進行比較。所以本文列出的對比的雙方為秦玉文化和山東諸國玉文化，比較的方面有考古發現、發展脈絡、藝術風格和玉文化觀念。限於學識，筆者無意使本文成為秦式玉器的專論，只是想通過比較考古學的方法，對秦人玉文化的特徵作探討，以期引起秦文化研究者對秦人玉文化遣物的關注。
二、秦式玉器的發現情況與發展脈鉻
秦人的玉器遺物發現的數量比較有限，其面貌特徵不很鮮明，春秋戰國時代秦國玉器與山東諸國玉器，秦代玉器與戰國、漢初玉器都難以清楚地區分，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識的。所以本文選取的秦式玉器標本，春秋戰國時代的僅限於秦國範圍內墓葬、遺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則選取幾件特徵鮮明，基本上得到公認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2從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質(一)
秦人早期活動於汧水、隴山之間。西週末葉，平王迫於諸戎的壓力而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其後秦人經過艱苦的戰鬥，至穆公時創造了「益國十二、闢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間雖堅持不懈地向東發展，但終為晉、楚所阻[2]。所以春秋時代秦人的活動重心在關中西部，玉器發現也集中在寶雞、隴縣及鳳翔雍城一帶。重要發現有以下幾批[3]
98年月，隴縣邊家在5號墓。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國大夫級貴族的墓葬。玉石器計有玉泡2，玉圭，石圭4，石管2，石璧，石條形飾5，石貝290件。串飾兩組，一串在頸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魚件、瑪瑙珠80粒和若干綠松石組成。另一串置於胸前，由70粒瑪瑙珠組成。
2974年戶縣宋村3號墓。時代為春秋早期，有墓內殉人及附葬坑，隨葬5鼎4簋，也是大夫級的貴族。屬於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玉戈，玉管，玉牌2，頭部發現飾一串，由一個穿圓孔的方玉片，三個鱗形玉牌，九枚綠松石管及74顆雞血色石珠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號殉人口合玉玦2；號殉人口含石玦；2、4號殉人各合玉、蚌琀。
393年0月，寶雞陽平鎮秦家溝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玉玦4，玉鑿2，玉魚3，玉玦兩塊合在口中，兩塊置於耳部。
497年鳳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ｍ27出玉璧2，玉玦，石璧。Bｍ02的殉人隨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959—90年寶雞福臨堡東北地發掘0座秦墓，時代屬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魚、玉蠶、石玦等。石玦皆置於耳部，石圭各墓數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號墓出有串飾一組，置於胸前。
98—984年，鳳翔雍城中部偏東馬家莊秦秋中晚期宗廟遺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計有玉壁8件，玉玦2件，石圭34件，煤精環2件，玉璜2件，大多器形較小，製作粗糙。
7973看到至974年在鳳翔姚家崗發掘的春秋秦國凌陰遺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97—98年發掘的鳳翔南指揮鄉秦公一號大墓，墓主為春秋晚期的秦國君主秦景公，該墓雖經多次盜掘，仍出土各類隨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魚、透雕蟠螭紋玉珮、煤精玉飾、青石馬頭等。
9977年，鳳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藍色玉璧一件，玉襟鉤件，串飾件，時代屬春秋晚期。
0992年，寶雞益門秦墓，其中2號墓時代為春秋晚期偏早，隨葬品豐厚，尤以金柄鐵劍最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計有壁0件，環7件，璜24件，虎形佩件，長方形佩9件，突齒長方形佩4件，璋形佩件、觿3件，竹節形飾3件，斧形飾件，鴨首形飾件，帶鉤件，亞字形飾49件，另有瑪瑙飾件，綠松石串飾，料串飾2[4]。
972—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幾批玉器，共計4件，有玉璧、蹤、觿、璜等，花紋均為陰刻的勾連紋或雲雷紋。從藝術風格判斷，其製作年代當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