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患與明朝
一、明初的倭寇
明初，日本一些在國內失意的土豪與浪人，在中國沿海地區，武裝走私，搶掠商民。當時稱為「倭寇」。終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問題，尤其是嘉靖年間，「倭患」成為舉國震動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時期的倭寇問題有著不同的特點，性質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從遼東經山東、浙江到廣東漫長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39），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率領衛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數百人，但倭寇仍時出剽掠。於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強海防，築城列寨，增置衛所，添造戰船。洪武朝先後在遼東到廣東沿海設置五十餘衛，計有士兵二十餘萬。每百戶設一戰船，千戶所十船，每衛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軍五十名。
永樂時，成祖一面與日本修好，同時仍加強沿海防禦。永樂九年（4）正月，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總兵劉榮（劉江）領導軍民在遼東望海堝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抗倭戰役。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遼東，登岸後直奔望海堝。望海堝，位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距金州城七十餘里，是遼東沿海的要塞，地勢高廣，可駐兵千餘。劉榮任遼東總兵後，築石堡，置煙墩瞭望。一日，二千餘倭寇乘船前來，劉榮自煙墩得報，命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又派百戶江隆率壯士「潛繞賊船，截其歸路」。倭寇到堝下，劉榮舉旗鳴炮，伏兵奮勇殺敵，倭寇大敗，死者枕藉。望海堝之役，明軍「生擒數百，斬首千餘」。倭寇受此沉重打擊，不再敢大規模侵擾。
二、倭患與明中葉抗倭戰爭
日本，古稱倭奴國，與我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有往來。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絕。而元代則始終未相通。明興元亡，倭寇不斷入侵我國沿海地區，由此倭患頻繁，危害不淺。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國君王的風度，宣佈日本等十五個鄰國為「不征國」，希望與這些國家友好相處。而日本則貢、寇相仍，時而遣使入貢，時而入境擾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實行「禁海」。然而，倭患並沒有結束，甚至愈演愈烈，成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大禍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關係始終不穩定的主要障礙。迄嘉靖年間，由於倭患空前嚴重，於是在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倭戰爭。從而，又為明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增加了一個課題。
我國學者對明代倭患與抗倭戰爭的研究，歷來比較重視，本世紀二十年代已有人問津。三四十年代著述益多，內中有李晉華《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國民外交委員會933年版）、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學社934年版）、吳重翰《明代倭寇侵華史略》（商務印書館939年版），以及《倭寇事略》（上海神州國光社94年版）等。從研究結論看，以往多數學者對「倭寇」與明中葉抗倭戰爭的性質並沒有多大的意見分歧。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提出要「排除成見，用社會進步和階級鬥爭的觀點」，重新研究具有典型意義的嘉靖「倭患」問題，才引發了關於這個問題一場新的爭論.
「倭寇」的成分問題。
這是研究明代倭患由來與抗倭戰爭性質的關鍵所在，可以說各種意見分歧都與之有關。關於倭寇的成分，早在明代就有不同見解。目前概括起來主要有下列幾說。（）日本海盜集團。認為「倭寇」是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劫掠我國和朝鮮沿海的日本海盜武裝集團。（2）主體是日本海盜。認為明代的倭寇情況複雜，既有日本無業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國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上貿易的民間商人與破產農民參與其內，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還是日本海盜。（3）主體是中國人。認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盜。而嘉靖以後，由於日本海盜與我國私人海上貿易商人相勾結，以及破產農民的大量湧入，倭寇的成分已經發生了變化，真倭（日本海盜）為數極少，且不居主導地位。從首領到基本群眾，都是中國人，或者說大部分是中國人。所謂「倭船」，也大多數是「中國船隻」。
2.倭患產生的主要原因。
一種認為，主要來自日本封建勢力。由元初迄明末之所以產生倭變，有元、明兩朝政治、軍事諸因素，也有流民、奸徒、勢家大族為了生活或貪圖財貨，而與外來的日本倭寇互相勾結。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於當時日本國內封建割據勢力對倭寇的所引起的。從倭寇船隻的規模、侵略計劃、人員組織與訓練等情況來看，更是明晰無疑。如果沒有日本封建藩侯和大寺院的，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對此，堅持實事求是的日本學者，也無不承認。
另一種則認為，主要是由於中國內部原因造成的。他們說，明中葉以后土地兼併所引起的軍衛制度的破壞、海防的廢弛，是倭患蔓延擴大的原因之一。或者說，「主要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國」。
3.抗倭戰爭的性質與作用。
這是直接關係到當時中日關係以及如何看待廣大人民群眾反抗倭寇的一個重要問題。大體上有三種不同觀點（）抵抗外來侵略的正義戰爭。根據是，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日本海盜，他們又是由日本封建割據勢力直接的。正是由於他們的侵擾，致使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及農業、手工業、商業遭到嚴重損失，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不抗擊這種外來侵略劫掠活動，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就得不到應有的保障。（2）中國內部的反封建鬥爭。認為嘉靖年間的所謂「抗倭戰爭」，壓根就不是反抗外來侵略的戰爭。而是一場由中國沿海海商領導，有廣大破產農民參加的反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鬥爭，是反壓迫、反剝削的鬥爭，代表資本主義萌芽的新興力量反對封建保守勢力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暫時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負擔，為「一條鞭」法的推行掃清了障礙。同時，迫使明朝政府部分放鬆海禁，促進了海上私人貿易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商品生產，為資本主義萌芽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符合世界發展的潮流。所以，明朝政府對這場鬥爭的鎮壓，只能說是歷史的悲劇。（3）反對汪直海盜集團的國內戰爭。持此論者認為，挑起這場鬥爭的罪魁禍首是國內汪直海盜集團。因此，它實質上是由內禍引起的國內戰爭，但其性質不是資本主義萌芽與封建勢力、新生勢力與守舊勢力之間的鬥爭。汪直一夥人，始終與日本等國的海盜相勾結，煽動並組織他們入侵我國東南沿海，進行劫掠活動，是歷史的罪人。戚繼光等愛國將領對他們進行鎮壓，是正義的行動，符合人民群眾的願望。
明末歐洲傳教士東來的歷史作用。明末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是中西關係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國學者很早就從資料整理入手，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海商務印書館934年版）、《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四傳註釋》（張維華著，934年版）、《歐人東漸前明代海外關係》（譚春霖著，93年版）、《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徐宗澤著，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結晶。五六十年代，著重就傳教士東來的歷史作用展開討論。近十幾年來，隨著形勢的變化，這個問題深受重視，出版了一批研究專著、論文。如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江漢文《明清間在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知識出版社987年版）；張維華《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中編）（齊魯書社987年版）；顧裕祿《中國天主教的過去和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989年版）；李亞寧《明清之際的科學、文化與社會——十七、十八世紀中西關係引論》（四川大學出版社992年版）等。另外，還出版了一批譯著。
歐洲耶穌會，明朝嘉靖十三年（534）成立於意大利羅馬，創始人為反對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羅耀拉。明萬曆十年（582）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由印度到達澳門，次年至廣東肇慶進行傳教活動，萬曆二十九年（0）到北京。繼利瑪竇之後，一批歐洲傳教士相繼來華。過去一般認為，利瑪竇入廣東肇慶之日為歐洲傳教士在華傳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瑪竇到達澳門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553年）葡萄牙人進入、租居澳門之時，當為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的開始。有了歐洲傳教士來華的活動，於是也就引出了如何評價他們的問題。
綜觀中國學者對耶穌會士傳教活動的評價，在不同的時期內，把握尺度多有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基本肯定，一種是基本否定，一種是主張「一分為二」。
肯定者認為耶穌會士本身雖是歐洲天主教反動勢力的主要工具之一，但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不是歐洲反動勢力的代表。他們東來傳教基本上是由於經濟上的原因，反映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宗教活動，符合當時中國新興市民階級和資本主義萌芽的需要。這些傳教士在傳播西方科學文化知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否定者說，當時侵入中國的耶穌會士，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主義為背景。他們的任務和目的是為了打開侵略中國的大門，實行「門戶開放」。他們也不是散漫的個人宗教活動，而是依據殖民主義國家統治者的命令，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侵略活動。不是傳播科學，而是傳播宗教，為殖民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服務，不利於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他們本身也不具備傳教士和科學家雙重資格。
主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者認為，在揭露他們東來負有為歐洲反動勢力效勞的同時，當肯定其所帶來的西方科學文化，對於當時長期停滯不前的中國科學文化的甦醒、重新煥發青春所注入的積極因素。
八十年代以後，總的趨勢是評價較高，而且有不斷拔高的傾向。但意見交鋒依然存在。
有人非常強調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進步作用。他們認為必須把明末清初的傳教士同鴉片戰爭以後的傳教士區別開。明清之際東來者，在經濟上、軍事上、政治上諸方面都沒有對中國構成大的威脅。他們的主要活動是傳播宗教，通過各種交往使中西方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與認識。交往的雙方是平等的。有的還進而強調他們在傳播西方科學文化、介紹中華文明以及為中國造就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貢獻。並說其時東來傳教士大多數是知識淵博的學者，他們一心傳教、著書立說，在華數十年遵守中國法律，沒有從事侵犯中國主權和有損於中國利益的活動。他們是進步守法的宗教人員。總之，他們在華的活動，都是無可非議的。正是由於他們的東來才造成了中國科學文化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不贊成這種看法。以為明清之交來華傳教士具有政治上的反動性和科學上的保守性雙重特點。指出耶穌會士是當時資本主義殖民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與西方殖民國家關係密切，利用宣傳科學為殖民擴張服務，為入侵中國開闢道路。正是為了進入中國的大門，他們才被迫一再改變傳統政策，其主觀動機仍然是為了從思想上征服中國人，以幫助西方殖民主義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利瑪竇等人所代表的已經不是蔚為主流的近代科學與近代思想，對當時西方很多名著、名科學家的學說和理論，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等，耶穌會士基本上沒有向中國介紹。所以對西學東漸不能估計過高。有的還認為，當時中國處於閉關自守、對外妄自尊大的狀態，這也決定了從整體上說，此時西方輸入的科學文化，對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並不大。
此外，還有一些文章探討了耶穌會士與中國士大夫的關係，以及他們向西方介紹中國物質文明和傳統文化的過程。
三、嘉靖時的「倭患」
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到嘉靖時又猖獗起來。明朝中期以後，國勢日益衰落，尤其到嘉靖時，海防廢壞，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倭患日益嚴重。嘉靖二年（523）四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寧波。宋素卿原是寧波人，後來投奔日本。他賄賂明市舶太監，得先查閱瑞佐貨物，市舶司設宴時也使瑞佐上坐。宗設不平，襲殺瑞佐，並俘獲了明軍的指揮官袁璉，都指揮劉錦亦戰死海上。嘉靖帝聞訊大怒，聽從了夏言的建議，認為「倭患起於市舶，遂置之」。於是，撤銷了市舶司，海禁更加嚴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巨商和海盜便和倭寇相勾結，亦商亦盜，兼行劫掠。這也是嘉靖時期倭患嚴重的主要原因和突出特點。
嘉靖二十六年（547），明朝命巡撫贛南的右副都御史朱紈巡撫浙江，提督浙閩海防軍務。朱紈到任後雷厲風行，著力整頓了海防，「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處死李光頭等走私海商及海盜九十餘人，震動一時。閩浙海商因而失去商利，遂群起攻擊朱紈，朱紈憤而自殺。明朝也罷設提督海防軍務的巡撫御史或巡視大臣。於是海防更加空虛，海盜與倭寇的活動也更加猖獗了。
面對倭寇的侵擾，明朝不得不再設巡視大臣。嘉靖三十一年（552）以僉都御史王舒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及福、興、漳、泉四府。王舒到任後，在浙、閩沿海地區逮捕沿海各地作為內線的猾民，倭寇因而「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嚮往」，其在海中的船隻，也得不到菽粟和火藥，往往自行遁走。王舒又巡視諸未築牆的府、州、縣，建城三十餘處。但不久他便被調任大同巡撫。
嘉靖三十三年（554）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解部務，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同年秋，又改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總督軍務討賊，解兵部事。張經是福建侯官人，曾總督兩廣軍務，為當地少數民族擁戴。他受此重任，「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當時倭寇二萬盤踞在華亭（松江）柘林川沙窪。張經選將練兵，籌劃搗毀倭寇的巢穴。次年陸續調集兩廣土司兵，分配給總兵官俞大猷、參將湯克寬和游擊鄒繼芳等，俟永順、保靖苗兵到達後，即展開決戰。可在此時，工部右侍郎趙文華又受命到浙江祭告海神，以鎮倭寇，兼督察沿海軍務，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
趙文華來到東南，即催促張經出兵，張經自以為地位比文華高，「心輕之」，不予理會。趙文華極不滿意，竟密疏誣告張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欲俟倭飽颺，剿余寇報功，宜亟治」。世宗得疏大怒，嘉靖三十四年（555）五月，詔令逮治張經。
然而就在此時，永順、保靖苗民已到，倭寇自柘林侵犯嘉興，張經派參將盧鏜從水陸兩路進攻，大敗倭寇於石塘灣。倭寇行至王江涇，張經又令永順、保靖土兵夾擊，斬首二千級，倭寇大敗。余寇奔竄柘林，縱火焚巢，駕舟二百餘艘出海而逃。張經指揮作戰，取得王江涇大捷，一時稱為自有倭患以來「為戰功第一」。
王江涇大捷後，世宗命將張經逮解進京，這年十月，將張經斬首。與此同時，世宗以趙文華督察軍務，賜鑄關防。趙文華自此「出總督上，益恣行無忌」。張經死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得趙文華薦引，巡撫浙江，又晉為總督，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55）、三十六年，胡宗憲雖然誘殺了海盜徐海、汪直等人，沿海屢獲勝利，但「新倭復大至」，對閩、浙沿海地區侵擾如故。
嘉靖三十五年（55），戚繼光受命任參將，守台州、金華、嚴州三郡，負責御倭事宜。戚繼光到浙江後，請求在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夫，組織、訓練新軍，得到朝廷恩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他親自來到義烏，招募了三千人，制定紀律，嚴格訓練。戚繼光還創造了「鴛鴦陣」的戰術，將盾牌、狼筅、長槍、叉、鈀、棍、刀等長短武器聯合使用，各盡所能，密切配合。經過兩個月的訓練，戚繼光招募的這支軍隊就成為戰鬥力很強的精銳部隊，開赴抗倭戰場。由於這支隊伍英勇善戰，屢立戰功，被譽為「戚家軍」。
嘉靖四十年（5），倭寇大掠浙東桃渚、圻頭。戚繼光率部急趨寧海，扼桃渚，在龍山大敗倭寇。倭寇逃遁，乘虛襲擊台州，戚繼光回軍與戰，也大獲全勝。戚繼光先後九戰九捷，俘馘一千餘。此後，總兵官盧鏜、參將牛天錫又在寧波、溫州一帶大敗倭寇，浙東的倭患遂告平息。
嘉靖四十一年（52）福建成為倭患的中心，福建明軍連連告急。戚繼光被調入閩，在橫嶼、福清、興化等地又獲全勝，班師回浙。戚繼光還浙後，又有大批新倭來福建。福建倭患再起，明廷急調俞大猷往剿，任命俞大猷為鎮守福建總兵官，以戚繼光為副，領兵剿倭。次年四月，戚繼光至閩，與劉顯、俞大猷分三路進攻平海，戚繼光所率戚家軍首先登上敵壘，劉、俞部相繼突入，斬首二千二百，戚繼光以軍功升都督同知，世襲千戶，並代俞大猷為總兵官。次年春，戚繼光相繼敗倭於仙遊城下、同安王倉坪等地，斬獲頗多，余倭掠漁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嘉靖四十三年（54）廣東總兵俞大猷在提督兩廣兼理巡撫吳桂芳的下，與其他將領先後擊敗倭寇於海豐等地，廣東倭患也得到解除。東南沿海的抗倭鬥爭，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但抗倭戰爭也使明王朝消耗很大。自嘉靖三十一年（552）倭犯台州等地起，「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為了御倭，明朝幾乎帑藏空虛，不得不在江南實行加派，全國各地精兵良將也被調往東南沿海，因此有人指出「由於倭寇的侵擾，明朝東南沿海富庶之區，人民的生命財產，農工商業生產，都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通過這場戰爭，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開放海禁的重要性。明朝廷也鑒於嘉靖時「倭亂」的教訓，到隆慶時開始部分開放海禁。
明世宗的時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盜經常在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騷擾。他們和中國的土豪、
奸商勾結，到處搶掠財物，殺害百姓，鬧得沿海不得安寧。歷史上把這種海盜叫做「倭寇」。
公元５５３年，在漢奸汪直、徐海的勾結下，倭寇集結了幾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蘇
沿海登陸，分成許多小股，搶掠了幾十個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見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來越嚴重，使躲在深宮裡的明世宗也不得不發愁了，叫嚴嵩想法子對付。嚴
嵩的同黨趙文華想出一個主意，說要解決倭寇侵犯，只有向東海禱告，求海神爺保佑。明世
宗居然相信趙文華的鬼話，叫他到浙江去禱告海神。後來，朝廷派了個熟悉沿海防務的老將
俞大猷（音ｙ#243;ｕ）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幾個勝仗。但是不久，浙江總督張經
被趙文華陷害，俞大猷也被牽連坐了牢。沿海的防務沒人指揮，倭寇的活動又猖獗起來。朝
廷把山東的將領戚繼光調到浙江，才扭轉了這個局面。
戚繼光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東蓬萊人。他到了浙江，先檢閱那兒的軍隊，
發現那些軍隊紀律鬆散，根本不能夠打仗，就決心另外招募新軍。他一發出招兵命令，馬上
有一批吃夠倭寇苦的農民、礦工自願參軍，還有一些願意抗倭的地主武裝也參加了進來。戚
繼光組織的新軍很快發展到四千人。
戚繼光是個精通兵法的將領，他懂得兵士不經過嚴格訓練是不能上陣的。他根據南方沼
澤地區的特點，研究了陣法，親自教兵士使用各種長短武器。經過他嚴格訓練，這支新軍的
戰鬥力特別強。「戚家軍」的名氣就在遠近傳開了。
過了幾年，倭寇又襲擊台州（今浙江臨海）一帶，戚繼光率領新軍趕到台州。倭寇在哪
裡騷擾，他們就打到哪裡。那些亂七八糟的海盜隊伍，哪兒是戚家軍的對手，交鋒了九次，
戚家軍一次次都取得勝利。最後，倭寇在陸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繼光又用大炮
轟擊。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燒死或掉到海裡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見到浙江防守嚴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們又到福建沿海騷擾。一路倭寇從溫
州往南，佔據了寧德；另一路倭寇從廣東往北，盤踞在牛田。兩路敵人互相聲援，聲勢很
大。福州的守將抵擋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繼光援救。戚繼光帶了新軍趕到寧德，
打聽到敵人的巢穴在寧德城十里外的橫嶼島。那兒四面是水，地形險要。倭寇在那兒紮了大
營盤踞，當地明軍也不敢去攻打他們。
戚繼光親自調查了橫嶼島的地形，知道那條水道既不寬，又不深。當天晚上潮落的時
候，戚繼光命令兵士每人隨身帶一捆乾草，到了橫嶼對岸，把乾草扔在水裡。幾千捆乾草扔
在一起，居然鋪出了一條路來。戚家軍兵士踏著乾草鋪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覺地插進倭寇大
營。經過一場激烈戰鬥，盤踞在島上的二千多個倭寇全部被殲滅。
戚家軍攻下橫嶼，立刻又進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繼光傳出命令，說「遠路進
軍，人馬疲勞，先就地休整再說。」
這些話很快傳到敵人那裡。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軍暫時停止進攻，防備也就鬆懈下
來。就在當天晚上，戚繼光下令向牛田發起總攻擊。倭兵毫無準備，匆促應戰，禁不住戚家
軍猛攻猛衝，紛紛敗退。倭寇頭目率領殘兵逃到興化，戚家軍又連夜跟蹤追擊，一連攻下了
敵人六十多個營寨，消滅了潰逃的敵人。到天色發白的時候，戚家軍開進興化城。城裡的百
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軍消滅。大家興高采烈，紛紛殺牛帶酒，到軍營來慰勞。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興化。這時候，俞大猷已經復職。朝廷派俞大猷為福建
總兵，戚繼光為副總兵。兩個抗倭名將一起，大敗倭寇，收復興化。公元５５年，俞、
戚兩軍再次配合，大敗倭寇。到這時候，橫行幾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肅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