枝村幸子被殺約一年之後，東京地方法院以殺人罪判決岡野
正一無期徒刑。《刑法》第199條規定對殺人者可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檢察官要求處以死刑，但判決減刑一等。
「證據」是案發的29日晚9時許，岡野外出歸來時穿的運動衫左袖口上的血跡和右袖口上的污點。血跡同被害人枝村幸子的O型血型一致；污點是嘔吐物，被害人被殺時曾有嘔吐物，經驗查，二者一致。
還有指紋。枝村幸子的房間附近有許多岡野正一的指紋，門把手、椅子扶手、桌子邊、門邊的牆壁、櫥櫃中的咖啡碗上都有。指紋有新的，也有舊的。岡野平時經常到枝村的房間裡去，所以他的指紋新舊都有，不過新指紋是不是作案時留下的，一時難以斷定。
岡野說29日晚上8點左右進入幸子的房間時，幸子已經死了。如果真是這樣，作案就在此之前，因此岡野8點左右留下的指紋就不能說是作案時的指紋，而是作案時間之後的指紋。這是被告岡野的辯解。然而，判決接受了檢察官的指控，駁回了被告和辯護的辯解。
勒在枝村幸子脖頸上的絲紗巾上有幸子的淡淡的指紋，沒有岡野的指紋，這條紗巾是幸子的，原來掛在衣櫥裡，作案時被當作絞殺凶器。
「紗巾上沒有被告的指紋，是因為被告沒使用過那條紗巾，因而不是被告所為。」辯護人辯解。
「絲紗巾在絞殺時擰皺了，兇手是用力拌的，柔軟的絲織物上很難附上指紋，而且這樣擰也很難查驗出指紋。」檢察官反駁道，「被害人穿的衣服肩膀和靠近肩膀的背上以及手腕部分，都查驗出有被告的指紋，因為身上的衣服是化纖織物，質地厚硬。這不是證據嗎／
對此，被告和辯護人申述：
「看到幸子躺在地板上，被告不知她已經死亡，便把她抱了起來。因為手在她背上摸過，指紋便道留在被害人衣服的肩膀、脊背和手腕上，被害人的鼻血和嘔吐物也是那時候治到運動衫袖口上的。」
判決沒接受這位辯護人的申述。
下面是證言。
證言之一是，目擊者說到被告在當晚8點15分左右從公寓四樓慌慌張張地走下樓梯。
時間同四樓幸子房間裡發案後不久是一致的。分明有電梯，為什麼要走樓梯？想來可能是怕乘電梯的人多，為了避人眼目，才選擇了很少走人的樓梯；而且，被告在樓梯上遇到證人時把臉扭到一邊，這也使人相信這一事實。
證言之二是關於被告在作案後用公共電話給枝村幸子的未婚夫佐山道夫打電話。
被告說，由於接電話的女人同佐山說話時顯得關係親密，便一句話也沒說就掛斷了電話。但佐山道夫和福地籐子的證言說，福地籐子接電話時沒說過親見的話語。
被告為什麼不用公共電話將發現屍體的事報告警察，卻要在電話裡通知使山道夫？那是因為被告是真正的兇手。這就是說，被告一時衝動殺死枝村幸子，作為事後的心理，他感到對不起被害人的未婚夫，於是想隱瞞自己是兇手這一點，只把幸子死了的消息告訴他。這樣的先例在一時衝動而殺人的犯罪中並不少見。然而，被告很快意識到通報這一消息是危險的，於是在佐山接電話之前掛斷了電話。
證言之三是被告的恐慌心理表現在行為上。
被告說給佐山道夫的電話是在公寓附近的電話亭裡打來的。據X叮香煙店老闆娘尾谷久子自去，當晚8點半左右，一輛從西面來的出租汽車停在店門口，從車上下來一個同被告一樓一樣的男人，使用店裡的公共電話，只說了一兩句就掛上話筒，回到出租汽車上，朝東面駛去了。因為行跡奇特，所以印象深刻，看到刊登殺人案件的報道，便前來報告。枝村幸子的公寓在該店的西面，被告的住宅在東面，而店前的道路是連接兩地的直通線路。
遺憾的是沒找到那輛出租汽車的司機，但根據老闆娘描述的面孔特徵、眼鏡、身材和身高、米黃色底茶色格條運動衫等特點，證明使用香煙店公共電話的人就是被告無疑。
關於這一點被告在被審問時一開始反覆申述自己的論點，可是漸漸地便沉思起來，接著說很可能是吧，忽而說也許是自己記錯了。這些細雖與否認作案無關，但這些現象卻充分說明了被告在作案之後內心的恐慌和混亂。
—檢察官指控。
被告回到家也沒將發現屍體的事實告訴警察，第二天上午仍未報告，一直隱瞞到當天下午被捕。如果像被告說的那樣，同這一犯罪無關，那麼被告的態度便令人費解，在常識上是不可能的。
關於秘而不喜的理由，被告申述，因為承擔A航空公司宣傳品的設計工作，期限眼看著要到，若將事實報告警察，就會因此而耽誤許多時間，作品就不能如期完成，所以知情沒報。然而，發現地殺屍體，這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發現者應該首先把這件事告訴別人，而且非說不可才是人之常情。被告對妻子和子沒說，這在常識上是說不通的。
被告是真正的兇手，所以他既沒報警，也沒告訴妻子。顯而易見，被告的辯解是欺騙孩童的謊言。
關於被告殺害技村本子的原因、動機，從被告的自供以及往山道夫的證言中就可一目瞭然。
被告供述中承認對核材幸子懷有貪戀之心，但說那只是埋在內心的一種慾念，並未向她表白過愛情，連地的手也沒觸摸過，到孝子的房間，每次都是幸子叫他去的。可是，對照住山道夫和藹地籐子的證言，他的辯解令人難以置信。
如果像被告說的那樣，只是對幸子懷有好感或朦朧的愛情，那麼，被告在交往的初期就該將幸子的事告訴妻子和子。而和子作證說，從沒聽被告說到過幸子。不僅如此，被告經常外出，卻在妻子面前掩飾說是同幾個並不存在的女圖案設計家聊天。被告自己也供認，外出是到幸子那兒去了。
總而言之，被告由於技村孝子不依從自己的意志，她同往山道夫的婚期又越來越近，於是心情焦躁起來，催通幸子解除婚約遭到拒絕後，遂於5月29日晚8時許，在訪問中一時怒起，陡生殺機，以至殺人行兇。
這一犯罪並非早有預謀，而是出於一時衝動，從被告以往表現出的那些反常的行動上，就能得出充分的論斷。
進一步說，證明這一點的是被告在警察署的自供。被告在被捕的第二天，便開始坦白殺害枝村幸子的事實。
據被告供述，被告對技村孝子和往山道夫的婚期逼近焦躁不安，為了催通幸子解除婚約，於晚上8點時訪問幸子的房間。幸子大概從傍晚起就在假寐，屋裡沒開燈，躺在沙發上。藉著窗戶透進來的燈光，屋裡隱約能夠看清。被告知道即停們她叫起來勸她也不可能答應解除婚約，心中突然生起一股殺機。他準備事後自己也自殺。打開衣櫥，裡面掛著一條紗巾，於是用紗巾勒住了幸子的脖頸。
幸子睜開眼想大聲喊叫，被告遂將紗巾勒緊。幸子掙扎著想站起來，結果身子翻落到地板上。當時，幸子成俯臥姿勢，被告便騎在她的背上，將勒住她脖頸的紗巾在後頸部繫緊打上結。這個過程，大概要5分鐘左右。
被告托起幸子的臉，確認她已經死亡，就在那時，運動衫沾上幸子的鼻血和嘔吐物，由於室內昏暗，加之情緒興奮，當時沒有發現。被告想離開房間，但惟恐關著燈引起其他住戶的懷疑，便打開牆壁上的開關，開亮電燈，離開了房間。
這一自供同住在該公寓的小野惠美子和其他人提供的證言完全相符。小野惠美子的證言說，枝村幸子屋裡的電燈晚上7點10分左右是關著的。其他人的證言說，在11點左右看過枝村的房間，屋裡的電燈開著，到第二天早上還沒關。
—檢察官申述。
然而，進入檢察官調查階段，被告突然翻供。被告聲稱在警察署受到刑訊，警察署則否認有此事。
問被告怎麼受到刑訊，於是被告說，雖沒受到嚴刑拷打，但審訊的警察言詞粗暴，頗有要大打出手之勢，因此心中駭然恐懼。還說，審訊的警察們不斷勸他說，你就自首吧，在警察署堅持頑抗，只會拖延審訊，給檢察官造成不好的心證，有罪無罪金由法院裁定，即使承認是你幹的，法院調查如無確鑿證據，仍會判你無罪，那樣你就能早日回家，重新工作，獲得自由。被告聽了這些話隨之動心，於是作出假供。
被告說，有生以來頭一次被關進警察署拘留所，日以繼夜的審訊使身心疲憊不堪。夜裡的審訊從傍晚5時起，一直進行到翌日凌晨兩點，因此意識恍惚，彷彿覺得自己身體要徹底垮了，甚至擔心自己會發瘋。
被告說，他想早日回家，想工作，不光是熱愛工作，而且還掛念妻子，不工作就沒有分文收入，妻子就無法生活，為此，決定早日出去。
被告想，反正自己沒犯罪，如果開庭審理，準會作出無罪判決。他相信辯護，相信法官公正廉明，於是在警察署便違心地自首了。他還說，自供同現場情況不符的地方，審訊的警察都適當作了誘導。當然，對於這些警察署是全盤否定的。自本官（檢察官）調查以來，被告一直堅持否認有罪。然而，綜合各種直接證據，客觀而科學地作出判斷，結果認定，被告在警察署隨意作出的自供是真實的坦白。
這一命案是被告岡野正一所為已毫無疑義。分明知道是朋友的妻子，而且分明知道婚期在即，為了洩憤而殺害一個不服從自己意志的善良女性，雖屬一時衝動，也沒有寬恕的餘地。
—檢察官的論點大致如此。一審判決幾乎全盤接受了檢察官的指控。
一審檢察官是小久保重一。
小久保檢察官在受理這一審判的當初，曾經從檢察廳大樓的一樓（地方檢察廳）到高等檢察廳，與東京高等檢察廳檢察官丸岡房雄商談過。那不是作指示。地方檢察廳的檢察長同高等檢察長商量之後，決定在這件案子上「參考」高等檢察廳的意見，因而，指使小久保檢察官夫同丸岡檢察官商談。
小久保檢察官認為案情複雜。被告在警察署一度作為自首，後來又忽然翻供。這樣的審判在一審不能確定，被告說不定要上訴，從以往的案例來看，可能性很大。
如果被告上訴，二審檢察官不能與一審檢察官態度相悖。一審檢察官堅持有罪，二審檢察官便不宜提出異議。在證據。事實認定和價值判斷上，兩者不能矛盾。檢察官是作公益代表追究犯罪的，因而追究犯罪的態度不能分歧，其見解從下級審判到上級審判都必須統一。檢察成一體，檢察一體的原則關係到國家的權威。
—岡野正一的一審審判開始後，地方檢察廳的小久保重一檢察官便與高等檢察廳的丸岡房雄檢察官頻繁聯繫。丸岡檢察官的辦公桌在秦山信爾檢察官的對面。
桑山比丸岡資格老，可是，只要在受理的案件上沒有特別要商討的內容，兩人便互不干涉。他們各自接受檢察長和副檢察長的指示，同事之間互不干預。
桑山同丸岡並不親密。兩年前從仙台高等檢察廳調來的丸岡頭髮稀疏，幾乎沒有眉毛，面頰是高顴骨，一笑全是皺紋，兩隻眼睛大大的。他是個理論家。
他們並沒商討過，但桑山從一開始就十分關心岡野正一殺人案，並且認真地閱讀能夠到手的審判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