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有一刻鐘，他們誰也沒講話。
鮑克先生和康斯坦丁大夫開始遵照波洛的意思──靜坐思考。他們努力想從一連串相互矛盾的細節中，得出一個清楚而正確的結論。
鮑克先生的思路大致如下：
「毫無疑問我得思考。但是，對於那幾個問題，我已經都捉摸過了……很明顯波洛認為那個英國姑娘與本案有牽連。我不得不感到這是不可能的。英國人是非常冷靜的，也許是因為他們的體質太弱……但這並不打緊。看來，那個意大利人不會是兇手──真遺憾，我想，英國男傭人說他房裡的那一位從未離開過時，不會是說謊吧．可他這麼干是為什麼呢？要想賄賂英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他們是如此的難以接近。這整個事情實在倒霉。我不知道，我們何年何月才能脫離一困境。在列車行進中，應該有某種救援工作。但是，在這些國家裡，鑄事老是慢吞吞的……任何人在做任何事之前，總是要想它幾個小時。而且，這些國家的警察也是最難對付的──傲慢自負，暴躁乖戾。他們會把事情鬧得很大。因為，這種機會是難得的。所有的報紙都會提起……」
從這裡起，鮑克先生的思路又沿著一條老路──一條他們已經走過幾百遍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丁大夫的想法如下：
「他真古怪，這個小個子。他是天才嗎？還是個怪人？他會揭穿這個秘密嗎？不可能。我看不出有什麼法子。實在太亂了……也許，每個人都在說謊……然而，並不能起什麼作用。假如他們都在說謊，為什麼會如此迷惑人，好像他們是在講真情。那些刀傷的說法太離奇了。簡直不能理解──假如他是槍打死的，或許更容易理解──畢竟，帶槍的人，這個詞的意思是，用槍射擊的人。美國真是一個古怪的國家。我應該到那兒去。它真進步。回家後，我得找到德為特裡斯-齊婭──她去過美國，所有現代思想，她都有。我不知道齊婭現在正在做什麼。我的妻子是否已發現……」
他的思路完全走上了私事的軌道。
赫卡爾-波洛一動不動地坐在那兒。
人勻也許以為他睡著了。
經過一刻鐘的木然呆坐以後，他的眉頭突然慢慢地舒展開來，輕輕地歎了一聲，含混不清地說：
「可是，畢竟，為什麼不會呢？假如是那樣──嗯，假如是那樣，一切都可解釋了。」
他的眼睛睜開了，綠得就像貓眼一樣。他低聲說：
「好，我已想過了，你們呢？」
由於經過一刻鐘的沉思，兩人都大聲說起來。
「我也想過了，」鮑克先生在點心虛地說，「但是，我得不出結論。如何解釋這一案件，這是你事而不是我的事，朋友。」
「我也認認真真地想過了，」大夫毫不臉紅地說，又回憶起那些色情的細節。「我想到過許多種可能，但沒一個能使我滿意。」
波洛和藹地點點頭，好像是在說：
「很好，這樣說還是合乎情理的。你們已經給了我想要的提示。」
他挺起胸，筆直地坐在那兒，一邊捻著他的小鬍子，一邊說了起來。他的神情就好像一個見習演說家正對大會演說。
「朋友們，我回顧了所有的事實，以及每個旅客的證詞──得出了一個結論。雖然有點模模糊糊，仍舊看到了某種掩蓋事實真相的解釋。這個解釋很怪。到目前為止，我還不能確信它是真的。要弄確實的話，我還得做些試驗。」
「我想先提出幾點。這幾點，看來對我們會有所啟發。我們可以從鮑克先生對我說的一句話說起。這句話恰好就這裡。是我倆第一次一起在火車上吃飯時講的。他談到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周圍是一夥不同階級，不同年齡和不同國家的人。而在這種時刻出現了這樣一群形形色色的人，是比較少見的。比如說，雅典──巴黎和布加勒思特──巴黎這兩節車廂，就幾乎是空的。請記住，還有一個旅客沒趕上車。我認為，這一事實是重要的。然後是比較次要的幾點，但變有啟發性──例如，哈伯德太太的手提包的位置；阿姆思特朗太太母親的名字；哈特曼先生的偵探方法；麥克昆的說法──是雷切特自己毀了我們所發現的那張燒焦了的信；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護照上的油跡。」
兩人都盯著他看。
「這此事實，對你們有什麼啟發？」波洛問他們。
「一點也沒有。」鮑克先生坦率地說。
「你呢，大夫？」
「你說的，我一點也聽不懂。」
這時，鮑克先生根據波洛剛才提到的護照問題，正在仔細地整理和分析各人的護照。忽然，他哼了一聲，揀出來安德烈伯爵夫婦的護照，打了開來。
「你指的是這份嗎？這個油跡嗎？」
「是的。油跡還比較新鮮。你可注意到它是在什麼地方嗎？」
「在伯爵夫人的姓名這欄的開頭──確切地說，在她教名的頭上幾個字母。但是，我承認，我還是沒看到它的重要性。」
「我將從另一角度來分析。先回到現場所發現的那塊手帕上吧。正如不久能前我們討論過的那樣，三個人與字母H有關──哈伯德太太，德貝漢小姐和女傭人希爾德加德-施密特。現在，讓我們用另一種觀點來看看這塊手帕。朋友們，這是一塊很貴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織的，巴黎刺繡。所有旅客中，不管起首字母是什麼，誰最配有這樣一塊手帕呢？哈伯德太太，不可能。她是個合時宜的女人，不想要過分奢侈的衣著。德貝漢小姐，也不可能，那種英國女人往往帶有一塊好看的、亞麻布手帕，而不可能有價值約兩百法朗、昂貴的細棉布手帕。讓我們先看看，是否能把她們兩人和字母H聯繫起來，我指的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
「她的教名可是娜塔莉婭，」鮑克先生挖苦地插嘴道。
「一個不錯。可她的教名，就像我剛才說過的那樣，肯定對我們有啟發，另外一個是安德烈伯爵夫人。我們馬上就會聯想到──」
「只有你會聯想到！」
「就算是我。她護照上的教名，因為有油跡，看不清楚了。任何人都會說，這只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想一想那個教名。愛琳娜，假如不是愛琳娜（Eelna）而是海琳娜（H elena）。大寫字母H能改成大寫E，並且很容易蓋住右邊的小寫e，然後，再搞上一點油污，掩蓋塗改的痕跡。」
「海琳娜，」鮑克先生喊了起來，「好一個想法。」
「當然好羅！我一直在為我這一想法尋找佐證，不管多麼微不足道──現在可找到了。伯爵夫人行李上的行李標籤已經有點兒潮了。最重要的是，水跡也剛好弄糊了起首字母。而且，那張標籤已經濕得脫開了，還被貼在另外一外地方。」
「你開始使我有點兒相信了，」鮑克先生說，「可是，安德烈伯爵夫人──肯定──」
「啊，現在，我的老朋友，你得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對待這個案子。那麼，兇手是打算怎樣出場的呢？別忘了，這場大雪攪亂了他原先的計劃。可以設想，要是沒有雪，列車繼續它正常的行程。那麼，會發生什麼呢？」
「可以說，兇手有可能早在今天上午，在意大利邊境時，就會被發現。意大利警察也會得到相同的證詞。麥克昆先生會搬出恐嚇信；哈特曼先生會講他的故事；哈伯德太太會急於向每一個談一個男人穿過了她的包房；鈕扣也會被發現。想像當中，只有兩件事有所不同。那個男人穿過哈伯德太太包房的時間，恰好在一點鐘之前──列車員制服會被發現，已經丟在兩個盥洗室中的一個裡。」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兇手原來的打算，使謀殺案看起來像車外人幹的。兇手原計劃在布羅特站下車，列車正點到站時間是零點五十八分。有人可能會在過道上碰到一個陌生的列車員。制服會被擱在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藉以清楚地表明，這個鬼花樣是怎麼搞出來的。所有的旅客也就會受到懷疑。朋友們，這就是兇手原來精心炮製的計劃。」
「可是，一切都由於列車出了事故而改變了。毫無疑問，我們已經有理由，說明為什麼那個男人在死者房內呆了這麼久。他在等待列車繼續上路。但是，最後，他意識到列車開不了啦。他不得不作出另一個計劃。現在可以知道，兇手一定還在車上。」
「對，對。」鮑克先生迫不及待地說，「我全明白了。可是，手帕是怎麼進來的呢？」
「我正要談呢，不過要拐點彎，先不直接談它。首先，你們必須認識到，那些恐嚇信並沒有明確的目標。也許是從一本蹩腳的美國偵探小說裡抄來的。它們不是真的。其實，純粹是為了迷惑警察而寫的。我們必須問自己的是：『它們是用來欺騙雷切特的嗎？』表面看來，回答似乎應該是否定的。他給哈特曼的指示，看來是針對一個明確的『私』敵的。對這個宿敵的身份，他也是一清二楚的。先決條件是，假如我們相信哈特曼的故事是真實的。但是，雷切特肯定收到了一封與眾十分不同的信──提到阿姆斯特朗小孩的那封信。我們在他的包房裡已經發現了它的一個碎片。萬一雷切特沒有意識到，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那封信就是為了使他確實知道，為什麼他的生命安全會受到威脅。恰恰是那封信，正像我們說過的那樣，兇手是不願讓任何人其他人知道的。因此，作案後，兇手所關注的第一件事便是銷毀它。這也就是他計劃中的第二個障礙。這第一個是雪；第二個是，我們重新使碎片得到復原。」
「那封信──已被如此小心地毀掉了的信──中能說明一個事實。列車上，一定有什麼人，跟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相當密切，以致發現那封信，就會引起直接懷疑那個人。」「好了，我們再來看看已經發現的另外兩條線索。煙斗通條的問題，先擱一擱，關於它，我們談得很多了，還是來講講手帕吧！簡單地說，這個線索可直接牽連到某個人，這個人名字的起首字母是H，而他（或她）無意地把它丟在那裡了。」
「對極了。」康斯坦丁大夫說。「當她發覺手帕失落時，就立即採取措施，隱瞞他的教名──」
「你想得真快，我還來不及想，你已經得出了結論。」
「還有其它的結論嗎？」
「當然有。例如，假設你作了案，但希望使其它人受到懷疑。好吧，列車上就有這麼一個人──一個女人，與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非常密切。假設，那時，你留下她的手帕……她就會被傳訊，她和阿姆斯特朗家的關係就會暴露無遺──就是那樣。作案動機──以及一件與謀殺案有牽連的物證。」
「可是，在這個案子裡，」大夫反駁說，「她是無罪的。因為她沒有打算隱瞞自己的身份。」
「啊，真的？你是這樣想的嗎？這正是警察當局的意見。可我懂得人性，朋友，告訴你吧，一個人要是因謀殺而突然面臨審訊時，雖然是最無辜的，也會失去頭腦，做出最荒唐的事來。不，不，油跡和重貼的標籤並不能證明有罪──它們只能證明安德烈伯爵夫人，由於某種原因，急於隱瞞自己的身份。」
「那麼，你認為，她和阿姆斯特朗家有什麼關係呢？她說，她從來也沒有到過美國。」
「確切地說，她的英語是不標準的。她的異國外表也太過分了點。然而，要猜出她是誰，並不困難，剛才，我還提到過阿姆斯特朗太太母親的名字──琳達-阿登。她是一個很著名的演員──而且，最拿手的是演沙士比亞的戲。想一想《皆大歡喜》──阿登和羅沙林德森林。她就是從那裡獲得靈感，而給自己取藝名的。大概是戈爾登伯格──在她的血管裡，很可能有中歐人的血液──也許還有點兒猶太人血緣，而流落到美國去的，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先生們，我提醒你們注意，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是海琳娜-戈爾登伯格，琳達-阿登的小女兒。拐騙悲劇發生時，她比那小孩大不了多少。後來，她跟安德伯爵結了婚，當時他是在華盛頓當專員。」
「可是，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說，她是跟一個英國人結的婚。」
「可她記不得他的名字了！我問你們，朋友，這可能嗎？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愛琳達-阿登，就像貴婦人都愛名演員一樣。她是琳達一個女兒的教母。她真的會這麼快就忘了她另一個女兒的夫名嗎？這不太可能吧。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德雷哥米洛夫公爵夫人撒了謊。她知道海琳娜在車上，而且見到過她。她一聽到雷切特地本來面目時，就意識到海琳娜會受到懷疑。因此，當我們問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時，她馬上就說謊了──說什麼『不清楚』，『記不得』，只記『得她跟英國人結的婚』──總之，盡可能說得離真相遠些。」
一個餐車侍者走到他們前面，對鮑克先生說：
「吃飯了，先生們。要送上來嗎？已經做好了一會兒啦。」
鮑克先生朝波洛看看，後者點點頭。
「很好，來吧。」
侍者從另一個門走出去。然後，就聽到鈴聲和他的大嗓門：
「開始供應。供應晚飯。晚飯開始──第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