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山的戰鬥打個沒完，陳毅和政委項英在戰鬥中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夜間行軍作戰，白天藏進密林深處。他們幾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獸，因而也鍛煉出一種只有野獸才有的警覺。稍有不慎，一個腳印，一縷炊煙或砍樹發出的聲音都會使他們暴露。他們兩人從未在一處過夜。黃昏之後和黎明之前，他們經常要數次轉移住地。
他們的鬥爭是在與世隔絕，閉目塞聽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事情，不知道離去的紅軍是否還存在，長征是否已經結束，不知道紅軍是否打了勝仗。他們沒有電台附近也沒有郵局，搞不到國民黨的報紙常常一連幾個月看不到報刊。貧困的山民目不識丁，根本不瞭解山外的情況，很少有人關心世事。
在遠方長征的那些陳毅的同志們，聽不到任何有關留在蘇區的同志們的消息。既得不到他們的口信，也見不到他們的信使。除了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情況報界公開渲染外，其他什麼消息也沒有。而且毛澤覃和瞿秋白的死訊還是幾個月後才慢慢傳過來的，是真是假，當時也無法核實。因為國民黨也曾多次謊報過毛澤東和朱德的死訊。
長征結束很久後，這裡對情況仍然不明，當時紅軍已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安頓下來，埃德加-斯諾也已設法進入紅區採訪了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夏，斯諾曾向毛和周恩來詢問過留在蘇區的人的稍息，毛回答說，他不知道，沒有聽到任何消息，最後一份電報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這些人是死是活。
陳毅是位有文化教養的人，他和許多革命者一樣老家在四川，父親是樂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過學，並在當地的基督教男青年會裡學會了打籃球。這個青年會當時的負責人就是謝偉思的父親。陳毅個子不高，但很壯實。如果是現在，他絕對不可能當上籃球隊員。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對謝偉思說：「別人會告訴你，他們都是貧苦農民或無產階級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資產階級出身。」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並在那裡加入了共青團。回國後，他加入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時並不矛盾)，在武漢軍事學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參加了共產黨在南昌、並岡山和贛南的全部或幾乎全部軍事行動。在紅軍這支隊伍裡，許多將軍會寫詩，有些寫得不錯，有些寫得一般，陳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僅次於毛或同毛一樣出色。他從未寫過回憶錄，但他用詩描寫了自己富有戲劇性的一生。同許多建黨初期入黨的人一樣，陳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裡，他也未能學會管住自己的舌頭。
在陰沉沉的油山濃霧中，對紅軍來說生存是最重要的。劉建華回憶道：「我們有六百人，他們有四萬人。當時生存高於一切。我們沒有帳篷，想搭個竹棚，又怕砍竹子發出響聲。於是就用杉樹皮，但樹皮用的太多，敵人也會發現這些剝了皮的樹。我們只好割草蓋屋，可是草只長在森林的邊緣，去那裡割草太危險。當時我們不得不住在密林深處。最後我們設法讓農民替我們在村裡買布，做成布帳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陳丕顯回憶說：「搭棚子最好用杉樹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窩棚，我們就用樹枝把它們偽裝起來。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露宿過夜，睡在樹下或草上。有時也支個布帳篷，但是沒有床，甚至連塊板都沒有。
有一次幾個戰士為了避雨躲進一個山洞裡。第二天清早起來，發現竟是個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時跑開。這幾個戰士始終沒有弄明白到底是他們還是老虎先找到這個洞。
白天，山的邊沿地區是國民黨的天下，—到晚上就成了游擊隊出沒的地方。陳毅和他的部下常趁著夜色離開隱蔽地點，來到村子裡，補充給養，偵察地形，偶爾還打個伏擊．消滅幾個麻痺大意的國民黨士兵。他們甚至在村子裡召開會議。游擊隊分組下山活動，每組人數從不超過三至五人。正是在這些日子裡，陳毅寫了「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這樣的著名詩句。
一九三八年八月，項英告訴埃德加-斯諾說，一套棉布軍裝他穿了兩年。晚上，不脫衣服，也不脫鞋，只要稍有動靜就立刻轉移。游擊隊的戰士甚至能像野獸那樣嗅出陌生人的氣味，即使像從落葉上走過發出的沙沙聲和小樹枝被折斷這樣細小的聲音，他們也能聽出來。他們還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過。
糧食是個大問題。山上能吃的東西少得可憐。只有向村民買。在這方面，可以說，地主救了游擊隊。地主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給游擊隊送錢，有時還給大米，以換得平安。游擊隊警告地主，不把錢和糧拿出來，就別想保住房子、莊稼和家小。游擊隊在夜裡進村取糧，有時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國民黨巡邏隊在山上搜查，農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擊隊自取。地主很少向國民黨透露游擊隊的消息。他們知道，一旦游擊隊發現他們告密，他們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為游擊隊買槍支彈藥。數量雖然不多，但當時每支槍都非常寶貴。游擊隊能繳獲武器的機會不多。當然，地主的槍是從國民黨那裡買來的。
女游擊隊員負責搜集情報。她們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隊員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設一個聯絡站，傳遞情報。
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李樂天司令員的妻子就是在村子裡被一名國民黨巡邏兵抓走的。她躲在農民的草棚裡，敵人還是發現了她，把她槍斃了。當時紅軍面臨的教人不僅僅是國民黨，還有內部的叛徒。
黃長嬌的遭遇就是一個例子。
用黃長嬌自己的話來說，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北上抗日時，她在瑞金做黨的工作。她奉命參加了長征，和賀子珍一起在後衛梯隊的一所醫院裡工作。賀是毛澤東的夫人，也是黃的朋友。
部隊出發後，先向南行，在會昌附近渡過於都河，然後向安遠和廣東省界進發。途中，部隊停下來進行了改組。黃此時已有身孕，上級決定讓她和其他五位婦女留下。她們紛紛表示抗議，但上級命令她們留在蘇區，進行「地下鬥爭」，她們只得服從、到底是誰決定把她們留下，動機是什麼，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這些婦女活下來的可能性不大。這些人中有黃長嬌，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懷孕)，還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級決定把她們送到閩西，黃由於懷孕，有一匹馬．但是這匹馬有一天跑了。最後，她們翻山越嶺向東定去，一路上要躲避國民黨的巡邏兵。到達福建長汀的水口時計劃又變了。有人決定要她們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區。古柏的夫人剛生了個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給一戶農民，和其他婦女一起上路。
黃回到瑞金縣，成為山區一個地下小組的組長。這時，當地一位黨的書記要她裝成農婦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對，但這位領導人堅持要她服從。黃說她既不會說當地的方言，又不識字，敵人會很快發現她。但他仍然固執己見。根據黨的規定，黃離開時應發給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塊銀元，但他只給了她大米，把二十塊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幾天之後，這位書記投降了國民黨。
黃獨自住在焦火山一帶的密林裡，飢腸轆轆，走投無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於是她下山躲進一座小窩繃裡。當晚意外地來了一支游擊隊。原來這棚子是游擊隊的聯絡站。這支游擊隊有十八九個人，是山區三個小分隊中的一個。
黃對游擊隊長劉國新說：「我失去了聯繫，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沒有地方可去。」劉同意讓她加入游擊隊。游擊隊員每天只吃一頓飯，而且要到半夜進了村才能吃。他們不敢生火，怕國民黨發現。黃馬上就要生孩子，游擊隊覺得讓她繼續隨游擊隊一起活動有些不妥，於是勸她留在一戶農民家裡，當游擊隊的聯絡員。白天她在山邊摸情況，晚上到一座古廟裡去匯報。她還把米裝在空竹筒裡送給游擊隊。後來由於叛徒出賣，游擊隊員全部遇難。從那以後，黃獨自一人像個農民一樣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頭不語。人雖然活著，但完全失去了與革命的聯繫。一九四九年，世道變了，她才公開了自己的身份，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繫，成為縣人代會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組留下的五個女同志中唯一的倖存者。
陳毅的傷口始終癒合不了，不斷地折磨著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擊隊缺醫少藥，只有四種成藥；八公丹、萬金油、人丹和濟公水。陳毅把萬金油塗在傷口上，再換上新紗布。不久，傷口情況有所好轉。
夏天，陳毅還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傷口變得疼痛難忽，腿也腫了起來。為了去南雄開會，他不得不技著拐棍，腳步蹣跚地翻山越嶺。這時他決定徹底治療一下他的腿傷。他叫警衛員，把他傷口中的膿擠出去。警衛員看到陳毅痛得臉色發白，急忙停下手來。陳毅命令他繼續擠，警衛員說他下不了手。陳毅已經痛得渾身發抖，「好吧，」他說，「用繩子把我捆起來，這樣我就不會發抖了。」警衛員把陳毅的腿捆在樹上又繼續擠，直到把膿擠淨並擠出了一片碎骨頭才停下。然後，用鹽水沖碗了傷口，用塗過萬金油的乾淨布包紮好。 (另一種說法是，陳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萬應靈藥風油精倒入傷口。 )陳毅病得像得了舞蹈病似的揮身發抖，不久就恢復了自制力，笑著說：「這回它不會再反攻了。」事情的確如此，傷口徹底癒合了，再也沒有發作。
龔楚是留下來的重要的指揮員之一。他是中央軍區的參謀長和軍區主要衛戌部隊紅二十四師七十一團團長。一九二五年五月．龔楚殺死該團政委，與廣東軍閥取得聯繫，接受了暗殺陳毅和項英的任務。為了取得陳毅對他的信任，龔帶領一支「游擊隊」在油山附近同國民黨部隊假裝打了一仗，接著，龔截住了陳毅部隊的五個戰士，指望能在他們帶領下找到油山游擊隊的隱蔽地點。其中四個人設法跑掉了，最後—個叫胡小華的被抓住。龔向他道歉，詭稱有重要情況要向「周先生和劉先生」(陳毅和項英的代號)報告。胡小華帶著龔朝著游擊隊的隱蔽地點定去，走到離哨兵不遠時大聲喊道：「這些人是反動派」說完便縱身跳下懸崖。哨兵開槍發出警告，龔和他的人嚇得撤腿逃跑了。
陳毅和項英從一個山頭轉移到另一個山頭，他們必須不斷轉移以擺脫國民黨。龔楚企圖誘使他們陷入圈套時，他們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陳毅和紅軍主力已失去聯繫，所有通訊聯絡都已中斷。他們曾設法偷偷捎信給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魯迅和茅盾，希望通過他們和毛澤東取得聯繫．但是沒有成功。
陳毅急於同紅軍主力取得聯繫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冬險些中計。一名地下交通員帶來消息，說打入大庾山國民黨部隊的共產黨員陳海收到了中央委員會來的來信，要求把它轉交給陳毅。
儘管項英表示反對，陳毅仍決定親自去見陳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陳海的住處，一位婦女正在洗衣服。陳向她打聽陳海是否在家。這位婦女沒有抬頭，邊洗邊答道：「他去團部了。」陳毅以為她說的是「他去糖鋪了」，因為設在城外的糖果鋪確是一個地下聯絡點。當他走到這家鋪子跟前時，發現大門緊閉，上面貼著封條。一位老人讓他趕快離開，並說陳海已叛變，正帶著部隊在抓人。
當陳毅還在縣城的時候，陳海就已帶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擊隊總部，希望能截住陳毅。陳丕顯和楊尚奎好不容易才擺脫敵人藏到山頂的灌木叢中。故人在山裡搜了兩個小時，然後放火燒山。大火燒掉了游擊隊的營地，火苗離藏在密林中的游擊隊員越來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場雷陣雨，把火澆滅了。
陳毅從大庾脫身後．在返回梅嶺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隊國民黨巡邏兵。他們攔住他不放，陳毅表示抗議，說自己在縣城教書，是到鄉下來買茶的——這個地區的茶很有名。一名國民黨軍官看出陳毅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便走過來對士兵的出言不遜表示道歉，然後要和陳毅討論文學問題。陳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個廁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進去。巡邏隊耐心地等著，待最後去廁所找他時，發現人已不在了。
陳毅爬上山回到總部時天色已黑。大火燒燬了一切，周圍一片廢墟，看不見一個人影。他不相信游擊隊已被消滅，開始四處尋找，邊走邊高聲喊道：「我是老劉，剛從城裡回來，敵人已經走了，出來吧。」
周圍靜悄悄，沒有一點動靜。他接著喊道：「聽聽我的口音，我是老劉，你們難道聽不出來？快出來，咱們一道離開這個地方！」
這次成功了，一個哨兵終於聽出了他的聲音。不久，隊伍集合起來，向更安全的地點出發。後來，陳毅說是馬克思在天之靈帶來的雷陣雨救了他們的命。
國民黨有時還搜山。一九三六年春，當地的國民黨接到上級命令，要他們組織一萬農民，帶上火柴、刀和糧食，搜山七天。如有違者，格殺勿論。
搜山開始後，二三百名農民編成一組，後面跟著一連國民黨士兵。他們上山時，又喊又唱。有一個組的任務是放火燒山，他們故意失腳掉進河溝，把國民黨士兵也帶進水裡，結果火柴全濕了。
到了第三天，農民開始抱怨，說家裡無人照看，他們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結束。
但是，游擊隊暫時不能在村裡籌糧了。他們靠吃野楊梅、竹筍、芭蕉、石雞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種美味，夜間打著燈抓起來很容易。另一種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裡有許多山羊、野豬，還有豹和老虎，都是極佳的野味，但游擊隊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槍。
油山、大庾山和梅嶺地區的游擊戰曠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結束了長征，所有其他紅軍部隊也都陸續到達陝北。但這裡的游擊隊仍在戰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發生了劫持蔣介石的西安事變，結果導致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正式停戰和組成抗日統一戰線。
然而對陳毅、項英和三百名衣衫濫褸的男女游擊戰士( 這些是紅軍長征時留下的數千人中的倖存者)來說，事情沒有任何變化。
約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個時候，陳毅從國民黨報紙上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黨才開始減輕對油山的壓力。
最後，陳毅悄悄地下山來到大庾和贛州，和當地的國民黨指揮官進行了交談。他們說會談必須在更高一級進行。於是項英前往南昌，在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葉劍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證實，的確建立了統一戰線。然而山裡的戰鬥卻仍在進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個人抬著一頂轎子來到廣東邊隅山區某地一個游擊隊崗哨身邊，轎子後面跟著一些國民黨衛兵。下轎的先生衣著講究，頭戴一頂呢子禮帽，上身穿著紅軍制服，腳上是一雙黑皮鞋，鼻子上還架著一副墨鏡。
付完轎夫的腳錢，打發走國民黨衛兵，他上山來到游擊隊總部，拿出由政委項英簽名的介紹信，信中介紹來人是「陳毅」。游擊隊弄不明白的是，如果來人確是陳毅，他怎麼坐上了轎子，還帶著國民黨衛兵呢？
僅僅兩個月前．這裡來過一位紳士，自稱是黨派來的聯絡員。可是此人一到，國民黨襲擊隊就跟著摸了上來。
這次是否又是個騙局呢 ？他們不能粗心大意。他們立刻把陳毅帶走，加派了崗哨。陳毅告訴他們成立了新的統一戰線，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抗日了。說了好幾遍，游擊隊仍認為他是國民黨特務，要他坦白。接著，他們把他捆起來，關在隔壁房間，然後爭論起來。陳毅聽得見他們的說話聲，當他聽到他們決定要殺他時，他大聲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做！要犯大錯誤的！」
第二天，許多人把陳毅團團圍住，公審大會即將開始，生命危在旦夕。這時走過來一個人，手裡拿著旱煙袋．陳毅認出來他是游擊隊的老隊長，名叫譚余保。
「你是譚同志嗎？」陳毅問道。
「誰是你的同志？」譚反駁道，「你投降了國民黨，你是叛徒！」
陳毅向他們解釋自己的身份，告訴他們是黨組織派他來的。
「什麼黨？」譚厲聲問道，「是國民黨吧？我認識你，我在井岡山聽過你講話。當時你講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幹了些什麼呢 ？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腦袋！」
兩人吵了起來。陳毅說必須聯合國民黨抗日，譚說他完全贊成抗日，但不想和國民黨來往。
譚余保怒形於色地喊道：「你們知識分子全是一幫機會主義者。三年來我沒有聽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幹什麼去了？」
陳毅建議派人去南昌找項英或去武漢找葉劍英核實。
最後，譚讓陳毅走開，但沒有給他鬆綁。譚長歎一聲：「我的天！ 這個叛徒可真難對付。」兩人私下又談了一下，譚最後同意在事情 搞清楚之前先不槍斃陳毅。
四天後，交通回來了，帶回來的文件證明這個陳毅是真陳毅，黨目前的路線和陳毅講的完全一致。
譚余保不禁痛哭起來，他說：「我們整整三年無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聯繫。紅軍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這裡堅持鬥爭有多困難！」他給陳毅鬆了綁，兩人坐下來，談起各自如何死裡逃生的經歷，一直談到天亮。然而兩人都沒有想到，這只不過是以後生死鬥爭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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