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紅軍都是在夜間行軍。白天，戰士們不是躺在樟樹的樹蔭下就是蜷曲在榿樹叢中睡大覺。行軍時他們盡揀小路走。贛南和毗鄰的廣東都沒有公路，即使有，紅軍也要盡量設法避開。紅軍是悄悄地撤出根據地的，各部隊的政委後來在對戰士們講話時，還說這次「重大行動」，沒有任何跡象被敵人察覺。
夜間行軍倒也並不枯燥。正如一位紅軍幹部告訴史沫特萊的那佯：「如果皓月當空，輕風拂面，夜行軍也是很愜意的事。要是附近沒有敵軍。各個連隊之間還要拉歌呢：「在長征初，紅軍周圍往往沒有重大敵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潔，微風徐徐的好天氣。
當月亮被雲遮住，部隊就要燃起火把行軍。這種火把通常是一束劈開後又捆紮起來的竹子。有時還用松枝，還有盛滿了煤油的竹筒。這時，無論是從山腳下仰視，還是從山崖俯視這條忽隱忽現、逶迤盤旋的火龍，那都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但是，行軍並不都是那麼輕鬆美妙的。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戰士們有時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條子，好讓後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來。有時在危險的小山路上夜行軍，後面的同志要將雙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離那條狹窄的小道。這些小道經常是很滑的，如果一個人摔倒了，後面跟著的一班人也會摔倒，搞不好，有時還會從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來說，紅軍戰士都有著非常明確的奮鬥目標。宣傳隊又為他們加油打氣。幹什麼，怎麼幹，為什麼這樣幹，都有人告訴他們。但在長征初期卻沒有這樣做。張盛繼是在家鄉江西興國模範縣參加紅軍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歲。二年以後離開蘇區。整個長征他都在作戰。他記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隊仍駐在興國，有一天，他看見兩架國民黨飛機在空中相撞，一團火球墜落在地。場面驚心動魄。一周以後，他所在部隊奉命轉移。他們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個新根據地。五十年後，這位六十八歲、相貌堂堂的老戰士回憶道：「當時我們對紅軍的困境一無所知。大家的情緒還是那麼高昂，不知道後來要走那麼遠的路。一個晚上趕五十英里路。奪下三座縣城，要是情緒不高那是幹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個七十五歲蓄著短鬚的小個子。風濕病使他半癱了，他也說，部隊並不瞭解紅軍正在節節敗退，也不知道正在進行長征。彭是二軍團的戰士，經歷了蔣介石發動的所有圍剿，廣昌戰役是他一生中所經歷的最激烈的戰鬥，但他不知道這一位紅軍打輸了。至於長征，「我們還蒙在鼓裡呢。」
宣傳鼓動在過去的戰鬥中是那樣有效地幫助了紅軍；而現在如果仍舊進行這樣的宣傳鼓動的話，就會產生對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指揮失誤的激烈反感。
突圍的紅軍擺出了奇怪的陣型。「獨眼龍」劉伯承把這一隊形比作皇帝的轎子。兩個縱隊分別由一、三軍團打頭陣，組成一個矩形的方陣，方陣的中間行進著總部各縱隊和五千名挑著各種行李輜重的挑夫。
紅軍的指揮系統是複雜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來「三人團」的中央軍委之下有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總參謀長劉伯承。
行進在方陣中間的兩個縱隊，其一是軍委第一縱隊，由後來的紅軍領導人並擔任多年國防部長職務的葉劍英指揮；其二是軍委第二縱隊，由羅邁(李維漢)率領。羅邁的副手是共產黨的保衛局長鄧發。
長征開始前，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代號。軍委第一縱隊的代號是「紅安」；第二縱隊叫「紅章」；一軍團叫「南昌」；三軍團叫「福州」。
軍委第一縱隊下分四個梯隊，第一梯隊裡有最高指揮部的成員——博古、李德、周恩來、朱德和劉伯承。這個梯隊的負責人是彭雪楓。第二梯隊基本上是後勤部隊。第二梯隊有工程營、炮兵部隊和野戰醫院。第四梯隊則是幹部團，陳庚和宋任窮分別擔任團長、政委。中央縱隊(軍委第二縱隊)也下分四個梯隊：第一梯隊是教導師，負責人是張經武；第二梯隊有供應、維修、通訊、訓練等部門，以及挑夫；第三梯隊是賀誠領導的野戰醫院；第四梯隊則由政府和黨的官員……及一個保衛團組成，它由保衛部門負責人姚頡指揮，政委是張南生。
劉伯承把中央級隊比作轎子的座椅部位，該縱隊的行動不能像作戰部隊那樣迅速，數干名挑夫和他們的重擔——傷病員和老人拖了後腿。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縱隊成了沉重的錨鏈，拖累著行動較快的作戰、部隊。最後。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還搶著辦公桌椅和文件檔案)。
中央縱隊受到了很好的保護，傷亡極少。出現的傷亡更多是由於敵機轟炸和偶然的事故，如驚馬帶著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澗，而不是由於戰鬥。
在這個縱隊裡，當然有指揮作戰行動的李德、博古和周恩來，還有毛澤東、王稼樣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負傷至今未癒。這裡還有三十泣婦女幹部，她們大多數是高級指揮員和高級幹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級幹部。
紅軍像拖著圓木的象隊，轉移到蘇區曲面南角，從那裡悄悄地越界進入白區。
十月二十一日夜，紅軍幾呼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就衝破了蔣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線。這條防線設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贛江的一條支流。進入廣東省境內，紅軍行軍的方向仍舊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條奇怪的路線，因為通知下來的行軍目標是向北向西前進，同二、六軍團會師。
長征出師大吉，紅軍勝利地衝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鎖線，隨後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鎖線挺進，並於十一月三日以同樣的速度順利通過。此後推進的速度稍有減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紅軍已全部通過尚未竣工的粵漢鐵路。
這是指揮有素的旋風般的作戰行動。儘管李德曾提到指揮員之間就細節問題爭論不休，特別提到因為缺少地圖使一軍團裹足不前，耽誤了時間。
長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為周恩來通過談判已同廣東軍閥陳濟棠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在長征途中，對峙雙方的軍隊指揮員之間進行秘而不宣的接觸是屢見不鮮的。
這樣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國傳統的兵家之道。中國人是特別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夠達成適當的安排，他們決不會執意非要血染沙場不可。意識形態的改變也沒有能夠破除這一傳統。許多今日兵戎相見的人過去都曾有過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革命運動的早期，那時他們都在孫中山先生的旗幟下共同作戰。國共兩黨曾有過多年的合作。
在錯綜複雜的中國政治棋局中，蔣介石並不總是萬能的。他面對著地方軍閥和政治搞客排列組合的萬千世界，聯合也好，結盟也好，無時不在變化之中，軍閥們擔心一旦蔣介石過於強大，自己的地盤(和財路)就會喪失。對他們來說。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共產黨變得過於強大都是他們所不願意的。如果和共產黨搞交易可以撈到好處，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他們中間有些人還對共產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愛國主張表示歡迎。
這些因素促使廣東方面的陳濟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來發出秘密信函，建議舉行私下談判。李德認為陳濟棠這樣做的動機是懼怕國民黨中央軍衝破紅軍的防線，把軍隊一直開到廣東邊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共產黨的根據地是廣東的一道屏障。不管動機如何，粵系軍閥派了一個密使去見周恩來，周當即作了積極的表示。他說：「我們可以利用陳將軍的反蔣態度，我們必須吸取在十九路軍問題上失敗的教訓。」
周恩來派了兩位負責同志，一位是何長工(他曾勸說王佐參加了井岡山的紅軍)，另一位是潘漢年(他後來負責同莫斯科聯繫的秘密使命)，去粵北的一個小山村，在那裡達成了一項互不襲擊的協議。雙方還商定交換情報，廣東省長還答應向紅軍提供通訊設備和藥品器材。因此，長征中的紅軍穿越廣東及毗鄰地區有時就像遊客散步一樣消閒自在。廣東軍閥的軍隊裝作什麼也沒有看見。紅軍的情報工作十分出色，它對敵情瞭如指掌。
這項中立協議對決定長征開始的時間有一定影響。雖然到了九月，轉移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大的變化已不可能了。這一協議也許促使共產黨領導人確定從毗連廣東的一隅突圍的選擇。還有證據表明，廣西軍閥也同紅軍達成了某種諒解，由其在廣西東北部讓出一條「走廊」，以利於紅軍迅速通過。
廣東軍閥根據秘密安排向紅軍提供通訊器材並非孤立的一例。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在川北邊境建立根據地時，已經擁有一支相當幹練的無線電通訊隊伍。陝西地方軍隊的參謀長、師長楊虎城將軍秘密提供的設備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楊將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這樣的同情者遍及蔣介石軍隊的各個角落)。但是，他沒有能夠活著看到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由於參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綁架了蔣介石)，他被國民黨逮捕，一直關押到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被處決。
對於紅軍來說，是否真正得到廣東軍閥答應提供的情報，這都無關緊要，因為紅軍本身已有一筆特殊的秘密財富，它可以偵聽和破譯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電訊。紅軍對蔣介石擁有的這一優勢，就像二次大戰中的盟國能夠破譯絕密的德軍電訊一樣。紅軍有這種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周恩來。自一九三零年始，周就負責黨的安全保衛工作，他同莫斯科關係密切，安排中國的專業人員在蘇聯接受電子、暗語、密碼和破譯方面的訓練。更令人叫絕的是，他還安排地下黨學習魔術師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們就可以打開手鎊腳鐐逃脫。至於他們是從哪裡受到這樣的訓練，沒有留下任何記載。
在江西根據地初建的期，紅軍還沒有可以發射到上海的無線電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們從蔣軍手中繳獲了兩部一百瓦的電台，不久以後，在俄國受訓的第一個重要的電文破譯專家劉鼎從上海來到蘇區。他把整本密碼都記在腦子裡，從此，毛澤東就能夠同上海、並通過上海，同莫斯科進行無線電聯繫了。
劉鼎開始了截聽和破譯國民黨電台聯絡的工作，而國民黨方面似乎從未在這方面起過疑心。
開始，國民黨僅使用簡單的密碼或根本不用密碼。第一次圍剿期間，他們用明碼發電，第二、第三次圍剿期間，他們便用了簡單的密碼，這種密碼不用什麼特殊技能即可破譯，而紅軍的偵聽工作早已順利進行多時了。後來擔任電子工業部 (原四機部 )部長的王諍就是這一工作的負責人，他可以破譯國民黨前線部隊聯繫的全部電文。幾乎沒有一次紅軍不知道蔣軍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國民黨軍隊自己還沒有接到電文，紅軍卻已得到了。
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也在忙於同一任務。長征開始後，他不斷向一方面軍發出截獲的國民黨電文。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他一連幾天徹夜坐在電台邊，監聽電訊往來，並向一方面軍發去重要情報；但他不知道發出的電文對方能否收悉，因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不知道一方面軍究竟在何處。有時候，一方面軍的電台功率不足，無法同四方面軍聯繫。
共產黨勤奮不倦的偵聽工作使當時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夠清楚地瞭解國民黨軍隊的情報和戰鬥命令，勝過瞭解紅軍的情況。他幾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國民黨電文抄件。
由於報務員和設備器材長期緊缺，紅軍要想方設法俘獲敵方的報務員和繳獲器材(紅軍對敵方的醫生和他們的藥箱也有一個專門的俘繳計劃)。為了鼓勵被俘的報務員留下來工作，紅軍給他們各種優待，如額外報酬，優厚的食物供應等。一些報務員知道國民黨軍隊的密碼，對紅軍來說，這更是一種意外的收穫。
由於設備緊缺，電台在長征中只用於軍團之間的聯絡，同下級單位聯絡都使用電話或通信員。通信連要背著大捆的電話線走在司令部的前面，並在偵察隊選定的地點架好線，這種辦法非常累，效率低，並且經常造成通信兵的傷亡。
根據紅軍自己掌握的情報，國民黨軍隊從未截獲過紅軍的電文。
隨著紅軍長途跋涉，出現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高層指揮員的生活方式要服從通訊工作的需要。白天，全軍不是打仗就是行軍，或者邊打邊走，除了戰場上緊急聯繫外，指揮員沒有時間閱讀報告。只有夜幕降臨，安營紮寨後，電台才開始工作，通信員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這時，指揮員才能對戰況有所瞭解。
作為從事秘密活動的革命者，紅軍許多高級指揮員已經習慣於夜間工作，而今戰場上的局勢又迫使他們連續徹夜不眠地工作。戰士中流傳著許多毛和周半夜三更還在工作的故事。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休息的呢？ 部隊每天清晨六點鐘開拔，戰士和幹部要提前一小時起床，收拾營地，吃一頓米粥，喝點茶水。領導人起床的時間是八、九點鐘．此時他們的炊事員或警衛員已經出發三個小時了。他們在三小時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領導人的早飯。在這三個小時裡，領導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擔架上，被抬到吃早飯的地方。他們被結實的擔架員抬在肩上，就像搖籃中沉睡的嬰兒一樣。
「他們知道後面沒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擔任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的李一氓這樣說。他在長征中同幹部團在一起，經常看見毛澤東和周恩來，他說：「除了養成吃安眠藥的習慣外，睡擔架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有害的影響。」
直到十月底國民黨才察覺到紅軍轉移的一點風聲、但又過了一個月，他們才搞清楚已經發生的情況。
這一點直接反映在國民黨報紙的報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報紙發表了一篇祝賀十四日攻克所謂「興國模範區」的消息，據說該地從七月起就被包圍了。當時，蔣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達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報紙報道說，「赤匪」正企圖突圍逃跑，並說攻打信豐和安遠的紅軍被擊潰，損失達萬人。還說是毛澤東和朱德指揮這些行動的。同一篇文章還說到紅軍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這家報紙又發表了一大堆失實報道，二十八日宣佈寧都攻陷，三十一日宣佈「赤匪根據地」已被粉碎，紅都已從瑞金撤往他處。
另一家國民黨報紙於十一月八日報道說，共產黨屢遭失敗，但依舊「十分頑強」，「徹底剿滅，尚需數月」。
諸多新聞報道中沒有一篇對實際發生的情況提供任何線索。誠然，有一篇報道提到紅軍正試圖逃跑，但重點是指對某些城市的爭奪，而紅軍這時對奪取城市根本毫無興趣。一個月後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報紙頭版刊出社論，標題是：「前赤區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軍傷亡近萬，被俘四萬。這一天，南昌召開了市民慶功大會，為蔣介石歌功頌德。
實際上，國民黨的情報工作已一敗塗地。或許這是由於蔣本人不在南昌的緣故，或許是由於謹小慎微的馮-賽克特顧問擔心共軍埋伏而禁止軍隊窮追猛打。國民黨軍隊先是築好碉堡，然後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進。根據秦興漢將軍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國民黨才開始意識到共產黨正在採取重大的行動。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過第四道封鎖線遭到攻擊之前，紅軍沒有受到敵機轟炸，敵機的空中偵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紅軍到達湘江，國民黨才大規模地動用了空軍。這是一支由約二百架飛機組成的戰鬥轟炸機部隊，進行空襲時通常三架一組。紅軍撤出瑞金後很久，國民黨還在轟炸瑞金。
蔣介石情報工作的失敗是慘重的，而整個世界對中國時局的無知卻更為嚴重。在《紐約時報》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個月的新聞報道中，沒有一則中國新聞，沒有一次提到蔣介石，沒有一處說到紅軍，沒有一絲一毫有關中國的白銀買賣和鐵路事故的消自
這個月《紐約時報》的大新聞是棒球世界大賽，糊塗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機以及連日報道的林白綁架案。總之，這家有聞必錄的報紙不認為中國有什麼值得報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說，有四萬共產黨軍隊撤離了被封鎖數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時正在西行途中。他們沿著粵漢鐵路兩邊的湖南邊界行進，在一個一百英里長、十二英里寬的地區大肆搶劫。全文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瞭解到長征已經開始，
三個星期之後，《紐約時報》要讀者放心，說什麼國民黨已在江西打敗了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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