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陽光灑滿了潔白的病房。院外闊葉成蔭的樟樹下傳來陣陣喧鬧，口令聲、軍號聲響成一片，跑步揚起的塵土瀰漫在平靜的空氣中。屋內躺著的是一個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著石膏。這時他正伸著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動靜，顯然發生了什麼情況，紅軍要採取新的行動了。但還沒有人告訴他。一個護士從他的門前走過，他喊住她：「出了什麼事？」
「我不知道，首長。」護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說，「沒有人告訴我們。」
這個病人就是有名的陳毅。他無奈地罵了一聲，又躺下了。他自六個星期前因臀部槍傷久久不愈而從興國前線被抬到這裡以來，已咒罵了上百次。傷口中不斷發現碎骨片，而當陳毅要求給予愛克斯光檢查時，醫生卻以種種借口拒絕了：愛克斯光機出了故障啦，沒有電源啦，電池太弱啦。
陳毅，四川人，當時三十三歲，已是紅軍的一位高級指揮員。他性格開朗，富有幽默感，是個樂天派。然而今天他卻一反常態，變得憂心忡忡、煩躁不安。外邊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卻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輾轉反側，嚴重的傷情使他一籌莫展。
幾分鐘後，那位護士又來了。「首長，有人要見你。」她一邊說，一邊匆忙地拍松他的枕頭，整理一下床單。陳毅的目光越過她的肩頭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來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來。後來，陳毅永遠也忘不了周恩來看望他的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陰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這一天，陳毅才知道了後來成為長征的消息。
於都是贛南於都河畔一座寂靜的小縣城，人口不到一萬。它不過是一個渡口，一個集市，這個小鎮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這裡是一派安寧富足的景象：天氣很好，白天暖和，夜間涼爽，很少下雨。大多數莊稼都已收割完畢，地裡只剩下晚稻、莽麥和紅薯。青瓦屋頂上晾曬著豆秸和其它東西，有的牽拉在屋簷下。靠院牆放著的紅陶罐裡裝著豆瓣醬。院角堆著綠皮紅籽的苦瓜，桔黃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鮮紅的干辣椒。農民們都知道，他們的糧食足夠吃到下一季莊稼收穫時節了。但這時的於都卻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紅軍在夏天就徵購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進行不同尋常的擴紅(招募新兵)。收成相當好，人們一年到頭地忙著播種、收割、耙地、插秧，這時本來可以喘口氣了，但又擔心似乎要出什麼事。到底是什麼事，誰也搞不清楚。中秋節已過，家家戶戶門框上貼著的大紅對聯和兇惡嚇人的門神已經有點破舊了。人們希望這些東西能繼續保護他們免遭厄運。
劉英已在於都搞了好幾個星期的擴紅工作了。她只不過是從事這項工作的許多年輕婦女中的一個。劉英今年二十六歲，還不到五英尺高，嬌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倫-斯諾曾經說她無法想像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麼沒被大風刮走的？後來，當劉英和黨的高級領導人洛甫結婚時，她自己也這樣說過。劉英的個子雖小，但她具有鋼絲一般堅韌的精神，毛澤東也一直關照著她。一天，毛帶著一名警衛員來到於都的共青團辦事處。他悄悄地要這位小擴紅隊員馬上離開於都，去瑞金贛南中央蘇區總部報到，接受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
「我對他說我離不開，」劉英五十年後回憶道，「我還沒有完成任務，我還沒有完成自己的擴紅定額哩！」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他命令劉英必須回去。劉英雖然困惑不解，但還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兩天，當然，與她不久之後將要踏上的路程相比，這不過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會南昌市中湖畔，矗立著一座高大森嚴的樓房，樓裡有一個身體消瘦、穿著考究的光頭男人。這時他正坐在精美的紅木寫字檯後面，手拿當地國民黨報紙《民國日報》，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著一絲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過當日的主要消息，這是有關承建某座鐵路橋合同的事，掠過春藥、婦科良藥和珠寶等雜 亂無章的廣告，然後集中在當日的主要社論上。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政權成立的紀念日。社論的主題是當前面臨的問題。它警告人們：天災將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共匪趁機作亂，人們應崇尚仁義道德，戒酒禁舞，為祖國與中華之生存而努力奮鬥。社論又要人們相信，亂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勢正迅速改觀，共匪一年之內即可肅清，他們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繩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報的人輕輕舔了一下嘴唇，對報上的言詞感到滿意。其實，這些話都是在他親自授意下寫的。他，就是蔣介石，四十八歲，此刻他親臨南昌指揮對「赤匪」的「圍剿」。形勢不錯，兩三天後，他調來自己的專機，準備速赴陝西、寧夏和四川進行視察。
共產黨三軍團駐紮在中央蘇區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區。該軍團偵察分隊長姓孔，二十三歲。他身板結實、作風潑辣，是一位樸實無華、坦率誠懇的革命戰士。三軍團在兩周前打了一場惡仗，戰績平平。目前，它正在進行休整，準備新的戰鬥。這一切都嚴格保密。孔的戰友們只知道他們不久就要開拔。（後來，這種保密的作法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認為效果適得其反。（孔是個偵察員，所以知道得比別人多得多，但他對此事一聲不吭。孔和許多同志一樣出身於貧苦農民的家庭。他有四個兄弟、七個姐妹。他全家都反對他參加紅軍。爹媽認準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可是孔還是參軍當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紅軍答應給他土地。
在孔參加的頭一次戰鬥中，紅軍擊潰了國民黨第十八師，並活捉了該師師長——人們深惡痛絕的大個子紅臉湖南人張輝瓚。
五十年後，孔對此事的細節還記憶猶新。他說，那天我們在小山坡上召開大會（鎮裡的場地都太小了），張輝瓚被拖到一大群農民、鄉鎮貧民、手執紅纓槍的年輕赤衛隊員和身披征塵的憤怒的紅軍戰士面前。張站在台上，雙手反綁，頭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腦袋。張當場就被砍了頭，頭顱被放在木筏上沿贛江順流而下，向其他國民黨將領發出了「警告」。孔在回憶這段往事時情緒還十分激動，講著講著就不禁哼起了當年人們唱的一首民謠。
「高興高興真高興，我們戰鬥在龍岡上，活捉了惡霸張輝瓚，砍下了他的胖腦殼。」
有位消息靈通的姓伍名修權的年輕人，身材修長，談吐文雅，舉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蘇區的首府瑞金，人們神秘地進進出出，氣氛日益緊張，震動越來越大，紅軍中究竟在醞釀些什麼，他幾乎無所不知。這個根據地是五年前由毛澤東及其盟友朱德率領的共產黨軍隊創建的。毛與朱的關係非常密切，在農民們看來，這支軍隊就是「朱毛」軍隊。許多農民堅信朱毛是一個人。這也並非完全說不通。實際上，身材魁梧、舉止緩慢、純樸忠厚的共產黨將軍朱德自己也曾說過朱毛是分不開的。中文中這兩個字是雙關語，「朱」意味著豬(不同的另一個字)，「毛」指的是體毛。
這位年輕的伍修權對情況瞭如指掌，因為他那時正給一個叫李德的人當翻譯。李德是莫斯科共產國際派來參加中國革命工作的代表。當時，李德指導中國紅軍活動已有一年多，可惜毫無建樹。
伍修權這時二十八歲。十九歲時，他與一百名中國青年一起到蘇聯呆了五、六年，學習俄語和革命知識，也學習了軍事。這時他回國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達蘇區後，伍一直是他的翻譯。
伍目前操心的一個問題是烹飪，而不是軍事。
當李德來到蘇區時，中國人千方百計地要使他過得舒適些，特地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坐落在離紅軍總部約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離中央總部所在地不太遠。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圍環境促使伍修權和其他人把它稱為「獨立房子」。不久，「獨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綽號。
伍修權的烹飪問題是間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員在青蛙出沒的稻田里養了十來只鴨子。鴨子長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離時把鴨子留下來。於是，那幾天每頓晚飯都吃鴨子，直到最後離開。他仍記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們把最後一隻鴨子做成了美昧的香酥鴨塊。因此，伍修權總是把這一天和紅軍撤離蘇區的日子連在一起，儘管後來人們普遍認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長征正式開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黨的幹部們說話更公開了一點，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於從宇裡行間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測出未來的事情。例如，洛甫(張聞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為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寫了一篇社論，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我們不得不暫時放棄一些蘇區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於敵人堡壘密佈，我們必須衝破封鎖線，轉移蘇區，保存軍隊主力的有生力量。」
這時，紅軍高級領導層的每個人都知道部隊即將轉移，但是他們不知往何處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說是貴州，還有人說是雲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領導之外，其他人都不瞭解。為了躲避蔣介石飛機的轟炸，紅軍總司令部遷到了瑞金以西的雲石山地區。在那裡，幹部們見面時總是互相會意地說：「轉移的時間就要到了。」有時他們互相問「你走嗎？」回答不一。一些人答：「當然。」另一些人則說：「不知道。」說這話的往往意味著不走。蔡曉乾回憶說：「這消息傳來，就像在下池清水裡投下一塊大石頭」，激起了人們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員名單開始列出來了。一些家屬帶著櫃子、箱子回了家鄉，說是「他要走了」(但不說去哪裡)；不少傷員從醫院回到了原部隊。關於誰去誰留的小道消息也開始流傳了。起初，有人說徐老將留下來。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長沙師範的老師。人們說他年紀太大，經不起未來的艱辛。但後來又傳說他也走，並被指定與休養隊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馬，但尚未找到馬伕。愛傳小道消息的人此時還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讓毛澤東看了一份留守人員名單。毛的許多親近的人都在名單之中——他的弟弟毛澤覃及其妻子賀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為她是毛夫人賀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鄉、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擔任共產黨總書記、現已被罷免的瞿秋白（據說他肺病嚴重，難於同行）；陳毅司令員；共產黨早期黨員、毛的支持者賀昌；毛的另一個擁護者、寧都起義部隊後來的領導人之一劉伯堅等等，許多人。毛的建議似乎一個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請求帶上瞿秋白的意見也未被採納。與毛澤東的關係成了留在蘇區的特許證，而根據當時留下來的陳丕顯將軍的看法，留下來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倖存。
一九三四年秋，毛澤東四十歲。他雙頰深陷，憔悴消瘦，黑髮長得幾乎齊肩，兩眼炯炯發光，顴骨高聳，看上去很難受。他患瘧疾，經常復發，一病數月。儘管教會醫院出身的傅連璋醫生使盡了渾身解數，他還是處在半恢復狀態，感到虛弱和乏力。他知道紅軍將要採取什麼行動，因為在作出決定之後周恩來給他報了信。周實際上是總參謀長，參加決策。然而，發號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黨的總書記博古的擁護。即使周有不同意見，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處於劣勢。所以他的任務就是作為—個優秀軍人去執行上級的命令。
沒有人同毛商量，也沒有人徵求他的意見，這毫不誇張。在黨的領導層中占統治地位的「蘇俄」派裡，有一股強大的力量要把毛開除出黨。早在兩年前，他就失掉了軍事和政治決策權，僅剩下了有職無權的一個頭銜——中央蘇區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會議，近幾個星期，對於都地區的情況進行了有名無實的調查。於都是一個傍河的縣城，他那時住在一條小巷深處一所舒適的灰磚房裡，緊挨著於都北門。他和二十四歲的妻子賀子珍住在一起。這時，賀子珍已是第四次懷孕了，預產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當時傳說毛澤東在於都受到了軟禁。他雖是政治局委員，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之間的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了。多年來，一直流傳著這種說法。但看來，他顯然未被軟禁。與本書作者交談過的長征時期所有重要的倖存者和當代中國黨史學家及檔案管理人員都肯定了這一點。但是，在決定撤離中央蘇區並執行這一決定的日子裡卻要把毛派往於都，這種主意至少是難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麼急切地需要親自去於都搞他的「調查研究」。當時擔任翻譯因而瞭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於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澤東轉到蘇聯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這個建議。這顯然是李德的主意（雖然他在回憶錄裡對此只宇不提）。但是莫斯科沒有同意。共產國際認為，儘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還是有用的。另外，據翻譯伍修權說，毛曾聲明：「我不去，我不離開中國。」
氣氛很緊張。據說，有一次，毛澤東和埃德加-斯諾在保安的一條街上看到博古時，毛告訴斯諾：「那個人曾經要置我於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時，有人要把毛幹掉，那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至今沒有明確的證據能說明確實有過強迫毛留在蘇區的計劃。
毛到達於都後，很難再去離於都有一兩天路程之遙的黨政中央機關了。不過，他的私人警衛員還沒有被撤掉，而且他依舊可以在於都和附近地區自由行動。
毛在於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雲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樣。在雲石山時，從一個石崖往上走兩層石階，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廟，離紅軍總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時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廟的一廂，這使他們倆有機會進行密切的交談，後來發現這些交談是非常重要的：那時，毛可以隨便出入紅軍總部。但由於他的意見無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開會他很少得到通知。由於他是蘇維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機關他還是要去的。那地方不遠，名叫沙洲壩。中央政府機關佔據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楊氏家族建造的頗為壯觀的祠堂。毛在那裡住過一年左右。楊家詞堂裡有一座雅致的兩層議事廳，暗紅木架房，石板鋪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陳毅和周恩來也住在這裡。不過，朱德夫婦象陳毅(直到他負傷以前)和周恩來一樣，通常是在前線。
有意把毛澤東排除在決策圈之外還不是事情的全部。這時，和其它一些緊張的時期一樣，毛澤東又是疾病纏身了。從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於身患瘧疾，他時而臥床不起，時而只能勉強活動一下。他總是精力很差，情緒低沉。
這也是自然的，因為，由他主要發動的這場革命運動、他和朱德所建立的軍隊、他在五六年前所開創的蘇區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機構，如今都落人了來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的那位神秘莫測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獻媚者博古的手裡。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視眼鏡。英國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曾經稱他為奇形怪狀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來也確是如此。毛澤東被剝奪了所有重要的權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同他勢不兩立，軍事指揮機關也把他摒棄在外。毛澤東表面上顯得很平靜，其實卻心急如焚。對於力量的對比，他並非一無所知。他知道，那時正聚積著一股反對李德和博古的強大力量。當他的追隨者林彪和忠於他的聶榮臻這兩位主要的軍事指揮員溜進他在於都的小院，坐在長凳上向他請教的時候，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當他們小心地問他：「我們向何處去？」的時候，他知道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也知道怎樣用同樣隱晦的話來回答他們：「去命令你們去的地方。」他知道這些命令是什麼，也知道這些命令是軍事機密。但他守口如瓶，因為還不到說話的時候。他相信，這個時刻不久就要到來。
過了近五十年之後，聶榮臻回憶說，當時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瞭解一些關於他們的去向問題。但是，毛澤東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們的嘴。他不想讓人猜疑他和將軍們正在秘密策劃些什麼，他結束了談話，建議他們去參觀一個新開的圖書館。
十月十日，陽光明媚。正午剛過，一群人開始在梅坑——中央紅軍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個交叉路口集合。大約有一百多個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個婦女，看上去不像是軍人。他們都是被派往休養隊的——老、弱、傷、病和婦女。每人一袋乾糧，十斤米，但願夠吃十天的。另外，每人還有一條毯子，一包換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個筆記本，可能還有一個手電筒（這是最難找到的），一些備用電池、肥皂、一兩本書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帶上都接著一個大搪瓷杯子，裡面塞著牙刷和毛巾。這群人中年紀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書長謝覺哉。他已年過六十，因此為他配備了一匹馬。董必武那時是四十八歲，他和毛一樣，也是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他的同志們都認為，如果當時把他留下來，肯定是死路一條。徐特立五十七歲，他曾是毛的老師。徐特立精瘦、幽默，長著一臉鬍鬚。他有一匹馬；蔡暢也有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婦女。此外，還給毛的懷有身孕的妻子賀子珍配備了馬匹。
很快，這支雜牌軍被編成了排和班，每個男女成員都領到了一桿紅纓槍，以備隊伍一旦遭到攻擊時作為自衛武器。落日時分，黨的保衛部門負責人、整個非戰鬥部隊的指揮員、曾當過水手的鄧發出現了。他一反平日的嚴肅態度，講著廣東口音很重的普通話同這支隊伍開玩笑。他想活躍人們的情緒：「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隊伍呀。我們有音樂家、劇作家、作家。如果我們想演一台戲，那可是萬事俱備。」氣氛果然活躍了一點。隊伍在暮色中向於都進發了。這是紅星縱隊的一部分。為了使他們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紅星標記指路。
毛是過些時候才離開的。他還有任務，其中最艱巨的一項任務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給留在於都的黨的幹部們講話。他必須告訴他們，紅軍正在撤出；還要讓他們瞭解今後的局勢，並告訴他們紅軍主力離開後，他們應當如何工作。這時，於都城裡所有的人都意識到情況非同尋常。成千上萬的部隊開進於都，然後又離開，或者過江，或者南下去安遠。
當然，大部分年輕的紅軍戰士都不知道這些情況。他們相信他們要去打一場大仗，也意識到他們要衝出包圍圈。很多人還領到了過冬的棉衣（這使他們很吃驚），所有的人都要在乾糧袋裡儲存十天的糧食。然而，這次行動的真正目的何在，卻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纏身、面帶菜色的毛澤東仍在接受傅連璋醫生的治療。這時他正在對一群黨員幹部講話，他盡力使自己的口氣充滿信心。他的講話內容沒有被保存下來，不過，無疑是傳達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說明部隊要衝出包圍圈，粉碎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建立新的根據地的計劃；號召幹部要照常工作；告訴大家部隊進行了分編，紅軍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衛蘇區，他們不會永遠離開，他們會回來的。毛澤東堅信，革命最終必定勝利。
這是一次高、中、低三級幹部會議。毛澤東對這些幹部講話的時候，周恩來、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隊的首長和黨的整個最高領導機關已經上路了。中央機關十月十二日到達於都，又乘夜色朦朧穿過了於都。幾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塊銀元），挑著蘇區的大量財物——印刷機、紙幣鐫版、造子彈的機器、重新裝填空彈筒的壓床、愛克斯光機、滿載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資料的箱子，紅軍儲備的銀元、金條、大米、藥品、備用的槍炮、收發報機、電話設備、大卷的電話線入等等。毛澤東後來說：「就像大搬家一樣。」埃德加-斯諾則稱之為「整個國家走上征途」。這太誇張了，還是毛說得確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澤東和大約二十名隨從，包括警衛員、他的秘書和工作人員，在於都北門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裡集合。他們走出院子，和中央縱隊的其它單位會合了。毛帶了一袋書、一把破傘、兩條毯子、一件舊外套、一塊舊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個口袋的旅行包。
毛澤東明知危險乃至致命的撤退就這樣開始了。紅軍離開了共產黨在過去幾年中賴以生存的蓬勃發展的根據地。他們悄悄地行動，希望蔣介石的飛機不要發現並轟炸這支蜿蜒而行、前後長達六十英里的龐大而雜亂的隊伍。現在是需要堅韌不拔、下定決心的時刻，不允許提任何問題。沒有人知道他們將去何方，沒有人知道走到哪裡才是盡頭。毛澤東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也不知道。誰也猜不出再過多久蔣介石就會發現這些蠕蠕而行的隊伍。沒有一個指揮員不為那些如牛負重的挑夫們擔心，他們中間很多人挑著他們能夠肩負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動兩英里都很困難。
工兵營在於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橋。當時正值枯水季節，在於都一帶，河面不過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寬。河面寬些的地方，河水很淺，人和馬匹可以毫不費力地涉水而過。五座浮橋分別架設在於都兩側幾英里長的河面上。
毛澤東和他的隊伍沿著河岸沒走多遠，月亮就升起來了，河面很平靜，沒有一絲風。一會兒他們來到渡口，踏上喀喀作響的橋板，順利地過了河。很快，這支隊伍就到河對岸向西行進了。這靜謐的夜，這月光，這河水拍擊浮橋的聲音，激發了男女戰士的興致。他們成一路或兩路縱隊沿著狹窄的小道行進，很多人輕輕地哼起了流行的紅軍歌曲。究竟走向何處，誰也捉摸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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