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五十年前，美國記者斯諾通過他的優秀作品《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紅軍的長征。
《紅星照耀中國》於一九三八年在美國出版。當時，幾十萬美國人，包括我自己，讀了這本書，從中得到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時對他們的目標和救國抱負，對他們的艱辛和犧牲精神，也有了瞭解。《紅星照耀中國》後來被譯成中文即《西行漫記》，使整整一代中國人首次讀到長征的英雄事跡。 我見到斯諾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這時我倆都是戰地記者，恰巧都在蘇聯採訪蘇聯紅軍作戰的消息。我們一起上前線，報道蘇聯紅軍如何擊退希特勒的部隊，如何把他們從蘇聯領土上清除出去。斯諾和我自然常常談到中國。那時報社的編輯本來要我在莫斯科的報道任務結束後即動身去重慶。可是後來計劃變了。 儘管二次大戰期間我未能去中國，但是我同斯諾的多次交談，加深了我對長征的興趣。關於長征，斯諾在《西行漫記》一書中這樣寫到：
「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一部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
斯諾本人就想寫這樣一部史詩。
歲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間長期的敵對情緒開始消融，美國人又可以前往中國旅行，接觸開始增加了。這時我下了決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實現斯諾的遺願，爭取寫出長征的全過程。當然，令人遺憾的是，斯諾本人沒有寫一部長征的歷史，否則他可以趁幾乎所有長征幹部都還健在，趁他們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時候，把這部歷史寫出來。然而，斯諾未及如願便與世長辭了。
因此，本書是我熱望實現斯諾未完成目標的產物。我能如願以償，多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了我莫大的幫助與合作。
一九七二年，我向以故總理周恩來首次提出要寫這本書，請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他和毛澤東相繼逝世和「四人幫」垮台後，才有了進展。事實上，「四人幫」如不垮台，我寫長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終於獲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隨後在中國人的好朋友，中國社會及歷史問題專家謝偉思的協助下，我在北京開始了研究和收集資料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們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長秦興漢將軍和外交部譯員張援遠的陪同下，進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幾乎完全沿著第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行進，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軍團和第四方面軍戰鬥過的部分地區。在那邊遠地區漫長的旅程中，我們主要乘坐吉普車，小型客車和指揮車，行進在當年紅軍男女戰士們完全徒步走過的地方。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今天仍然如此。只有親身走過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現實主義的方式描繪出長征中的戰鬥和艱難困苦──－特別是過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當局的配合下，我對許許多多長征的倖存者進行了個人採訪。他們中的一些人曾擔任過或仍擔任著要職。我還向中央和地方的歷史學家徵求了意見。檔案工作者還特別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歷史細節。
這本長征的紀實就是在這種合作和協助的基礎上脫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並不認為它已經探討並揭示了這部史詩的一切方面；也不認為每項細節都以批露於世。事實上，儘管我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專家們也進行了細緻深入的工作，仍有許多問題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國同事曾明智的說過：「這並非蓋棺論定了。」在某些問題上，倖存者們的回憶是互相矛盾的。還有一些問題的檔案材料已在殊死的戰鬥的混亂中散失了。
我必須強調，關於長征的結論和解釋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徵詢過中國當局的意見和看法，但是書中的觀念和結論由筆者自負責任。
這本關於長征的書自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國出版以來，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擁有為數眾多的讀者，該書還在歐洲和亞洲的主要國家以及許多小國翻印出版。那些從未閱讀過紅軍壯麗史詩的人們，現在可以從某種意義上開始瞭解那些為了中國革命事業而不惜犧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質。他們將從這裡開始知道人類有文字記載以來最令人振奮的大無畏事跡。他們僅僅從統計數值中就開始明白紅軍所作出的犧牲有多麼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萬六千名男女從江西出發，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的這支第一方面軍抵達陝北時只剩下大約六千人。
現在，在美國，歐洲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於幾十年前由一支規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國男女組成的隊伍所進行的一次軍事行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如果中國讀者對此感到費解，我只能重複埃德加-斯諾就這場「激動人心的遠征」說過的話──－它過去是激動人心的，現在它仍會引起世界各國人民的欽佩和激情。我想它將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豐碑，永遠流傳於世。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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