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和廣田弘毅竟要越過國際法庭，直接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上海、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以及蘇聯的伯力等地也設立了軍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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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遠東軍事法庭正式開庭。
遠東軍事法庭設在日本東京，審判地點設在東京市谷山的前陸軍士官學校，戰爭時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所在地。
這昔日的陸軍部外表古舊，四周是大戰後尚未重建的廢墟，一派戰後殘破的景象。美國軍人選擇這樣一個所在，是想讓旁觀者及日本國民知曉，多行不義必自斃，奉勸好戰的小日本向善。而且，這陸軍省離戰犯關押所在地巢鴨監獄僅五六公里，距離近，押運道路上不易出事。
不過，這大廳內部可並不像外表那樣寒傖，大廳本為西方式建築結構，寬敞高大，美國佔領軍司令部下令按美國標準連續整修了幾個月，因此，看起來又華麗又現代化。
令小日本憤憤不平的是，東京法庭庭長韋伯的辦公室就設在第一號戰犯東條英機的辦公室裡。
開庭前，關於法官的坐次曾出現爭執，除首席法官外，第一個座位當屬美國，這例無甚異議。中國在此次反法西斯戰爭中，八年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時間比任何國家都長，中國人民所遭受日寇侵略之苦難比哪國都多，對戰勝日本法西斯做出了舉世公認的貢獻，當之無愧應坐第二位，但由於當時經濟落後，民窮國弱，在這重大的國際事件中卻是處處受辱，諸列強都想方設法要僭越其前。
這次派往日本的中國法官梅汝-雖是身單力薄的一個書生，卻有極強的民族自尊心，眼見各列強這般欺凌中國，便操一口流利的英語與之據理力爭：既然當初約定坐次應按投降書上各受降國簽字順序而定，那便還應按美、中、英、蘇、加、法……之序安排，怎麼能隨意變換呢？眾法官對這位不同凡響的中國人也不由得刮目相看，再加上他們本無道理，最終只得同意了梅法官的意見。消息傳回國內，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無不感到快慰。
５月３日一大早，十一位身著法官服，面部嚴肅的法官，魚貫而入，坐在高台的審判席上。在他們身後高懸著美國、中國、蘇聯、英國、加拿大、法國等十一國的國旗。當年，正是這十一國的人民奮起抗敵，才共同打敗了日本法西斯。
台下左、右兩邊是公訴方代表，辯護方代表、速記員和譯員的席位。大廳的另一面也有一個不太高的平台，上面有兩條長椅，是被告席。右面是二百個記者席，上面早已擠滿了各國記者。樓上則是旁聽席，三百名盟國代表和二百名日本代表擠滿了所有位子，各種語言在大廳裡嗡嗡作響。
上午８時５０分，一輛美式軍用客車由軍警開道，擠過黑壓壓的圍觀人潮，"嘎"的一聲停在這座老式建築門前。須臾，車中間那道鐵門緩緩開啟，先是跳下幾個頭戴白盔、腿套白色護套的身強力壯的美國憲兵，接著，二十八名戰犯走下車來。
說到這二十八名戰犯被告的確定，還有一番故事。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戰犯的審判，由檢察長提起控訴。依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之聯合國家均各派一各陪席檢察官協助檢察長工作。這次的檢察長，是由美國指派的基南擔任。他和陪席檢察長組成同盟國家檢察局。
軍事法庭由美國主宰，檢查局自然也不例外。多數國家只派一名法官和三四名工作人員參加，而美國一家就有一百多人，蘇聯代表比其他國家多一些，也只有四十僕人參加。另外，檢察局還聘請了二百多日本人從事翻譯工作。那基南要調度這樣一大批人，自然也有不少難處。三拖兩拖，原定於１９４６年初開始的審判就延誤下來。
這原因之一，便是證據難尋。要知那日本鬼子極端狡猾，眼見德國人投降時忘記銷毀文件，落入盟國手中，到法庭審判時，人證物證俱全，罪犯們有口難辯，無法抵賴罪責。到日本投降時，小鬼子就學乖了。美國佔領軍是天皇宣佈投降兩周後才進駐日本的，在這個間隙，東京各政府大廈頂上整天濃煙滾滾，無計其數的絕密文件幾乎全部燒燬殆盡。那些凡能暴露日本帝國首腦們破壞和平、違反人道、踐踏戰爭法規和慣例的滔天罪行的文件，差不多都被銷毀了。
不僅首都在銷毀秘密文件，而且在外地，凡是有日本海陸空軍兵團與部隊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干銷毀罪證的勾當。各戰俘營、監獄、省府、警察廳、憲兵廳都把秘密文件燒燬了。當佔領軍方面詢問為何這般豈不及待燒燬文件時，被告人和證人都異口同聲地咬定，政府根本沒指示過要銷毀文件。那檢察局偵察科長薩蓋特，在美聯邦調查局工作多年，經驗豐富，心思機敏，對這些表現謙恭，骨子裡卻死硬頑固的日本人卻是一點辦法都沒有，氣得他開口閉口都離不開"小鬼子"一詞。
但同盟國的檢察官們也不是吃乾飯的。他們各顯示神通，東翻西找，還是找出很多未來得及或忘記銷毀的重要文件。還有，戰爭期間和戰爭前夕同盟國的諜報機關也並未打盹，很多具有重要國家意義之絕密文件的照相複製本，此刻亦轉給公訴方。日本人最沒想到的是，還有他們公開發行的東西也幫了倒忙，那上頭記載著日本要人的大量好戰言論，公訴方將之節錄下來，便成了不容反駁之證據。加之檢察局又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內部的派系之爭，挖出很多證人。
語言不通也是一大障礙。想日本當時尚不甚發達，日語和漢語有點相像，卻和西洋文字相去甚遠，外國人望而生畏，知之者甚少，因此檢察局中精通日語的法律工作者甚少，詢問起證人來，哪像紐倫堡審判來得那般痛快。那些法律專家雖精通本行，出口成章，但不論是詢問過程中還是審判過程中，時常被日本人的話弄得稀里糊塗。
基南來日本時，就立志"制服海盜"，雖然舉步維艱，卻未有絲毫後退之心。他把現已逮捕的一百多名戰犯嫌疑者分成七個小組，責令法官盡快調查其犯罪事實。另一方面偵察科動用聯邦調查局靈活機智的手段，搜集證據，尋找日本的重要證人和"合作者"。
事在人為，檢察局終於取得了較大進展。１９４６年１月起，檢察活動步入正軌，其標誌便是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莊嚴向世界宣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從１９４６年１月９日正式成立，並公佈了法庭憲章，從此拉開了東京審判的序幕。
憲章是參照《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而擬定的，內容自然大同小異。憲章共五章十七條，規定了法庭的任務、組成、管轄權、訴訟程序等事宜。
憲章的第二條對東京法庭的人員組成作了規定，乃是由盟軍最高統帥從日本投降書籤署國及印度、菲律賓提出的人員中任命六名以上、十一名以下之法官組成。這便使麥克阿瑟有權挑選自己信任者任職，把審判之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這和紐倫堡法庭平等選舉和舉手表決的形式大不相同。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８日，麥克阿瑟宣佈了法官任命名單，澳大利亞的著名法官，親美人士韋伯大法官出任庭長，其餘十名便由那些受降國各出一名，中國方面的就是前文所說的梅汝-法官。
根據同盟國商量結果，東京審判也將和紐倫堡審判一樣，只審理和懲辦主要的甲級戰犯，其他較次要戰犯則由被侵略國設法庭審理和處置。
根據《憲章》規定，法庭有權審理三種犯罪：
（甲）破壞和平罪：指策劃、準備、發動或執行一種經宣戰不經宣戰之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法、條約、協定或保證之戰爭，或參與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計劃或陰謀。
（乙）戰爭犯罪：指違反戰爭法規及戰爭慣例之犯罪行為。
（丙）違反人道罪：指在戰爭發生前或戰爭進行中之殺害、滅絕、奴役、借暴力強迫遷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為。或基於政治上或種族上之理由之虐害行為的，此種虐害行為繫於執行或共謀歸本法庭管轄之任何罪狀所施行者。至於其是否違反犯罪所在地之國法，則有所不問。凡參與策動或執行任何犯上述罪行的共同計劃或同盟之領袖、組織者、教唆犯及共犯，對任何人在執行此項計劃中所為之一切行為均應負責。
因為主要戰犯所犯罪行多屬甲類，故被稱為甲級戰犯，這些戰犯自然是侵略國那些最高負責人了。
作為一種公正的體現，此憲章第九條丙款還規定，各被告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辯護人，但若此辯護人與被告有某種瓜葛而不適宜擔任此人之辯護律師，法庭亦隨時可以不承認罪犯所選定的辯護人並重新指定。照此條例，審判中日本方面的辯護人有鵜澤總明等二十八人，美國方面有柯爾曼等二十二人。
接下來就是選定被告了，各國在最初的會議上先提出本國的名單再予以討論。分別提出名單最多的國家是澳大利亞，一百人；最少的是英國，十一人。差別如此懸殊，只好反覆討論。
好不容易，大家才取得共識，決定以二十人左右為宜。
此時，蘇聯因發覺東京憲章與紐倫堡法庭憲章大不相同，經向美國質問，卻未得到明確答覆，於是就採取拖延戰術，代表團遲遲不到。以至蘇聯方面幾乎未能參與選定被告的工作，使一些該入被告席的罪犯們得以在美國庇護下逃脫。而中國代表團一行三人則剛剛抵日。中國代表團的檢察官即團長為向哲浚大法官。
向法官生於１８９６年，少年時留學美國，獲華盛頓大學法學士學位，而後回國效力，出任大學教授及上海高級法院首席檢察官一職。向法官此行肩負民族重任，心中發誓，要嚴懲那些侵華戰爭罪人。果然，中國政府委託向檢察官呈交的二十一人名單中，有十名"榮幸"成為最後被選定的被告。
３月１１日上午，第一批被告被選了出來。他們是：東條英機、東鄉茂德、鈴木貞一三人。選定此三人不難知平原因，他們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東條內閣之閣僚，東條是首相，東鄉是外相，鈴木則是規劃院總裁，等於歐美國家的內閣計劃部長，自是詳知侵略計劃。因此各國對三人成為被告均無意見。
緊接著，松岡洋佑、荒木貞夫、板垣征四郎入選，他們也是全普通過。
其後不到一個月，先後選定了二十六名被告，待到蘇聯代表團到達時，可以說大局已定。但蘇聯人對美國操縱審判和包庇戰犯氣憤不已，此時堅持要增加被告，於是又追加了梅津美治郎和重光葵二人。至此便一共確定了二十八名被告。
東條英機，１９３７年６月任關東軍參謀長，１９３８年任陸軍次官，１９４０年７月任陸軍大臣，１９４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４年７月任首相兼陸軍大臣和內務大臣，陸軍大將，被稱為"日本希特勒。」
平沼騏一郎，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曾任首相，在第二、第三屆近衛內閣中分別任不管部大臣，任首相之前曾任樞密院院長，是最隱蔽的法西斯組織"國本社"的領導人，被公認為「日本法西斯之父"。
廣田弘毅，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６年任外相，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７年任首相，對侵華戰爭負有不可推御的責任。
小磯國昭，曾任關東軍參謀長，拓務大臣，朝鮮總督，是「戰敗內閣"前一屆內閣的首相（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５年），曾參與操縱偽"滿洲國"支持擴大對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
荒木貞夫，曾任陸軍大臣，文部大臣，內閣參議，日本軍國主義擴張集團公推其為"思想家"，曾煽動和組織反對蘇聯的戰爭。
土肥原賢二，一個老奸巨猾的間諜頭子，對１９３１年東北爆發的"九-一八事變"負有直接責任，歷任高級指揮官，航空總監，軍事參議官，日本第平方面軍司令官。此人對中國和東南亞人民來說，是一個大魔頭。
阪垣征四郎，曾任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臣，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朝鮮軍司令官，乃日本法西斯"少壯派"著名頭目之一，是日本一系列重大侵略行為的積極參與者。
梅津美治郎，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長，司令官，帝國大本營總參謀長，是陸軍中有名的死硬派，指揮日本侵略中國華北，強其中國簽定《何梅協定》，參與掠奪中國東北資源，支持在中國和太平洋的侵略戰爭。
煙俊六，任軍事參議官，陸軍大臣，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４年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是侵略中國的得力干將。
本村兵太郎，曾任關東軍參謀長，陸軍省次官，軍事參議官，侵緬日軍司令官，是侵略戰爭的重要參與者。
松井石根，陸軍大將，在任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期間，對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負有直接責任，後又任內閣參議官，"大東亞開發會社"總裁，"大政翼贊會"顧問，是侵略擴張的罪魁。
南次郎，曾任陸軍大臣，軍事參議官，關東軍司令官，朝鮮總督，樞密院議員，"大日本政治會"總裁，陸軍大將，從這一長串高級職銜中就可看出，他是日本軍國主義集團最老牌的首領之一，罪惡昭彰。
武籐章，曾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太平洋戰爭期間，一直是印尼和菲律賓日本佔領軍的高級軍官。忠實貫徹了東條的侵略計劃，此外在殘害戰俘和屠殺和平居民方面犯下了嚴重罪行。
佐籐賢了，東條內閣時任陸軍省務局局長，一直為東條英機出謀劃策。
永野修身，海軍出身，到１９３６年爬上海軍大臣的寶座，後擔任著名的聯合艦隊總司令一職，又任海軍參謀總長，是太平洋戰爭的直接促成者之一。
岡敬純，曾任海軍省總務及軍務局長，海軍次官，朝鮮海軍基地司令官，亦極力鼓吹實行太平洋戰爭並親自指揮作戰。
島田繁太郎，歷任海軍參謀部參謀長，艦隊司令官，海軍大臣，１９４４年起任軍事參議官、海軍參謀長、海軍軍令部長，是海軍將領中積極參與和推行侵略計劃的頭領之一。
松岡洋佑，曾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內閣參議官，外務大臣，積極推進德意日法西斯軍事同盟的建立，堅決主張對英美開戰。
大島浩，從駐柏林武官升至駐柏林大使，在建立德、意、日三國法西斯軍事同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白鳥敏夫，先任斯堪的納維亞各國大使，後到羅馬任駐意大利大使，而後一直在外務省任顧問，堅持實行日本法西斯外交路線。
重光葵，"九-一八"事變時任中國公使，而後任外務省次官，其後歷任駐蘇聯大使、駐英國大使、駐南京汪精衛偽政府大使，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５年任外相及"大東亞"事務大臣，不遺餘力地鼓吹"大東亞新秩序"。
東鄉茂德，歷任駐德國大使、駐蘇聯大使、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任外務大臣及拓務大臣，在"戰敗內閣"中任外務臣及"大東亞"事務大臣，乃日本法西斯外文路線的策劃者和賣力推行者。
賀尾興宣，兩任大藏大臣，大藏省顧問，東亞委員會委員，"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總裁，直接參加了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並在財政上、經濟上、產業上支持侵略戰爭。
鈴木貞一，從太平洋戰爭即將爆發時期任內閣規劃院總裁及國務大臣，還是日本法西斯政體產兒"大政翼贊會"領導人之一，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
星野直樹，"蘆溝橋事變"時期任內閣總務局局長，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長，操縱總理府，後又任日本不管部大臣和規劃院總裁，到首相，大藏省顧問等職，支持侵略戰爭，是統治和奴役我東北四省的主要罪魁之一。
橋本欣五郎，"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１９３７年南京大屠殺的參與者，"大政翼贊會"的組織人之一，法西斯青年機關報《太陽大日本》雜誌的發行人兼主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有名"思想家"，青年法西斯運動的組織者。
大川周明，１９２６年起任南滿鐵道會社的"東亞研究所"所長，一直"癡心不改"地鼓吹侵華，認為日本大和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樣屬優良種性，宣揚民族沙文主義。
木戶幸一，最受天皇寵愛的大臣之一，歷任文部大臣，厚生大臣，內務大臣及樞密顧問，正是在他的極力推舉下，戰爭犯人東條英機才登上首相寶座，從而迅速點燃了太平洋戰火。
二十八名被告順序經過幾百人的狹長通道，被全副武裝的美國憲兵押解到位後，高大魁梧、聲音洪亮的韋伯便宣佈開庭。自此，一場歷時一年半的漫長審判開始了。國際法庭這台複雜的機器終於緩慢地運轉起來。
依照英美的法律程序，此次審判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立證，即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及命控方證人出庭作證，二是辯論，即辯方律師為自己的當事人辯護，犯人自己亦可自辯，另外控方證人和辯方的證人此時也可出庭作證。這樣的程序不免手續繁瑣，遷延時日。
按此程序，韋伯庭長宣佈開庭後，美國代表，首席檢察官基南大法官健步走上台前，開始宣讀那疊經過精心準備一厚達四十二頁的起訴書。由於內容實在太多，這份起訴書竟花了兩天才全部讀完。但不管執法人員還是旁聽者，全都聽得聚精會神，大廳裡鴉雀無聲，只偶爾有人因聽到令人憤怒或驚訝處發出輕呼，幾乎所有人都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戰爭中犯下的滔天大罪感到憤怒。
這份起訴書指出，從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日本的對內對外政策莫不"被犯罪的軍閥所控制和指導。這種政策就是重大的世界糾紛和侵略戰爭的原因，同時亦是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和日本人民本身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原因。」
起訴書對這二十八名罪犯列出了五十五條罪狀，其中第一條罪狀稱：「控告全體被告，在１９２８年１月１日至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這一期間，以領導者、組織者、教唆者或同盟者的資格，參與共同計劃或陰謀，欲為日本取得東亞、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其接壤各國或鄰近島嶼之軍事、政治、經濟的控制地位，為達到此目的，使日本單獨或與其他國家合作，對任何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反對此項目的國家從事侵略戰爭。"這第一條罪狀言簡意賅，卻是這二十八名被告不論怎樣辯解，也逃脫不了的罪責。
對中國的侵略，貫穿了整個控告時間，是日本犯下的最卑劣罪行之一，自然是起訴書中的重要的內容，它被排在第二十七條。至於"偷襲珍珠港"，對東南亞各國的進犯，在戰爭中使用違反戰爭公約的手段等等，也均被列入起訴書。但是，如前所述，那影響極壞、手段極卑鄙的細菌戰和化學戰卻未被列入起訴書。大多數法官以為只有德國才使用毒氣殺人的殘酷辦法，而日本似乎尚未學會。因此，無人追問此事。
最後，第五十五條罪狀稱：「控告以上被告，因器官職負有採取適當方法確實遵守及防止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之法律上的義務，而竟完全漠視和蔑視其法律上的義務。"基南宣佈，依據以上五十五條罪狀追究被告的個人責任。這二十八名被告中，佔有罪狀最少的也有二十五項，最多的竟多達五十四條。可以想像，在這場戰爭中，他們都做了多少違反國際條約和法規、違反公理和人道的事！
接下來，各大國的聯合訴訟代表達西等，也分別指控了被告人犯有的罪行。
頭一輪訴訟完畢後，法官們照例要詢問被告是否承認有罪。
５月６日，當韋伯庭長這樣問在座的二十七名被告時，他們竟全都給了否定的回答，均稱"無罪"，東條英機還強調說：「對一切訴因，我聲明無罪。"那曾任外相，精通英語的松岡洋佑，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才華，甚至用英語回答了法庭的問話。
也許有人要問，明明是二十八個被告，怎麼又只有二十七個在座了？提得好，且聽慢慢道來。
５月３日開庭那天，戰犯中知名的法西斯"理論家"——大川周明被安排坐在東條英機身後，他穿了件破舊西服。顯得過於寬大的西服掛在身上，使他顯得更高更瘦，越發像個「鬼子。"更可笑的是，大川還蹬了雙著和服時才穿的木屐，就那樣"嘎吱、嘎吱"地走進了法庭。坐上位子後，大川把木屐踢在一旁。隨後，他脫掉西服扔在一邊，上身只剩下一件皺巴巴的白襯衣，敞胸露懷，露著那鵝一般細長的脖頸，喉結突出，一副髒兮兮的深色大眼鏡擋在臉前。座位上許多人看見他不禁竊竊私語：「這哪兒像過去那個儀表堂堂，文質彬彬的大川周明呀！」
可是，大川一直是旁若無人般地東瞧瞧，西望望，滿不在乎。
起訴開始了，被告人出於對自己命運的關心，都拿著本人的起訴書副本，聚精會神地聽公訴人宣讀。唯獨大川茫然四顧，似乎不知道現在正在幹什麼。他不安分地在椅子上扭來扭去，然後將腿盤起來，解開上衣扣，不住地用手撓著凹陷的胸脯，像在捉虱子一般。襯衣慢慢滑到了腰際，從遠處看來，被告席上活像是出現了一個幽靈。
庭長發現了這種情況，他瞪著大川，命令看守給他穿上上衣。站在大川身後的美軍上校立即執行了這個命令。但大川不管三七二十一，繼續反覆著剛才的動作。上校便又給他穿上，這樣反覆了多次。法庭裡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這個戲劇式的場面上，有人小聲笑了出來。法庭原有的莊重氣氛被破壞了，法官們被氣壞了。
美軍上校忍無可忍，便將手放在大川肩上，每當大川的身體開始有所動作，上校的手便會用力按住他。這樣持續了好幾分鐘，骨瘦如柴的大川不知是累了，還是厭煩了同樣的遊戲，居然回頭對怒目而視的美軍上校笑了起來。他昂起頭，把鼻孔對準美軍上校的臉，用力擤了一下鼻子，一團鼻涕飛奔而出，牢牢地釘在了美軍上校的臉上。
美軍上校猛地一掌，響亮地打在大川臉上，大川愣了一會兒，老實了。
大川果然端坐著不動了，大廳重又恢復了安靜，公訴人繼續宣讀著起訴書。突然，被告席上"啪啪"聲一絕，眾人一驚，放眼望去，又是大川周明！他瘦瘦的身子撲向第一排，用捲成筒狀的起訴書猛擊東條英機的腦袋。
東條英機不知何事，有些愣愣的。美軍看守人忙把東條的大腦袋從大川手下解脫出來。被告席上方的迴廊裡，帶著攝影機的攝影師們和帶著照相機的的記者們一陣忙碌，拍下了這滑稽的一幕。
東條英機這個老狐狸清醒過後十分高興，不慌不忙地回過頭來，對大川和平地笑笑，他的意思是說：「再打，打得法庭一片混亂，讓他們審不下去。
這東條英機是最不能容忍審判的，為此，他曾經自殺過，可惜未死。
那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２日，人們聽說美國憲兵想逮捕第一號戰犯東條英機，都紛紛湧到他在世田谷的寓所，欲一睹為快；新聞記者們竟湧進了花園。到下午三點前後，人聲鼎沸，幾乎水洩不通。
東條叫他夫人帶著侍女立刻離開家裡，孩子們早就搬到九州去了。東條夫人不願離開。"多多關照自己。"她說，怕他會自殺。"請多多關照自己"，她又說一遍，鞠了一躬。他只是含含糊糊地答應了一聲。
東條夫人帶著侍女從後門出去，繞過圍牆，上了街道，朝汽車道走去。前面亂七八糟擠滿了車和人，使她無法看見自己的家。於是，她走進街對面一幢房子的花園裡。
這幢房子地勢比較高，是鈴木醫生的家。早些時候，鈴木醫生曾用木炭在東條的胸部給他畫出心臟的位置。她從圍牆上面看過去，美國軍人、憲兵已把她家包圍。有個美國軍官在喊：告訴這個狗雜種，我們等的時間夠長了。把他帶出來！"猛然間，她聽見一聲沉悶的槍聲。士兵們開始向屋內衝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邊，她也能聽到木板破裂的響聲。那時是下午４點１７分。
保羅-克勞斯少校和執行逮捕的人，以及跟在後面的記者們衝進東條的辦公室。東條沒穿外衣，搖搖晃晃地站在一張安樂椅旁，鮮血浸透了他的襯衣。他右手還拿著一支０．３２口徑的科爾特自動手槍，槍口對著衝進來的人。
「別開槍！"克勞斯喊了一聲。
東條並沒有表示他聽見喊聲，但是手槍"光啷"一聲落到地板上，東條身不由己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個跟進來的日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幾口便喝光了，還要喝。４點２９分，東條的嘴唇動了。陪同記者前來的兩名日本翻譯開始記錄東條的話。
「要這麼長時間才死，我真遺憾。"他小聲說。他的臉痛苦地抽搐著。
「大東亞戰爭是正當的、正義的。"他說。
「我對不起我國和大東亞各國所有民族。我不願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審。我等待著歷史的公正裁決。"他的聲音稍大了一些，但吐字並不完全清晰。
「我想自殺，但自殺有時候會失敗。」
子彈幾乎一絲不差地從鈴木醫生在他胸部所標的位置穿進去，但就是沒有打中心臟。
此時大川這樣做，東條英機心中自然暗暗高興。
庭長韋伯氣得七竅生煙，宣佈暫時休庭，命令軍警迅速將大川帶走。記者們意識到情況異常，可能有好戲看了，立刻跟著湧進了被告人的房間。他們看見大川呆呆地立在桌旁，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居然慢慢地、清晰地用英語開口講起話來：
「東條這個大混蛋，我真應該打死他！我真心贊成民主，但美國並不是民主……我可不喜歡去美國，因為這個國家過分沉緬於什麼民主。你們理解我想說的是什麼嗎？是沉緬！我已經七十二天什麼東西也沒有吃啦，我不需要食物——我只要空氣。"大川邊說邊比劃。
看著大川手舞足蹈之態，旁邊一名看守著他的軍警忍不住告訴驚奇不解的記者：「這個大川，真的百物不吃，一直餓著自己，這傢伙已經六十歲了，居然會向我們提出，必須見見到東京來的母親。可是，他母親早就見閻王了。」
身強力壯的警察舉完例子，就帶著深信不疑的樣子：「請相信，這個人肯定發瘋了。」
正說話間，醫院開來了救護車，將正在滔滔不絕的大川架走了。
幾天之後，法學精神病理的鑒定送到了法庭，其內容是：「大川周明，１８８６年生，現因患梅毒性腦炎而精神失常。梅毒已潛伏３０年。高度興奮，誇張妄想，視幻覺，不能進行邏輯思維，遺尿、記憶力及自我直觀能力差，該患者已無能力區分好與壞。」
長長的病歷最後，判定他已無承擔責任的能力，建議法庭將其除名，於是就像開頭我們所講的，大川離開了被告席，被繼續監禁在巢鴨監獄。待到他恢復神智之時，東條英機等人早成為灰燼，他心裡不知是否對自己的"及時發病"感到慶幸。否則，名古屋附近山上的"七個殉難武士"紀念碑上免不了還要增添一個人名。因為大川在戰犯中的位置正如給他在法庭上的座號，在第二排第一位，東條英機座位後面。
大川發瘋後被保外就醫，等到病好後，審判戰犯的風頭已過，他被免訴獲釋，逃脫了審判。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在孤寂中死去。此系後話，且不表。
閒言少敘，書歸正傳。且說１９４６年５月６日，全體被告被提出公訴後，都異口同聲申辯說，自己無罪。
面對這幫法西斯狂徒的頑固態度，檢察官們經過近一個月的精心準備，於１９４６年８月３日期至１９４７年１月２４止，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向法庭提出證據，不外乎書證、證人提供的證詞、犯人口供等等，自不待言。
卻說那些被傳訊到庭的證人，大多與戰犯有些瓜葛，不少人都想為被告掩飾罪行。可是，檢察官們口角鋒利，在詢問中使證人們一個個張口結舌，破綻百出，往往是給被告幫了倒忙，結果倒使法庭獲得的證據更加充分。
為了體現審判的公正性，法庭給了足足一個月時間，讓被告及其代理律師（辯護方）準備辯護材料，然後從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４日期至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止，在長達１０個月（中間曾休庭一個月餘）的時間，由辯護方向法庭提出證據。
２月２４日，法院開庭。辯方律師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個個精神抖擻，登上辯護席。首先發言的是日籍律師清瀨一郎。他宣讀了長長的辯護書。他的辯護竭盡顛倒黑白之能事。對蘆溝橋事變，清瀨辯解說：「此次突發事件的擴大，責任在中國。"談及日蘇關係，他辯稱，"違反協定的正是蘇聯。"談到日、德、意軍事同盟和太平洋戰爭的原因時，清瀨詭稱：「三國同盟不是為了準備太平洋戰爭，而正是為避免日美戰爭。」如此荒謬絕倫的言詞，清瀨竟振振有詞念將出來，真正是褻瀆了律師的神聖稱號。
為戰犯辯護的還有美籍律師，他們受被告之托，也竭盡全力減少被告罪行。辯護律師巧舌如簧的辯解猶給被告們打了強心劑，使後者多少產生了生還的希望。
在辯護開始以前，律師們指導被告認真撰寫了自己的書面證詞，所謂"認真"，不過是多用掩飾之詞，避開不利之處，極力開脫自己，並拚命堆砌詞藻，將證詞拉得極長，好使宣讀時間延長，麻痺諸位法官和檢察官。
此招果然靈驗，東條英機的證詞長達二百八十五頁，整整宣讀了三天。木戶幸一的證言也有二百零一頁之長，兩天才讀完。枯燥無味的宣讀過程十分沉悶，令聽者昏昏欲睡。審判廳內躁動不安，不但列席人數大為減少，連那些一貫聚精會神的新聞記者也小聲聊起天來，甚至打開了呼嚕。法官、公訴人自然也不免心猿意馬，某些重要情節便被法官們忽略，直看得戰犯們喜在心頭，面上仍是做出一副漠然之態。
一招得手，便有續招。辯方律師還有一拿手好戲，那便是詆毀控方證人的人格、品德。倘若證人本人便是無賴或撒謊之人，其所作證言自會受眾人之懷疑，這可比直接提供反證容易得多。這等招勢並非東京審判首創，西方法庭中可說是屢試不爽。只不過這次更為有效，因為被告個個罪孽深重，法庭掌握大是證據，而辯方律師卻難以拿出令人信服的反證，只有拿證人開刀。
陸軍中將田中隆吉即是控方的一名有力證人。他戰時曾擔任陸軍省軍務局長，諳熟軍機大事，和不少戰犯過從甚密，自己常矢言"腦袋就是個記事本。"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官運亨通的田中卻心中彷徨，他自忖日本戰勝之希望實在渺茫，屢屢勸東條趁早收手。而東條一伙頭腦發熱，利令智昏，日本又取得節節勝利，哪裡聽得進半點勸告。田中見勸誡無望，毅然退役回家，一面澆花弄草，一面暗暗聯絡其他反軍國主義者伺機行動。因而戰爭一結束，田中隆吉便毫不猶豫地站在盟國一邊，他決心揭露使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真正原因和內幕，使日本真正步入民主、自由之天地，埋葬軍國主義。
雖說周圍嘲笑、蔑視之聲潮水般衝向田中，他仍是獨立孤島，巍然不動。檢察當局自然從這位令人敬重的將軍口中知道了許多內情，單是二十多次詢問的記錄便厚達三百多頁。
活記事本田中敘述了種種往事：滿洲事變的前前後後、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日本政府關於鴉片、麻醉品的流通政策、右翼團體內幕等等。連以記憶力卓絕著稱的律師們也不禁分外欽佩田中，不僅欽佩他的記憶力，更敬重其堅持正義、不畏人言的勇氣。在剛剛停戰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大有人在，田中將軍生命時時都有危險，威脅信、電話可以說源源不斷，以致保鏢總是緊緊跟隨田中，就是在法庭裡，他身後也總是跟著兩個膀大腰圓的大漢。當田中將軍一身正氣站在證人席上時，眾被告無不咬牙切齒，因為知道如此多秘密而又敢於公諸於眾的高級將領唯田中一人。可單單這一個便能要了不少人的性命，特別是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人，攥在田中手中的把柄更多，此時不免連連叫苦不迭。
辯方律師開始出具證據時，田中自然成為眾矢之的。日籍律師早志和美國律師沃倫，便是其中主角。兩個一唱一和，先是攻擊田中本人為一軍國主義者，應負戰爭責任。但此說實在站不住腳，因為田中１９４２年便告退役，他雖在"滿洲事變"中出過力，但平時官職尚低，又非主謀，並不構成大罪。況且他早已覺醒，並已有改邪歸正的表現。這段史實法庭均已備有詳情，早志和沃倫首戰只能告敗。
接下來，辯方律師指謫田中所言失實，但兩人提出的反證全都不堪一擊，法庭所掌握的官方文件使這類指謫不攻自破。沃倫和早志只得敗下陣來。
不過，這兩個傢伙在對另一位證人岡田啟介質詢時，倒是頗有收穫。岡田此時已是白髮蒼蒼的老者。從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３６年，他可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中流砥柱，先後曾擔任海軍省次官、海相、高級軍事顧問、陸相，最後於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又登上首相寶座，而後在陸軍省發動的政變中恰好倖免於死，就此脫離軍界在家賦閒。要說他的閱歷和掌握的秘密可比田中隆吉豐富得多，但岡田可不像田中那般正直，回答檢察官問題時謊話連篇。即使這樣他也說出了不少實情，特別是有關滿洲事變的往事，因為自己不需負責，便說得實在得多。
沃倫聽罷其言，立刻開始反擊。
「你講那麼多日軍殺害張作霖的事，但不知你手中是否有第一手材料？」
岡田說：「當時我任海相，奉天皇的命令全面調查過此事，所得消息當不致於不真。」
沃倫步步緊逼，只見他眼珠一轉，轉臉對譯員說：「請您對岡田先生再次讀此問題，我想知道他手中所持究竟是否第一手材料？」
沃倫此話實在鋒芒畢露，岡田一時不知作何回答，公訴人達西檢察官趕忙站起身，接過沃倫的話鋒面向庭長：「庭長先生，證人岡田之言已對此問題做了很好的回答，沃倫先生不必再問。」
依法庭慣例，庭長只能讓岡田再次回答問題。岡田答：「未得第一手材料！」
此話一出，沃倫大喜，立刻補上一句：「照此說來，你就此問題所作證言均為道聽途說，對嗎？」
聽眾到此時方明白沃倫提問之用意，他是用詭辯之法，使岡田原本真的證言變得一錢不值。果真，岡田雙唇蠕動了很久，才吐出一個"是……"字。結果，他這番證言算是白說了。
可笑的是，有時，一位辯護律師為使自己的當事人減少罪責，竟不惜往另一戰犯頭上扣屎盆子。他們這樣你來我往，反使各戰犯的罪行更加暴露無遺，待得辯、檢雙方展開公開辯論時，這種情況就更為常見，真是欲蓋彌彰。
再說那二十幾名戰犯，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主，辯護律師們打頭炮，他們更是緊隨其後，為自己狡辯。只有最狡猾的土肥原，怕因走上證人席而露出更多的把柄，索性坐著不動，只任其律師在前台活動。
從１９４６年６月３日到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６日，公訴方、辯護方展開了長達兩年半的"戰爭"，雖是聞不見硝煙，看不見戰火，卻可感覺到雙方劍拔弩張的氣氛。公訴方據理力爭、勝券穩操，而辯護方則巧舌如簧，強詞奪理。旁聽席上的記者們成天忙碌，及時把審判消息傳遍世界各地。
據後來統計，法庭共開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官內部會議一百三十一次，有四百九十一位證人出庭作證，七百七十九位證人提供供述書和宣誓陳述書，受理證據四萬三千三百六十份，審判記錄竟多達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堆起來有一幢兩層樓房高！耗資七百五十萬美元。
卻說這期間，世界風雲變幻，物是人非。當年德國以閃電戰橫掃歐洲時，蘇美兩國雖是一個姓"社"，一個姓"資"，卻因大敵當前，只好前嫌暫釋，聯手抗德，結為盟友。
德國入侵蘇聯的第二天，美國國務院便聲明：「任何對希特勒德國之抵抗，不管來自何處，均有利於吾自身的國防與安全。"其後，羅斯福總統又宣佈：美國將全力援助蘇聯。
就連一貫仇視蘇聯的英國首相丘吉爾，也公開聲言支持蘇聯，他謔言：「如若希特勒入侵地獄，吾亦會為魔鬼幫腔。」言下之意，蘇聯好比魔鬼，希特勒卻是比魔鬼更可怕的敵人。眼下只好先與"魔鬼"結盟打敗希特勒，待渡過難關之後，再與蘇聯一決雌雄。
果然，隨著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原本並不牢固的聯盟便開始出現裂痕。
１９４５年，雅爾塔會議的一次晚宴中，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舉杯致詞道：「今日歡聚，共祝戰爭勝利，實屬難得，特別感到氣氛融洽，猶如家人團聚。」
眾人紛紛舉杯，表示贊同，唯有斯大林冷峻地說：「由於共同的敵人法西斯，保住我三大國的團結尚屬易事，可戰爭勝利結束後，盟國間卻必會有利害衝突，那時能否保住友好親善，不使聯盟破裂，卻難預料！」
眾人正值歡快暢飲之時，被這盆涼水兜頭一澆，不免掃興。
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停戰伊始，這盟國分裂的前景便漸露端倪，待得東京審判即將開始之時，美蘇分起日漸增多，開始了所謂"冷戰"時期。
由於日本由美國軍隊一方獨佔，美方便想主導審判，原來定於１９４６年１月開始的審判，卻到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才向蘇聯發出參加審判的邀請。制訂法庭憲章更是把蘇聯拋在一邊，絲毫不問這個大國的意見。沒成想蘇聯還是派出了大型代表團，併力爭在審判中占應得之位，使麥克阿瑟的主觀臆斷常常受制，心內惱怒異常。
等到１９４７年底，美蘇摩擦更為劇烈，在德國幾乎演成重大衝突。這日本，雖則彈丸之地，卻是亞洲前哨。此時，中國共產黨的勢力日漸強大，國民黨政府眼看大勢已去，所以美國務必要將日本抓在手中。
這年１２月份，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委員會主任喬治-凱南提出美國對日的"新方針"，採取放寬賠償等一系列政策。在這種情形下，麥克阿瑟開始大批釋放日本戰犯。他首先釋放了大資本家能川和航空工業巨頭中島等人，使真正的戰爭根源得不到徹底清算。
東京審判便是在這種陰影籠罩下，艱難跋涉，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較之紐倫堡審判，不知添了多少麻煩。不少工作人員無法忍受漫長、枯燥的日了，索性打點包袱，中途退出。
待到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６日這一天，韋伯庭長終於宣佈：審理工作到此結束，法庭宣佈從即日期休庭，他說：「吾等將努力工作，以使諸位盡快得知審判結果。」
被告即被押回巢鴨監獄，有的如釋重負，微笑著站起身來，還有的向旁聽席上關切地注視著他們的親友表示感謝。更多的則是哭喪著臉，無精打彩，他們知道，等待自己的不會有什麼好結果。
一晃，半年匆匆而過，罪犯們安居獄中，無甚大事發生。有幾名戰犯索性皈依佛教，似要超度餘生，逃避罪愆。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是一個晴朗、干冷的初冬日子，下午，還是在東京市山軍事法庭內，大廳所有席位重又座無虛席，眾人格外安靜，生怕錯過宣判罪犯的每一個字眼。
只見高大威武的韋伯庭長挺胸而立，掃視全場，然後以極其莊嚴的聲調開始宣讀判決書。
判決書洋洋灑灑，淋漓盡致地列數了被告的各項罪行，長達千二百三十一頁的判決書直到１２日才讀完。全書共分三部分：首先是陳述法庭的設立和審理及其法庭所依據的重要大法；其後，控訴了戰犯們在侵略戰爭中所犯下的種種罪行；最後是對每一位被告的判決結果。
當法庭宣佈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罪狀時，滿庭聽眾被帶回戰爭的苦難歷程，想起戰犯發起侵略戰爭給各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無不義憤填膺。列席旁聽的戰犯親屬也面帶羞顏，低眉垂眼，不敢抬頭。東條英機等罪大惡極者聽得直冒冷汗，腿腳哆嗦。
待得１１月１２日，宣判進入高潮，法庭宣佈最終判決。這時滿常分外肅靜，只聽得宣讀人讀到對全體被告的犯罪行為的認定及每個被告所犯罪行及判決。
最後法官放慢語速，緩緩念來：
「本法庭根據法庭憲章第十五條宣佈如下：
荒木貞夫：
根據判決有罪的罪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無期徒刑。
土肥原賢二：
根據判決為有罪的罪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
被判決的二十五名被告全部有罪。罪大惡極的東條英機、廣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武籐章、木村兵太郎等僕人被判處絞刑；荒木貞木、橋土欣五郎、煙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籐賢了、島田繁太郎、亙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等十六人，死罪得免，活罪難逃，均被判處無期徒刑；只有外交官東鄉茂德和重光葵分別被判處二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算是最輕之刑。
諸位也許要問，除掉大川周明患精神病法庭中止審理外，二十七名被告怎麼就剩下二十五名了？原來，就在這審訊期間，被告松岡洋佑和永野修身相繼生病身死獄中。故法庭也終止了對他們的審判。
其實，聽到判決的戰犯只有二十二位，白鳥、賀屋及梅津抱病在床，未能出席。
這二十二位，有的大喜過望，如木戶幸一這個矮小的世襲貴族，費盡周折，終於保住自己的一條性命，竟當庭綻開了可憐巴巴的笑容，昔日的貴族風度早已無影無蹤。
當然，也有人大驚失色。最甚者莫過於文官廣田弘毅，他作夢也未想到，自己一介文官，竟會被處以極刑。
土肥原等其他幾個被判處死刑的人仍不甘心就此了結，當他們得知自己的死刑仍由東京法庭以微弱多數通過時，幾個糾集起來，竟要越過國際法庭，直接向美國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被告這一要求極端無理，美國最高法院怎有權利重審由十一國組成的國際法庭作出的判決呢？佔領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已經在１１月２２日批准了判決書，本應立即執行，但他居然拖著，反而把廣田等的上訴轉給美國最高法院，而美國最高法院也真的恬不知恥，竟然以五票對四票同意受理被告的上訴。
消息傳出，世界輿論一片嘩然。東京法庭的中國法官梅汝-實在氣憤不過，發表公開講話表示：「如若代表十一國的國際法庭所作出的決定還要由一國法庭重新審理，不管這一法庭有多高，也不禁會使人擔心，任何其他國際行動都同樣會受到一個國家的任意重審和改變。」
蘇聯等國也向美國當局表示強烈不滿。二戰後，以自由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國沒料到眾怒難犯，只得作罷。
１２月２０日，美國最高法院重新表決，終以六票對一票拒絕了戰犯們的上訴。
這前後周折，又拖延了四十天。廣田、土肥原的求生希望算是徹底落空了。
１２月２３日凌晨，東條英機等七人身穿灰色死囚服，腦袋剃得精光，被帶出死囚房。行刑前，在美國士兵的監督下，進入特設的佛堂去向佛主"報到"。堂中懸掛佛像，案上擺著貢果。先由日籍大法師花山信勝誦經，為死囚懺悔，然後由戰犯至佛前簽名"報到。」
輪到東條英機簽名時，開始還強作鎮定，但寫到"機"字時，握筆的手微微顫抖，幾乎控制不住自己。
簽名完畢，法師高誦佛經，東條等一干死囚朝花山叩頭稱謝，並高呼"天皇萬歲"、"大日本萬歲"等口號，然後，隨行刑隊走進巢鴨監獄院中的刑場。
按慣例，執行人在行刑前問眾犯還有無要求，別人都不吭聲，只有東條英機不甘作餓死鬼，開口道：「我想再吃一碗日本飯，可否？」
很快，熱騰騰的飯菜端了上來，其中有大米飯、豆汁湯、燒魚等，外加咖啡和麵包。其餘六人皆站立不動，只有東條，埋著頭，大口大口地扒完飯，然後才默默地站到一邊。
絞架早已立好，東條和松井還在急捻佛珠，彷彿祈禱來生能轉世升天。零點一分，七名戰犯分兩批登上絞刑架的十三級台階，第一批是土肥原、松井、東條、武滕四人，第二批板垣、廣田、木村三人。只見粗大結實的繩索套上脖頸，隨即諸犯腳下的木板猛然抽空，他們的身體和靈魂很快離開了這塊被血與火煎熬了多年的土地，落入黑沉沉的地獄之中。
當天晚上，器具屍體被卡車拉到橫濱市久保山火葬場燒成了灰。
漫長的東京審判就此宣告結束。
在東京審判的同時，上海、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以及蘇聯的伯力等地也設立了軍事法庭，審判乙級、丙級戰犯，這些戰犯在受害各國犯有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罪及違反人道罪，受審的戰犯共五千四百一十六人，其中九百三十七名惡貫滿盈的戰犯被處以死刑。
這些窮凶極惡的法西斯分子，最終終於未能逃脫正義的懲罰，法西斯主義在地球上壽終正寢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