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張在北京會晤時，吳願獨力進攻南口，張作霖笑哈哈地對吳說：「敝部悉聽二哥指揮，我的部隊就是你的部隊。」南口攻下時，吳以主帥資格論功行賞，保舉作戰有功人員，他覺得奉軍將領出力最多，應該予以嘉獎。
杜錫-代閣根據吳的保舉單發表一批敘勳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張宗昌為義威上將軍，張學良加上將銜。怎知吳的好意卻碰了一個釘子，張學良首先來電堅辭，張宗昌及其他奉軍、直魯聯軍將領亦表示不受吳的保薦，且云：「本軍系奉上將軍（指張作霖）命令，敘勳授爵應由上將軍查明具報辦理。」
張作霖是上將軍，張宗昌在奉軍中處於養子地位，吳薦張為上將軍，張拒絕，當然是做給奉張看的。
張宗昌不只拒受上將軍，且有函給吳佩孚，要求改組內閣，並支持孫寶琦繼任國務總理，北洋軍閥只要軍力一大，就要對中央過問，張宗昌何能例外。張函如下：
「前略，現在中央政府，業已成立。當此軍務未了之際。應以討赤為其責任。乃觀政府近日舉措，殊不盡然，用兵之道，餉項為先。自古至今，斷無飢餓之兵，能當大敵。宗昌所部各軍，今日所負軍事責任，何等艱難重大。政府當局，應如何勞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內閣成立以來，一籌莫展，以我國財政情形而論，固屬困難萬端，然政府如能處理有方，熱心負責，則勉籌一二千萬，以應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聞有此。若非全無能力，即為不盡厥職，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對於宗昌等軍，形同無視，宗昌屢次派員催促，當面請托，一概置若罔聞，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籌少數犒軍經費，攜赴南口，遲之甚久，未能足數，無法以慰前敵官兵。諸公高座堂廟，欲以空言驅人效命，宗昌則以何術能使將士用命乎？且用人為國家大政，況當用兵之際，尤以賞功問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樹為標的。即我公駕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則異於是，賢才未及登用，功績未及酬庸。而向與討赤無關之人，閣內閣外反日日見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頗似植黨營私，全無功罪賞罰標準，又何以鼓舞將吏克敵立功。以上所云，皆為事實。故以責任政府之義繩之，今日政府，實應負貽誤軍事之責。除非改弦更張，另組新閣，勢必政治未良，影響及於軍事。討赤之事，無法進行，不僅宗昌無以對我公，即我公亦無以慰天下。宗昌愚慮所及，以為今日心閣，兼行攝政，權貴俱重，迥異平時。非得老成碩望，不足以鎮中樞。前次曾以管見上塵鈞聽，以為孫慕老資深望重，中外所知，內政外交，皆為老輩，能於此時請其組閣，當能從容坐鎮，以收中外人心。財交等部，職權重要，亦當妙選長才，分擔艱鉅。設能如此佈置，實於今日軍事，所裨非小。討赤一役，庶幾能盡其功。否則政府酣嬉於內，軍士怨憤於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屆。」
杜錫-代閣又攝政，本來就完全是吳佩孚一人的主張，南口攻下後，張宗昌發言權突然增加，他表示對杜閣強烈不滿，然而，奉系方面認為獨攬中央大權的機會尚未到臨，所以並不積極倒閣。
吳佩孚這時身在北方，心懸南方，因為湖南問題嚴重，唐生智投靠廣東的革命陣營。為革命軍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來廣東方面的革命軍，從孫中山在世時起，就致力於北伐軍事，因為湖南的梗阻，北伐軍不能順利進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驅走趙恆惕以後，由於吳堅決支持趙恆惕和葉開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軍。北伐軍支持唐生智北進，遂使湖南局勢日益緊張。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電給吳，吳因為南口沒有攻下，無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後，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漢，指揮兩湖戰事。
8月22日張作霖派鄭謙入關與吳佩孚接洽內閣改組問題，鄭即偕張其-由北京赴保定，竭吳請示，並代表奉張送吳南行。
杜錫-身不由主，自張宗昌倒閣通電發表後，為之意興闌珊。8月20日晚宴閣員密議總辭職，21日通電全國軍民長官，略謂：「前以軍事方殷，中樞乏主，曾表示於最短時期暫維現狀，今幸軍事結束，自當引退讓賢」云云。杜電發出後僅吳佩孚和孫傳芳復電慰留，其他各方毫無表示，更使杜感到洩氣。22日鄭謙和張其-抵保定後，吳佩孚在光園開會，鄭謙、於國珍代表奉方出席，吳表示對西北問題應予徹底解決。自己對西北地盤和內閣問題不願多主張，擬請張作霖主持，不過希望在沒有適當人選以前杜閣暫予維持。光園會議後，鄭謙於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張報告吳的態度。張表示中樞仍聽吳主持，如果內閣局部改組，要奉方派人參加，則除財、交兩部外，其他均無意見。孫傳芳亦表示不問中樞政事，代表孫入閣的農長楊文愷亦留南京未北返。
據說北京政局的內幕是三張聯合排斥杜錫-，所謂的三張是張國淦、張志潭和張其。張國淦是北洋老人，張志潭一直是吳在北京的代表，張其-則是現在吳的紅人，三張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癥結，總理人選除了大軍閥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財政問題，然而當時的財政，誰也不能點石成金，因此誰也沒有辦法，除了借外債而外，任何辦法都行不通。
張宗昌攻下南口要錢，肅清西北馮玉祥部隊也要錢，吳佩孚援湘軍事也要錢。杜錫-既非巧婦，如何能為無米之炊，顧維鈞以辦外交能手而負責財政，其意不過是動洋人腦筋，也毫無作為。
當奉軍入北京後，討赤的氣氛非常強烈。邵飄萍在那個時候是個炙手可熱的新聞記者。他在郭松齡倒戈時，幫郭罵張作霖，當奉軍進佔北京，邵飄萍自己也知道處境危險，所以及時避入東交民巷，住在六國飯店。奉軍派出特務去疏通邵的好友張漢舉等，告以奉方對邵已有諒解，不會採取任何激烈行動，盡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務監視中，邵一出東交民巷就被跟蹤，邵返抵家尚未進門，就被門口的特務所逮捕，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時左右的事。
25日邵的報界友好和新聞記者13人聯袂往竭張學良為邵求情，張學良以手作砍頭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時左右即被綁赴天橋刑場槍斃。
邵被殺後，北京空氣極為緊張，很多報刊都紛紛自動停刊，以免遭殃。原來民國初年軍閥時代，新聞卻是相當有自由的，軍閥們雖然蠻不講理，可是對新聞批評大體還能容忍。直到奉軍入京後，形勢才為之一變，邵飄萍被槍斃後，人人為之自危。
接著發生了《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被槍斃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憲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開來了三輛軍用卡軍，好像抓江洋大盜，憲兵說請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談話，結果車子直駛天橋刑場，僅在前門外憲兵分隊停了10分鐘，是打電話向王琦請示，總計從被捕到行刑，前後不過3小時。行刑前行刑人員問林有沒有遺言，林說：希望自己的兒孫永不要做新聞記者。
林白水被槍斃以後，第二天《世界日報》和《世界晚報》社長成捨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樣，由三輛軍用卡軍押送到憲兵司令部，關進一間小房，由荷槍實彈的奉軍駐守，成捨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記者。他的報紙是靠銷路維持，他的從業人員都是考試進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編輯記者中，有一位是黃少谷。
成捨我的被捕，是因為他的報紙敢說敢寫，對於奉軍毫不客氣的批評，他從不接受任何金錢上的補貼。他的報紙是正統的輿論，講是非，別善惡，正因此而觸怒了奉方，認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後幸得孫寶琦出面向張宗昌疏通，而張宗昌正推薦孫寶琦為國務總理，對孫頗為買帳，因此成捨我被捕四天後竟死裡逃生，被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