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點說明
《蕩寇志》七十回，末附「結子」一回。
作者仇視以宋江為首的梁山泊農民起義的思想與金聖歎相一致，所以他緊接金聖歎腰斬過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從七十一回寫起，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被張叔夜擒拿正法」的故事，自名其書為《蕩寇志》。作者死後，此書的初刻本卻改署書名為《結水滸傳》，這大概是刻書者為了要利用《水滸傳》原來的社會影響，以廣招徠，誘人購讀的緣故。
《蕩寇志》的作者名俞萬春（一七九四——一八四九年），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清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出身於一個地方官吏的家庭，一生並沒有正式任官，科舉功名也不過是個「諸生」（秀才）。他在青壯年時代，卻曾經長期追隨其父在廣東的任所，親身參與了對人民武裝反抗的鎮壓行動。《蕩寇志》的寫作，是作者自覺地站在維護封建統治的反動立場上，蓄意對人民群眾進行思想上的鎮壓，來與暴力鎮壓相配合的。作者為此苦心孤詣，慘淡經營，不遺餘力。據他的家屬宣稱，此書草創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中間凡「三易其稿」，首尾歷二十二年。
作者死之次年，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農民大起義。與此同時，南京的清政府官員們就開始醞釀刻印《蕩寇志》，以維繫搖搖欲墜的「世道人心」。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攻下南京，清政府官員們逃至蘇州，竟把《蕩寇志》版片也帶去，就在蘇州大量印行。接著，廣州的「當道諸公」，也「急以袖珍板刻播是書於鄉邑間，以資功懲」。稍後，咸豐七年又另有一個重刻本。咸豐十年（一八六○），太平軍忠王李秀成攻下蘇州，把《蕩寇志》當作反革命的宣傳品，予以毀版。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同治十年（一八七一），《蕩寇志》又有了大字覆刻本。
封建統治階級歷來鄙視稗官小說，甚至曰為「惑世誣民」的「異端」，千方百計地加以禁遏，而《蕩寇志》這部純屬杜撰的稗官小說，卻博得許多「當道諸公」的青睞，交口讚譽，視為維繫「世道人心」的寶物，用來進行反動宣傳，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眾中的傳播，卻又並不奇怪。《蕩寇志》全書圍繞著一個中心主題，即所謂「但明國紀寫天麻」。書中連篇累贅地肉麻地歌頌封建朝廷，惡毒地污蔑詛咒起義陣營。封建統治者以為既可以欺騙群眾，又可以恐嚇群眾。
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到處是「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階級壓迫的事實，到了《蕩寇志》裡階級壓迫的事一概沒有了，彷彿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魚肉小民的土豪惡霸，他們全都成了施賑放糧救難拯災的「救世主」和保護群眾生命財產不受「強盜」侵犯的「大英雄」了。貪官污吏，作者不能盡諱，卻異想天開地編造出蔡京、童貫等「奸賊」與宋江等起義者相互勾結串通的故事情節，其險惡的用意是要把社會輿論對貪官污吏、權奸國賊的痛恨，也轉嫁到被「逼上梁山」的起義者身上去。
《蕩寇志》赤裸裸地宣揚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國紀」：凡在一個王朝的統治下「食毛踐土」的小百姓，就絕對不得反對朝廷、違抗官府、觸犯地主豪紳，只准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它又為統治陣營內部受到排擠侵害的中下級成員，樹立了陳希真、劉廣、苟桓那樣一些「榜樣」：無論受到當道「權奸」的何等欺凌迫害，蒙冤受屈，都不該改變「初衷」，投靠起義陣營；相反，而是要去積極屠殺起義者，用他們的頭顱來換取皇上的信用，用他們的鮮血來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奸臣」「貪官」的「犯上」污垢。這樣，就終究會得到朝廷的諒解和皇上的天恩，功成名進，富貴榮華，傳子傳孫，甚至成仙得道，超升天界。
在我國的小說史上，《蕩寇志》可算是反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對後世的讀者，它也不失為一種頗為難得的反面材料。通過《蕩寇志》裡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人們將具體地瞭解到頑固地堅持封建專制主義立場的地主豪紳們，在面對人民的武裝鬥爭風暴時的心理狀態，他們的幻想和主觀願望。在藝術作品的思想性與真實性的關係上，它對我們也有反面的借鑒作用，無視廣大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願望，懷著與社會前進方向相背離的陳腐的政治觀、倫理觀，是不可能不歪曲社會的本質真實的。藝術的生命力在於高度概括地反映社會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蕩寇志》雖然舞文弄墨，在表現技巧和細節真實上很下了些功夫，總的藝術效果卻既不真又不美，乖張暴戾，矯揉造作，與廣大群眾的審美感格格不入。
《蕩寇志》對我們還有一點相當有意義的啟發。《水滸》的故事已流傳了好幾百年，到了封建社會奄奄一息行將就木之時，竟還能迫使封建專制主義的衛道者移尊就教，用模仿《水滸》的筆法來撰寫反對《水滸》精神的稗官小說，把《水滸》故事在人民群眾中的流傳，看作洪水猛獸，皇皇然不可終日。這一事實本身，豈非就是對《水滸》具有鼓舞群眾起來反抗封建專制主義的社會效果的有力證明嗎？《水滸》的偉大的歷史進步意義，是被長期的社會實踐所確定了的。
《蕩寇志》的政治思想極端反動，可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不但無須傚法太平軍用毀版的辦法來對待它，還可以客觀地有分別地承認它的某些可取之處，某些長處。例如：書中寫陳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棄家出亡，路過風雲莊等片斷，反動的政治說教沒有壓倒患難相恤的真情實感，便覺文情交至，頗能動人。書中塑造了陳麗卿、劉慧娘這兩個女性形象，一武一文，也頗有個性特徵。作者知道一點我國古代的科技知識，又在廣東耳聞目接過一些西方的工藝成果，小說在傳統的斗武藝、鬥法術之外，又穿插進斗器械、鬥技術，也算得別開生面。從行文佈局、造語設景的寫作技巧方面看，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確實有如魯迅先生說的「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現在排印的這個校點本，是以咸豐三年的初刻本為底本，參校了同治十年的重刻本和民國三年上海天寶書局的石印本，各本差異甚微。初刻本中存在的一些錯字誤刻，我們參照另外兩種版本改正，間亦有各本皆誤而徑加改正的，因其灼然可知，又無甚關係，就不作校記了。有三點須要特地說明一下：
一、書中進清朝皇帝之諱甚嚴，如：康熙帝名玄燁，凡「玄武」、「玄黃」、「玄妙」之「玄」，皆作「元」；道光帝名是寧，不僅「寧可」改作「凝可」，且將梁山英雄金槍手徐寧改名為「徐凝」。關羽被清廷敕封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作者竟認為「強盜」就不配姓「關」，將梁山英雄大刀關勝改姓為「冠」。這些，我們不想一味泥舊，都改正過來了。
二、原書有范辛來、邵祖恩二人的大量夾批、夾注和回評。二人原是作者生前同好，評語批注等其實是彼此商量著作的，作為一種資料，有助於察見作者的命意。然而為其文字太繁，無聊吹噓者亦多，排版既已困難，紙張也須珍惜，只得全部割棄。
三、所有序跋均移置書末，咸豐三年初刻本序跋為附錄一，同治十年重刻本所增之序跋為附錄二。本書開端緊接金聖歎偽作的「驚惡夢」而起，而金聖歎批改本《水滸》今頗希見，因將「驚惡夢」一節文宇摘出，排作附錄三。
戴鴻森
一九八○年十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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