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麗莎出其不意來到布拉格那天，托馬斯與她做愛。就在那一天，或者說就在那一刻，特麗莎突然發起燒來。他站在她床前，看著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個被置入草籃裡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這種棄兒的幻想總是使他感到親切，而他常常思索著那些有關棄兒的古老神話。顯然，正是這種思緒使他讀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譯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他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孩，被波裡布斯國王收養，長大成人。一天，他遇見一位顯貴官員沿著山路騎馬而來。一場口角，他競把那人給殺了。後來，他成了伊俄卡斯達王後的丈夫，當了底比斯國的國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在山裡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而與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親。正在這時，命運之神降災於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們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災禍之源，便自刺雙目，離開底比斯流浪而去。2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並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競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後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麼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凶手。
隨後，人人都開始對追隨當局者們叫嚷：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不幸負責（它已變得如此貧窮荒涼），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主權失落負責（它落入蘇聯之手），你們還應該對那些合法的謀殺負責！
被指控的人卻回答：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
未了，這場爭論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在遮入耳目？
托馬斯（與他的一千萬捷克同胞一樣）密切關注著這場爭論。他認為，肯定有那麼一些人，並非不知道這種暴行的後果（他們不會對俄國革命後以及現在仍在繼續的罪行視而不見），倒是有可能，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這一切的確缺乏了解。
但他心裡想，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是不是因為一個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坐在王位上的因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
我們承認，五十年代初期，某個制造冤案處死無事的檢查宮，是被俄國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給騙了。可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這位檢查宮先生怎麼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麼？
由於這種聯想，托馬斯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後，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當托馬斯聽到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於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麼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這種類比使他如此高興，跟朋友交談時也時常引用，而且表達得越來越准確，越來越風趣。
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三十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周報。這家周報從當局那裡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犯禁的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局執政初期記錄在案的政治審判及其殺人事件，誰來承擔罪責。
即便是這家作家報紙，也只是重復同一個問題：他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托馬斯認為這個問題是次要的，於是自己坐下來寫了那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給了周報。一個月後，他得到了回答，讓他去報社編輯室。簡短的寒暄之後，編輯便開門見山直入本題。他建議托馬斯把一個句子的語序改一改。很快，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登在“讀者來信”欄目內。
托馬斯根本談不上高興。他們為了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不惜叫他務必去編輯室跑一趟，而大刪大砍他的文章卻不請他。這一來，削弱了他的基本論點（使文章變得太圖解化，太過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篇文章。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8年春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還在當政，他與他那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感到了內疚，並願意為此而做點什麼。但另一些共產黨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憤怒的民族將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他們天天到俄國大使館去訴苦，力圖取得支持。托馬斯的信一見報，他們便嚷開了：看看都會出些什麼事吧！他們現在公開告訴我們，要挖我們的眼睛啦！
兩三個月之後，俄國人決定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取消言論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間用武力攻占了托馬斯的祖國。3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以後，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
“我不說你也知道，”他說，“你既不是作家、新聞記者，也不是這個民族的救星。你是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失去你我會非常難過的。我將竭盡全力把你留在這裡。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關於俄狄浦新的文章，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麼？”
托馬斯想起他們把那篇文章刪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說實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這件事關系到什麼？”主治醫生說。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兩樣東西得權衡一下：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於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
主治醫生繼續說：“迫使人公開收回過去的聲明——有點象過時的搞法。把你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究竟是什麼意思？誰能明確地宣布他以前的一個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現代，是的，一種觀念可以被駁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麼，既然收回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口頭上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巫術，我看你沒有理由不照他們希望的去做。一個靠恐嚇專政的社會裡，什麼樣的聲明也不必認真。它們都是強迫的產物，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有責任不去理會它們。最後我得說的是，從我個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發，你該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
“您是對的，我肯定。”托馬斯顯得很不高興。
“可是？”主治醫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會難為情的。”
“難為情！你的意思是說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慮他們怎麼想？”
“不，不是仰仗他們。”托馬斯說。
“哦，對了，”主治醫生補充道，“你不必作公開聲明，他們對我保證了的。他們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檔案裡有張條子，意思是你沒有反政權的意思。以後如果有人攻擊他們，說他們還讓你在醫院工作，他們有個遮掩。他們給了我許諾，你所說的只讓你與他們之間知道，他們不打算發表其中的一個宇。”
“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托馬斯把這事擱下來了。4
人們公認托馬斯是醫院裡最好的外科醫生。謠傳主治醫生已接近退休年齡，很快會讓托馬斯接手。作為補充的是另一個謠言，說當局讓托馬斯寫自我批評的聲明。人們都相信他會從命。
使他震驚的第一件事是：盡管他從未讓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正直，但他們已准備打賭，寧可相信他的不誠實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驚的事是：他們認定他如何如何以後，便紛紛作出反應。我得把這些反應歸結為基本兩大類：
第一類反應來自那些曾經收回過什麼東西的人（他們自己或親友）。他們一直被迫與占領當局公開言歸於好，或者正打算這麼做（當然是不願意的——沒有人願意這樣）。
這些人開始對他古怪地笑，這種笑他從來沒有見過：一種有著秘密勾當時會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兩個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雙方都有些窘迫，同時又都高興地覺得他們有著共同感情，一種類乎友愛的默契在他們之間滋生了。
又因為托馬斯從沒有過遵奉於人的名聲，他們於是笑得更加自鳴得意。關於他接受主治醫生建議的假想，已經進一步證實懦弱這東西正在緩慢地但是必然地成為人們行為的規范，而且會很快扭轉人們現在對懦弱的看法。他從沒與這些人交過朋友。他沮喪地意識到，如果真的照主治醫生說的去作一個聲明，他們就會開始請他去參加眾多晚會，他就不得不與之為伍。
第二種類型的反應來自那些受過迫害的人（他們自己或者親友）。他們曾經拒絕與占領當局握手言歡，或者確信自己將來也不會妥協（簽發一個聲明），盡管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比方說，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不必對他們認真對待。）
S醫生就屬於後一類型，是一位頗具才華的年輕內科醫生。一天，他問托馬斯：“喂，你給他們寫了沒有？”
“你說的是什麼？”托馬斯反問他。
“怎麼啦，你的收回聲明啊。”他語氣中沒有惡意，甚至笑了，一種從厚厚的笑容標本集裡挑出來的微笑；有精神優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訴我，我收回觀點的事，你都知道些什麼？”托馬斯問，“你讀過嗎？”
“沒有。”S說。
“那你還羅嗦什麼？”
還是沾沾自喜，還是微笑，S回答：“瞧，我們知道這事怎麼處置。你給主治醫生或某個部長或者某個人寫封信，表說你收回前言，他將答應不洩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這樣？”
托馬斯聳聳肩，讓S繼續說下去。
“可是，即使那個聲明已經安全歸檔，作者也知道，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將其公之於眾的。於是，從那以後，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異議。只要他一露頭，聲明就會變成鉛字，他就臭名遠揚。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了。”
“是呵，真是個好辦法，”托馬斯說，“但麻煩你告訴我，是誰對你說我同意寫那玩意兒？”
S聳聳肩，臉上始終帶著笑。
托馬斯突然捕捉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聲明，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將他們的懦弱抬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榮耀為特權，決不願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要是沒有這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將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如此。他開始失眠。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麼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一個這麼不在乎別人的人怎麼會這樣受制於別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面。比方說，一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眾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著幼稚的自信，以為如此會獲得民眾的歡心。如果群眾表示了不贊同，那只會刺激他繼續干下去力爭做得更多更好。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是一種關上門後個人對個人的評價。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伙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裡，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嚇唬誰。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5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裡的鄉村診所裡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盡了。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麼都干的通用品。候診室裡總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鍾，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僕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分高貴氣。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沒收我的執照。”內務部的人笑著說：“真要碰上什麼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裡的電話號碼。
然後，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裡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裡分發阿斯匹林。他讓托馬斯懂得，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麼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於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確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麼沒有防備啊！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裡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只是出於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當你對面坐著一個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適當的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裡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贊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裡。”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台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裡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麼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麼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麼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麼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部裡來的人說。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產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麼？”
“人人都是這麼理解的。”部裡來的人說。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刪掉了一些。”
“是嗎？”部裡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刪節了。”
“很多嗎？”
“大約三分之一。”
部裡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適的。”
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閒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後，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總不願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裡，沒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國使館的人員。只有他們才去找它。”
“別那麼說！別那麼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麼寫感到吃驚。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你認識那裡的人嗎？”
“什麼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次。”
“干嘛？”
“還是關於文章。”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他叫什麼名字？”
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凶。我們不知道如何撤謊。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對我們來說，與他爭一場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於衷），比當著他的面撤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裡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內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確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他什麼樣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著長長的黑頭發。”他說。
“呵，”部裡來的人說，“有個大下巴！”
“對了。”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對了。”托馬斯心想，部裡來的人現在已經認准某個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麼他要見你是為了什麼呢？你們談了些什麼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裡來的人對於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你開始說他們刪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只談了詞序的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這樣。”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隨後便把我寫的東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裡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遺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頭。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後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6
與那位部裡來的人談過以後，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麼能一直用快活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於突如其來的事毫無准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為什麼要告訴對方文章刪節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後，部裡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著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產生了好奇。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鍾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感冒，然後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裡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而言的。”
從內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著托馬斯。托馬斯聳了聳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匯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准備了一份聲明樣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後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並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後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裡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只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麼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鍾，好象擔心什麼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台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麼能這樣於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裡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麼，也不會簽署什麼，但他在最後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麼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麼，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麼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准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准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准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准備好的並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斗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願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願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裡，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7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後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沖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並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於算計，是出於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准，莫過於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願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願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願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願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願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於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裡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後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只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後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准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後，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扎根於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並非出於偶然，絕非什麼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麼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麼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松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麼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於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裡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裡是不是還深藏著什麼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8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後，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歎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並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後，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後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裡，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松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並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於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麼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後（作為一首成功的傑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產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麼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而他熱愛醫學的那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內在的。他經歷的磨難如此之多，內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致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著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裡面隱藏著什麼。也許使托馬斯離開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著些什麼。換句話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拋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裡還將留下一些什麼，
這一天，他去報到。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著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事宜。從他們見面起，他就面臨著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後果，各種具體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他進入一種震驚狀態，新工作開始的幾天，都一直被這種震掠所纏繞。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驚的陌生感（大約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簡直在享受一個長長的假日。
他於活可以無所用心，自得其樂。現在，他明白了人們（他通常可憐的人們）的快樂，全在於他們接受一項工作時沒有那種內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強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淨淨。他第一次體會到其樂融融的無所謂，而不象從前，無論何時只要手術台上出了問題，他就沮喪、失眠，甚至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他職業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個吸血鬼吸吮著他的鮮血。
現在，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飛，比以前更甚），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托馬斯主要是為大商店干活，也被頭頭遣派去為一些私人客戶服務。此時的人們，還在以群情振奮的一致團結，來反抗對捷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托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發現他正在靠洗窗子為生，往往就打電話點名把他請去，然後用香檳或一種叫斯利沃維茲的酒款待他，給他簽一張十三個櫥窗的工單，與他敘談兩小時，不時為他的健康干杯。托馬斯於是就能以極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戶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占領軍軍官的家屬一批批在這片土地上四處定居，警務人員代替了被撤職的播音員從收音機裡播出不祥的報道，而托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暈暈乎乎地前行，從一個酒杯走向另一個酒杯，如同參加一個又一個酒會。這是他偉大的節日。
他又回到了單身漢的日子。特麗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與她見面的時間就是半夜她從酒吧回來之後，當時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輪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卻要急著去上班。每個工作日，他都有屬於自己的十六個小時，一塊沒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從他少年時開始，這種自由天地就意昧著女人。9
朋友曾問他這一輩子搞過多少女人，他盡量回避這個問題，被進一步追逼，就說：“好啦，兩百個左右吧。”朋友中的羨慕者說他吹牛，他用自衛的口氣說：“這不算怎麼多。現在我已經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兩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個新的女人，不算多，對不對？”
與特麗莎成家以後，他這種生活方式有所束縛。安排上有些麻煩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強迫自己把性活動壓縮到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從手術室到家裡之間）。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時間（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與現在突然賜予他的十六個小時相比，那段時間簡直不值一提。（照我說，十六小時中他用來擦洗櫥窗的八個小時裡，周圍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婦，以及女職員，她們每一個人都代表著一次潛在的性活動約定。）
他在她們中間尋找什麼呢？她們的什麼東西吸引著他？難道做愛不僅僅就是永遠重復同一過程嗎？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總有一些細微末節是想象不到的。當他看到一個穿著衣服的女人時，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體的樣子（他作醫生的經驗更豐富了他作情人的經驗），但這種近似的意念與准確的現實之間，有一道無法想象的鴻溝，正是這點空白使他不得安寧。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並不滿足於裸體的展露，它將大大深入下去：她脫衣時是什麼姿態？與她做愛時她會說些什麼？她將怎樣歎氣？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臉會怎樣變形？
這就是獨一無二的“我”，確實隱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們所能想象的只是什麼使一個人愛另一個人，什麼是人的共同之處。這各自的“我”正是與這種一般估計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它不可猜測亦不可計算，它必須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馬斯在最近十年來的醫務實踐中，專門與人的大腦打交道，知道最困難的就莫過於攻克人類的這個“我”了。希特勒與愛因斯坦之間，普列漢諾夫與索爾仁尼琴之間，相同之處比不同之處要多得多。用數字來表示的話，我們可以說有百萬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萬分之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類似。
托馬斯著迷於對這百萬分之一的發現與占有，把這看成自己迷戀的核心。他並非迷戀女人，是迷戀每個女人身內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說，是迷戀那個使每個女人做愛時異於他人的百萬分之一部分。
（這裡，也許還可以說，他對外科的激情和他對女人的激情是同為一體的。即使對情婦，他也從末放下過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們體內深藏的東西，就需要把她們剖開來。）
當然，我們也許可以問，為什麼他從性面不從其它方面來探尋這個百萬分之一呢？為什麼不——比方說，從女人的步態、烹飪特點或藝術趣味上去找這種區別呢？
可以肯定，這百萬分之一的區別體現於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領域都是開放的，無須人去發現，無須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飯時最後想吃奶酪，另一個厭惡花菜，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表現自己的特異，然而這些特異都顯得有點雞毛蒜皮，它提醒我們不必留意，不可指望從中獲得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只有性問題上的百萬分之一的區別是珍貴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領域，只能用攻克來對付它。就在離現在的五十年前，這種形式的攻克還得花費相當的時間（數星期，甚至數月！），攻克對象的價值也隨攻克時間的長短成比例增長。即使今天，攻克時間已大大減少，性愛看起來仍然是一個保險箱，隱藏著女人那個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種求取歡樂的欲望（那種歡樂如同一份額外收入或一筆獎金），是一種要征服世界的決心（用手術刀把這個世界外延的軀體切開來），使托馬斯譴尋著女人。10
追求眾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屬兩種類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尋求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存在於他們一如既往的主觀夢想之中。另一類，則是想占有客觀女性世界裡無窮的種種姿色，他們被這種欲念所誘惑。
前者的迷戀是抒情性的：他們在女人身上尋求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理想，又因為理想是注定永遠尋求不到的，於是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失望。這種推動他們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的失望，又給他們曲感情多變找到了一種羅漫蒂克的借口，以至於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們的放縱追逐所感動。
後者的迷戀是敘事性的，女人們在這兒找不到一點能打動她們的地方：這種男人對女人不帶任何主觀的理想。對一切都感興趣，也就沒有什麼失望。這種從不失望使他們的行為帶上了可恥的成分，使敘事式的女色追求給人們一種欠帳不還的印象（這種帳得用失望來償還）。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總是追逐同一類型的女人，我們甚至搞不清他什麼時候又換了一個情人。他的朋友們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個名字來叫她們，從而引起了誤會。
敘事性的風流老手（托馬斯當然屬於這一類），則在知識探求中對常規的女性美不感興趣，他們很快對此厭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樣了結。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為了避免朋友們的難為情，他們從不與情婦在公眾場合露面。
托馬斯當了差不多兩年的窗戶擦洗工。這天他被派去見一位新主顧，對方奇特的面容從他一看見她起，就震動了他。盡管奇特，也還算周全，將就將就，沒有超出一般允許的范圍（托馬斯對奇特事物的興致與費利尼對鬼怪的興致不一樣）：她非常高，比他還高出一截，不同尋常的臉上有修長細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說那張臉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會抗議！），也不能（至少在托馬斯眼中）說它毫無吸引力。她穿著便褲和白色罩衫，象一個長頸鹿、鍛，以及機敏男孩的奇怪化合體。
她久久地、仔細地、探尋地盯著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閃光。“請進，大夫，”她說。
他意識到她知道自己是誰，但不想有所表示，問：“水在哪裡？”
她打開了浴室的門。他看見了一個洗臉盆、一個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臉盆、浴盆與盒子前面，放著粉紅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鵲的女人微微一笑，擠了一下眼，話裡象是充滿了反語或暗示。
“浴室都歸你所有，你可以在那裡隨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說。
“可以洗個澡嗎？”托馬斯問。
“你喜歡洗澡？”她問。
他往自己的桶裡灌滿熱水，走進起居室。“你想叫我先從哪裡動手？”
“隨你的便。”她聳了聳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戶嗎？”
“你想到處都瞧瞧羅？”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僅僅是她毫無興趣的一個古怪念頭而已。
他走進隔壁的房子，這間臥室裡有一個大窗子，兩張挨在一起的床，牆上有一幅畫，是落日與白樣樹的秋景。
他轉回來，發現桌上放著一瓶開了蓋子的酒以及兩只酒杯：“在你開始大干以前，來點小東西提提神怎麼樣？”
“說實在的，我對小東西不介意。”托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們怎麼過日子，你一定覺得有趣吧？”她說。
“我不能抱怨。”托馬斯說。
“所有的妻子都一個人在家裡等你。”
“你是說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來的工作嗎？”
“告訴我，你怎麼了解到我原來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歡吹捧你哩。”鶴女人說。
“這一次罷了！”托馬斯顯得驚訝。
“我給她打電話說要洗窗戶，她問我要不要你，說你是被醫院趕出來的著名外科醫生。這樣，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種敏感的好奇心。”他說。
“這樣明顯嗎？”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麼啦？”
“你瞇眼，隨後，就有問題要問。”
“你的意思是不想應答？”
多虧她，談話一開始就是心曠神怡的調情。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與外部世界無關，都是內趨的，有關他們自己。談及他和她可以觸知的東西，沒有什麼比觸摸性的補充更簡單明白了。於是，托馬斯提到她瞇眼時，在她眼上摸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摸了摸。不是一種本能的反應，看來她是有意設置了一種“照我做”的游戲。他們面對面地坐下，兩個人的手都順著對方的身體摸下去。
直到托馬斯的手觸到了她的下體，她才開始拒絕，他還猜不透她到底有幾分認真。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大截了，十分鍾以後他得去另一位主顧家。他站起來，說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臉紅紅的：“我還得填那張工單呀。”
“我什麼也沒做。”他反駁道。
“都怪我。”她用一種溫和而純真的嗓音慢慢地說，“我想，我只好再約你來一次，讓你完成我沒讓你干的話。”
托馬斯拒絕把單子交給她簽字，她似乎在乞求施捨，對他甜甜地說：“給我，好嗎？”又瞇了瞇眼，加上兩句，“反正我也沒付這筆錢，是我丈夫給的，你也沒得這筆錢，是國家得了。這筆交易跟咱們倆誰也沒關系。”11
既象鹿又象鶴的女人有一種奇怪的不諧凋，不時激起他的回想：她的調情與靦腆結合，千真萬確的性欲被嘲弄的微笑抵消，公寓的粗俗一般和主人的獨特不凡相對照。要是與她做愛，她是什麼樣子呢？他盡力去揣度卻無法想象出來，幾天來他老想著這件事。
應她的召喚，他第二次去她那兒。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著。這一次，一切都自動地進行。不一會，兒，他們便在臥房裡面對面地站著接吻（那裡，牆上畫中的太陽正落在自撣樹上）。他給她下達自己的標准口令：“脫！”她不但不服從，而且反過來命令：“不，你先脫。”
他被頂了回來，對這樣的反應很不習慣。她開始解開他罩衣的扣子。“脫”的命令下達好幾次（伴隨著喜劇性的失敗）之後，他終於被迫接受妥協。根據他上一次來訪時她制訂的游戲規則（“照我做”），她脫掉他的褲子，他脫掉她的裙子，然後她脫掉他的襯衣，他脫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後他們都赤裸裸地站著。他把手放在她濕潤的陰部，他突然感到自己身體的同一部位上也有她的指觸，對方象鏡子一樣准確地模仿著自己的動作。
如我所述，他已熟知了將近兩百名婦女（加上他當窗戶擦洗工期間為數可觀的新人選），但他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女人，比他還高，朝他瞇眼睛，還用手摸他的肛門。為了壓住自己的難堪，他把她按倒在床上。
他的動作如此急促，使她毫無戒備。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時，他從她臉上紅色的斑點中，看到了失去平衡以後害怕的表情。現在，他站在她上方了，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開的雙腿微微向上舉起。那雙腿猛一看去，就象一個戰士舉起雙臂對著瞄准他的槍筒投降。
笨拙加熱情，熱情加笨拙——托馬斯被它們弄得亢奮以極。他久久地跟她於，不時仔細地察看她那有紅色斑點的臉，看一個女人被絆翻後倒落時的恐懼表情，那無可仿制的表情頃刻間早已把亢奮傳人他的大腦。
他去浴室洗洗，她跟著進去，並羅羅嗦嗦地解釋肥皂在哪裡，海綿在哪裡，怎樣放熱水。他很驚奇她把如此簡單的事也弄得如此繁瑣。最後，他不得不對她說，他完全明白一切，示意對方讓自已一個人留在浴室裡。
“你不願意讓我呆在這兒看看你嗎？”她乞求。
他終於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身子，把尿拉在盆子裡（捷克醫生們的標准程序），感到她在浴室外面前前後後地跑來跑去，想找一個破門而入的法子。他把水關掉，整個寓所突然安靜了。他感到自己被人注視著，差不多可以斷定，浴室門上的某個地方有一個窺視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瞇縫著看進來。
他心境極佳地告辭走了，極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記憶，把這種記憶歸納為一個化學公式，用以界定她的特質（她那百萬分之一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得出了這個由三個已知項組成的公式：
（1）笨拙加熱情。
（2）失去平衡地倒下之後臉上的恐鎮表情以及
（3）雙腿舉在空中，象一個士兵對著槍筒舉起投降的雙臂。
回想了這幾條，他感到快樂，象是獲得了這個世界的另一些點點滴滴，用他想象中的解剖刀，又在宇宙那無際的天幕上劃了一刀。12
差不多是同時，他還有如下經歷：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間房子裡，與一位年輕女人會面。一兩個月之後，她向他提起以前他們見面的事：當時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們在窗子下面的一張小地毯上做愛，一直干到風暴平息。那真是難以忘懷的美妙！
托馬斯給震驚了。是的，他記得與她在地毯上做愛（他的朋友睡在一張托馬斯發現極不舒服的窄沙發上），但他完全忘記了風暴！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們每次在一塊幾時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記住每一次做愛的方式（她不願意他從後面於她），他記得他們交合時她講的好些事（她總是要他摟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著她），他甚至還記得她內褲的式樣，而風暴卻無影無蹤。
對於每一次性經歷，他的記憶只錄下了性征服中那險峻而窄狹的通道：第一聲言語挑逗，第一次觸模，第一件她對他和他對她說的猥褻之事，以及被對默許和有時遭到反對的小小的性反常行為。他（幾乎是學究式地）把其他一切從記憶中排斥出去，甚至記不起自己與這位或那個女人是在什麼地方第一次見面，如果這事發生在他性進攻之前的話。
年輕姑娘繼續談著風暴，向往地笑了。他驚奇地望著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種近乎羞愧的東西：她經歷了美好的事情，他卻未能與她共同體驗。對那場夜晚風暴的兩種反應和記憶方式，明的標明了愛情與非愛情。
我不希望，“非愛情”這個詞使人聯想到他對那年輕姑娘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也就是按現在的說法，把她看成一個性器具。相反，他非常喜歡她，珍視她的性格與智慧，願意在她需要的時候去幫助她。他不是那種在她面前厚顏無恥的人。但這是他的記憶，不為他自已知道的記憶，把她從愛情的領域中排斥掉了。
人腦中看樣子具有一塊我們可以稱為詩情記憶的區域。那裡記下來誘人而動人的一切，使我們的生命具有美感。從他遇到特麗莎起，再沒有女人有權利在他大腦的那一區域中留下一絲印痕。
特麗莎占據著他的詩情記憶區，象一位暴君消滅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跡。這是不公正的，那位與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愛的姑娘，一點也不比特麗莎缺乏待意。她叫著：“閉上眼！摟著我的屁股！把我摟緊！”她不能忍受托馬斯於她的時候睜著眼睛，專注而敏銳地盯著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總是在她上方那樣微微弓起，從不壓在她的皮膚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對方帶進那神奇的愛流裡，也許只有閉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絕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種姿勢使他們的身體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卻可以從幾碼遠的地方來觀察打量她。她恨那距離，要與他合為一體。正因為如此，她沖著他瞪眼，堅持說自己沒有高潮，盡管地毯已經明顯地濕漉漉的了。她還是說：“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沒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換句話說，她是在敲打他詩情記憶的大門。但門是關閉的，他的詩情記憶裡沒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與其他女人冒險活動完全不存在的那一點上，才開始了他與特麗莎的冒險。那是推動他一次次征服的職責之外的某種東西。他無意揭示特麗莎身上的什麼，她也用不著揭示地來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開這個世界的屈服之軀以前，就與她做愛了。在她開始想知道他們做愛時她會是什麼樣子之前，他就愛上她了。
他們的愛情故事是後來才開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對別人那樣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時，他跪在她身邊，意識到是什麼人把她放在草籃裡順水漂來。我以前說過，比喻是危險的。愛情始於一個比喻，這就是說，當一個女人往我們的詩情記憶裡送入第一個詞，這一刻便開始了愛情。13
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回家時，站在門道裡，懷裡揣著一只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於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裡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占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松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裡，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麼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麼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征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吁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占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盡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裡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歎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麼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麼，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並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系怎麼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後，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麼。”
“你們究竟要做什麼？”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於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願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麼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復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於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並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歎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願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沖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吁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願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麼關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牆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牆觀望，只是不敢這麼說。牆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願意在赦免請願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麼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願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麼呢？
他終於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牆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簽還是不簽，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於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後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麼時候都可以，”編輯說，“不幸的是，請願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麼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麼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著，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裡看胡須是否刮干淨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後再回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面對面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面，用你的手臂沖著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著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說。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系。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系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系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於兒子的意志也不取決於他的意志，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回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簽與不簽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麼。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14
似乎是要報償他的決定，編輯說：“你寫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兒子把筆遞給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彈一樣有力。”
編輯的贊許使他高興，但兒於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適當：“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個，”他說，“多虧了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給我的病人做手術了。”
話語聽起來很冷，甚至含有敵意。
編輯顯然是希望緩和這種不協調的語氣，帶有歉意地說：“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從孩童時代起，托馬斯就把“拯救”這個詞與一樣東西相聯系，只與這一樣東西相聯系：醫藥。文章如何能夠救人？這兩個人極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個一生歸結為單是一個關於俄狄浦斯的小小觀點，甚至歸結得更少一些：沖著當局吐一個簡單的字，“不！”
“也許它救了人，也許它沒有，”他說（聲音仍是冷冷的，雖然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但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我救過幾條命。”
又沉默了下來。托馬斯的兒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馬斯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著自己的嘴結結巴巴是多麼奇怪。
“你知道，你寫得最好的，是什麼嗎？”孩子繼續說，而托馬斯只能看到他說話付出的努力。“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內疚意昧著什麼。殺人犯的借口，是母親不愛他們。可是，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麼借口。沒有人的靈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已。”
托馬斯把視線從兒子的嘴上拉開，努力想投向那編輯。他有些惱怒了，象是跟他們爭辯起來：“但這統統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麼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是野蠻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他有很多話要說，但突然記起這地方也許安裝了竊聽器。他沒有絲毫野心要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來廣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尋章摘句。這不正是他們要從他這兒得到的麼？不正是對那篇文章的譴責嗎？他不願意把這一思想從自己嘴裡喂給他們。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在這個國家裡，任何時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廣播。他閉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麼東西使你改變了主意。”編輯說。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麼東西使我寫了個東西。”托馬斯馬上想起來了：她象一個放在草籃裡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床邊。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書，追隨那些羅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現在，她又與他在一起了，他看見她用紅頭巾把烏鴉包起來擁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靜下來，似乎在告訴他，特麗莎還活著，與他住在同一座城市裡，其他什麼都是無所謂的。
這回是編輯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畢竟也不喜歡那種懲罰觀念。”他笑著補充，“我們不是為了懲罰而呼吁懲罰，是要用懲罰來消滅懲罰。”
“我知道。”托馬斯說。幾秒鍾之後，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卻是完全、絕對毫無用處的事（因為這不能幫助政治犯），還是一件使他不高興的事（因為這是那兩個人壓著他干的）。
“簽字是你的責任。”他兒於幾乎是在懇求。
責任？他兒子向他提起責任？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麗莎的幻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記起特麗莎用手臂抱著那只烏鴉，記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記起她的手又開始顫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個偶然性的產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帶來的果實；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
為什麼竟然去想什麼簽還是不簽？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准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並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願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把一只半死的烏鴉從地裡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願書重要得多。”他說。
他知道，他的話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無窮。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毫無預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襲來。當年他嚴肅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見到她和兒子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闊醉。他送掉那封意昧著斷送自己醫學事業的文章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對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願意做的事。
“對不起，”他說，“我不簽名。”15
幾天後，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有關請願書的一些文章。
當然，那些文章裡，沒有一個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禮地呼吁釋放政治犯。沒有一份報紙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語。相反，它們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嚇之詞，談著一份旨在為一場新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奠定基礎的反政府宣言。它們還列舉了所有的簽名者，每個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馬斯起雞皮疙瘩的誹謗與攻擊。
這並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當局組織的公開活動（會議、請願、街頭聚眾），都理所當然地視為非法，所有參與者都會陷入危險，這已成為常識。但是，也許這會使托馬斯對自己沒有為請願簽名更加感到歉疚。他為什麼沒有簽？他再也記不起是什麼原因促成了他的決定。
我再一次看見他，象小說開頭時那樣出現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過庭院落在那邊的牆上。
這就是產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過，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於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簡單說來那隱喻包含著一種基本的人類可能性，在作者看來它還沒有被人發現或沒有被人扼要地談及。
但是，一個作者只能寫他自己，難道不是真的嗎？
穿越庭院的凝視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熱戀中的女人聽到自己胃裡頑固的咕咕聲響；缺乏意志拋棄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偉大進軍中與人們一起舉起的拳頭；在暗藏的竊聽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經歷過，但這一切未能產生我提綱勾勒中和作品描繪中的人物。我小說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種種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對他們都一樣地喜愛，也一樣地被他們驚嚇。他們每一個人都已越過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線。對界線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於界線之內）最能吸引我，因為在界線那邊就開始了小說所要求的神秘。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經成為羅網的世界裡——的調查。但是夠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托馬斯吧。
他一個人在公離裡，目光越過庭院，落在對面那幢建築的髒牆上。他想念那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輯，還有他的朋友們。他並不認識他們，他們甚至從未進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剛在火車月台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還來不及跟她說什麼，她就步入臥車廂，去了伊斯坦布爾或裡斯本。
他再一次極力想著自己應該怎麼辦。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點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對那位編輯的崇拜以及兒子給他的惱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在他們給的文件上簽名。
萬馬齊喑時的大聲疾呼是對的嗎？是的。
從另一方面講，為什麼報紙提供這麼多篇幅對請願書大做文章呢？新聞界（全部由國家操縱）畢竟可以保持沉默，沒有比這更明智的了。他們把請願書大肆張揚，請願書隨即被統治者玩於股掌之中！真是天賜神物，為一場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極好的開端和辯解詞。
那麼他該怎麼辦？簽還是不簽？
用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滅亡好呢，還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緩死期強呢？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答案嗎？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思索：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購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
在這一方面，歷史與個人生命是類似的。捷克只有一部歷史，某一天它將象托馬斯的生命一樣有個確定的終結，不再重復。
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作敢為，把兩名高級官員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裡扔了出去，發洩他們對維也拉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的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麼？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三百二十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後，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或者甚至是幾百年之久。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性游戲。
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注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托馬斯再一次懷著愛情般的懷念之情，想起了高個駝背的編輯。那個人於起來似乎把歷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圖畫而不是草圖。他於起來似乎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無休止地重演，會永劫回歸，絲毫也不懷疑自己的行為。他自信自己是對的，在他看來，那不是一種心胸狹窄而是美德的標志。是的，那人生活在與托馬斯不一樣的歷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圖的歷史（或者沒有意識到而已）。16
幾天後，他又被另一種思想所打動，我把它記在這裡作為上一節的補充：在太空以外的什麼地方有一顆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裡再生，對於自己在地球上所經歷的生活和所積累的經驗，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許還有另一顆星球，我們將在那兒帶著前兩次生命的經驗，第三次再生。
或許還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類將在那裡誕生於更成熟的層次（一個層次即一次生命）。
這就是托馬斯版本的永劫回歸觀。
當然，我們立足於地球（第一號星球，無經驗的星球），對於其他星球上的人將會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朧朧的異想。他會比我們更聰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過重復經驗獲得這種成熟？
只有從這樣一個烏托邦的觀念出發，才有可能充分正確地使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概念：樂觀主義者無非是認為第五號星球上的人類史將會少一些血污，悲觀主義者則不這樣看。17
朱爾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說《兩年的假日》，是托馬斯少年時最愛讀的。兩年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數字。托馬斯當窗戶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幾個星期以來，他漸漸意識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變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時是兩次的性約會）。他並末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但發現自己已將氣力使到了極限。（讓我補充一下，極限是指他的體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問題是氣喘吁吁，而與生殖器無關，事物狀態都有其喜劇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願赴約而遭難，看上去象要度一個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極，給一個年輕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電話。對方是個嫵媚的表演專業學生，皮膚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灘上曬得黑黝黝的，那種海灘使人聯想起機動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轉燒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後一次電話，四點鍾動身去辦公室遞交自己的工單。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認出來的女人攔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兒去啦？我八輩子都沒見到你啦！”
托馬斯搜索枯腸，想記出她是誰。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嗎？那樣子倒象個親密朋友。他盡力搭著腔以掩蓋自己沒認出她來的事實。好一陣，他才從一個偶然的記號認出了那姑娘：曬得黑黑的小演員，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這才著手打主意，如何把對方引誘到朋友的公寓裡去（他口袋裡有鑰匙）。
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這證明他的腦力和體力一樣都消耗殆盡了。兩年的假期不能再無限期地延續下去。18
告別手術台的假日，也是告別特麗莎的假日。六天很難見面的日子後，他們最終能充滿著愛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馬斯從蘇黎世回來的那天晚上，他們顯得疏遠，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接觸和親吻。生理的愛給他們愉悅，但沒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樣大聲喊叫，高潮時臉上的扭曲，在他看來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裡睡著了，他們才溫柔地依偎在一起。握著他的手，她忘記了那一道將他們隔開的深淵（白晝的深淵）。夜裡，托馬斯既沒時間也無辦法去保護她和關懷她。而早上，看見她是令人傷心和害怕的：她顯得又悲哀又虛弱。
一個星期天，她請他開車把她帶到布拉格城外去。他們去了一個礦泉區，發現那裡所有的街道都換了俄國名字，還碰巧遇到了托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馬斯被這次招見擊垮了。他在這兒突然作為一個醫生與別人談起話來，能感覺出以前那種生活，帶著按部就班看見病人的愉悅，帶著病人們信任的目光，正跨越歲月的斷層向他撲來。他曾經裝作對這些目光視而不見，事實上他是滋滋有昧，現在更是極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著，這一災難性的大錯都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著路面，避免去看特麗莎。他對她很惱火。她在身邊的出現比往日更顯得是一種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邊干什麼？是誰把她放在草籃裡並讓她順水漂下來？為什麼把他的床選作了堤岸？為什麼是她而不是一個別的女人？
一路上誰也沒講一句話。
回到家裡，他們也默默地吃飯。
沉默，象一片雲海橫在他們中間，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越來越沉重。他們逃離這片苦海，徑直上了床。半夜裡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訴他：“我被埋掉了，給埋了許久許久。你每周來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墳墓，我就出來了。我眼裡都是泥。”
“你總是說，‘你怎麼會看得見的？’你想把我眼裡的泥擦掉。”
“我總是說，‘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後來有一天，你要去長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個女人一起去的。幾個星期過去了，不見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錯過，就不睡覺了。最後，你又敲著墳墓，但是我整整一個月沒有睡覺了，已經累壞了。我想我是不能再從那裡出來了。我終於又出來的時候，你顯得失望。你說我看來不舒服。我感覺得出，我下塌的兩頰和緊張的姿態使你覺得多麼難看。
“我道歉說，‘對不起，你走以後我沒合一下眼。’
‘是嗎？’你的聲音裡全是裝出來的高興。‘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個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麼！一個月假，意味著你一個月不願來看我，你有另一個女人。你走了，我又掉進了墳墓。心裡完全明白，我又會有不能睡覺的一個月來等著你。你再來的時候，我會更加丑，你會更加失望。”
他從來沒聽到過比這更令人慘痛的東西，他緊緊摟著她，感到她的身體在顫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這種愛了。
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蕩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接受這一切，只是比較難於大膽承認。但是，特麗莎夢中的悲傷之夢卻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圖重新進入她講述的夢，想象自己撫摸她的臉龐，輕巧地——一定不讓她知道這一點——把她眼窩裡的泥擦掉。然後，他聽到她話中難以置信的悲愴：“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處於心肌梗死的邊緣。
特麗莎又睡著了。他睡不著，想象著她的死亡。她帶著可怕的題夢死了，由於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從噩夢中喚醒。是的，這就是死亡：特麗莎帶著可怕的噩夢睡著了，而他再也不能將她喚醒。19
托馬斯的祖國被侵占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後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我不是說人們都是象小說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說家的私人談話在電台播了兩個星期之後，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術。他們發現他危在旦夕，才對他失去了興趣，讓他死在他妻子的懷裡。但有許多並沒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絕望之感在整個國家彌漫，滲入人們的靈魂和肉體，把人們摧垮。有些人不顧一切地從當局的寵愛下逃出來，不願意接受與新領導人握手言歡，充作展品的榮幸。詩人赫魯賓正是這樣死的——他逃離了當局的愛。他盡一切可能躲著那位文化部長，而部長直到他的葬禮時也沒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說中大談詩人對蘇聯的熱愛。也許他希望自己的話會虛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魯賓從死亡中震醒過來。但這個世界太丑陋了，沒有人決意從墳墓中重新站出來。
一天，托馬斯到火葬場去參加一位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此人曾被大學和科學院趕了出來。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會變成一次示威。哀悼者們直到最後一刻才知道屍體將於清晨六時半火化。
進入火葬場，托馬斯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大廳裡亮極了，象是個攝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發現有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不，這不是拍電視，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禮去研究是哪些人參加葬禮。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現在仍然是科學院的成員，足夠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講。他從沒打算過要成為電影明星。
葬禮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屬致敬。托馬斯發現大廳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個駝背的編輯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馬斯感到自己是多麼想念這些無所畏懼情同手足的人。他笑著打招呼，開始朝編輯那邊走去。編輯看見他便說：“小心！不要靠近！”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托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一句誠懇友好的忠告（“看著點，我們正在被拍照；你與我們講話，又會卷入另一次審訊。”），或者把它理解為一句嘲諷（“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請願書上簽名，那就始終如一吧，別同我們攀老交情了。”）。無論這話是什麼意思，托馬斯聽取了勸告，走開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僅僅步入了臥車廂，而且，正當他要表示自己是多麼崇拜她時，對方卻把手指壓在他嘴上，不讓他說出來。20
那天下午，他還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個大商店的櫥窗，一個小伙子在他右邊站住，靠近櫥窗，開始細細查看牌價。
“漲價啦。”托馬斯沒停下手中沖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馬斯。他就是托馬斯在醫院時的同事，曾經以為托馬斯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而加以譏笑的那個人。我曾經把他稱為S。托馬斯很高興見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們對沒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興一樣），但他從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機會使自己鎮定一下），是一種不甚愉快的驚訝。
“你好嗎？”S問。
托馬斯還沒應答，就看出S對這樣提問頗覺羞愧。一個干著本行的醫生問一個正洗著櫥窗的醫生近來如何，顯然是可笑的。
為了消除緊張氣氛，托馬斯盡可能輕松地說出幾個字來：“好，還好！”他馬上感到，無論他說得多麼費力（事實上，因為他太費力），他的“好”聽起來象是苦澀的反語。他很快加上一句，“醫院裡有什麼新鮮事？”
“沒什麼，”S回答，“還是老樣子。”
他回答得盡可能不失分寸，但也顯得極不合適。兩人都知道這一點，兩人都知道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中的一個正在洗窗戶，怎麼能說“還是老樣子”呢？
“主治大夫怎麼樣？”托瑪斯問。
“你是說你沒有見過他羅？”S問。
“沒有。”托馬斯說。
這是真的。從他離開醫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沒見過主治醫生。他們曾一起工作得那麼好，甚至都開始把對方視為自己的朋友。所以無論他怎麼說，他的“沒有”中有一種悲涼的震顫。托馬斯懷疑S對他提出這個話題頗覺慍怒：象主治醫生一樣，S也從未順路探訪過托馬斯，沒問他工作怎麼樣或者是否需要什麼。
兩位老同事之間的任何談話都是不可能的，盡管雙方都感到遺憾，特別是托馬斯。他並不因為同事忘記了他而生氣。如果他能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清楚什麼的話，他真正想說的是：“沒有什麼可羞愧的，我們各走各的路這完全正常。也沒有什麼可以不安的，我很高興見到你！”但他不敢這麼說。到眼下為止，他說出來的一切都好象出於某種心計，這些誠懇的話在他的同事聽來，也同樣是嘲諷。
“對不起，”S停了很久才說，“我實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那陣子，同事們假定他為懦夫而對他嗤之以鼻時，他們都對他微笑；現在，他們不能再鄙視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卻對他敬而遠之。
還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請他了，不再用香檳酒歡迎他了。這種落魄知識分子的處境不再顯得優越，已變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永恆，以及令人不快的東西。21
他回到家裡躺下來，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時之後卻被胃痛醒。每當他消沉的時候，老毛病就冒了出來。他打開藥箱，罵了一句：箱子裡空蕩蕩的，他忘了給它配藥。他試圖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確實相當有效，但再也無法成眠。特麗莎一點半鍾才回家，他覺得自己想跟她閒聊點什麼，於是講了葬禮，講了編輯拒絕跟他講話，還有他與S的相遇。
“布拉格近來變得這麼丑惡了。”特麗莎說。
“我知道。”托馬斯說。
特麗莎停了一下，溫柔地說：“最好的辦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馬斯說，“但是沒有什麼地方可去。”
他穿著睡衣坐在床上，她也過來坐在他旁邊，從側面摟住他的身體。
“到鄉下去怎麼樣？”她說。
“鄉下？”他感到驚訝。
“我們可以獨自在那裡過日子，你不會碰到那個編輯，或者你的老同事。那裡的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總是原來的樣子。”
正在這時，托馬斯又一陣胃痛，感到全身發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過於平靜與安寧。
“也許你是對的。”他艱難地說，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難。
“我們會有一所小房子，一個小花園，但要足夠的大，給卡列寧一個象樣的活動場地。”
“是的。”托馬斯說。
他努力想象搬下鄉去以後生活將是個什麼樣子。他很難每個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這意味著性冒險的終結。
特麗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問題，在鄉下，你會對我厭煩的。”
疼痛更加劇烈了，使他說不出話來。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種“非如此不可！”——一種奴役著他的職責。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個絕對的假日，從所有職責中解脫，從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脫。他能告假離開醫院的手術台（一種永久的休息），為什麼不能告假離開世界的手術台？離開女人們那百萬分之一的虛幻的差異？離開那把想象中切開女人們保險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搗蛋了！”特麗莎這才意識到有些不對頭，叫了起來。
他點了點頭。
“打針了嗎？”
他搖了搖頭：“我忘了給藥箱補充藥品。”
她顧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額，那裡有因為痛楚而冒出來的密密汗珠。
他的頭沒有離開枕頭，朝她轉過來，幾乎是氣喘吁吁：對方眼中燃燒著不堪忍受的悲傷。
“告訴我，特麗莎，怎麼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覺得出來，我知道。”
“沒有，”她搖搖頭，“沒有什麼事。”
“你否認也沒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說。
“老事情”意味著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馬斯不願意收場：“不，特麗莎，這一次有點不同。以前從沒有這樣嚴重。”
“那好吧，我來告訴你，”她說，“去，洗洗你的頭發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釋的語調是傷感的，沒有敵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幾個月了，你的頭發上有一種強烈的氣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氣味。我本不想告訴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聞著你某個情婦下體的氣味。”
聽她說完，他的胃又開始痛起來。簡直要命。他總是把自己洗得很徹底！身上，手上，臉上，確認沒有留下絲毫她們的氣味。甚至避免用她們的香皂，每次都執行自己種種苛刻的規程。但他忘記了自己的頭發！居然從未想到過這一點！
他回憶起那個女人沖著自己的臉叉開雙腿，要他用臉和頭頂跟她干。多麼愚蠢的主意！他現在恨她。他看出抵賴也沒有用處，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裡洗頭發。
她又摸了摸他的額頭：“呆在床上吧，別費心去洗那東西了，我現在都習慣了。”
他的胃真是痛殺了他，他渴望平靜與安寧。“我會給我那位病人寫信的，就是我們在礦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個地區嗎？”
托馬斯極難談下去了，所能說的只是：“樹林子……環繞的山……”
“沒有關系，這是以後的事。我們要離開這裡，但現在別說了……”她還是一直摸著他的額頭。兩人並排躺在那兒，不再言語。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們很快進入夢鄉。22
半夜裡他醒來了，驚訝地發現自己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春夢。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後一個：一個巨大的裸體女人，至少是他體積的五倍，仰浮在一個水池裡。從她兩腿分叉處一直到臍眼的小腹部，都蓋著厚厚的毛。他從池子一邊看著她，亢奮以極。
身體被胃病折騰得虛弱不堪之時，他怎麼亢奮得起來？看到一個他清楚地意識到會拒絕自己的女人，怎麼會使他亢奮？
他以為：在人腦機件裡，有兩個朝相反方向轉動的齒輪。一個載著想象，另一個載著肉體的反應。載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齒輪，帶動著相應的勃起指令齒輪。但有些時候，由於這種或那種原因，齒輪錯位了，亢奮齒輪會與一個載著飛燕想象的齒輪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會帶來陰莖的勃起。
此外，托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類睡眠的專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種夢境中，男人們都有勃起現象，這說明勃起現象與裸體女人之間的聯系，只是造物主塞進入腦機件中一千種運動方式中的一種。
那麼愛情與這有什麼關系呢？什麼關系也沒有。托馬斯頭腦中的齒輪不協調了，他會因為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這對他與特麗莎的愛絕對沒有影響。
如果說，性亢奮是我們的造物主為了自己取樂而用的一種裝置，那麼愛就是唯獨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能使我們擺脫造物主。愛情是我們的自由，愛情處於“非如此不可”的規則之外。
雖然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愛情有別於造物主為自己取樂而設置的機件，愛仍然是從屬於它的。愛從屬於性，象一位秀美的裸體女人服從一座巨鍾的鍾擺。
托馬斯以為：使愛從屬於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還認為，把愛情從愚蠢的性愛中拯救出來，辦法之一就是在我們頭腦中設置某種機件，能讓我們看見一只燕子也亢奮。
他帶著甜甜的思索開始打盹。就在他即將入睡的那一刻，在眾多概念渾渾沌沌的無人區中，他突然確信自已發現了所有的謎底，一切神秘的關鍵，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座天堂：在那個世界裡，男人因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托馬斯對特麗莎的愛情，不會被性愛的愚蠢干犯所侵擾。
於是，他安睡了。23
幾個半裸的女人盡力纏著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擺脫她們，打開了通向隔壁房間的門。他看見一位年輕女朗，正面對著他側臥在一張沙發上，也是半裸著身子，除了短褲什麼也沒穿。她撐著臂肘，面帶微笑看著他，看來知道他會到來。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於找到了她，終於能在這裡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麼。她也說了些什麼，顯出一種鎮定，一只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回現實。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盡全力想回憶起她是誰，在哪裡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歷道什麼。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麼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麼能把這麼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裡？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裡嗎？我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裡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伙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於，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後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麼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裡，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捨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裡，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裡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捨，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麼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回答，往她腦子裡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面。”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後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