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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是大大小小的噴泉和公園之城，公園的室外演奏台不時飄來音樂聲。這所大學就隱沒在樹叢裡。弗蘭茨剛講完下午的課，走出大樓，碰上灑水車正在澆灑草地。他心情極好，正要去見他的情婦。她的住處離這裡只隔了幾條街。他常常順便去看她，但只是作為一位朋友，沒有性的要求。如果他們在日內瓦她的畫室裡做愛，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於兩個女人，即妻子與情人之間。日內瓦還保留著法國的傳統，夫妻得睡一床。幾個小時之內從一張女人的床轉到另一張女人的床，他覺得不論對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種恥辱，最終對他也是一種恥辱。
他愛這個女人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這種愛對他來說如此寶貴，他想在他的生活中為她創造出一塊獨立的天地，一片純淨的禁區。外國大學邀他講學，現在他全部應允下來。這些還不夠滿足他新產生的旅行癖，他又開始以一些代表會和座談會為借口，作為他近來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時間安排很靈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講活動。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已帶她見識了許多歐洲城市和一個美國城市。
“十天後你願去巴勒莫嗎？”弗蘭茨問。
“我更喜歡日內瓦。”她回答。正站在畫架前仔細審視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麼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蘭茨輕輕地試探道，
“我見過巴勒莫了。”她說。
“見過？”他語氣中露出嫉妒。
“一個朋友曾經從那兒給我台來一張明信片，就貼在衛生間，你沒注意？”
她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本世紀初，那裡住了一位詩人，老得走不動了，只能讓他的抄寫員扶著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寫員說：‘先生，看，天上有什麼！那是飛過這座城市的第一架飛機。’可這位詩人連眼皮都沒有抬，說：‘我對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對
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樣，有同樣的旅館和汽車，而我的畫室總是有新的，不同的種種圖像。”
弗蘭茨有些沮喪。他已經慢慢地習饋了把他用的愛情生活與出國旅行聯系起來，說“讓我們去巴勒莫吧”，無疑是向她表示性愛的明確信號；而她說“我更喜歡日內瓦”，無異於說：他的情人不再愛他。
他怎麼會對她這麼摸不透？她從未使他有絲毫憂慮之理！事實上，她是一個見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動的人。他長相很好，學術事業也處於巔峰時期，在專業座談會上與學術辯論會上所表現的傲氣與銳氣使同事們都害怕，然而他為什麼要天天擔心情人的離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釋就是弗蘭茨的愛情不是他社會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愛情只是他乞求對象憐憫的一種欲望。他自己就象一個被繳了械的戰俘事先就把對付打擊的防衛力量解除了，打擊降臨時他也就無所驚奇。所以我說，對弗蘭茨而言，愛情意味著對某種打擊的不斷期待。
正當弗蘭茨傷心失意的時候，他的情人把筆放下了，走到另一間房裡，拿來一瓶酒，一句話沒說便開了瓶蓋倒了兩杯。
他立即感到輕松，還有點好笑。這句“我更喜歡日內瓦”並不意味著對方拒絕做愛，相反，只是意味著她厭倦於把做愛與國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舉起酒杯一干而盡。弗蘭茨也喝光了，自然高興異常。即便把對方不願去巴勒莫看成實際上愛的呼喚，他還是有點擔心：他的情人看來執意要突破他在兩人關系中設置的純潔地帶，未能理解他使這種愛擺脫庸俗的嘗試，未能理解他把這種愛與他的婚姻家庭徹底劃清界線的企圖。
禁止自己與畫家情婦在日內瓦做愛，實際上是他娶了另一個女人的自行懲罰。他感到一種背叛的內疚。與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與妻子仍睡在一張床上，半夜裡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來，吸入對方身體的氣息。真的，他寧願一個人睡，可結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們知道，象征性的東西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每當他躺在妻子旁邊，便想起情人會想象他與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當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恥。那就是為什麼他總希望與妻子睡覺的床和與情人做愛的床，在空間上要離得越遠越好。
他的畫家情人給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發，帶著難以揣測的冷漠，慢慢脫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無視弗蘭茨的存在。她就象一個當著全班即興表演的學生，要讓全班相信她獨自一個人在屋子裡，沒有人看著她。
她穿著裙子和乳罩站在那裡，突然，她（似乎想起她並非一個人在屋子裡）久久地盯著弗蘭茨。
這種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義。所有的情人都是從一開始就無意識地建立起他們的各種約定，而且互不違反。她剛才盯著他的目光卻是約定之外的東西，與平時做愛時的眼光神態毫無共通之處，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調情，純粹是一種疑惑詢問。問題在於，弗蘭茨對它問的什麼一無所知。
她從裙子裡退身出來，拉著他的手帶向靠牆的一面大鏡子。她沒讓他的手抽出，以同樣的疑問的眼光久久打量著鏡子，先看自己，然後又看他。
鏡子旁邊放著一個套了頂舊圓頂黑禮帽的假發架子。她彎腰取來帽子，戴在自己頭上。鏡子裡的形象立即變了：一位身著內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著一頂極不適當的圓頂禮帽，握著一位穿著灰色西裝和結著領帶的男子的手。
他實在無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脫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額外小把戲，或一次偶然的雙份賞賜。他微微笑著表示理解和贊同。
他期待情人也對他報以微笑，但她沒有，只是拉著他的手，站在那兒盯著鏡子，先看自己，然後看他。
事兒開始了，又結束了，他這才開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後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時間太長了。他溫和地用兩個手指托起禮帽的帽沿，微笑著從薩賓娜頭上取下來，放回到假發架子上，好象他是在抹掉哪個頑皮孩童塗在聖母瑪麗亞像上的胡子。
幾秒鍾過去，她仍然一動不動凝視著鏡子裡的自己。弗蘭茨溫情地俯吻她，再次求她十天後與他一起去巴勒莫。這一次，她明確表示同意。然後，他走了。
他又處於極佳心境。被他一生都詛咒為無趣都市的日內瓦，現在看來也顯得漂亮而充滿奇遇。他站在街上，回頭看了看那畫室寬大的窗戶。春末的天氣很熱，所有的窗戶都加了百葉天篷。他又朝公園走去，公園的盡頭，東正教教堂的金色圓頂朝上豎立，象兩顆鍍金的炮彈，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懸掛而沒有馬上倒塌下來。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接著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駛向湖的北岸，回家。2
現在就剩薩賓娜自己了。她還是只穿著內衣，回到鏡子前，把禮帽又戴上，久久地看著自己，對自己多年來只是為了追尋那失去了的一瞬間而感到驚訝，
許多年以前，這頂禮帽曾使托馬斯拜訪她畫家時興致盎然。他戴上帽子，從大鏡子裡去看自己，鏡子也象在日內瓦一樣是靠著牆的。他想看看自己作為一個十九世紀的市長是什麼摸樣。薩賓娜開始脫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頭上。他們都站在鏡子面前（每次她脫衣時他們總是站在鏡子面前），看著他們自己。她脫掉了內衣，頭上仍然戴著帽子，在這一瞬間，她意識到他們倆都被鏡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動了。
什麼能使他們如此激動？幾分鍾前她也戴著帽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個玩笑而已。激動與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嗎？
是的。他們通過鏡子互相觀看，最初幾秒鍾看到的只是一種笑劇場面，突然，笑劇被一種激動所覆蓋：圓頂禮帽不再意味著玩笑，而是意昧著強暴，強暴薩賓娜，強暴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尊嚴。她看到自已赤裸的雙腿以及從薄薄短褲裡隱約透出的陰毛三角區。女式內褲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幫邦的男子禮帽對她的女性魅力給以否決，褻瀆，以及嘲弄。托馬斯穿戴整齊地站在身邊，這一事實意昧著他們倆所看到的已遠非某種純淨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後來也會不得不脫衣、戴帽什麼的）；而是一種恥辱。她不但沒有唾棄它，反而自豪地挑逗池把它玩味個夠，玩昧它的全部價值，好象服從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開的強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顧帽子滾到桌下，兩人在鏡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滾起來。
讓我們回到禮帽上來吧！
首先，這是一個模糊的記憶，通向被遺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紀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長。
第二，這是她父親的紀念物。埋葬了父親質，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財產，她拒絕不顧廉恥去捍衛一己之權利，便嘲諷地宣稱她願意要這頂禮帽作為難一的遺產。
第三，這是她與托馬斯多次性愛游戲中的一個道具。
第四，這是她有意精心培養的獨創精神的一個標志。她移居時沒帶多少東西，而帶了這又笨又不實用的東西，意昧著她放棄了其它更多實用的東西。
第五，現在她佳在國外，這頂帽子成了一件傷感物。她去蘇黎世見托馬斯，就帶著這頂帽子，打開旅館房門時頭上也正戴著它。可有些她沒有預料到的事發生了：這頂帽子不再新鮮有趣和刺激性欲，僅僅變成了一座往昔時光的紀念碑。他們倆都感動了。他們象是第一次做愛，不是一種猥褻的性游戲。這次見面也不是他們性交往的一種繼續，不能象以面那樣每次都有機會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亂。這次會見是一種時間的回復，是他們共同歷史的贊歌，是那遠遠一去不可回的沒有傷感的過去的傷感總結。
這頂禮帽是薩賓娜生命樂曲中的一個動機，一次又一次地重現，每次都有不同隨意義，而所有的意義都象水通過河床一樣從帽子上消失了。我們也許能稱它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兩次定入同一條河流”）：這頂帽子是一條河床，每一次薩賓娜走過都看到另一條河流，語義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義，盡管原有意義會與之反響共鳴（象回聲，象回聲的反復激蕩），與新的含義混為一體。每一次新的經驗都會產生共鳴，增添著渾然回聲的和諧。托馬斯與薩賓娜在蘇黎世的旅館裡被這頂帽子的出現所感動，做愛時幾乎含著熱淚，其原因就是這黑色的精靈不僅僅是他們性愛游戲的遺存，而且是一種紀念物，使他們想起薩賓娜的父親，還有她那位生活在沒有飛機與汽車時代的祖父。現在，我們站在這個角度，也許比較能理解薩賓娜與弗蘭茨之間的那道深淵了：他熱切地聽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熱切地聽了他的故事。但是，盡管他們都明白對方言詞的邏輯意義，但不能聽到從它們身上淌過的語義之河的竊竊細語。所以，當她戴著這頂禮帽出現在他面前，弗蘭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麼人用他不懂的語言在對他講話；既不是猥褻，也不是傷感，僅僅是一種不能理解的手勢。他不舒服是因為它太缺乏含義。
人們還很年輕的時候，生命的樂章剛剛開始，他們可以一起來譜寫它，互相交換動機（象托馬斯與薩賓娜相互交換禮帽的動機），但是，如果他們相見時年歲大了，象薩賓娜與弗蘭茨那樣，生命的樂章多少業已完成，每一個動機，每一件物體，每一句話，互相都有所不一樣了。
如果我把薩賓娜與路蘭茨的談話記下來，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有關他們誤解的詞匯錄。算了，就編本小小的詞典，也就夠了。3
誤解小辭典“女人”
薩賓娜並沒有選擇一個作女人的命運。我們所沒有選擇的東西，我們既不能認為是自己的功勞，也不是自己的過錯。薩賓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非已所擇的命運。在她看來，反抗自己生為女人是愚蠢的，驕傲於自己生為女人亦然。
他們初交時，弗蘭茨以一種奇怪的強調性口吻宣稱：“薩賓娜，你是個女人。”她不明白，為什麼他要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一本正經地強調這眾所周知的事實。只到近來，她才明白了“女人”這個詞的含義，明白了他何以作那麼不同尋常的強調。在他眼中，女人不僅意味著人類兩性之一，這個詞代表著一種價值。並非任何婦女都堪稱為女人。在弗蘭茨眼中，如果薩賓娜是一個女人，他妻子克勞迪又是什麼呢？二十多年前，結識克勞迪幾個月之後，她威脅他說，如果他拋棄她，她便自殺。弗蘭茨被她的威脅迷惑了。他並不是特別喜歡克勞迪，但被對方的愛蒙騙了。他感到自己配不上這麼偉大的愛，感到自己欠了她一個深深的鞠躬。
他回報鞠躬如此之深竟是娶了她。盡管克勞迪再末重視過那種伴以自殺威脅之詞的熱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卻記憶長存，思慮常駐：決不能傷害她，得永遠尊敬她內在的女人。
這是一個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勞迪”，而是“尊敬克勞迪內在的女人”。
如果克勞迪本人便是女人，那麼誰是他必須永遠尊敬的那個隱藏在她身內的女人呢？也許是柏拉圖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親。他決不會想到說，他尊敬他母親身內的女人。他崇拜母親，不是母親身內的什麼女人。他的母親與柏拉圖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他十二歲那年，母親被弗蘭茨的父親拋棄，突然發現自己很孤單。孩子懷疑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了，可母親怕使他不安，用溫和而無關緊要的話掩蓋了這一幕。父親走的那一天，弗蘭茨和母親一起進城去。離家時，他發現母親的鞋子不相稱，猶豫不決，想指出她的錯誤，又怕傷害她。在他與母親一起在城裡走的兩個鍾頭，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的腳。這是他第一次體會到難受意昧著什麼。
忠誠與背叛
從孩提時代到陪伴她走向墓地，他始終愛她。記憶中的愛也是連綿不絕。這使他感到忠誠在種種美德中應占最高地位：忠誠使眾多生命連為一體，否則它們將分裂成千萬個瞬間的印痕。
弗蘭茨常跟薩賓娜談起他母親，也許他有一種無意識的用心：估摸著薩賓娜會被他忠誠的品行歷迷住，那樣，他便贏得了她。
他不知道，更能迷住薩賓娜的不是忠誠而是背叛。“忠誠”這個詞使她想起她父親，一個小鎮上的清教徒。連星期天，他都在畫布上描畫森林裡的落日與花瓶中的玫瑰。多虧了他，她從小便開始畫畫了。十四歲那年，她愛上了一個與她一般年紀的男孩。父親嚇壞了，一年沒敢讓她獨自出門。有一天，他又拿畢加索的復制品給她看，取笑那些畫。她不能與她十四歲的同學戀愛，至少是可以愛上立體派的。她完成學業，滿心歡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終於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從我們幼年時代起，父親和老師就告誡我們，背叛是能夠想得到的罪過中最為可恨的一種。可什麼是背叛呢？背叛意味著打亂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著打亂秩序和進入未知。薩賓娜看不出什麼比進入未知狀態更奇妙誘人的了。
她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但不能象畢加索那樣畫畫。這正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規定獨尊的時代，是成批制作共產主義政治家們肖像的時代，她要背叛父聲的願望總不能如願以償：這種共產主義只不過是另一個父親罷了。這位父親同樣嚴格地限制她，同樣禁止她的愛（清教徒時代）以及她的畢加索。如果說她終於與一位二流演員結了婚，只是因為那人有著怪漢子的名聲，同樣不為兩種父親所接受。
隨後，母親去世了。就在她參加葬禮返回布拉格之後，她接到了父親因悲傷而自殺的電報。
她突然感到良心的痛苦：那位畫花瓶玫瑰和憎惡畢加索的父親真是那麼可怕嗎？擔心自己十四歲的女兒會未婚懷孕回家真是那麼值得斥責嗎？失去妻子便無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麼可笑嗎？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要離開他。（她現在與其把他看成一個怪人不如說把他看作於今不能自投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們背叛乙，是為了我們曾經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著我們撫慰了甲。一個離了婚的畫家，其生活與她背叛了的父母的生活絲毫不相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彌補，它喚來的只是後面一連串背叛的連鎖反應，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們離最初的反叛越來越遠。
音樂
對弗蘭茨來說，音樂能使人迷醉，是一種最接近於酒神狄俄尼索斯之類的藝術。沒有誰真正沉醉於一本小說或一幅畫，但誰能克制住不沉醉於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巴脫克的鋼琴二重奏鳴曲、打擊樂以及“硬殼蟲”樂隊的白色唱片集呢？弗蘭茨對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無所區分，認為這種區分實在過時而虛假。他象愛莫扎特一樣愛搖滾樂。
他認為音樂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把他從孤獨、內省以及圖書館的塵埃中解放了出來，打開了他身體的大門，讓他的靈魂走人世間，獲得友誼。他愛跳舞，遺憾薩賓娜沒有他那樣的熱情。他們一起坐在餐廳裡，吃飯時聽到附近喇叭裡傳出轟轟的音樂並伴有重重的打擊聲響。
“真是惡性循環，”薩賓娜說，“音樂越放越響，人翻會變成聾子。因為他們變聾，音樂聲才不得不更響。”“你不喜歡音樂嗎？”弗蘭茨問。
“不喜歡。”她又補充，“不過在一個不同的時代裡……”她想著巴赫的時代，那時的音樂就象玫瑰盛開在雪原般的無邊無際的寂靜之上。從童年起她開始追求音樂，就領受著噪音妨礙。在美術學院那幾年，學生們整個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過。他們住在一色的屋子裡，一起去鋼廠建鍛工地勞動，工地上高音喇叭裡的音樂從早上五點直吼到晚上九點。盡管樂曲是歡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進公共廁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聲音象一群獵狗一直騷撓著她的安寧。
那時她想，只有在那裡才有這樣專橫的音樂統治。到了國外，她才發現把音樂變為噪音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人類由此而進入了完全丑陋的歷史階段。完全丑陋的到來，首先表現在無所不在的聽覺丑陋：汽車，摩托，電吉他，電鑽，高音喇叭，汽笛……而無所不在的視覺丑陋將接踵而至。
飯後，他們上樓去自己房裡做愛。弗蘭茨入睡時思維已開始失去了連貫性，回想起吃飯時噪雜的音樂聲，對自己說：“噪音可有個好處，淹沒了詞語。”他突然意識到他一生什麼也沒有干，只是談話，寫作，講課，編句子，找出公式然後修正它們，到頭來呢，文字全不准確，意思皆被淹沒，內容統統喪失，它們變成了廢話，廢料，灰塵，砂石，在他的大腦裡反復排徊，在他的頭顱裡分崩離析，它們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朧朧卻全心全意期待著的是沒有任何束縛的音樂，是一種絕對的聲音。它包容著一切愉悅與歡樂，它是超強音，是窗戶發出的格格震蕩，將一勞永逸地吞沒他的痛苦，無聊，以及空洞的詞語。音樂是對句子的否定，是一種反詞語！他期望與薩賓娜久久地擁抱，不再說一句話，不再講一個宇，讓這音樂的狂歡之雷與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點。然後，幻想中的極樂喧囂終於象催眠曲一樣，使他睡著了。
光明與黑暗
對薩賓娜來說，生活就意昧著觀看。觀看被兩條界線局限著，一種是強光，使人看不見，另一種是徹底的黑暗。也許這就是薩賓娜厭惡一切極端主義的原因。極端主義意味著生命范圍的邊界。不論藝術上或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激情，是一種掩蓋著的找死的渴望。在弗蘭茨那裡，“光明”不會與某張日暖風和的風景畫相聯系，而會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陽，燈泡，聚光燈。弗蘭茨的聯想總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陽，理智的光輝，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樣地吸引他。這些天來，他知道做愛前關掉燈委實可笑，總是留一盞小燈照著床。然而，他深入薩賓娜的那一刻，卻合上了眼睛，滲透了全身的快樂呼喚著黑暗。黑暗是純淨的，完美的，沒有思想，沒有夢幻；這種黑暗無止無盡，無邊無際；這種黑暗就是我們各人自身歷帶來的無限。（是的，如果你要尋找無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樂的一腳間，弗蘭茨自己崩潰了，融化在黑暗的無限之中。自己變成了無限。一個人在他內在的黑暗中長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態就變得越小。一個閉著眼睛的人，便是一個受到毀傷的人。薩賓娜發現弗蘭茨的模樣乏味無趣，也閉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對她來說，黑暗並不意昧著無限，卻意味著觀看事物時的不滿，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絕觀看。4
薩賓娜有一次讓自己參加了移民朋友的聚會。象往常一樣，他們又在反復推敲他們應該或不應該拿起武器去反蘇。身處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們自然顯得樂意戰斗。薩賓娜說：“你們為什麼不回去打仗呢？”
話說得不合時宜。一位燙著灰色卷發的男人，用長長的食指指著她：“這可不是說話的樣子。你們都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你也是。反對共產黨當局你傲了什麼？你做的也只是畫畫兒……”
在薩賓娜的國家裡，評價和檢查老百姓司空見慣己成原則，本身就是無休無止的社會活動。如果某個畫家要辦個展覽，一位普通公民要領取去國外海灘旅行的簽證，或一個足球運動員要參加國家隊，那麼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薦信或報告（從門房、同事、警察、地方黨組織以及有關工會那裡來的），由專門的官員將此綜合，補充，總結。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鹹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系，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麼，想過什麼，行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於這種評
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
隊踢球，或是否獲准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
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發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後？
她是一個畫家，曾經細心留意並記住了那些對調查別人滿有熱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們都有比中指稍長一些的食指，並且愛用它去指那些偶然與他們談談話的人。事實上，直到1968年，統治了這個國家十四年的總統諾沃提尼，正是曾經掀動著與其酷似的這種理發店裡做出來的波浪灰發，用最長的食指指向中歐所有的居民。
這位尊貴顯眼的移民不曾看過薩賓娜的畫，從畫家嘴裡聽說他象諾沃提尼，臉變得排紅，自一陣，又紅一陣，最後轉為摻白。他想說什麼，什麼也沒說出來，只得沉默。直到薩賓娜站起來離開，大家也都沉默著。
這使她很不高興。走到街上，她問自己為什麼要費那麼多心思與捷克人保持接觸。她與他們有什麼關系？是地域嗎？如果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祖國的名字在他們心目中將引起何種聯想，各人頭腦閃現的國土狀貌肯定迥異，整一的可能勢必勾銷。
那麼是文化嗎？可什麼是文化？音樂嗎？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嗎？是的。但如果一個捷克人沒有音樂感受又怎麼辦？這樣，做捷克人的實質意義便煙消霧逝。
那麼是偉人嗎？是胡斯？剛才房子裡的人都沒有讀過他的一頁書。他們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時那光輝的火焰，那光榮的灰燼。於是，對於他們來說，身為捷克人的實質意義除了灰燼，再沒有什麼。唯一能使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便是他們的失敗與他們的相互指責。
她走得很快，與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畢竟還有另一些捷克人，與那有長長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樣。何況她那段小議論後的難堪沉默，也沒有表明他們都反對她。沒有，他們也許是被這突然的憤怒搞昏了頭，沒有理解他們都是受制於移民生活的人。那麼為什麼她不原諒他們？為什麼不把他們都看成可憐的被拋棄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們知道為什麼。她背叛了她的父親，生活便向她敞開了背叛的漫漫長途。每一個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惡也是勝利。她不願意遵守秩序；她拒絕服從秩序——拒絕永遠和同樣的人在一起講同樣的話！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擾的原因。但這並非心情不悅，恰恰相反，薩賓娜的印象中，這是一次勝利，有看不見的人還在為她熱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間滑向極度痛苦：漫漫長途總有盡頭！遲早她不得不結束自己的背叛！遲早她不得不結束她自己！
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過火車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車進站了。她上了車，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開包廂的門，發現弗蘭茨坐在臥鋪上。他站起來迎接她，她伸出雙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過氣來。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樣，有一種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訴他，別趕我走，抱緊我，把我當你的玩物，你的奴隸，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麼也沒說。
她從對方的擁抱中松脫出來，只說了一句話：“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麼高興呀。”這是她的天性允許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5
誤解小辭典（繼續）“游行”
游行對意大利和法國人來說很容易。他們被父母逼著去教堂時，便以參加黨派作為報復（共產黨，毛澤東黨，托洛茨基黨等等）。然而薩賓娜的父親兩頭都不誤，開始送她去教堂，而後又逼她參加共青團會議。他擔心女兒游離組織之外將有所不測。
她參加強制性的游行，總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後的女孩老對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腳後跟。唱歌時，她從來就不知道歌詞，只是把嘴巴張張合合，於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發。從小，她就恨游行。
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局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裡。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從屋裡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慶祝什麼，要求什麼，或抗議什麼，去露天裡和人們呆在一起。游行的隊伍直抵聖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象。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斗爭到斗爭，永遠向前。
換一種方式說：弗蘭茨感到他的書本生活不真實，他渴望真實的生活，渴望與人們交往，肩並肩地步行，渴望他們的呼叫。他從沒有想過他所認為的不真實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辦公室或圖書室裡辛勞）事實上正是他的真實生活，而他想象為真實的游行不是別的，只是戲院，舞場，狂歡——用另一句話來說，是一個夢。
薩賓娜讀書時佐在宿捨裡。五一節，所有的學生大清早都得報到參加游行，學生干部們清梳大樓以保無人漏掉。薩賓娜躲進電梯間，直到大樓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間。這裡比她記憶裡的任何地方都安靜，唯一的聲音是遠處游行音樂的回響。她仿佛正躲在一個小棚屋裡避難，只能聽到一個敵對世界的海濤喧囂。
移居一兩年後，她偶爾去巴黎參加祖國被入侵的周年紀念。抗議游行當然在計劃之列，她當然也被卷了進去。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鍾便離開了游行隊伍。她向法國朋友們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很驚訝。“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同意反對對你們國家的占領？”她本來想告訴他們，在共產黨當局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占領與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的齊步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便尷尷尬尬地改變了話題。
“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歎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築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築還配有丑陋的紅欄桿，丑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牆面的摩天大樓，後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樂廳，有塔樓，游廊，還有鍍金圓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畫。也是一些極不調和的東西混在一起：鋼廠的建設工地上添了一盞煤油燈；一盞帶著彩畫玻璃燈罩的舊式燈破成了細細的碎片，撤落在荒涼的沼澤地。
弗蘭茨說，“歐洲人意識中的美總帶有預先規定的尺度，我們總是有一種審美的目的和一個長遠計劃。就是這個東西，使西方人花了幾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廣場。紐約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它沒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設計，就象石筍狀溶洞。它那些丑陋形式是偶然產生的，沒有設計的。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外圍環境中，它們突然閃耀出奇異的詩意。”
薩賓娜說：“沒有目的的美。說得對。換一種說法，可以是‘錯誤的美’。世界上的美整個兒消失以前，美還會依賴著失誤而存在一陣子。‘錯誤的美’——這是美的歷史上最後一個階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產生也是由於錯誤地滴了一滴紅顏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於“錯誤的美”，紐約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國。
弗蘭茨說：“也許人們設計出來的美過於嚴格和冷靜，紐約無目的美比它要豐富多變，但這不是我們歐洲人的美，是一個異己陌生的世界。”
他們最終談攏了嗎？沒有，看法仍然迥異。薩賓娜被紐約美的異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蘭茨覺得這種美新奇卻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歐洲來。
薩賓娜的國家
薩賓娜理解弗蘭茨對美國的乏味感。他是歐洲的化身：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蘭茨極其羨慕薩賓娜的國家。無論什麼時候，她談起自己以及國內來的朋友，弗蘭茨聽到“監獄”、“迫害”、“敵方坦克”“移民”、“宣傳品”、“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向往的復雜好奇感。
他對薩賓娜承認：“有個哲學家曾在文章裡說我著作中一切論點都是無法驗證的推測，稱我為‘冒牌的蘇格拉底’，我當時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發了一通火。現在一想，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經歷中最大的打擊！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種種可能的頂峰！我們倆，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兩維，你進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進入了小人國的領地。”
薩賓娜給以反駁，她說打擊、悲劇以及戲劇性事件不意味著什麼，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不值得尊敬和羨慕。真正值得羨慕的是弗蘭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靜安寧地獻身於此。
弗蘭茨搖搖頭：“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宇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裡。即使在萬靈節，也沒有人去光顧他們。文化正在死去，死於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
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後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後，只得歎口氣，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裡沒有示威游行），在一連串的克制中（無女人亦無游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贊揚。後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裡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著：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並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占領”、“坦克”一類詞是丑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亞的墓地都象花園，墳墓上覆蓋著綠草和鮮艷的花朵。一塊塊莊嚴的墓碑隱沒在萬綠叢中。太陽落山的時候，墓地閃爍著點點燭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們的晚會上舞蹈。是的，孩子們的舞會。死魂都象孩子一樣純潔。無論現實生活如何殘酷，即便在戰爭年月，在希特勒時期，在斯大林時期，在所有被占領的時期，和平總是統治著墓地。她感到心緒低落的時候，便坐上汽車遠離布拉格，去她如此喜愛的某個鄉間墓地走走。在藍色群山的背景下，它們如搖籃曲一般美麗。
對弗蘭茨來說，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塊與屍骨。6
“我從不開車，車禍嚇死人！就算沒把你撞死，也讓你留個終身標記！”正說著，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頭，那指頭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時差點給削掉了，現在還留在手上也算個奇跡。
“你說什麼？”克勞迪今天狀態最佳，沙啞著聲音問，“我有一回碰上了嚴重車禍，我就沒把命丟掉。再說，沒有比住醫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著，只是讀呀讀的，日日夜夜。”
他們都驚奇地看著她，更使她其樂融融。弗蘭茨感到一種既討厭（他知道那場車禍後妻子曾極度消沉又報怨個沒完）又佩服（她總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經歷過的事說得有聲有色）的復雜情緒。
“就是在那裡，我開始把書分成白天的書和晚上的書，”她繼續說，“真的，有些書是要白天讀的，有些書只能晚上讀。”
現在，所有的人都又驚奇又崇拜地看著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還握著自己的指頭，皺著眉頭回想車禍。
克勞迪轉身問他：“司湯達的書你會歸進哪一類？”
雕刻家沒有聽清問題，不舒服地聳聳肩。旁邊一位文藝批評家說，他認為司湯達的書該白天讀。
克勞迪搖了搖頭，嘶啞著喉音說：“不，不，你錯了，你錯啦！司湯達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蘭茨置身這場白天夜晚的藝術之爭，卻不安地盼著薩賓娜到來。他們花了很多天的時間考慮她該不該接受參加這次雞尾酒宴的邀請。宴會是克勞迪准備的，招待曾經在她私人畫廊展出過作品的畫家雕刻家們。薩賓娜遇見弗蘭茨以後，總是回避他的妻子。他們又怕被發覺，於是得出結論，認為她來的話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邊偷偷地朝門廳打望，一邊聽到了他十八歲的女兒的聲音。女兒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這一圈，擠到女兒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們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則盤腿坐地。弗蘭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會轉移到那邊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時候坐在地毯上，這一姿態表明串直，不拘禮節，政治自由，殷情好客，還體現一種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勞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熱情勁兒使弗蘭茨擔起心來，她去買香煙會不會也坐在鋪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個男人的腳上，問他：“阿倫，你最近在干什麼？”
阿倫如此天真誠懇，努力給這位畫廊主的女兒一個認真回答，開始向她解釋自己的新探討——把攝影與油畫結合起來。但他還沒講完三句話，安娜便開始吹起小調來。畫家還在慢慢說，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於尚未明到口哨。
弗蘭茨耳語：“你能告訴我體為什麼要吹口哨
嗎？”
她大聲說：“我不喜歡人們談政治。”
他們這一圈確實有兩個人站在那裡討論即將開始的法國大選。自覺有責任引導活動的安娜，問那兩個人是否打算去羅西尼歌劇院，一個意大利歌舞團下周將在日內瓦演出。與此同時，畫家阿倫卻沉入他繪畫新探求中越來越龐大的細節。弗蘭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羞恥，為了讓她安分點，他宣稱安娜每次看歌劇都索然無趣牢騷滿腹。
“你混！”安娜坐著給了他肚子上一拳。“那個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過他兩次，我已經愛上他了。”
女兒太象她母親，這使弗蘭茨無法原諒。她為什麼不象他？但他毫無辦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聽到她母親也宣布愛上了這個或那個畫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愛上了一位自行車賽手。當然，這只是雞尾酒宴上的閒話趣談，但他總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說起他來也如出一轍，還有自殺的威脅之詞。
正在這時，薩賓娜進來了。安娜繼續談著羅西尼時，克勞迪走了過去。弗蘭茨把注意力投向那兩個女人的談話。幾句寒喧客套之後，克勞迪捻著薩賓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飾大聲說：“這是什麼？多丑啊！”
弗蘭茨深深一驚。妻子的話不意味著挑斗，接下去的沙啞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勞迪否定這垂飾但並不希望危害她與薩賓娜的友誼。但她通常不會這麼說的。
“我自己做的。”薩賓娜說。
“這垂飾真丑，真的！”克勞迪高聲地重復，“你不該戴它。”
弗蘭茨知道妻子並不在意垂飾的丑與美，一件東西她願意說丑就丑，願意說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飾預定就是美的，即使她發現的確很丑，也不會說。長久以來，歐歐拍拍已成為她的第二天性。
那麼為什麼她決定說薩賓娜自己做的垂飾丑呢？
弗蘭茨突然明白無誤地找到了答案：克勞迪聲稱薩賓娜的垂飾丑是因為她有本錢這麼說。
或者更准確些說：她這麼說是要讓人們明白，她有本錢說薩賓娜的垂飾丑。
薩賓娜去年的畫展不怎麼成功，所以克勞迪並不特別重視薩賓娜的光顧。然而，薩賓娜卻有種種理由重視克勞迪的畫廊，只是她的行為尚未證實這一點。
是的，弗蘭茨看清了：克勞迪抓住有利場合向薩賓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們兩人之間的真正力量均勢到底如何。7
誤解小詞典（續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這一邊是鱗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樓的櫥窗後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間小屋與舒適豪華的夾墊大搞，她們只穿了乳罩和短褲衩，挨近玻璃窗坐著，看上去象討厭的貓。
街道的另一邊是建於十四世紀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與上帝的世界之間，街道散發出尿的臭氣，象一條河劃分著兩個王國。
老教堂裡面，所有殘留的哥特式風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牆，還有柱子、拱頂和窗戶。牆上沒有一幅圖畫，其它地方也沒見雕塑。教堂象體育館一樣空曠，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幾排給牧師們坐的椅子，圍著一堵可供教長站立的小墩牆。椅子後面是為那些有錢的自由民而設置的木頭小廂房以及柵欄。看來，椅子和廂房一直就設置在那裡，人們從未考慮到牆的形狀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對哥特式建築的輕視與無所謂。幾個世紀前，加爾文教派的信仰把這座大教堂變成了一個大頂棚，唯一曲作用是讓那些忠實的信徒避避風雪。
弗蘭茨被它迷住了：歷史的偉大進軍曾經怎樣穿過這巨大的殿堂！
薩賓娜想起波希米亞所有城堡是怎樣收歸國有，變成了勞工訓練地、養老院，甚至牛棚。她參觀過一個牛棚：接鐵鏈的鉤子釘入夜粉牆上，系在銑絲上的牛焦渴地瞪著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兒喂了雞。
“正是它的空曠使我神往，”弗蘭茨說，“人們收起了祭壇、塑像、圖畫、椅子、地毯和聖經，在那一刻得到了歡樂和安慰。他們把一切統統丟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掃帚怎樣清掃這大教堂嗎？”
“窮人不得不站著，而富人占有包廂，”薩賓娜榴著那些包廂說，“但是有一種東西把銀行家和乞瀉聯系在一起：對美的仇視。”
“什麼是美呢？”弗蘭茨發現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畫廊預展時的妻子一邊，正在認同她的堅持己見。那就是文詞和言論的無窮虛幻，還有文化的虛幻，藝術的虛幻。
薩賓娜在學生隊裡勞動時，靈魂被高音喇叭裡歡樂的進行曲不斷毒害。一個星期天，她借來一部摩托，朝山上開去，在一個從未到過的邊遠村莊裡停下來。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裡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禮拜。當時宗教受到當局的壓制，大多數人對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長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爺子和老婦人，他們不害怕當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詠般地吟誦禱文，人們跟著他齊聲重復。這稱為連禱。同一句話反復重現，象一位流浪漢忍不住連連回望家鄉，象一個人不忍離世。她在最後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雙眼聆聽禱詞的曲調，又睜開眼，打量上方那藍色拱頂上嵌著的金色大星星。她驚喜入迷了。
她在這個鄉村教堂無意遇到的東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過了，教堂與連禱本身裡裡外外都未見得美，它們的美存在於與建築工地上天天歌聲喧躁的比較之中。她突然覺得這些人是美的，他們如同一個叛逆的世界，是一種神秘的新發現。
從那時起，她就認為美是一個叛逆的世界。我們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著它的什麼地方。美就藏在當局制造的游行場景之後，我們要找它，就必須毀掉這一景觀。
“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蘭茨說。無論新教還是禁欲主義都未曾使他如此熱情。這是另外一種東西，高度私有性的東西，是他不敢與薩賓娜討論的東西。他想，他聽到了一種聲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掃把，掃掉克勞迪所有的預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還有所有的演講、專題辯論會，所有無用的言語和無聊的文詞，把它們統統從自己的生活中掃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偉巨大的空闊突然出現在他面前，這神奇的新發現象征著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們在某家旅館裡做愛，薩賓娜撫著弗蘭茨的手臂說：“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蘭茨對她的贊美很高興，從床上爬出來，臀部頂地，用一條腿鉤佐一張很重的橡木椅子，輕輕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遠也不必害怕，不論什麼情況我都能保護你，我以前還是個拳擊冠軍呢！”
他用手把椅子舉過頭，薩賓娜說：“知道你這麼強壯，真好。”
但她內心中自語，弗蘭茨也許強壯，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與共的人面前，在他愛的人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弗蘭茨的軟弱也可以稱為美德。他從不向薩賓娜下指示，從不象托馬斯那樣命令她，要她躺在鏡子旁邊的地上以及光著身子走來走去。他並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達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來完成的。生理上的愛沒有暴力是難以想象的。
薩賓娜看著弗蘭茨舉著椅子在屋予裡走過，象看到一個使她震驚的怪物，心裡充滿了奇怪的悲傷。
弗蘭茨把椅子放到薩賓娜的對面，坐下來說：“我當然喜歡強壯，但在日內瓦，這些肌肉對我有什麼好處？它們象裝飾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還沒有同人打過架哩。”
薩賓娜又開始了孤獨的沉思：如果她有一個指揮她的男人又怎麼樣呢？一個要控制她的人嗎？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鍾！從這兒得出結論，無論強者還是弱者，沒有人適合她。
“為什麼不用你的力量來對付我？”她問。
“愛就意昧著解除強力。”弗蘭茨溫柔地說。
薩賓娜明白了兩點：第一，弗蘭茨的話是高尚而正義的，第二，他的話說明他沒有資格愛她。
生活在真實中
卡夫卡曾在日記或是信件中提到這樣一句，生活在真實中。弗蘭茨記不清這話的出處，但這句話強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實中意味著什麼？從反面來講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謊，不隱瞞，而且不偽飾。然而從遇見薩賓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謊言中。他蹬妻子說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會議，馬德裡講學；他不敢與薩賓娜並肩步行於日內瓦的大街。他還欣賞謊言與躲藏：這些對他來說是如此新異，他象一個老師的愛學生鼓起勇氣逃學，感到十分興奮。
薩賓娜認為，生活在真實之中，既不對我們自己也不對別人撤謊，只有遠離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睜眼盯住我們做什麼的時候，在我們迫不得已只能讓那只眼睛盯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有真實的舉動。有一個公眾腦子裡留有一個公眾，就意昧著生活在謊言之中。薩賓娜看不起文學，文學作者老是洩漏他們自己或他們朋友的種種內心隱秘。薩賓娜以為，一個放棄了自己私我隱秘的人就等於喪失了一切，而一個自由而且自願放棄它的人必是一個魔鬼。這就是薩賓娜保守著那麼多戀愛秘密但一點兒也不感到難受的原因。相反，這樣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實之中。
在弗蘭茨這一方面，他確認把私生活與公開生活分成兩個領域是一切謊言之源：一個人在私生活與在公開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對弗蘭茨來說，生活在真實之中就意昧著推翻私生活與公開生活之間的障礙。他喜歡引用安德魯.勃勒東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間玻璃房子”裡，人人都能看見你，沒有任何秘密。
當他聽到妻子對薩賓娜說：“那垂飾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活在謊言中了，他非得站起來維護薩賓娜不可。他終於沒有那樣做，僅僅是害怕暴露了他們的愛情秘密。
雞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計劃與薩賓娜一起去羅馬度周末。“那垂飾真丑”的話耿耿於懷，使他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克勞迪。她的侵犯——無懈可擊，喳喳呼呼，勁頭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負給卸了下來。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內部空間，感到那空白喚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撿拾自己的陋袋。克勞迪進來了，談論著晚會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對某些觀點大表贊同，對另一些觀點則撇嘴一笑。
弗蘭茨看了她很久，說：“羅馬沒有什麼會議。”
她還沒有看出問題：“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個情人，已經九個月了，”他說，“我不想在日內瓦同她聚會，所以有這麼多旅行。我想，現在是你該知道的時候了。”
他一開口便不覺得緊張了，轉過身去以免看見克勞迪臉上的絕望。他估計自己的話會使她絕望的。
停了一會兒，他聽見她說：“是嘛，我想我是該知道啦。”
她的語氣如此堅定，佼弗蘭茨掉轉頭來。她看起來一點也不震驚，事實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啞著嗓音的那同一位婦人：“那垂飾真丑！”
她繼續說：“你既然有膽告訴我，你騙我九個月了，你認為能告訴我她是誰嗎？”
他過去總告誡自己，沒有權利傷害克勞迪，應該尊敬她身內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裡去了呢？換一句話來說，他腦子裡妻子與母親形象的聯系現在怎麼啦？他的母親，悲愴而受傷的母親，他的母親，穿著不相稱的鞍，已經離克勞迪而去——她也許沒有，也許從來就不曾隱含在克勞迪的身體之內。這一切化作一腔憤怒向他襲來。
“我沒有理由瞞你。”他說。
如果說他的不忠尚不足以傷害她的話，他斷定挑明她的對手會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視著她，告訴她是薩賓娜。
一會兒後，他與薩賓娜在機場見面。隨著飛機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來越輕。他終於對自己說，九個月之後他生活在真實之中了。8
薩賓娜似乎感到弗蘭茨撬開了他們隱私的大門，似乎瞥見了在日內瓦認識的一穎穎腦袋：克勞迪，安娜，畫家阿倫，握著手指頭的雕刻家。現在，不管她願意與否，她成了她毫無興趣的一位婦人的對頭。弗蘭茨會提出離婚，而她務必在他那張大大的結婚床上取代克勞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時候還與觀眾保持著或長或短的距離，而她卻要在這所有的人面前演戲，不是薩賓娜，是不得不演薩賓娜的角色，並決定怎樣演這個角色更好。一旦她的愛被公開，愛便沉重起來，成為了一個包袱。薩賓娜一想到這點就畏縮不前。
他們在羅馬一家餐館吃晚飯，她默默地喝著酒。
“你沒有生氣吧？”弗蘭茨問。
她使對方確信她沒有。她仍然處於混亂之中，不能確信什麼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們在開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車廂裡相遇的情景，那時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緊緊擁抱她，永遠不要松開。她期望結束那危險的背叛之途，期望終止這一切。
她可以強化那種欲念，試圖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趨強烈。
他們在羅馬街上走回旅館。周圍的意大利人又鬧又叫又手舞足蹈，他們默默走著，卻聽不到自己的沉默。
薩賓娜在浴室裡洗了很長時間；弗蘭茨蓋著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樣，亮著一盞小燈。
她回來時，把燈關了。這是第一次她這麼做。弗蘭茨應該注意到這一點的，他沒有。燈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如我們所知，他總是閉著眼睛做愛的。
事實上，正是他那雙閉著的眼睛使薩賓娜關掉了燈。她一刻也受不了那雙低垂的眼瞳。常言說，眼睛是心靈之窗。因此弗蘭茨閉著眼睛在她身上扭動著的身體，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已。象一只剛剛出生的幼畜，閉著眼微喊地尋找奶頭。強壯有力的弗蘭茨在交合的時候，象一頭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著她的奶頭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個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卻是個吮奶的嬰孩，她便覺得自已是在與一個嬰孩交合，實在近乎厭惡。不！她不再願意看見這個在她身上瘋狂扭
動的身軀，不再願意把自己的乳頭交給他。一條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後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後一次！
她當然知道，她是極為不公平的。弗蘭茨是她所見男人中最好的一個——聰明，能理解她的畫，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這麼想，就越想強奪他的智慧，污損他的好心，摧毀他無能的體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愛比以往都狂熱得多，她意識到這是最後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萬裡。她再次聽到背叛的金色號角在遠遠地召喚她，她知道自己無法堅持下去，她感觸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動的無拘無束無遮無攔。她給了弗蘭茨從未有過的瘋狂而放縱的愛。
弗蘭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熱淚。他以為他是理解了：薩賓娜整個吃飯的時候都安靜沉默，對他的決定沒吭一聲，現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將永遠與他生活在一起的歡欣，還有她的激情，她的贊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猶如一位馳入輝煌太空的騎士，那裡沒有他的妻子、女兒、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掃帚掃得一於二淨，那輝煌真空裡將填入他的愛。
他們各自都把對方視為坐騎，馳入他們期望的遠方。他們都沉醉於將解脫他們的背叛之中。弗蘭茨騎著薩賓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薩賓娜騎著弗蘭茨背叛了弗蘭茨本人。9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見母親——可憐，弱小，需要他的幫助。這種幻覺深深根植於他的心靈，使他兩天來一直無法使自己擺脫這個念頭。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開始不安，擔心他走後克勞迪會完全垮下來，說不定會鬧出嚴重的心髒病。他偷偷打開門走進自己的房間，站在那兒聽了一陣：是的，她在家。猶豫了一下，他走進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樣打打招呼。
“是嗎？”她譏諷地眼皮向上一翻，驚叫道，“你？到這兒來啦？”
他想說（他倒是真正驚住了），“我還能到哪裡去呢”，但他沒有說。
“我們直說好了，怎麼樣？你立刻搬到她那裡去，我毫不反對。”
他去羅馬那天承認自己與薩賓娜的事，當時尚無明確的行動計劃。他指望回家後友好地跟克勞迪徹底談一次，盡可能不傷害她。他不曾想到她會平靜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這樣不費什麼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喪。他一輩子都怕傷害她，自覺遵守著一夫一妻制的無效紀律，而現在，二十年後的今天，他突然得知這一切純屬多余。由於一種誤解，他拒絕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課，他直接由大學去薩賓娜那兒，決定問她可否去她那裡過夜。一按門鈴才知沒人。他坐在街對面的酒吧裡眼巴巴地張望了許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門前尷尬徘徊。
夜晚來臨了，他不知道該去哪裡。他這一輩子都是與克勞迪共用一張床。如果回克勞迪那裡去，他該睡什麼地方？當然，可以睡在隔壁房裡的沙發上，但那不形如瘋人怪漢嗎？不顯得有點神志錯亂嗎？他畢竟希望與她保持友誼啊！與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聽到她嘲弄地問他干嘛不去找薩賓娜的床鋪。他在一家旅館租了一間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過薩賓娜家的門鈴。
又過了一天，他去問過薩賓娜的看門人，那人一無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給房主打了電話，得知薩賓娜兩天前就告辭走了。
以後的幾天，他照常去那兒，希望能在那裡找到她。這一天他發現門開了，三個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與畫裝進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車裡。
他問他們打算把家具搬到哪裡去。
他們回答，他們曾受嚴格囑托不得洩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買他們以求獲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無力這麼做。悲傷使他完全崩潰。他不理解這是為什麼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知道從碰到薩賓娜起他就一直等候著這一切的發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蘭茨無力阻擋。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兒不在時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數必備的書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勞迪喜歡的東西。
一天，他從酒吧的窗子裡看到了她。妻子和兩個女人坐在一起，臉上眉飛色舞，擅長做鬼臉的天賦使她臉上留下許多長長的皺折。那些女人仔細聽著，連聲哈哈大笑。弗蘭茨老覺得她是在談論他；她肯定知道了，弗蘭茨決定與薩賓娜一道生活的時候，薩賓娜卻在日內瓦消失。這該是個多麼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為妻子朋友們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這兒每個鍾頭都能斷到聖皮爾的鍾聲。他發現百貨公司已把他買的新書桌送來了，立刻忘記了克勞迪及其朋友們，甚至一時忘了薩賓娜。他在書桌前坐下來，很高興這張桌子是自己親自挑的。二十年來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選的，一切都被克勞迪管著。終於，他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請來一個木匠做書櫃，花了幾天時間設計式樣，選定擺書超的地方。
就某一點來說，他驚訝地意識到自己並不特別難過，薩賓娜的物化存在並沒有他猜想的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燦爛的足跡，神奇的足跡，任何人也無法抹去。她從他的視界裡消失之前，塞給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掃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視的一切都從生活中掃去了。一種突然的慶幸，一陣狂亂的欣喜，還有自由和新生帶來的歡樂，都是她留下的饋贈。
事實上，他總是喜歡非現實勝於現實，如同他感到去參加游行示威比給滿堂學生上課更好（我已經指出，前者不過是表演與夢想）。看不見的女神薩賓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總怕失去的薩賓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給了他萬萬想不到的男子漢自立的自由，這種自由成為了他誘人的光環。他在女人心目中變鋸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個學生也愛上了他。
於是，在一段短得驚人的時間內，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給變更了。不久前他還與傭人、女兒、妻子住在寬敞的中上階層富宅裡，現在卻住在老區的一所小房子裡。幾乎每個晚上，那位年輕的學生兼情人都來陪他。他用不著殷勤侍候她游歷世界，從一個旅館到一個旅館，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與她做愛！旁邊桌上放著他自己的書和自己的煙灰缸！
她是個樸素的孩子，並不特別漂亮。但她用弗蘭茨近來崇拜薩賓娜的方式來崇拜弗蘭茨。他不覺得有什麼不快。他也許感到用薩賓娜換取了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有什麼劃不來，他天生的美德也務必使他去愛護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傾瀉過的父愛加倍地賜給她——與其說他有一個女兒安娜，倒不如說安娜更象克勞迪的復制品。
一天，他去見妻子，告訴對方他想再結婚了。
克勞迪搖了搖頭。
“離婚對你來說根本無所謂！你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財產我都給你！”
“我不在乎財產。”她說。
“你在乎什麼？”
“愛情。”她笑了。
“愛情？”弗蘭茨驚訝地問。
“愛情是一場戰斗，”克勞迪仍然笑著，“我打算繼續打下去，直到勝利。”
“愛情是戰斗？好吧，我一點兒也不想打。”他說完就走了。10
結束了日內瓦的四年，薩賓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脫憂郁。如果有誰問她感受了一些什麼，她總是很難找到語言來回答。我們想表達我們生命中某種戲劇性情境時，曾借助於有關重的比喻。我們說，有些事成為了我們巨大的包袱。我們或是承受這個負擔，或是被它壓倒。我們的奮斗可能勝利也可能失敗。那麼薩賓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麼？什麼也沒有。她離開了一個男人只是因為想要離開他。他迫害她啦？試圖報復她嗎？沒有。她的人生一劇不是沉重的，而是輕盈的。大量降臨於她的並非重負，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還充滿著激情與歡樂，向她展開一條新的道路，通向種種背叛的風險。可倘若這條路定到了盡頭又怎麼樣呢？一個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都失去了——還有什麼可以背叛呢？
薩賓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這種虛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標嗎？
她自己以前當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她怎麼可能呢？我們追尋的目標總是不為我們所知。一個姑娘渴望結婚渴望別的什麼但對這一切毫無所知，一個小伙子追求名譽卻不懂得名譽為何物。推動我們一切行動的東西卻總是根本不讓我們明了其意義何在。薩賓娜對於隱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後的目的無所察覺，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不就是目的所在嗎？她離開日內瓦，使她相當可觀地接近了這個目的。
到巴黎三年後，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來信，是托馬斯的兒子寫的。他居然能打聽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現在給他父親“最親密的朋友”寫信。他告知了托馬斯與特麗莎死的消息。前幾年，他們一直住在一個村子裡，托馬斯當了集體農莊的司機。他們不時開車到鄰鎮去，在一家廉價小旅店過夜。那條路曲曲折折經過幾座山，有一次他們在突然加速時撞壞了車，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體摔成了肉醬。後來據警察說，汽車的剎車糟糕透頂。
她不能忘掉這消息，與她過去的最後一絲聯系中斷了。
按照她的老習慣，她決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靜下來。蒙特帕裡斯墓地是最近的，那裡的墳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薩賓娜不明白，為什麼死人想在頭頂建起這些偽造的宮殿？墓地是正在化為石頭的虛無。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強對死亡的夠感，比他們活著的時候更糊塗。他們的墓碑展示著身價，那裡沒有父親、兄弟、兒子、祖母，只有社會形象——一些頭銜、職位以及榮譽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郵政職員也誇示他的職業選擇，他的社會意義——他的高貴地位。
沿著一排墳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喪事主持人把滿抱鮮花逐一分發給送葬者，也給了薩賓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隨他們繞過了許多墓碑，才來到墓穴，緩緩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極點。一朵花拋下去，優雅飄搖地翻了幾個筋斗才落到靈樞上。在波希米亞，墓穴沒有這麼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亞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邊的一塊石頭上，那塊石頭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頭。為什麼石頭能把她嚇成這個樣？
她回答自己：墳墓上蓋著那些石頭，死人便永遠不得翻身了。
死人無論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麼往他們身上蓋泥土或是石頭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不同之處在於：如果攻上蓋著石頭，則意昧著我們不要死人回來了，沉重的石頭告訴死者：“呆在你那兒吧！”
這使薩賓娜想起了父親的墳墓。那上面的泥土裡長出了花朵，一棵楓樹深深地扎了根。這樹根和花朵給他打開了一條走出墳墓的道路。如果她父親是用石頭蓋著，她就再也無法與死去的他交談，無法從簌簌樹葉中聽出父親原諒她的聲音。
埋葬托馬斯和特麗莎的墓地又怎麼樣呢？
她開始一次次想起他們。他們好幾次開車去鄰鎮，在一家廉價的旅店裡過夜。信中的這一段吸引了她的視線。這說明他們是快樂的。她又一次把托馬斯當作自己的一幅畫來構想：畫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畫家所作的浮華外景，穿過外景的裂縫看去，卻是特裡斯丹。他象特裡斯丹一樣死去，不象唐璜。薩賓娜的父親與母親是死於同一個星期，托馬斯與特麗莎是死於同一秒。薩賓娜突然想念起弗蘭茨來。
她那時跟他說起墓地裡的散步，他厭惡地顫抖著，把墓地說成一堆屍骨和石頭。他們之間的誤解鴻溝便隨即展開。直到她到蒙特帕裡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為自己待他那樣不耐心而遺憾。如果他們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話，他們是能夠開始理解對方用語的。他們的詞匯會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麼，一支旋律就會漸漸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現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況薩賓娜知道她應該離開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這裡，他們會用石頭蓋在她身上。對於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來說，總是想著一切旅程的某個終點是不可忍受的。11
弗蘭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勞迪，也知道那位戴大號眼鏡的姑娘，但沒有人知道薩賓娜。弗蘭茨誤以為妻子與她的朋友談薩災娜，其實，薩賓娜是個漂亮女人，克勞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與美人臉蛋相比較。
弗蘭茨如此害怕私情敗露，因此從未向薩賓娜要過一張她的油畫、草圖，甚至一張她的快照。結果，她沒留下任何痕跡地從他生活裡消失了，沒有一點點確實的東西可以表明，他曾與她在一起度過了最最美好的時光。
這只能更使他決心保留對她的忠誠。
有時候，他與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裡，她會目光離開書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麼？”
弗蘭茨坐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總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話來回答她，事實上他在想念薩賓娜。
不論他什麼時候在學術雜志上發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個讀它，與他作些討論。而他心裡想的卻是薩賓娜會對他怎麼說。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薩賓娜而做，是用薩賓娜願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絕不做任何事情來傷害那位戴眼鏡的學生情婦，因此這種不忠的絕對純真形式，對弗蘭茨來說是特別合適。他培養著對薩賓娜的狂熱崇拜，這種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愛情。
的確，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是薩賓娜送給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愛和神之愛兩者中間，是絕對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愛（基於神學理由）必定含有一劑不可解說、不可理喻的烈藥（我們只須回憶一下那本誤解詞典和一系列誤解詞匯！），他的人之愛卻建立在真實的理解上。
學生情婦比薩賓娜年輕得多，生命的樂曲簡直還只有個輪廓。她感謝弗蘭茨給了她生活的主題。弗蘭茨的偉大進軍，現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樂現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歡節。他們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實之中，沒有什麼秘密。他們與朋友、同事、學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興地與他們坐在一起，喝酒，職天。他們經常去阿爾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蘭茨會彎下腰來，讓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過草地時又會讓她跳下來。他會用最高的音量，給她讀一首小時候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德國長待。姑娘歡樂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著他脖子時，還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對俄國人所占領國家的奇怪同情。一個紀念入侵的日子裡，他出席了一個由日內瓦的捷克人組織的紀念性集會。房子幾乎是空的，那位發言人裝模作樣地晃動著灰頭發，長長的發言稿使得幾個盡管熱心的聽眾也覺乏味，他的法語語法正確卻帶有很重的外國腔。他為了強調某一點，不時舉起食指，象是在威脅聽眾。
眼鏡姑娘沒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蘭茨卻在她身旁燦然微笑。他越是看著那可愛的灰頭發和那令人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個秘密信使，一個盡職於他與女神之間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聯翩。就象當年在十五個歐洲旅館和一個美國旅館裡他在薩賓娜身上閉上眼睛一樣，他現在也閉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