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壘的垂死掙扎即將開始。
一切都使這至高無上的最後一剎那有著悲劇性的莊嚴：空中那千萬種神秘的爆破聲，在看不見的街道上行動著的武裝的密集隊伍的聲息，騎兵隊斷斷續續的奔馳聲，前進的炮兵部隊發出的沉重的震動聲，齊射的槍聲和大炮聲在迷宮般的巴黎上空迴旋，戰爭的金黃色煙雲在屋頂上冒起來，一種說不上來的有點駭人的怪叫聲從遠處傳來，到處是可怕的火光，聖美裡的警鐘此刻已成嗚咽聲，溫和的季節，陽光和浮雲點綴著的燦爛的青天，絢麗的時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氣沉沉的房屋。
因為從昨晚開始，這兩排麻廠街的房屋已變成兩堵牆，兩堵不讓人接近的牆，門窗緊閉，百葉窗也關著。
在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當老百姓認為國王賜予的憲章或立法政體這種局面歷時太久，要求結束的時候，當普遍的憤慨散佈在空中，當城市允許掘去它的鋪路石，當起義者向市民輕輕耳語，把口令私下相告而聽者微笑時，這時的居民可以說是充滿了暴動的情緒，他們就成為戰鬥者的助手，於是房屋和依賴房屋的臨時堡壘就友愛地成為一體。當形勢尚不成熟，當起義顯然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助，當群眾否定這個運動時，戰鬥者就毫無希望了。在起義者的四周，城市變為沙漠，人心冷漠，可避難的場所堵死了，街道成為協助軍隊去奪取街壘的掩蔽地帶。
我們不能突如其來地要老百姓違反他們的意願而加速前進。誰想強迫老百姓誰倒霉！老百姓決不聽人支配。他們會拋棄起義者，不管他們，這時暴動者便無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塊峭壁，一扇門是一種拒絕，一座建築物的正面是一堵牆。這堵牆看得見，聽得明，但不願理睬你。它可以半開著來營救你。不。這堵牆是個法官，它望著你而判你刑。緊閉著門的屋子是何等陰沉，它們彷彿已經死去，其實裡面是活著的。內部的生命好像暫時停止了，但卻存在著。二十四小時以來並沒有人出來，可是一個人也不缺。在這石窟中，人們來來去去，睡覺，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們擔心害怕，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諒這種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夾雜著驚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時，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懼怕會變為激情，驚駭能變成瘋狂，如同謹慎變成狂怒一樣，從而出現了這句深刻的話：「瘋狂的穩重。」極端恐懼的火焰可以產生一縷陰鬱的煙，那就是怒火。「這些人要幹什麼呢？他們永不知足。他們會連累和平的人們，好像革命還不夠多似的！他們來這兒幹什麼？讓他們自己去脫身吧！活該，是他們不對，自作自受，與我們無關。我們倒霉的街道被亂彈射擊，這是一群無賴。千萬不要開門。」於是房屋就如同墳墓一樣。起義者在門前垂死掙扎，他們眼見霰彈和白刃來臨，如果他們叫嚷，他們知道會有人聽見，但不會有人出來，有牆可以保護他們，有人可以營救他們，這些牆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這些人卻是鐵石心腸。
這怪誰？
無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個不完善的時代。
烏托邦轉變為起義者，由哲學的抗拒轉變為武裝的抗拒，從密涅瓦到帕拉斯１，總是冒著風險的，烏托邦急躁冒進成為暴亂，明知自己會有什麼結局，常因操之過急，於是只好屈從，泰然地接受災禍而不是勝利。它毫無怨恨地為那些否認它的人們服務，甚至為他們辯解，它的高尚就在於能忍受遺棄，在障礙面前它不屈不撓，對忘恩負義者溫存體貼。
究竟是否忘恩負義？
從人類的角度來說，是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不是。
進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活常態稱之為進步；人類的一致步驟稱之為進步。進步在前進；它天上地下大巡遊，要達到巧奪天工的神聖境界；它有時停頓，等待著和落在後面的人群會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時正在某個即將豁然開朗的出色的迦南２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長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點就是：陰影投射在人類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無法使正在酣睡中的進步甦醒。
１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個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戰神。
２迦南（Chanaan），據《聖經》記載，迦南是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聖地。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熱拉爾-德-奈瓦爾１對本書作者說。他將進步與上帝混為一談，把運動的暫時停止當成上帝的死亡。
１熱拉爾-德-奈瓦爾（Gerarddenerval，1808—1855），法國詩人及文學家。
絕望是錯誤的，進步必然會甦醒。總之，可以這樣說，它睡著也在前進，因為人們發現它成長了。當它又站起來時，人們覺察到它高了一些。進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遠平靜；不要築起堤壩，不要投入石塊；障礙能使河流濺起泡沫，使人類沸騰，從而產生混亂；但在混亂之後，我們就認識到進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諧統一普及大地之前，進步總是以革命為驛站的。
進步是什麼？我們剛才已經說過，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時個人目前的生活抗拒著人類永久的生活。
讓我們毫無隱痛地承認，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謀求這個利益並保衛它而無越權之罪；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權利，並非必須為未來而不斷犧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權在地球上過路，不能強迫他們為了後代而縮短自己的路程，後代和他們是平等的，將來才輪到後代過路。「我存在著。」有一個人輕聲說。這個人就是大家。「我年輕，我在戀愛，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財有道，事業昌盛，我有房屋出賃，我有資金投放在政府的企業裡，我幸福，我有妻室兒女，我熱愛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擾我。」這些原因使這些人有時對人類偉大的先鋒隊極端冷漠。
此外烏托邦，我們得承認，一打仗就離開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領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採用了戰爭的方式，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來，但卻和過去一般行動。它本是純潔的思想，卻變為粗暴的行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夾雜了暴力，對這暴力它應當負責；這是權宜之計的暴力，違反原則必定受到懲罰。起義式的烏托邦，手中拿著老軍事規章戰鬥；它槍殺間諜，處死叛徒，它消滅活人並將他們丟入無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這可是嚴重的事情。似乎烏托邦對光明已喪失信心，光明本是它無敵的永不變質的力量。它用利劍打擊，然而沒有一種利劍是單刃的，每把劍都有雙刃，一邊傷了人，另一邊便傷了自己。
作出了這種保留之後，並且是嚴肅的保留之後，我們不得不讚頌——不論他們成功與否——這些為了未來而戰鬥的光榮戰士，烏托邦的神甫。即使失敗了，他們仍是可敬的，也許正因為失敗了，所以更顯得威嚴。一個符合進步的勝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個英勇的失敗更應該得到人民的同情。一個是宏偉的，另一個是崇高的。我們賞識犧牲者遠勝於成功者，我們認為約翰-布朗比華盛頓偉大，比薩康納比加裡波的偉大。
總得有人支持戰敗者。
人們對這些為了未來而努力從事、以失敗告終的偉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們責怪革命者散佈恐怖，每個街壘好像都在行兇。人們指責他們的理論，懷疑他們的目的，擔心他們別有用心，並譴責他們的意識。人們責備他們不該抗拒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該豎起、築起並造成大量貧窮、痛苦、罪惡、不滿和絕望，不該從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塊，築起雉堞來進行鬥爭。人們向他們叫喊：「你們把地獄的鋪路石都拆毀了！」他們可以回答：「這正說明我們築街壘的動機是純正的。」１
最妥善的辦法當然是和平解決。總之，我們得承認，當我們見到了鋪路石時，就會聯想起那只熊２來，社會在為這種好心腸而擔憂。但社會應該自己拯救自己；我們向它的善意呼籲，不需要劇烈的藥劑，通過友好協商來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癒它，這是我們對社會的勸告。
１法國有句諺語：「地獄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動機鋪砌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動機的人干了壞事」。
２拉封丹寓言《熊和園藝愛好者》中的主角，這只熊想趕走朋友鼻子上的蒼蠅，他用石頭砸蒼蠅，結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無論如何，這些人，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目光注視著法國，並以理想的堅定邏輯，為了偉大的事業而戰鬥。他們即使倒下，特別在倒下的時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們為了進步無償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動。到了一定的時刻，像演員到了要接台詞時那樣，大公無私、照上天劇情所安排的那樣去進入墳墓。這個沒有希望的戰鬥，和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們都能接受，為的是要把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開始的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運動，發展到它那輝煌而至高無上的世界性的結局為止。這些士兵是傳教士，法國革命是上帝的行動。
再說，在另一章裡已經指出的區別之外，還應增加下面這一區別：有被人接受的起義，這稱之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這稱之為暴動。一個起義的爆發，就是一種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驗，如果老百姓擲下黑球，這思想就是一個枯萎的果子，起義便成為輕舉妄動了。
每當空想願意變成事實時，那時一聲召喚，便立即進行戰爭，但這不是老百姓的作風，這些民族不是時刻都有著英雄和烈士氣質的。
他們講究實際。他們一開始就對起義有反感，第一，因為起義的結果經常是一場災難；第二，因為起義的出發點經常是抽像的。
因為，盡忠者總是，並且也僅為理想而獻身，這一點很高尚。起義是狂熱的表現。狂熱的頭腦可以發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針對政府或政體的起義，矛頭都對得更深遠。譬如，我們要強調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義領袖，尤其是麻廠街的激進青年所攻擊的，並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數人，在坦率交談時能公正地對待這個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間的君王的優點，沒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們所攻擊的是世襲神權王位的旁支，正如他們在查理十世身上攻擊的是嫡系。我們已經解釋過，他們推翻法國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對人的篡奪和特權對人權的篡奪。巴黎如果沒有君王，其結果就是世上將沒有暴君。他們是如此推論的，他們的目標肯定很遙遠，可能很模糊，他們在困難面前退卻，但他們是偉大的。
情況就是這樣。人們為這些幻影獻身；對獻身者來說，這些幻影幾乎總是些夢想，總之，是些混淆了人類堅定信念的夢想。起義者把起義鍍上了金又把它詩意化了。人們一頭扎進這一悲慘事件中去，並被即將從事的事業所陶醉。誰知道呀！也許會成功。他們人數少，要和整整一支軍隊對抗，但他們為了保衛人權和自然法，保衛每個人不可放棄的主權，保衛正義、真理，必要時他們可以像那三百個斯巴達人一樣死去。他們想到的不是堂吉訶德，而是萊翁尼達斯，他們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戰鬥，就不後退，低著頭往前衝，希望獲得空前的勝利，更為完善的革命，恢復了自由的進步，希望人類更加偉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壞也無非是塞莫皮萊罷了。
這些為了進步的交鋒常常遭到失敗，我們剛才已說明了原因。群眾不願受勇士的驅使。這些呆滯的人民大眾，他們所以脆弱是因為他們遲鈍，他們害怕冒險的行動，而理想是具有冒險性的。
此外，我們不能忘記，這兒有一個利益問題，與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時胃會使心麻痺。
法國的偉大和美麗就在於它不像其他民族那樣肚子凸起，它能較靈便地把繩子繫在腰上，它最早覺醒，最後入睡。它前進，它探索。
這正是因為它是藝術家。
理想無非就是邏輯的最高峰，同樣美就是真的頂端。藝術的民族同時也是徹底的民族。愛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歐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臘舉起，再傳到意大利，再傳到法國。神聖的民族先鋒隊！他們在傳遞生命之燈１。
奇妙的是，一個民族的詩意是它進步的原素。文化的份量是由想像力的份量來測定的。但一個傳播文化的民族應該是剛強的。像科林斯２，對了！像西巴利斯３，不行。誰愛懦弱，誰就要衰退。不要當業餘愛好者，也別當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藝術家。至於文化，不應將其提煉精製，而應使其純化。在這一條件下，我們就能賜予人類理想的模範。
１他們在傳遞生命之燈，原文為拉丁文Vitailampadatradrnt。
２科林斯（Corinthe），古希臘城市，此處指其剛強，曾與雅典、斯巴達抗衡。
３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稱。
現代的理想以藝術為典型，以科學為手段。照科學辦，我們就能實現詩人的宏偉幻想——社會的美。我們將用A＋B重建樂園。文化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精確成了壯麗不可少的成分，科學手段不僅幫助而且充實了藝術的情感。夢想必須謀劃。本是征服者的藝術，應以科學為支點，這是它的原動力。坐騎的堅固與否是很重要的，現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為運載工具的希臘天才，是亞歷山大騎在大象身上。
被教條僵化或被利慾腐蝕的民族不適宜領導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錢會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縮，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傳統中或商業買賣中就會使民族遜色，降低其水平，同時也縮小了它的視野，使它失去了那為世界目標奮鬥的既屬人又屬神的智慧，這智慧本可使這民族成為傳道者。巴比倫沒有理想，迦太基也沒有。雅典和羅馬才具有，並在經歷了多少世紀的黑暗後仍保持著文化的光環。
法國和希臘、意大利有著同樣的民族素質，它有雅典人的美，羅馬人的偉大。此外，它是善良的。它慷慨獻身，它比其他民族更樂於盡忠，樂於犧牲，可是這種氣質時有時無，這樣對於那些法國想走、他們偏要跑，或法國想停下、他們偏要走的人是很危險的。法國也曾多次犯過唯物主義的錯誤，有時，使這超凡的頭腦閉塞的思想一點也不能使人回想起偉大的法國，而只回想起米蘇裡州或南卡羅來納州罷了。怎麼辦？巨人裝矮子，遼闊的法國有時會突然愛好渺小。就是這樣而已。
對於這種情況無話可說。人民和星宿一樣，有權暫時隱沒。一切都很好，只要光明重現，只要暫時的隱沒不要退化成黑夜就是了。黎明和復活是同義詞，光明的重現和「我」的延續相同。
讓我們平靜地來看待這些事。死於街壘或流亡，對於忠誠的人來說，在不得已時都是可以接受的。忠忱的真諦，就是忘我。被遺棄者讓他們被遺棄吧，流放者被流放吧，我們只懇求偉大的人民後退時不要退得過遠；不要借口恢復理智，而在下坡路上滑過了頭。
物質是存在的，時間是存在的，利益是存在的，肚子是存在的；但肚子不應該是唯一的智慧。目前的生活有權被重視，我們承認這一點，但永久的生活也有它的權利。唉！登高了有時還會下跌，很遺憾這種事歷史上常常能見到。有一個民族曾顯赫一時，它曾處於理想的境界，然後又陷入污泥並還感到稱心如意。如果有人問它為什麼拋棄蘇格拉底去找法斯達夫１，它的回答是：「因為我愛政客。」
１法斯達夫（Falstaff，1378—1459），英國著名軍官，以沉湎酒色、厚顏無恥著名。
在回到這次混戰之前再說幾句話。
一次我們此刻所談到的戰爭無非是一種面向理想的痙攣。遇到障礙的進步是病態的，它就有著這些悲慘的癲癇病。進步的病痛是內戰，在我們的行程中免不了會遇到。這是這齣戲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既是一幕，又是幕間休息，劇的中心人物是一個社會上的受苦人，劇的真正名字叫「進步」。
進步！
這是代表我們思想經常發出來的呼聲，我們這齣劇發展到現在，它所包含的思想還要經受不止一次的考驗，也許我們可以揭去帷幕，至少讓它的光芒能清晰地透露出來。
此刻讀者手邊的這部書，中間不論有怎樣的間斷、例外或缺欠，從頭到尾，從整本到細節都是從惡走向善，從不公正到公正，從假到真，從黑夜到天明，從慾望到良心，從腐化到生活，從獸行到責任，從地獄到天堂，從虛無到上帝。它的出發點是物質，終止處是心靈；它由七頭蛇開始，以天使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