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嚴格說來，他是住在卜呂梅街的，他把他的生活作了如下的安排：
珂賽特帶著女僕住樓房，她有那間牆壁刷過漆的大臥房，那間裝了金漆直線浮雕的起坐間，當年院長用的那間有地毯、壁衣和大圈椅的客廳，她還有那個花園。冉阿讓在珂賽特的臥房裡放了一張帶一頂古式三色花緞帳幔的床和一條從聖保羅無花果樹街戈什媽媽鋪子裡買來的古老而華麗的波斯地毯，並且，為了沖淡這些精美的古老陳設所引起的嚴肅氣氛，在那些古物之外，他又配置了一整套適合少女的靈巧雅致的小用具：多寶-、書櫃和金邊書籍、文具、吸墨紙、嵌螺鈿的工作台、銀質鍍金的針線盒、日本瓷梳妝用具。樓上窗子上，掛的是和帳幔一致的三色深紅花緞長窗簾，底層屋子裡是毛織窗簾。整個冬季，珂賽特的房子裡從上到下都是生了火的。他呢，住在後院的那種下房裡，帆布榻上放一條草褥、一張白木桌、兩張麥秸椅、一個陶瓷水罐，一塊木板上放著幾本舊書，他那寶貝提箱放在屋角里，從來不生火。他和珂賽特同桌進餐，桌上有一塊為他準備的陳麵包。杜桑進家時他對她說：「我們家裡的主人是小姐。」杜桑感到有些詫異，她反問道：「那麼，您呢，先——生？」「我嘛，我比主人高多了，我是父親。」
珂賽特在修院裡學會了管理家務，現在的家用，為數不多，全歸她調度。冉阿讓每天都挽著珂賽特的臂膀，帶她去散步。他領她到盧森堡公園裡那條遊人最少的小路上去走走，每星期日去做彌撒，老是在聖雅克-德-奧-巴教堂，因為那地方相當遠。這是個很窮的地段，他在那裡常常佈施，在教堂裡，他的四周總圍滿了窮人，因此德納第在信裡稱他為「聖雅克-德-奧-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他喜歡帶珂賽特去訪貧問苦。卜呂梅街的那所房子從沒有陌生人進去過。杜桑採購食物，冉阿讓親自到門外附近大路邊的一個水龍頭上去取水。木柴和酒，放在巴比倫街那扇門內附近的一個不怎麼深的地窨子裡，地窨子的壁上，鋪了一層鵝卵石和貝殼之類的東西，是當年院長先生當作石窟用的，因為在外室和小房子盛行一時的那些年代裡，沒有石窟是不能想像愛情的。
在巴比倫街的那獨扇的大門上，有個撲滿式的箱子，是用來放信件和報刊的，不過住在卜呂梅街樓房裡的這三位房客，從沒有收到過報紙，也沒有收到過信，這個曾為人傳達風情並聽取過脂粉貴人傾訴衷腸的箱子，到現在，它的唯一作用已只限於收受稅吏的收款單和自衛軍的通知了。因為，割風先生，固定年息領取者，參加了國民自衛軍；他沒能漏過一八三一年那次人口調查的密網。當時市府的調查一直追溯到小比克布斯修院，在那裡遇到了無法穿透的神聖雲霧，冉阿讓既是從那面出來的，並經區政府證明為人正派，當然也就夠得上參加兵役。
冉阿讓每年總有三次或四次，穿上軍服去站崗，而且他很樂意，因為，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正當的障眼法，既能和大家混在一起，又能單獨值勤。冉阿讓剛滿六十歲，合法的免役年齡，但是他那模樣還只像個五十以下的人，他完全沒有意思要逃避他的連長，也不想去和羅博伯爵１抬槓，他沒有公民地位，他隱瞞自己的姓名，他隱瞞自己的身份，他隱瞞自己的年齡，他隱瞞一切，但是，我們剛才已經說過，這是個意志堅定的國民自衛軍。能和所有的人一樣交付他的稅款，這便是他的整個人生志趣。這個理想人物，在內心，是天使，在外表，是資產階級。
１羅博（Lobau，1770—1838），想是當時國民自衛軍的長官。
然而有個細節我們得留意一下。冉阿讓帶著珂賽特一道出門時，他的衣著，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相當像一個退役軍官。當他獨自出門時，並且那總是在天黑以後，便經常穿一身工人的短上衣和長褲，戴一頂鴨舌帽，把臉遮起來。這是出於謹慎還是出于謙卑呢？兩樣都是。珂賽特已習慣於自己的離奇費解的命運，幾乎沒有注意她父親的獨特之處。至於杜桑，她對冉阿讓是極其敬服的，覺得他的一舉一動都無可非議。一天，那個經常賣肉給她的屠夫望見了冉阿讓，對她說：「這是個古怪的傢伙。」她回答說：「這是個聖人。」
冉阿讓、珂賽特和杜桑從來都只從巴比倫街上的那扇門進出。如果不是他們偶然也在花園鐵欄門內露露面，別人便難於猜想他們住在卜呂梅街。那道鐵欄門是從來不開的。冉阿讓也不修整那園子，免得惹人注意。
在這一點上他也許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