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陪審員，這事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必須謹慎從事。我們已經聽見，公訴人自己也承認，他直到最後一天以前，直到今天開審以前，對於指控被告完全蓄意殺人一層，還抱著猶豫不決的態度，一直到今天那封致命的醉後來信呈交給法庭以前，還在游移不決。『完全照所寫的實行了！』但是我還是要重複一句：他跑去是找她，追蹤她的，只是為了去打聽她在哪兒。這是無可置辯的事實。假使她在家，他不會跑到任何地方去，而會留在她身邊，也就不會履行信裡所說的話。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於偶然的，對於自己那封醉後所寫的信當時也許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有人會說：『他抓了一根銅杵在手。』你們都應該記得，就從這根銅杵上還給我們發揮了一整套的心理學：為什麼他要把這銅杵當凶器，把它當作凶器一般抓在手裡，等等，等等。我的腦子裡立刻產生出一個極尋常的念頭：假如這銅杵不放在眼前，並不在架子上，——被告是從架上抓走的，——而放在櫥櫃裡，那時候它就不會讓被告看見，他就會不帶凶器，空著兩手跑去，這樣當時也許就不會殺死任何人了。因此我怎麼能斷定銅杵是預謀殺人的證據呢？不錯，他在酒店裡嚷著要殺死父親，而兩天以前，寫那封『醉』信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靜，在酒店裡只和一個商店夥計吵了一下嘴，『因為卡拉馬佐夫是不可能不吵嘴的。』我要回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謀殺，還要按照計劃，按照所寫的辦法去實行，那他一定不會和夥計吵嘴，也許根本就不會去進酒店，因為一個人起意要幹這樣的事以後，總是會竭力安靜退縮，力求不拋頭露面，不讓人家看見他，聽見他：『最好忘掉了我』，不過這並不全是出於心計，而是出於本能。諸位陪審員，心理學是兩頭的，我們也懂一點心理學。至於說到整整一個月以來在酒店裡叫嚷的話，那麼一班孩子們，或者那些從酒店裡走出來互相吵吵鬧鬧的醉鬼們還嚷得少嗎：『我要殺死你！』可實際上並沒有殺。那封不幸的信——不也是醉後的氣話，不也和從酒店裡出來的人嚷嚷『我要把你們統統殺死』的話一樣麼？為什麼不是這樣，為什麼不會是這樣？為什麼這封信一定是致命的，恰恰相反，為什麼它不是可笑的？就因為發現了被殺死的父親的屍首，因為有一個證人看見被告在園裡手拿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打倒，因此就必定是完全照所寫的計劃實行了，因此這封信就不是可笑的，而是致命的了。謝天謝地，我們總算講到了要害問題： 『既然在花園裡， 那就一定是他殺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裡，就一定是他』這兩句話裡了。全部控訴就建築在『既然在那裡，就一定是他』的上面。但假如他雖在那裡，而並不就一定是他，又怎樣呢？哎，我同意，事實的總和，事實的偶合實在是十分雄辯的。但是你們不妨試試別為這些事實的總和所懾服，先作一下個別的觀察。例如說，被告供述他從父親的窗子跟前跑開的話，為什麼檢察官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它是真實的呢？你們會記得，公訴人說到這裡還大事嘲弄起來，說兇手的心裡竟突然會湧出尊敬的、『虔誠』的感情來了。但假如果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雖然不是尊敬的情感，卻是虔誠的情感，那又怎樣呢？『大概那時母親在那裡替我祈禱，』被告在預審中供述說，因此他剛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父親家裡，就立刻跑開了。而起訴人卻對我們反駁說：『但是他隔著窗子是不會弄清楚的。』為什麼不會呢？窗子是被告發了暗號以後打開的，這時費多爾-巴夫洛維奇很可能會說出一句什麼話來，會發出一聲什麼喊聲來，使被告突然確信斯維特洛娃沒有在那裡。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照我們所想像的，照我們願意想像的那樣去加以猜測呢？現實生活中會出現成千樁事情，就連最精細的小說家也可能會加以忽略。『是的，格裡戈裡看見門開著，因此被告一定曾經進過屋子，因此也一定是他殺死的。』諸位陪審員，關於這個門……你們要知道，關於門開著的話，只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而這人當時本身也處在那種情形之下。……好吧，就算門開著，就算被告堅不承認，是基於一種自衛的心情而撒了謊，——這種心情在他的地位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就算他闖進了屋子，到屋裡去過，——那又怎樣，為什麼只要去過就一定是殺了人呢？他可能闖進去，到各屋跑一遭，也可能推搡父親，甚至打了父親，但是一弄清楚斯維特洛娃不在家，就跑了出來，因為她不在那裡，又因為他沒有殺死父親就跑了出來，而感到慶幸。一會兒以後他所以會從圍牆上跳下來，跑到被他因一時情急而打倒的格裡戈裡跟前，可能也正因為他能夠產生純潔的情感，產生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因為他擺脫了殺死父親的誘惑，因為他自己正為沒有殺死父親而感到問心無愧，衷心慶幸。公訴人用驚人的雄辯對我們描繪了被告在莫克洛葉村時的可怕心情，因為正當愛情又重新展現在他面前，召喚他踏進新的生活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再愛，因為在他的後面有他的父親的鮮血淋淋的屍首，而在屍首後面就是死刑。但儘管這樣，公訴人到底還承認愛情，不過是用他的心理學來加以解釋：『酒醉的狀態，罪人被帶去處死刑，還期待著無限長的時間，』等等，等等。可是我又要問，檢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創造了另一個人？被告是不是竟那樣的粗蠢，那樣的沒有心肝，當在他身上果真沾有父親的血的時候，還能在那種時候想著愛情和在法庭上怎樣狡辯麼？不，不，絕對的不！假使在他身後果真躺著父親的屍首的話，那麼只要一發現她愛他，召喚他，授與他新的幸福，我敢發誓，他當時一定更會感到雙重的、三重的自殺的願望，而且一定會自殺的！哦，不，他決不至於忘記了他的手槍放在哪裡！我知道被告：公訴人所加於他的那種野蠻粗魯的殘忍無情是和他的性格不相符的。他會自殺，這是一定的；他所以不自殺，正是因為『母親為他作了祈禱』，他對於父親的被殺是問心無愧的。那天夜裡他在莫克洛葉感到傷心痛苦，完全是為了被他打倒的老人格裡戈裡，他暗自禱告上帝，但願老人能夠清醒過來，重新站起，但願他的打擊不是致命的，因而也免得自己為他受到刑罰。為什麼不能接受對於事件的這種解釋呢？我們有什麼堅不可移的證據，證明被告說謊呢？有人立刻又要說，那麼父親的屍首怎麼辦呢？他跑了出去，他沒有殺死，那麼究竟是誰殺死的呢？
「我再重說一句，公訴方面的全部邏輯就在這上面：不是他，又是誰殺的呢？除了他，就找不出別的人來。諸位陪審員，真是這樣麼？是不是果真完全找不出別的人了？我們聽見公訴人把那天夜裡所有在這所房子裡和到過那裡的人全都屈指數過了，總共有五個人。我同意，其中三個人完全沒有關係，那就是被害人自己，老人格裡戈裡和他的妻子。自然，剩下的就是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了，公訴人因此慷慨激昂地叫嚷說，被告所以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是因為他指不出別人來，只要有第六個人，甚至是第六個人的影子，被告為了感到慚愧，也立刻會放棄對斯麥爾佳科夫的控訴，而指控這第六個人的。但是，諸位陪審官，我為什麼不能作出完全相反的結論。現在有兩個人在這裡：被告和斯麥爾佳科夫，為什麼我不能說，你們所以指控我的委託人，完全是因為你們沒有人可指控呢？而所以沒有人可指控，完全是因為你們懷著先入之見，預先把斯麥爾佳科夫排除在一切嫌疑之外。是的，指出斯麥爾佳科夫來的只有被告本人、他的兩個兄弟和斯維特洛娃幾個人。但是也還有一些別的人在提出指控：那就是社會上隱約流傳著的某種疑問，某種懷疑。聽得見一種隱約的傳聞，感得到存在著某種期待。此外，可以作為佐證的也還有一些極有意思的事實對照，儘管我承認，這還有點不是太有把握：首先是恰巧在禍事發生的那天發作了羊癲瘋，公訴人不知為什麼感到必須為這次發作竭力進行解釋和辯護。其次是斯麥爾佳科夫出人意料地在開庭的前一夜自殺。隨後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作出了同樣出人意料的供詞，他在這以前一直深信他哥哥有罪，今天卻忽然交出錢來，同樣也宣稱斯麥爾佳科夫是兇手！哦，我也跟法庭和檢察官一樣，深信伊凡-卡拉馬佐夫有病，並且發著寒熱，他的供詞也許確乎是在昏迷中想出來的一個可怕的嘗試，就是想搭救兄長，把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斯麥爾佳科夫的名字到底說了出來，又似乎使人感到其中有一種使人迷惑不解的東西。諸位陪審員，他的話似乎沒有說盡，還不算完。也許將來還會說出來的。不過關於這一層暫且放下，以後再說。法庭剛才決定繼續審理，但眼下在大家還在等待結論的時候，我還要就公訴人那樣細緻而且極有才華地對去世的斯麥爾佳科夫的性格所作的描繪表示一點意見。我一方面固然對他的才華深表驚異，但另一方面對這種性格描寫的實質卻未敢完全同意。我到斯麥爾佳科夫那裡去過，我見過他，和他談過話，他給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的身體很衰弱，這是事實，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面，那他決不是非常脆弱的人，像公訴人所斷定的那樣。在他身上我尤其找不出膽怯來，找不出公訴人對我們那樣突出描寫的那種膽怯來。他根本沒有坦率的心情。相反地，我發現了隱藏在天真裡面的嚴重不信任和能夠洞察許多事情的心思。哦，公訴人把他當作頭腦癡呆的人未免太老實了。他給了我一個完全明確的印象：我離開他的時候深信這人是十分狠毒，異常虛榮，復仇心盛，妒忌心極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情況：他最恨自己的出身，對它感到羞愧，咬牙切齒地經常記得；『他是臭麗薩維塔養出來的。』他對於他童年時代的恩人僕人格裡戈裡和他的妻子並不尊敬。他咒罵俄羅斯，嘲笑它。他幻想到法國去，成為法國人。他以前就時常說，他缺少錢來實現這件事。我覺得，他除了自己以外不愛任何人，自尊自大得出奇。他的文化表現在講究的衣裳，清潔的胸衣和刷得珵亮的皮靴上。他自認為是費多爾-巴夫洛維奇的私生子（這一點也確有事實根據），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們相比而生出怨恨心，心想，他們應有盡有，而他一無所有，他們有一切的權利和遺產，而他只是一個廚子。他告訴我，是他自己同費多爾-巴夫洛維奇一塊兒把錢裝進信封裡的。這筆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憤恨的，因為他如果有這些錢，就可以成家立業了。再加上他看見了這三千盧布全是花花綠綠的一百盧布新鈔票（這一點我有意問過他）。唉，你們永遠不要把一大筆款子一下子給一個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見，而他恰恰是第一次看見在一個人的手裡有這許多鈔票。眼見一大疊花花綠綠的鈔票，會在他的頭腦中引起不健康的想像力，儘管起初還沒有立即引起什麼後果。才氣橫溢的檢察官對有可能指控斯麥爾佳科夫殺人的設想，特別精細地對大家列舉了支持和反對的理由，而且特別質問：他假裝發作羊癲瘋究竟有什麼必要？是的，但是要知道，他也可能完全不是裝假，羊癲瘋會完全自然而然地發作，但同時它也會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會醒過來的。也許還沒有完全痊癒，但卻總有醒過來的時候，這是羊癲瘋常見的情形。公訴人問：斯麥爾佳科夫是在什麼時候作的案？其實指出時間來是極容易的。他可能會從沉睡中醒過來（因為他只不過是睡熟罷了：在發作羊癲瘋以後，總是會沉沉地熟睡的），正當老格裡戈裡在逃走的被告跳上圍牆時抓住他的腳，聲震四鄰地拚命喊：『殺父兇手！』的時候。在沉寂和黑暗中，這不尋常的喊聲會把斯麥爾佳科夫驚醒，因為他在那時候也許已經睡得不很熟，也許在一小時以前已自然而然地開始醒了過來。他從床上起來，幾乎會不自覺地、毫無用意地走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他的腦子還病得迷迷糊糊，神智還不太清醒，但是他已經到了花園裡，走到有亮光的窗戶跟前。主人一看見他，自然很高興，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了他。他的神智一下子立刻清醒了。他從驚慌的主人口中知道了一切的細節。漸漸地，在他那有病的，混亂的腦子裡產生了一個念頭，一個可怕然而誘人的，完全合乎邏輯的念頭：殺人，把三千塊錢取走，然後把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既然一切證據俱全，小主人到那裡去過，不指控他還指控誰呢？對於金錢、贓物的可怕的貪婪，連同可以不受懲罰的念頭，可能使他激動得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唉，這類突如其來的、不可抗拒的激情經常是在遇著機會時才突然發作出來的，對那種在一分鐘以前還不曾想到動手殺人的兇手來說，情況就常常是這樣！所以當時斯麥爾佳科夫很可能會走進主人的房間裡，實行了他的計劃。用什麼凶器？就用他在花園裡隨手拾到的一塊石頭也行。但是為了什麼？懷著什麼動機？要知道三千盧布是成家立業的一筆好資本。哦，我並不是自相矛盾：錢也許是有的。甚至也許只有斯麥爾佳科夫一個人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它，放在主人屋裡什麼地方。『但是裝錢的封套呢？地板上撕碎的空信封呢？』剛才公訴人在講到這信封的時候，曾表示了一個十分精明的看法，說生賊才會把信封留在地板上，這只能是卡拉馬佐夫這樣的人，而決不會是斯麥爾佳科夫，因為他是決不肯把這樣的物證留下來的。諸位陪審員，我剛才聽到這裡的時候，忽然覺得這話十分耳熟。你們想得到麼，就在兩天以前，我從斯麥爾佳科夫本人口裡也正好聽見過這種想法，關於卡拉馬佐夫會怎樣處置這個信封的想法，這甚至使我十分吃驚：我當時確實覺得他是在那裡偽裝天真，預先把話說上前，預先把這種想法暗示給我，使我自己也產生同樣的看法。他似乎在那裡對我諷示。是不是他也把這想法諷示給偵查的官吏了？是不是他也給了多才多藝的檢察官這樣的暗示？有人會說：對格裡戈裡的老婆怎麼解釋呢？她不是曾聽見病人在她身邊呻吟了一夜麼？是的，她是聽見的。但這印象十分靠不住。我認識一位太太，不住訴苦說有一隻小狗在院裡吵了一夜，弄得她睡不著覺。但是後來知道，這可憐的小狗明明在整夜裡只不過叫了兩三聲。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人睡在那裡，忽然聽見呻吟聲，醒了過來，感到很惱恨，但是轉眼間重又睡熟了。兩小時以後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著了；以後又過了兩小時，又來了一次呻吟，一夜之間一共只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覺的人起來訴苦說，有人整夜呻吟，不斷地把他吵醒。不過他也必然會這樣感覺的。在每兩小時中間他睡熟的時間，醒來時就不記得了，只記得睡醒的幾分鐘，所以他以為吵醒了他一夜。公訴人會大叫道：但是為什麼斯麥爾佳科夫不在臨終遺書上直認出來呢？『在一件事情上有良心，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又會沒有良心？』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懺悔，而自殺的人也許沒有懺悔，只有絕望。懺悔和絕望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絕望常常會是惡毒的，不易馴順的，自殺的人在動手自殺的那一瞬間會加倍仇恨他一輩子妒嫉的人。諸位陪審員，你們應該小心防止一次錯判！我剛才對你們提出和描述的一切有什麼地方，什麼地方顯得不真實？請你們找出我敘述中的錯誤，找出它的不可能和荒誕的地方來！但如果在我的設想裡哪怕有一點可能的影子，哪怕有一點真實的影子，你們也應該慢下判決。何況這裡面難道僅僅只有一點影子麼？我用一切神聖的名義起誓，我完全相信我剛才對你們提出來的關於兇案的解釋。而最使我，最使我感到不安和憤慨的始終是那樣一個想法，就是公訴人大量歸到被告頭上的許多事實沒有一件是多少有些確鑿而無可辯駁的，而這不幸的人卻要純粹由於這些事實的總和而遭到身敗名裂。是的，這總和確實非常可怕；這鮮血，這從手指上淌下來的血，染血的襯衫，為『殺父兇手！』的狂喊聲所打破的黑沉沉的夜，一面喊，一面被砸破了腦袋倒下來的老人，再加上許多片言隻語，證詞，手勢，叫喊，——哎，這一切會多麼有力地影響看法，博得輕信，但是你們，諸位陪審員，你們可以讓別人博得自己的輕信麼？你們要記得，你們具有限制和批准的無限權力。但是權力越大，運用它的後果就越是可怕！我一點也不放棄我剛才說過的話，但是管它哩，就算這樣吧，就算我暫時可以同意公訴方面的意見，認定被告確曾殺死了他的父親。這只是一個假設，我要重複一句，我一點也不疑惑他的無罪，但是就算這樣，就假定我的被告確是犯了殺父的罪，可是即使如此，即使我也承認了這樣的假設，還是請你們聽一聽我的話吧。我心上還橫梗著一點東西，想要對你們說出來，因為我預感到你們的心裡和腦子裡也正發生著極大的鬥爭。……諸位陪審員，我提到關於你們的心和腦子的話，請你們原諒。但是我願意真誠坦率到底。讓我們大家都保持真誠吧！……」
說到這裡，一陣十分熱烈的掌聲打斷了律師的話。他的最後的話確實說得十分誠懇，使大家感到也許他果真有什麼話要說，他馬上要說出來的話是極為重要的。但是首席法官聽到掌聲以後，大聲威脅說，如果再重複「這類情況」，就要下令把大家「驅逐」出去了。大家全靜了下來，費丘科維奇開始用一種嶄新的，感情洋溢，完全與剛才不同的聲音，繼續說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