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門研究各民族和人類生活的學科。然而，人們卻不能直接地去探索，並通過語言文字詳盡說明——不僅描述人類的生活，而且盡述一個民族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以前的史學家們常常用一種簡單的辦法來描述和探索那種似乎難以捉摸的民族生活。他們總是闡釋一個民族的統治者的生平活動；他們認為，這種活動反映了整個民族的活動。
至於少數個別人是怎樣使各族人民按照他們的意志活動的呢？這些人自己的意志又受什麼支配呢？對這些問題，史學家是這樣回答的：史學家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承認神的意志，使各民族服從一個各自選出的人的意志；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則是——還是承認那個神，是他引導被選定的人的意志去達到指定的目標。
如此這般，上述問題就用信仰神直接干預人世間的事務的辦法得到了解決。
新的歷史科學在理論上否定了這兩條原則。
看來，現代史學觀既然否定了古人關於人類服從於神和他指引各民族奔向一個既定目標這種信仰，那麼，它所研究的本不該再是政權的表面現象，而應當是政權形成的原因了。但是，並沒有做到這一步。它在理論上雖否定了以前史學家的觀點，而在實踐中卻依然追隨著他們。
現代史學抬出的不是一些領導芸芸眾生的天賦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便是從帝王到記者的一些形形色色的領導民眾的人物，用以代替前人提出的具有神賦權力和直接去執行神的意志的人們。代替從前迎合神意的猶太、希臘、羅馬等民族的目的（古代史學家認為這就是人類活動的目的），現代史學家還提出——他們的目的是為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的福祉，採用最為抽像的概念：為全人類文明的福祉，而全人類這裡一般是指僅佔大陸西北角一小塊地方的各民族。
現代史學雖否定了古人的信仰，卻沒有用新觀點去取代它，而且受大勢所趨，其邏輯迫使那些在意念中否定沙皇王權神授及古人的命運觀的史學家又殊途同歸地承認：一、各族民眾是受個別人領導的；二、各民族和全人類都奔向一個已知的目標。
從基邦到保克爾的這些現代史學家們，雖然他們好像各有分歧，其觀點也貌似新穎，但在其全部著述中，基本上仍然迴避不了那兩個陳舊的原則。
首先，史學家記述的是他所認定的領導人類的個別人物的活動（有的人認為帝王將相就是這類人物；另有人認為除帝王將相之類而外，還有演說家、學者、改良家、哲學家和詩人）。其次，史學家認為人類所要達到的目標：有的人認為這個目標就是羅馬、西班牙、法國的恢宏強盛，另外有人認為這個目標就是世界上那個稱為歐洲的一個小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人們知道的某種文明。
一七八九年，巴黎掀起騷亂，它不斷地擴大、蔓延，並形成一個自西向東的民族運動。這場運動曾多次向東挺進，並與自東向西的逆向運動發生衝突；一八一二年、該運動東進至其終點—莫斯科，緊接著，一個自東向西的運動，以其奇妙的對等方式、恰似頭一個運動，它把中歐各民族吸引到自己的一方。這個逆向的運動，也到達了它的西部終點——巴黎，然後平息下來。
在這二十年中間，大片田園荒蕪了，廬舍燒燬了，商業改變了經營方針；千百萬人變窮了，發跡了，遷徙他鄉，千百萬宣講愛世人的教義的基督徒在互相殘殺。
這一切究竟意義何在呢？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是什麼迫使這些人燒燬房屋和殺害自己的同類呢？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麼呢？是什麼力量使人們這樣做呢？喏，當人們接觸到那個已經消逝的時期的運動遺跡和傳說的時候，總要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天真的而又符合天理人情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向歷史科學求教，因為歷史科學是各民族和全人類藉以洞悉自己的一門科學。
如果史學依然堅持陳腐的觀點，它就會說：那是神在獎賞或懲罰他的子民，才賜給拿破侖權力，並且指導他的意志去實現他那個神的旨意。這個回答可以說是圓滿的、明確的，人們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拿破化被賦予神的作用，但是在相信的人看來，那個時期的全部歷史都是可以理解的，其中不可能有任何一點矛盾。
然而，現代歷史科學則不能這樣回答問題。科學不承認古人關於神直接參與人間萬事的觀點，所以它應該作出另外的解答。
現代歷史科學回答這些問題時說：你們想知道這個運動的意義嗎？它為何發生？是什麼力量造成這些事件？請聽吧：
「路易十四是一個非常驕傲自負的人。他有這樣的一些情人，他有這樣一些大臣，他治理法國無方。路易的繼承人也是一些懦弱無能之輩，而且也都把法國治理得很糟糕。而這些繼承人又有那樣一些寵臣和那樣一些情婦。同時，有些人這時還寫了一些書。十八世紀末葉，有二十來個人在巴黎聚會，開始議論人人都應享有平等和自由的話題。因此，人們在整個法國互相殘殺，這些人殺了國王和許多其他的人。與此同時，在法國出現了一位天才人物拿破侖。他所到之處，戰無不勝，也就是說，他屠殺了很多人，因為他是一位天才。後來他又以某種借口去殺戮非洲人。他討伐非洲人，幹得如此狡猾和長於心計，所以，他回到法國，能夠命令大家都臣服於他。於是大家都懾服了。拿破侖當了皇帝以後，他又去屠殺意大利人，奧地利人和普魯士人。在那兒又屠殺了許多人。當時，俄國也有個皇帝，叫亞歷山大。他決心恢復歐洲的秩序，因此跟拿破侖打起來。但是，在一八零七年，他又突然同拿破侖修好，一八一一年，他兩人又反目為仇，於是，許多人又遭他們殺戮。接著，拿破侖率領六十萬大軍長驅俄羅斯，攻佔了莫斯科；可是隨後他突然又逃離莫斯科。當時亞歷山大皇帝在施泰因和別的人的勸告下，把歐洲的武裝力量聯合起來，反對那個破壞歐洲太平的人。所有拿破侖的盟國一下子都變成了他的敵人；這支聯軍立即攻打拿破侖剛剛糾集起來的軍隊。盟軍戰勝了拿破侖，進駐巴黎，迫使拿破侖退位，並把他流放到厄爾巴島。雖然流放他的五年前和一年以後，大家公認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強盜，不過，當時並未取消他的皇帝稱號，仍盡力對他表示尊敬。嗣後路易十八即位，不過，此人一向只是法國人和盟國人取笑的對象。拿破侖揮淚告別老近衛軍，遜位以後就被流放他鄉。然後，精明練達的國家政要和外交家（尤其是塔列蘭，他搶先他人坐上頭把交椅，從而擴大了法國的疆域。）在維也納發表談話，使得有人喜，也有人愁。突然，外交家與君主又幾乎爆發爭執，就在他們準備再次訴諸武力、互相殘殺的時候，拿破侖率領一營人馬又回到法國，而仇恨他的法國人立刻向他屈服。為此，盟國的君主極為惱怒，於是，又跟法國人交戰。天才的拿破侖被打敗了，送到了聖赫勒拿島，人們又恍然承認拿破侖確實是一個強盜。就是這個流放者離別了心愛的人們和他鍾愛的法國，在孤島的礁石上慢慢地死去，把他恢宏的業績留給後世。歐洲的反動勢力又重新抬頭，各國的君主又重新欺壓百姓。
列位諸君切莫認為這是一個諷刺——是一幅描述歷史的漫畫。恰恰相反，這是對所有史學家，從回憶錄、各國專史到那個時代的新文化通史的編著者所作出的矛盾百出和答非所問的論述所給予的最溫和的表述。
這些回答之所以荒誕可笑，是因為現代史好像一個聾子，在回答著誰也沒有問他的問題。
如果說，史學的宗旨是記述人類和各民族的活動，那末，第一個問題（不回答這個問題，則其餘的一切都不可理解）就是：各民族的活動是受什麼力量推動的？對這個問題，現代史不是處心積慮地說拿破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就是說路易十四狂妄，剛愎自用，再不然就例舉有哪些作者撰寫了哪些書。
雖然，所有這一切說法很可能都是對的，人們也願意同意這些說法，可是，那畢竟還是答非所問。假如我們承認神權，它依靠其自身（的力量），總是借助於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來管理本民族的話，縱然，這一切說法，都可能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們並不承認這種神權，因此，在談論拿破侖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之前，應該闡明這些人物和各民族的活動之間有什麼關係。
假如不是神權而是另有一股力量，那末，就要說明那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新力量，因為歷史研究的全部旨趣就在於此。
史學家彷彿認為這種力量是不言而喻和盡人皆知的。然而，任何一位飽覽史籍的人，儘管滿心想承認這股力量是已知的，都不禁感到疑惑不解的是：既然這股新的力量是令人皆知的，為什麼史學家們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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