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與庫圖佐夫意見相悖的拉斯托普欽，在比不戰而退更重要的事件上，即是在放棄莫斯科與火燒莫斯科的問題上與庫圖佐夫對立的拉斯托普欽（他便是事件的領導者），採取了完全相反的行動。
這一事件——放棄和燒燬莫斯科——與波羅底諾戰役後不戰而撤離莫斯科一樣，都是不可避免的。
每個俄國人，不是憑理智，而是憑祖先傳下來的感情，便能預見到所發生後切。
從斯摩稜斯克起，這片俄國大地上的所有城市鄉村，沒有拉斯托普欽伯爵的參與和他的傳單，也曾發生過在莫斯科所發生的同樣事情。人民漠然地等待著敵人，沒有惹事生非，沒有騷動，沒有把誰撕成碎片，而是平靜地聽天由命，感覺到自身有力量在艱難時刻到來時找到該做的事情。所以，在敵人快要抵達時，最殷實的居民才出走，撇下財產不顧；最貧窮的沒有離開，卻燒掉和摧毀了留下來的東西。
對將要發生、也的確總會發生的事的預感，在俄國人心靈裡代代相傳。這種預感，尤其是對莫斯科將被佔領的預感，在一八一二年，即存在於俄國的、莫斯科的社交界。那些還在六月份和八月初就開始離開莫斯科的人，表明他們料到了這一步。那些駕車離開的人帶著拿得走的財物，留下房屋和一半財產，他們這樣做是由於隱而不顯的（latent）愛國主義，它無須用言辭表達，不是用那獻出子女以圖救國等類似的違反自然的方式來表現，而是不知不覺地，簡單地，有生機地表示出來的，所以，總是產生出最有力的效果。
「躲避危險可恥；從莫斯科逃跑的是懦夫。」他們被告知。拉斯托普欽在通告上向他們灌輸，離開莫斯科是恥辱的。背懦夫之名於他們有愧，出走有愧，但他們仍然在走，知道就得這樣。為什麼他們走呢？切不可以為，是拉斯托普欽用拿破侖在被佔領土製造的暴行嚇壞了他們。他們都出走，首先走掉的是富有的受過教育的人們，他們很清楚，維也納和柏林保存完整，在拿破侖佔領期間，那裡的居民與迷人的法國人度著好時光，當時的俄國爺們，尤其是女士們，是很愛法國人的。
他們走，是因為俄國人根本不會去想，莫斯科在法國人統治下是好呢還是壞。受法國人統治絕對不行：這是最壞不過的。他們在波羅底諾戰役之前就在離開，其後走得更快，不顧守城的號召，無視莫斯科衛戍司令打算抬著伊韋爾聖母像去作戰的聲明，無視定能摧毀法軍的空中氣球的存在，並且，也無視拉斯托普欽在通告上寫的昏話。他們知道：軍隊是應該作戰的；如果軍隊不作戰，帶著太太小姐和家奴則更不能到三座山去抗擊拿破侖；應該走，無論毀掉財產有多麼痛心。他們走了，不去想富麗堂皇的大都的巨大價值，它已被棄置，被付之於大火（偌大的一撤而空的木頭城，必然有人會縱火焚燬）；他們都走了，人人為自己，也正是因為他們走掉了，才造成一個偉大的事件，永遠成為俄國人民的殊榮。那位在六月就帶著黑奴和女伴從莫斯科登程去薩拉托夫鄉下的貴婦人，模糊地意識到她不是侍候波拿巴的，而且害怕會按伯爵的命令被人留下，作的就是拯救俄國的大事，做得簡單，真誠。拉斯托普欽伯爵呢，他時而羞辱逃跑的人，時而疏散政府機關，時而把那兒都不能用的武器發給一群醉鬼，時而抬聖像遊行，時而禁止奧古斯丁大主數運走聖骸和聖像，時而扣押莫斯科全部私人車輛，時而用一百三十六輛車拉走列比赫正在製造的氣球，時而暗示他將燒燬莫斯科，時而講述他已燒燬了自己的房屋，並向法國人發了一篇宣言，莊嚴地譴責他們焚燬了他的孤兒院；時而認為火燒莫斯科的光榮歸於他自己，又時而否認其光榮，時而命令民眾捉住所有奸細並押去見他，時而又為此責備民眾，時而遣散全部法國人，叫他們離開莫斯科，時而留下奧貝爾—夏爾姆夫人，使她成為所有法裔居民的核心，但又罰不當罪地下令把年高德劭的郵政局長克柳恰廖夫逮捕並送去流放；時而徵召民眾去三座山以便同法軍打仗，時而為擺脫這些民眾，吩咐他們去殺人，自己反而從後門溜走；時而說他忍受不了莫斯科的不幸，時而在紀念冊上用法文題詠自己對這件大事的同情１，——此人並不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意義，只想幹點什麼，要一鳴驚人，完成某種愛國主義的英雄行為，面對偉大的不可避免的莫斯科撤退和大火事件，像孩子一樣嬉戲，吃力地用他的小手時而推進，時而阻滯那股連他一起捲走的民眾的洪流——
１大意是：我生而為韃靼人，想做羅馬人，法國人叫我野蠻人，俄國人叫我喬治-當丹，（當丹為莫裡哀《喬治-當丹》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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