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所以要同俄國開始打仗，是因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頓，不能不被榮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蘭軍裝，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誘發出的野心所影響，不能不先當著庫拉金的面，而後當著巴拉捨夫的面突然發怒。
亞歷山大所以要拒絕一切談判，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萊-德-托利盡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揮軍隊，是為了竭盡自己的天職，從而獲得大統帥的榮譽。羅斯托夫所以躍馬向法軍沖鋒，是因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縱馬馳騁，正是這樣，參加這場戰爭的無數的人，他們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習慣、環境和目的而行動。他們感到害怕，徒騖虛名；他們感到高興，義憤填膺；他們發表議論，認為他們知道自己所做的事，並且是為了自己而做的；其實他們都是未意識到自己當了歷史的工具，做了他們自己不明白而我們卻了解的工作。所有實際的活動家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所處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現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動家，他們早已退出自己的歷史舞台，他們個人的興趣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在我們面前的只有當時的某些歷史後果。
天意差使所有這些人竭力追求他們自己的目的，從而造成一個巨大的歷史後果。當時任何一個人，無論是拿破侖還是亞歷山大，更不用說戰爭的某一個參加者，對這個歷史後果也未曾有一丁點兒預料到。
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軍覆滅的原因。誰也毋庸再爭辯，拿破侖率領的軍隊覆滅的原因有二：一是他們深入俄國腹地，卻遲遲未作好過冬的准備；二是由於焚燒俄國城市和在俄國人民中激起對敵人的仇恨，從而形成了戰爭的性質。但是，當時不僅沒有人預見到（現在這似乎很明顯的了），只有這樣，世界上最優良、而且由最優秀的統帥所指揮的八十萬軍隊在碰到與自己弱一倍的，也沒有經驗，而且也由沒有經驗的統帥所指揮的俄國軍隊時，才能遭致覆滅；與此同時，不僅沒有人預見到這一點，而且俄國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經常都是妨礙那唯一能夠拯救俄國的事業的實現，而法國人方面，盡管有所謂拿破侖的軍事天才和戰斗的經驗，但卻用盡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進，也就是在做使法軍必然走向滅亡的事情。
在有關一八一二年的歷史論著中，法國的作者總是喜歡論及與時拿破侖如何感到戰線拉長的危險，如何尋覓決戰的機會，拿破侖的元帥如何勸他在斯摩稜斯克按兵不動，並援引類似一些別的論據，證明與時就已經意識到戰爭的危險性；而俄國的作者則更喜歡談論，從戰役一開始就有一個引誘拿破侖深入俄國腹地的西徐亞人式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有人認為是普弗爾擬的，有人認為是某個法國人擬的，有人認為是托爾擬的，有人認為是亞歷山大皇帝本人擬的，而且引用有筆記、方案和書信為證，其中確實有這種作戰方案的暗示。但是有關預見所發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論是俄國人還是法國人所為，之所以現在公諸於世，只不過因為既成的事件證明了其暗示的正確性。如果事件沒有發生，那末這些暗示就會被人遺忘。就像現在成千上萬相反的暗示和假設，在與時很流行，但是被證明是不正確，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樣。關於每一個事件的結局，總是有那麼多的假設，以致不管事件的結局是什麼，總有人要說：“我與時就說過，事情就是這樣的結局。”但是他們卻完全忘卻了，在無數的假設之中還有許多完全與此相反的意見。
談到拿破侖已經感到戰線拉長的危險，談到俄國人方面有意誘敵深入俄國腹地，顯然其假設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推測；只有歷史學家才能非常牽強附會地把那樣的推測強加在拿破侖和他的將帥身上，把那樣的計劃強加在俄國軍事將領身上。所有這些事實都與這類假設完全相反。在俄國整個戰爭時期不但沒有誘敵深入俄國腹地的意圖，而且從敵人剛入侵俄國時候起，就千方百計地阻止法軍的深入；至於拿破侖不但不怕戰線拉長，而且他每前進一步就像打了勝仗而得意洋洋，也不像過去歷次戰役那樣急於尋找新的戰機。
戰爭剛一開始打響時，我們的軍隊就被切斷，而我們所力求達到的唯一目的，是要把軍隊會集起來，雖然軍隊的會師對退卻和誘敵深入腹地並沒有好處。皇帝御駕親臨部隊，為的是鼓舞部隊堅守俄國的每寸土地，而不是為了退卻。按照普弗爾的計劃，在德裡薩部署龐大的兵營，從而不打算再後退。皇帝為每後退一步總要責備總司令。可是不但莫斯科遭到焚燒，而且還讓敵人打到斯摩稜斯克，這是連皇帝也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事。與軍隊會合的時候，皇帝因為斯摩稜斯克的失陷和慘遭焚燒，未能在城外決一大戰而感到極為憤懣。
皇帝是這麼想的，而俄國的將帥和俄國的全體人民想到我們的軍隊退到腹地，他們就更加憤慨了。
拿破侖切斷了俄國軍隊之後，他繼續向俄國腹地推進，並放棄了幾次決戰的機會。八月他在斯摩稜斯克一心只想如何推進，可是我們現在卻看出，這種繼續推進對他來說顯然是自取滅亡的。
事實顯然說明，拿破侖既沒有預見到向莫斯科進軍的危險性，亞歷山大和俄國的將軍們那時也沒有想到引誘拿破侖深入腹地，而他們所想到的卻與此相反。引誘拿破侖深入俄國腹地，並非出於什麼人的計劃（誰也不會相信這種事的可能性），而是由於未曾料到必然會發生什麼，未曾料到唯一拯救俄國的途徑是什麼的那些參戰人員的極其復雜的勾心斗角、陰謀詭計、私人目的和種種渴望所致。一切都是偶然發生的。軍隊在戰爭初期被切斷。我們力求使軍隊會合，顯然的目的是打一仗，阻止敵人進攻，但在力求使軍隊會合時應避免和最強大的敵人作戰，不自覺地形成銳角形撤退，從而我們就把法軍引到了斯摩稜斯克。然而不僅可以這樣說，我們形成銳角形撤退，是因為法軍在我們兩軍之間推進，這個夾角變得愈銳，我們也就因此退得愈遠，是因為巴克萊-德-托利是一個不孚眾望的德國人，而巴格拉季翁（受巴克萊指揮的軍官）又很憎恨他，所以巴格拉季翁統帥第二軍，力求盡可能地遲遲不與巴克萊會師，為了不受他指揮，巴格拉季翁遲遲不去會師盡管所有的指揮官主要目的是會師），因為他覺得在行軍中會使自己的軍隊受到危險，對他最有利的是向左向南退卻、騷擾敵方的側翼和後方，在烏克蘭補充他的軍隊。看來，他所以能想到這一點，是因為他不願意隸屬於令人憎恨的，而且級別比他低的德國人巴克萊。
皇帝親臨軍隊，是為了鼓舞士氣，但是他的御駕親征和猶豫不決，以及大批的顧問出謀獻策，反而破壞了第一軍的戰斗力，於是軍隊後退了。
他們原打算堅守德裡薩陣地，但出人意外，圖謀與上總司令的保羅西以他的精力影響亞歷山大，於是普弗爾的整個計劃則被放棄，而一切軍務就托付給巴克萊。但是巴克萊不孚眾望，他的權力卻受到了限制。
軍隊被打散後，既沒有統一的指揮，巴克萊又孚眾望。一方面，由於這種混亂，軍隊被切斷，加之總司令德國人的聲譽不高，就表現出猶豫不決，避免了一切戰斗（假如軍隊會合在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萊做總司令，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對德國人的憤慨越來越強烈，愛國主義的熱情則越來越高漲。
後來皇帝終於離開軍隊，給他離開軍隊找到一個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須鼓舞首都人民掀起一場人民戰爭。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國的軍隊增加到三倍。
皇帝離開軍隊是為了不致束縛總司令的權力的統一，指望以後能采取一些更堅決的措施；但是軍隊中的領導地位更加紊亂，而且逐漸削弱。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級侍從武官留在軍隊中監視總司令的行動，並給他加以鼓勁，而巴克萊卻覺得在國王的這些耳目監視之下更不自由了，對於決定性的行動更加小心了，總是避免戰斗。
巴克萊主張謹慎行事。皇太子暗示這是背叛行為，並要求進行一場大會戰。柳博米爾斯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之凶，使得巴克萊借口給皇上呈送文件，差遣波蘭高級侍從武官到彼得堡去，然後對貝尼格森和大公進行一場公開的斗爭。
不管巴格拉季翁怎麼也不願意，最後軍隊還是在斯摩稜斯克會師了。
巴格拉季翁乘車前往巴克萊的官邸。巴克萊佩上綬帶出來迎接，並向官階較高的巴格拉季翁報告。巴格拉季翁極力做到寬宏大量，盡管官階較高，仍聽命於巴克萊的領導；但是當了部下，卻和他更不協調了。巴格拉季翁遵照皇上的命令，親自向他呈報。他在給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寫道：“雖然這是我皇上的旨意，但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與大臣（巴克萊）相處下去。看在上帝的情面上，請您隨便把我派到哪兒去吧，即使是指揮一個團也好，但我不能在這裡；因為整個大本營全是德國人，所以一個俄國人不能在這裡，呆下去也沒有一點意思。我原以為，我真正地在為皇上和祖國服務，但結果證明，我卻是在為巴克萊服務。說真的，我是不情願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溫岑格羅德之流的人物更加惡化了兩位司令官之間的關系，結果是更加不統一了。他們准備在斯摩稜斯克前面向法軍進攻，派遣了一名將官去視察陣地。但是他憎恨巴克萊，卻到一個朋友——軍團長那兒去呆了一天，然後才回到巴克萊那兒，從各方面挑剔這個他並未見到過的未來的戰場。
正當對未來戰場的問題進行爭吵和策劃陰謀時，正當我們弄錯了法軍所在地而尋找法軍時，法軍已突破涅韋羅夫斯基的師團、並且兵臨斯摩稜斯克城下。
為了挽救我們的交通線，必須在斯摩稜斯克打一場出乎意外的惡仗。仗是打了，雙方都陣亡數千人。
斯摩稜斯克失守了。這是違反了皇帝和全民的意志。但是斯摩稜斯克是居民受了省長的欺騙而自己毀掉的，傾家蕩產的居民給其他的俄國人做了榜樣，他們老想著自家的損失，從而心中燃起對敵人的怒火，向莫斯科逃去。拿破侖繼續前進，我們則向後退，於是正好達到了必然戰勝拿破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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