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講給他聽一件真實的事：
有個上流社會的年輕人，在充當法庭陪審員時，認出一個被控犯盜竊罪的妓女就是他親戚家的養女。他曾誘姦這個姑娘，使她懷了孕。收養她的女主人知道這事後，把她趕出家門。姑娘生下孩子後把他送給育嬰堂，她從此逐漸墮落，最後落入下等妓院，當了妓女。
這個年輕的陪審員認出她就是被他糟蹋過的姑娘，來找法院檢察官柯尼，告訴他自己想同這個妓女結婚以贖罪。柯尼非常同情這個年輕人，但勸他不要走這一步。年輕人很固執，不肯放棄自己的主意。沒想到婚禮前不久，那妓女竟得傷寒症死了。
這故事像一顆種子落入托爾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經過若干年的醞釀，開始萌芽、長大，終於成為一株參天大樹。這就是《復活》產生的淵源。
托爾斯泰寫《復活》前後花了十年（1889—1899）。當時他已進入老年，世界觀已發生激變，他徹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國社會當時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革命前夜。
托爾斯泰在創作《復活》上所花費的心血是驚人的。他為此特地參觀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許多監獄，上法庭旁聽審判，接觸囚犯、律師、法官、獄吏等各種人物，深入農村調查農民生活，還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流行分析研究。托爾斯泰連續多年沉浸在創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裡，他先後寫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後來他覺得寫不下去，而對已經寫出的草稿又感到極其不滿，他十分苦惱。柯尼講的故事經過托爾斯泰的「變形」，結局成為男女主人公捐棄前嫌，終成眷屬，雖被流放西伯利亞，但男的著書立說，教育孩子，女的讀書進修，幫助丈夫，兩口子過著安寧的生活。但托爾斯泰後來發覺這樣描寫男女主人公的命運，不符合生活的真實，而純屬個人的願望，因此是虛假的。不僅如此，托爾斯泰目睹億萬人民的苦難，覺得光寫兩個人的個人命運是遠遠不夠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國，真實反映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命運。因此，以懺悔貴族這一男主人公作為主線的寫法必須改變，而應該以平民女主人公瑪絲洛娃的生活遭遇作為主線，並通過這條主線來廣泛描寫人民的苦難。
接著，托爾斯泰的創作思想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他認為應該使女主人公的心靈不斷昇華，最後顯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則寫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點的與眾不同的懺悔貴族。《復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這一構思。不過，托爾斯泰這時仍沒有放棄男女主人公最終結為眷屬的設想。這種設想一開始就在托爾斯泰的頭腦裡生了根，他確實希望兩個不幸的好人最終能獲得幸福。但這樣的幸福有沒有根據，托爾斯泰心裡產生了懷疑，最後他得出結論：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復活，而精神上復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結婚，共同生活。這才是生活的真實。托爾斯泰明確這一點時，離最初動筆已有九年，但從此到最後定稿就比較順利了。由此可見，托爾斯泰對待創作是何等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真像他說的那樣，把「自己的一塊肉放進墨水缸裡」。
托爾斯泰把女主人公卡秋莎-瑪絲洛娃定為全書的樞紐，著力塑造這個藝術形象，使她在俄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大放異彩。卡秋莎-瑪絲洛娃是個平民女性，是俄羅斯人民中的普通一員。她身上反映了下層人民的樸素、純潔和善良，也表現出不合理社會對她的肆意蹂躪和殘酷迫害。
她的一部血淚史是對統治階級最有力的控訴和最無情的鞭笞。
卡秋莎-瑪絲洛娃原是個像水晶一般純潔的姑娘，她天真活潑，聰明伶俐，對生活充滿美好的憧憬。她對聶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種少女朦朧的初戀，但這種感情不久就被貴族少爺糟蹋了。她懷孕後被驅逐出貴族之家，歷盡人間滄桑，沿著社會的階梯不斷往下滾，最後滾進火坑，過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難還沒有到頭，她又被誣告謀財害命，進了監獄，押上審判台。
儘管歷盡了苦難，飽嘗了辛酸，卡秋莎-瑪絲洛娃並沒有喪失可貴的人性。她始終是那樣善良，那樣厚道。即使在地獄一般的牢房裡，她還是時時關心別人，幫助難友。她看到孩子飢餓的目光，自己也不能坦然進餐。聶赫留朵夫殘酷地毀了她的一生，她恨聶赫留朵夫，但一旦發現後者確有真誠的悔改之意，她還是從心底裡饒恕了他，並為聶赫留朵夫日後的生活著想，拒絕了他的求婚。這是多麼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卡秋莎-瑪絲洛娃又確實是個複雜的很有個性的人物。除了善良之外，她又有極強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使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對她的蹂躪，從而產生反抗和報復的念頭。但她的處境是無可奈何的，她的反抗和報復行為也是幼稚可笑的。她作踐自己，當上妓女，以為這樣就是對所有欺侮過她的男人進行報復，特別是對一度愛過她的聶赫留朵夫的報復，殊不知那些男人根本沒有什麼廉恥心，她這種可憐的行為並不能使他們感到絲毫內疚，而她自己卻只能不斷地墮落下去。
她最初在探監人員中認出聶赫留朵夫時，並沒有破口大罵，而是習慣成自然地露出媚笑，盤算著怎樣從他身上撈幾個錢。她趁典獄長不注意，一把從他手裡搶過十盧布鈔票藏起來。這種行動似乎表現出她不知羞恥，其實她的精神並沒有完全墮落。我們看到，當她作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時，她對路人的輕蔑目光滿不在乎，可是一個賣煤的鄉下人走到她身邊，畫了個十字，送給她一個戈比時，她卻臉紅了，低下頭去。這個羞澀的表情像一道閃電，雖然微弱，卻照亮了她的靈魂，豁露出她純潔的天性。同時這也是一處伏筆，預示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將「復活」。
卡秋莎靈魂的覺醒，正好是在她墮落到谷底的時候，這是很發人深思的。當時在她的心目中，做妓女還是一種可靠的謀生手段，所以不願接受聶赫留朵夫的建議，改變這樣的生活。她討好聶赫留朵夫，只希望他幫助她早日脫離監獄，回到妓院，同時從這位闊老爺身上多弄幾個錢。可是聶赫留朵夫卻喋喋不休地說什麼要贖罪，要拯救她，要同她結婚。卡秋莎絕對不相信他的這番表白，對他非常反感，以致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罵道：「你給我走開！我是個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你想利用我來拯救你自己，」
「你今世利用我作樂，來世還想利用我來拯救你自己！我討厭你，討厭你那副眼鏡，討厭你這個又肥又醜的嘴臉。走，你給我走！」正是在這種狂怒之下，卡秋莎-瑪絲洛娃恢復了她的人格尊嚴。也正是從這一天起，她打開了回憶的閘門，讓血淚交流的往事象潮水一般洶湧而出，衝擊她那顆被苦難折磨得麻木的心。
托爾斯泰塑造卡秋莎-瑪絲洛娃確是煞費苦心的。小說一開始，作者就讓她進入一個五光十色的生活的萬花筒。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跟女主人公聯繫起來，有的用語言，有的用目光，有的用行動，有的用意念。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僅烘托出人物的形象，而且濃郁地透射出時代特徵和社會氣氛。一方面是令人窒息的無窮苦難，一方面是靈魂糜爛的荒淫與無恥！
托爾斯泰在情節安排上一向尊重情理，從不生造偶然巧合或誤會衝突，但又注意曲折細膩，引人入勝。這種創作特色在《復活》中可說達到了高峰。例如，聶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同瑪絲洛娃邂逅，他心情緊張，唯恐被對方認出，當眾出醜，可是瑪絲洛娃卻偏偏盯住他的臉失神地瞅了好半天，其實她並沒有認出他來。又如，在定案時，除了那個愚蠢而惡毒的副檢察官外，無論法官或陪審人員都想對瑪絲洛娃從輕發落。可是，由於腐朽的官場作風，辦案輕率馬虎，那些主宰人民命運的官僚根本無視別人的苦難，糊里糊塗地加重了瑪絲洛娃的刑期。瑪絲洛娃的苦難不斷加深，她性格的複雜特徵也愈益豁露出來。她處身於社會最下層，卻又自認為高出於其他苦難人之上。她天資聰穎，閱歷豐富，能看清許多嚴酷的社會現象，識透上層人物的醜惡靈魂，但有時又天真得要命，容易輕信別人的花言巧語，結果受騙上當。她在苦難的深淵中感到絕望，以致自暴自棄，但這樣也只是為了要麻痺自己，要不然她就無法生活下去。這一情況也說明天性純潔的卡秋莎並沒有完全滅亡，一旦時機成熟，她在精神上就會「復活」。托爾斯泰塑造這一迷人的藝術形象，深刻反映他對下層人民懷著極其真摯的感情，因此能那麼強烈地震撼讀者的心靈，從而對暗無天日的舊俄社會發出「我控訴！」的吶喊。
在《復活》中，男主人公聶赫留朵夫的藝術形象在地位上僅次於卡秋莎-瑪絲洛娃，但從揭示小說主題來看，他是全書的關鍵人物。《復活》不是一部單純描寫個人悲歡離合的小說，而是一部再現一九○五年革命前夜俄國社會面貌的史詩。卡秋莎-瑪絲洛娃的冤案在全書中所佔的篇幅並不很大，托爾斯泰只是借助這個冤案，不斷擴大揭露批判的範圍：先是荒唐的法庭，再是黑暗的監獄、苦難的農村和腐朽的上流社會，最後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機構。而用來實現這一創作意圖的角色就是聶赫留朵夫。聶赫留朵夫這一形象比卡秋莎-瑪絲洛娃更複雜。在小說前半部，他是被作者完全否定的貴族形象，但到了後半部，他卻得到了作者的同情和讚揚。其實，豈止是同情和讚揚，這時的聶赫留朵夫簡直成了托爾斯泰思想的代言人。托爾斯泰憑著他高超的藝術手法，渾然天成地將前後判若二人的聶赫留朵夫統一起來。掌握這一點，是理解聶赫留朵夫形象的關鍵。要不聶赫留朵夫精神的覺醒，直至成為上流社會的叛逆者、揭發者和抗議者，都將不可思議。
聶赫留朵夫出場時同卡秋莎-瑪絲洛娃出場時一樣，精神上也處於昏睡狀態。他過著窮奢極侈、荒淫無恥的生活，精神空虛，無所作為，不過，在他的心靈深處卻還潛藏著一顆追求正義的種子。他年輕時抱著「正義不容許土地私有」的觀點，不僅寫過這一類論文，而且真的把一小塊從上代繼承來的土地分給農民。如今，他繼承了大量土地，但他既不能放棄產業，又不能否定年輕時的理想，他為此感到苦惱。聶赫留朵夫一上場便遇到這樣的苦惱，顯然也是作者的一處伏筆，暗示聶赫留朵夫同一般貴族並不完全相同，他的心靈裡還殘留著一線光明，日後在精神上還有覺醒的可能。
事實上，聶赫留朵夫心靈上的健康因素還不止這些。他在玩弄和拋棄了卡秋莎之後，對自己的行為也有過內疚。為了使自己快快活活地活下去，他迫使自己不去想它，努力把它忘記。表面上他做到了這一點。但內心深處卻無法做到這一點。他得知懷孕的卡秋莎被他的姑媽從家裡趕出來，感到十分難受。儘管姑媽說卡秋莎生性放蕩，自甘墮落，但他還是無法逃避良心的譴責。由此可見，聶赫留朵夫還不同於那些毫無廉恥之心、一味尋歡作樂的貴族老爺。正因為如此，聶赫留朵夫在陪審席上認出卡秋莎之後如坐針氈，內心展開一場複雜而痛苦的鬥爭。
聶赫留朵夫的轉變過程，怎樣做到順理成章，沒有斧鑿痕跡，這在藝術上是一大難題。聶赫留朵夫精神上儘管還留有健康的因素，「精神的人」與「獸性的人」常在他內心發生衝突，他還幾次進行「靈魂的淨化」。他在法庭上認出瑪絲洛娃後，主動上監獄去求她饒恕，並願意同她結婚，以此來贖罪，但這些行動還不是他精神上真正的覺醒和復活。我們看到，聶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心驚肉跳，並非因為譴責自己的可恥行為，而是擔憂自己名譽掃地，「目前他所考慮的只是這事不能讓人家知道，她本人或者她的辯護人不要把這事和盤托出，弄得他當眾出醜」。
不過，聶赫留朵夫後來還是鼓起勇氣去監獄探望卡秋莎，這是他邁出的重大一步。這個充滿空想的精神探索者終於採取了切實的行動，走上告別舊我的第一個台階！就在他見到多年未見的卡秋莎時，他還沒有在內心承認自己殘酷卑鄙，而是居高臨下地審視被他蹂躪過的不幸女人。但通過重逢後的談話、他所看到的瑪絲洛娃的行為，他逐步看到被他坑害的女人精神上墮落之深，她不僅不以當妓女為恥，「似乎還覺得心滿意足，甚至引以為榮」。而在瑪絲洛娃的精神完全覺醒之後，他的心靈才受到真正的觸動。「直到現在，他才瞭解自己的全部罪孽……發覺自己罪孽的深重……感覺到他害她害到什麼地步。……以前聶赫留朵夫一直孤芳自賞，連自己的懺悔都感到很得意，如今他覺得這一切簡直可怕。」聶赫留朵夫的精神覺醒就是從這時開始的。
從此以後，聶赫留朵夫開始了他背叛貴族上流社會的「苦難歷程」。他先是徹底否定了自己（這極其困難，但他做到了），然後否定了自己的貴族朋友，甚至否定了自己的父母，否定了整個上流社會。他痛感，「這一切都很可憎，同時也很可恥。真是又可恥又可憎，又可憎又可恥」。為了解救瑪絲洛娃，聶赫留朵夫一次次上法院，下農村，訪問一個又一個法官、將軍、省長、國務大臣、宮廷侍從。他四出奔波，目睹俄國社會的種種醜惡，感觸很深。他從解救瑪絲洛娃的行動中，逐漸產生和增強背叛上流社會的決心，他憤怒抗議沙皇專制制度，揭發上層官僚的血腥罪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廣大下層人民的情緒，也散發出革命風暴漸漸臨近的氣息。
卡秋莎-瑪絲洛娃和聶赫留朵夫最終未能成為眷屬，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實？為什麼卡秋莎拒絕聶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沒有原諒聶赫留朵夫，甚至重新愛上聶赫留朵夫？這些問題在《復活》問世時就引起讀者和評論界的關注，一直眾說紛紜。這種「探討不盡」的情況既反映作者的構思不落俗套，也顯示出真正藝術品的強大魅力。
男女主人公的這一結局，上面已經說過，托爾斯泰是經過反覆思考才確定的。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讀者一樣，衷心希望歷盡苦難的卡秋莎最後能獲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聶赫留朵夫能如願以償，因為大家看到他對卡秋莎的愛是那麼真摯，那麼深沉，稱得上是「苦戀」。但是，托爾斯泰作為現實主義的大師，他的創作信條是：「藝術家之所以是藝術家，全在於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樣子來看事物。」一句話，在藝術裡不能撒謊。
卡秋莎-瑪絲洛娃有沒有原諒聶赫留朵夫？這一點不難判斷。聶赫留朵夫不僅為瑪絲洛娃的冤案奔走，而且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還為革命家做事。他任勞任怨，百折不撓，表現出一片誠意。此外，聶赫留朵夫精神覺醒後，背叛了上流社會，靠攏了下層人民。卡秋莎作為下層人民的一員，看到了這一點，她感到欣慰。而寬宏大量，原諒可以原諒的人，這也正是下層人民的一種美德。
卡秋莎-瑪絲洛娃是不是重新愛上了聶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瑪絲洛娃一向認為聶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見的男人中最好的一個，儘管他殘酷地傷害過她。她對聶赫留朵夫的初戀是純潔的，真摯的，在她的內心一直保存著這一份可貴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動地深埋在記憶裡，而且封存得那麼嚴密，就像蜜蜂把窩螟蟲封起來」。事實上，像她這樣一個深情的女人，在原諒了聶赫留朵夫之後，對他並非不可能重新產生愛情。但是。在經歷了血淚斑斑的摧殘之後，要瑪絲洛娃再像以前那樣愛他，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愛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說有了昇華，瑪絲洛娃對聶赫留朵夫的愛已沒有少女時代的狂熱，也沒有理想化的成份，她更不想同他結合。含苞欲放的愛情的芳香已經消失，鮮艷嬌嫩的花瓣已經褪色，有些東西失去了就永不復返，生活就是這樣嚴酷！當然，這些只是瑪絲洛娃拒絕聶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對這事是經過仔細權衡的：她要是同意結婚，勢必嚴重影響聶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會將很難生活。這在她是辦不到的。寧可忍受他人對自己的傷害，自己決不傷害他人，這是托爾斯泰筆下正面主人公的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瑪絲洛娃的為人之道。他們不願做這種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瑪絲洛娃也不願這樣做。
至於卡秋莎-瑪絲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瑪絲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服苦役，有個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棄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變得好過些，這是多麼可貴的感情！西蒙松是個政治犯。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瑪絲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們「都好得出奇，不僅以前從沒見過，簡直無法想像」。卡秋莎-瑪絲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們的思想和事業，但她知道他們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賴的。卡秋莎-瑪絲洛娃對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過對他的愛情。這種感情大大不同於她早年對聶赫留朵夫的迷戀。他們的結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瑪絲洛娃的冤屈不僅僅是個人的悲慘遭遇，托爾斯泰著墨的也絕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歡離合。他是以瑪絲洛娃的悲劇為中心，氣勢磅礡地描寫人民的苦難，因此《復活》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俄國人民水深火熱的受難圖。在監獄裡，特別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慘絕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闆霸佔，明肖夫又被誣告為縱火犯。律師一眼看出，火是酒店老闆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撈一筆保險費。明肖夫母子沒有任何罪證，仍被關進牢裡。「這都是偵訊官過分賣力，副檢察官粗心大意弄出來的。」又如，一百三十名泥瓦匠外出謀生，僅僅因為身份證過期而被當作罪犯關押起來。就連典獄長也知道他們確實沒有罪，不過出於「老百姓都變壞了，非嚴加管制不可」的殘酷想法，還是把他們囚禁起來，用樹條抽打他們。此外，還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迫害的教徒。總之，監獄裡關滿了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關押的犯人。
在監獄外面，下層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慘。聶赫留朵夫在農村看到的貧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慄。「老百姓紛紛死亡……兒童夭折，婦女從事力不勝任的繁重勞動，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東西。」有個農民因為偷砍了地主的兩棵小樹，被官府抓去坐牢，家裡老婆只得靠討飯來養活三個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處境尤其悲慘。「這娃娃的臉像個小老頭，但一直現出古怪的微笑，擺動著痙攣的大拇指。」「……扭動兩條象蚯蚓一般的細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樣專橫狠毒，對農民動不動罰款，動不動強迫他們做工抵償，根本不管他們的死活。
在城市裡，下層人民同樣受盡折磨。洗衣婦們「臉色蒼白，胳膊乾瘦，有的已得了癆病，過著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裡不論冬夏，窗子一直敞開著，她們就在三十度高溫的肥皂蒸汽裡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腳套著破鞋，從頭到腳都沾滿油漆……臉色疲勞而憤怒」。運貨馬車伕「一身灰土，臉色烏黑」。乞丐「衣服襤褸，面孔浮腫，帶著孩子們站在街角要飯……」
《復活》確是一幅觸目驚心的人民受難圖。托爾斯泰在這裡提出尖銳的問題：人民的苦難是怎樣造成的？誰是罪魁禍首？人民怎樣才能過上好日子？
托爾斯泰探索卡秋莎-瑪絲洛娃和全體苦難人民不幸的根源，發現罪魁禍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銳利的筆鋒進行無情的揭發。法庭審理瑪絲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諷刺劇。庭長急於同情婦幽會，心不在焉，只想趕在六點鐘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脅不給他飯吃，開庭後他始終為此事憂心忡忡。而那個一心跟瑪絲洛娃作對的副檢察官是個無恥的好色之徒，又是個無可救藥的蠢貨。陪審員們（包括當時的聶赫留朵夫在內）也是一夥沒有頭腦、沒有責任心的老爺。就是這樣一批混蛋造成了瑪絲洛娃的冤案，也使許多無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聶赫留朵夫為解救瑪絲洛娃不得不奔走於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運的大官之間，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義的偽君子，沒有一個多少有點良心的人。樞密官沃爾夫自認為十分正派，像騎士一般廉潔奉公，其實他一貫搜刮民脂民膏，並且認為這樣做是天經地義。他殘酷迫害幾百名無辜的波蘭百姓，讓他們破產、流放和坐牢，不覺得罪過，反引以為榮。他對家裡人的錢財都要侵佔，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體囚犯命運的老將軍，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槍屠殺了一千多名保衛自由、家園和親人的高加索少數民族居民。他認為他的職責就是把男女政治犯關起來，關得他們「在十年之內一半瘐死，一部分發瘋，一部分死於癆病，一部分自殺：其中有人絕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他還時時告誡自己，對他們不能心慈手軟。退休大臣察爾斯基鼠目寸光，不學無術，卻又剛愎自用，每年要揮霍幾萬盧布公款，誰也不敢停止給他付錢。對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標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受損，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托爾斯泰的批判矛頭也沒放過沙皇的官方教會。法庭審判固然是一出滑稽戲，而犯人們進監獄教堂做禮拜更是一出入木三分的諷刺劇。官方不惜花費重金重建監獄教堂，使它「顯得色澤鮮艷，金碧輝煌」。司祭把切碎的麵包浸在葡萄酒裡，通過一定手法和祈禱，變成上帝的血肉。然後他率先吃「上帝的身體和血」，「用心舔乾淨小鬍子，擦乾嘴巴和杯子，興高采烈，精神抖擻地從隔板後面走出來，腳上那雙薄後跟小牛皮靴發出吱嘎吱嘎的響聲」。可是，在唱詩班唱完「耶穌，上帝的兒子，饒恕我吧！」時，「犯人們都匍匐在地，再爬起來，把沒有剃掉的一半頭髮往後一甩，那磨傷他們瘦腿的腳鐐就匡啷發響。」托爾斯泰指出，「這裡所做的一切正是最嚴重的褻瀆，以基督名義所做的一切正是對基督本人的嘲弄。」還有那個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羅夫，他自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騙，但他仍起勁地維護著宗教。特別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雞，宗教就像用來喂雞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討厭，但雞喜歡吃，因此得用腐肉來喂雞。托爾斯泰憤怒地斥責他們：「自己有了知識，看到了光明，卻不把這種知識用到該用的地方，幫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脫離黑暗，反而加強他們的愚昧，使他們永遠處於黑暗之中。」
總之，沙皇專制和官方教會是完全建築在對人民的壓迫和欺騙之上的。他們虐待人，折磨人，審判人，懲辦人，殺害人。無辜的人民遭殃，他們無動於衷，一心要清除他們心目中的危險分子。他們不但不會寬恕他們認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無辜的人。事實上，他們寧可懲罰千百個沒有危險的人，以便除掉一個他們心目中的危險分子。這是一種多麼殘酷的統治術！
《復活》不愧是一部史詩，一部十九世紀俄國生活的百科全書。作者在書裡還描寫了一批反對沙皇統治的政治犯、革命家。當然，托爾斯泰並不贊成他們的政治觀點，對他們的理解也有偏頗和局限之處。這些革命家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民意黨人。應該說，托爾斯泰對他們的描寫是真實的。例如農民出身的革命家納巴托夫在宣傳革命的同時，認為革命成功後人民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革命不應該改變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應該摧毀這座他所熱愛的美麗、堅、固宏偉的古老大廈，只要把裡面的房間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還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瑪爾凱則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彷彿要為自己和祖祖輩輩所受的欺騙進行報復，一有機會總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條」。革命領導人諾伏德伏羅夫是一個心胸狹隘而又十分虛榮的人。同志們對他敬而遠之，心裡並不喜歡他。他也不喜歡任何有才能有知識的人，以免妨礙他的自我表現，而西蒙松則是一個反對殺生的素食主義者。
但是，這些革命家畢竟也是勇敢反抗沙皇專制的戰士，托爾斯泰對他們充滿了崇敬之情。他們品德高尚，其中有些人本身原是「老爺太太」，「但他們為了老百姓的利益，不惜犧牲特權、自白和生命」。例如，女革命家謝基尼娜十九歲就離開富裕的家庭，參加了革命活動。她被判刑是因為主動承擔向搜查房間的警察開槍的責任，其實槍是別人開的。她從不考慮自己的安危，一心只考慮怎樣幫助別人，為別人出力。托爾斯泰對革命家遭到沙皇政府殘酷鎮壓深表同情。卡秋莎-瑪絲洛娃精神上的復活，不是通過聶赫留朵夫的幫助，而是由於政治犯和革命家的影響和教育。這一點充分說明，在托爾斯泰的心目中，政治犯和革命家的人格比貴族叛逆者聶赫留朵夫要高尚得多，他們也更值得卡秋莎-瑪絲洛娃的信賴和敬愛。
《復活》結尾引用了大量《聖經》章節，這反映托爾斯泰晚年一方面徹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會決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極端苦悶，找不到一條出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不得不從他長期矛盾的宗教觀中尋求慰藉。這是托爾斯泰——十九世紀最複雜的偉人——的大悲劇。但即使有這樣的結尾，也無損於《復活》這部藝術傑作歷久不衰的奪目光輝。
草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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