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們與我們的警衛者而開的那條地溝，如今已經塌陷成一條深谷了。我們雙方站在這深谷兩邊的斜坡上彼此打量著，都在考慮。下一步怎麼辦了
說我們“站在”斜坡上，當然是形象的說法。實際上我們仍舊每天由我們的新班長帶領著走去出工。（新班長或者是秘密選舉出來、事先約定他要為大家服務的；或者還是原來的人，但現已變得十分通情達理、友善和關心群眾了。）我們出工時並不遲到，大家盡量不給別人制造困難，也不再有人拒絕勞動。每天完成工作定額。看來，勞改營主人完全可以對我們團到病愈。我們也似乎可以對他們感到滿意，因為他們近來根本不再大聲訓斥和威脅了，也不再借口一些瑣事就關人禁閉；好像也沒有注意到我們見了他們不再脫帽了。如今，馬克西緬科少校往往一直區到早晨派工之後才起床，傍晚收工時則常常等在崗樓附近，趁我們等待搜查的工夫同國犯們開一兩句玩笑。他吃得他抱的。樂呵呵地望著我們，就像塔夫利亞地方的牧主望著草原上放牧歸來的無數羊群一樣。星期天偶爾也給我們放映電影、不過，修築“長城”的勞動仍然十分繁重。
盡管如此，我們雙方還是都在緊張地思考著：下一步該怎麼辦？不可能長久維持現狀：不論我們還是他們，都感到有所不足。總要有一方發起進攻。
但是，我們還想爭取什麼呢？現在，我們可以把憋在心裡的話全部毫無顧忌地公開說出來。（盡管僅僅是在勞改營隔離區的范圍內，盡管一生中這麼遲才享受到真正的言論自由，但這種享受畢竟還是甜蜜的！）難道我們能夠指望把這樣的自由擴展到隔離區之外，或者帶著它到外界去嗎？不能，當然不能。我們還能提出什麼別的政治要求嗎？想也想不出來！且不說這是沒有希望或不起作用的吧，簡直就是想不出！身處勞改營中，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國家發生全面變化，也不能要求它取消勞改營，否則，人們會從飛機上朝我們扔炸彈的。
我們能夠提出的自然而合情合理的要求只是：重新審理我們的案件，撤消毫無道理地強加給我們的刑期。但是，好像這也是毫無希望的。當前恐怖的臭氣彌漫全國，越來越濃，在這種氣氛中，法官們會覺得對我們大部分人的判決是合理的，而他們似乎也成功地使我們相信了這一點！再說，對案件進行復查似乎也提得很不具體，使群眾既看不見，又摸不著，利用“復查”欺騙我們是最容易的：許諾，拖延，再派人來重新“調查”，這就可以拖上幾年。即使是突然宣布要釋放某人並且從工棚把他領走了，我們怎麼知道不是把他帶去槍斃，不是押往別的監獄，不是又給他判了新的刑期呢？
前個時期的所謂“委員會”表演的那場戲，不是已經充分說明這一切都是可以扮演的嗎？當時甚至裝成了未經“復查”就打算放我們回家的樣子……
大家一致同意並且毫無疑問的只有一件事：要求取消最傷人自尊心的一些作法——工棚夜間不要上鎖，拿掉馬桶；去掉身上的號碼；我們的勞動不應完全不給報酬；要允許一年寫十二封信（其實，這一切在普通勞改營裡已經都做到了，那裡甚至一年可以寫二十四封信，但是難道那裡可以生活嗎？）
我們要不要爭取八小時工作日？在這個問題上甚至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看，我們已經這麼習慣於不自由了，甚至不想去追求自由……
我們也認真考慮了方式方法：怎樣提出這些要求？要作什麼？很明顯，兩手空空的我們是對付不了現代化軍隊的，因此，我們的道路不可能是武裝起義，只能是罷工。在罷工過程中，比方說，可以自動把身上的號碼布撕下來。
但是，我們血管裡仍然流著奴性血液。大家都從自己身上撕下那狗牌子似的號碼布這件事，在我們看來就像架起機關槍走上街頭一樣是一件十分勇敢而大膽的、孤注一擲的行動；“罷工”這個詞在我們聽來是那麼可怕，以至於不得不借助於絕食來支持：我們覺得，一如果在罷工的同時開始絕食，仿佛就能增強我們罷工的道義權利。對於絕食，似乎我們還擁有某種權利，但是，罷工？……我們一代又一代從來都是這樣認為的：“罷工”這個詞極端危險，而且，當然，是反革命的，它與“協約國、鄧尼金、富農怠工、希特勒”等詞匯屬於同一類。“ˍ這樣，我們自己就完全不必要地決定開始絕食，等於事先自願地消耗掉自己在斗爭中需要的體力（幸而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勞改營重犯我們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這種錯誤）。
我們考慮了絕食罷工的各個細節。不久前我們全勞改營才開始實行“懲戒”制度，我們明白，他們對絕食罷工的回答一定是把我們統統關在工棚裡，不許出去。那麼我們互相間怎麼聯絡呢？怎麼商量下一步並溝通各工棚之間的意見呢？應該想出一些信號來並協商好在各工棚之間用它進行聯絡，還得確定從哪個窗口向哪個窗口怎樣傳達，等等。
所有細節或在各種場所和各作業班之間商量好了。大家都認為罷工勢在必行。也都希望它發生，但同時。由於不習慣，又覺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糧難想象有那麼一天我們大家都集在一起，衡量妥當，作出決定，就……
而警衛著我們的人們可是正式以軍事組織的形式一層層組織起來的，他們更加習慢於行動。他們不擔心采取行動會比無所作為喪失更多的來西。於是，我們的警衛者先進攻了。
這樣，一切也就目然發展下去了……
我們在久已習慣的各自的“小車廂”內、在久已習慣的作業班裡、工棚角落裡安靜而舒適地迎來了一九五二年的新年。一月六日，星期天，東正教的聖誕節前夜，西部馬克蘭人正准備好好慶祝一下節目；煮一點傳統的蜜飯，在星星出來之前特齋，錢後一起唱聖誕節祝歌．可是，這天清早點名之後就把我們全鎖在工間裡不讓出來了。
誰也沒想到這一招兒！是當局秘密准備好的，真狡猾！我們透過窗戶看到。鄰近的工棚裡大約百來名因犯拿著各自的東西由衛兵押著向崗接走去．
又要押走一批人嗎？……
這時，看守人員和幾個軍官向我們工棚走來了。手裡拿著卡片。他們按卡片點名列人。“拿著你的全部東西出來！……連各自用的床墊子也一起帶著！”
噢，原來是重新編組作業班和工棚！在“長城”的豁口處設了警衛，明天這個豁口就要被堵死。我們幾百人被趕到崗樓外面，各自拿著口袋和床墊子，像家裡失了火的人似的，繞過營區外商，又穿過另一個崗樓，進入另一個隔離區。那個區的一批人則被趕到我們區來。
大家都在絞盡腦汁判斷。到底抽走的是些什麼人？日下的是什麼人？這種政紀意味著什麼？主人的意圖很快就清楚了：隔離區的一邊（第二分部）只留下清一色烏克蘭人，大約兩千名。我們所有其他民族的囚犯都被趕到另一邊（第一分部）去，這裡總共約有三千人，包括俄羅斯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超霸人、高加索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波蘭人。摩爾達維亞人、日耳曼人以及少數在歐洲和亞洲戰場上偶然抓到的其他民族的人。總之，這是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大家庭。（真有意思：內務部的思想本來應該是用非民族主義的社會主義學說來闡明的，然而今天它卻在沿著“劃分民族”這條古老的小路發展。）—一舊作業班被打亂了。新組成的班要到新工地去勞動，住在新工棚裡、全面更迭！這更迭不是一個星期天完成的，它繼續了整整一周。人員被打亂，許多關系被切斷，原來似乎准備就緒的罷工也被破壞了……干得好利落！
現在，醫院、食堂、俱樂部都在烏克蘭人的那個分部裡，我們這個分都只有加強管制工棚。把烏克蘭人、班傑拉分子這些最危險的鬧事者同加強管制工棚分開了。這是為什麼？ˍ我們很快弄清了原因。勞改營裡傳開了一個可靠的消息（是往強管棚裡送菜湯的“苦力”們傳出來的），眼線們在“伯茨室”又在干壞事：營方把他們懷疑的人（從每個隊裡抓兩三個）交到他們手裡、眼線們就在自己屋裡拷打這些人、指脖子。毆打，逼他們招供，說出“人都是誰殺的？？”。營方的意圖這時全明白了：是在進行刑訊！不由警犬們親自動手（大約不經上級批准捨招來麻煩）。而是委托眼線們去干：誰殺了你們，自己去找出來！他們自然用不著別人鼓勁。這些寄生蟲要表明他們不是白吃飯的。把班傑拉分子與強管棚隔開，是怕他們闖進去。對我們則比較放心：我們馴服，是多民族的群體，談不到一起。愛鬧事的都在那邊。勞改點之間隔著四米高的牆呢。
古今有多少淵博的歷史學家。有多少部深奧的書籍，但卻都未能預見到人們的心靈還會燃燒起這樣神秘的火焰，社會還可能進發出這樣神秘的力量。他們不僅未能預見，甚至事後也未能作出解釋。
有時候把點燃的麻絮塞到劈柴下面，塞呀，塞半天也點不著火。可是、煙筒冒出來的一個小火星往空中一飛，卻可能使整個村莊化為灰燼。
我們這三千人什麼事也沒有打算做，什麼准備也沒有。可是，有一天收工回來之後，加強管制棚旁邊的工棚裡的人們忽然拆下各自床上的長方木梁和十字接頭來，趁著黃昏（靠近加強管制工棚的那一面沒有陽光，已經很暗了）跑過去用手中的木器猛烈地撞擊這座勞改營監獄的結實的木板圍牆。人們既沒有斧頭，也沒有鐵棍，這類東西是不准帶進生活區的。
木器敲打的聲音響成一片，像是哪個木工班在認真地干活。圍牆上幾塊板子被砸開了，人們就去拆開它，木板上釘的十二公分長的大釘子發出吱吱的響聲，全營區都能聽得見。雖然現在不是木工應該干活的時候，可是，聽來完全像一片勞動的聲音，所以了望塔上的哨兵、看守和其他工棚的人誰都沒注意它。勞改營傍晚的生活一切照常：有的作業班去吃晚飯，有的正從食堂往回走，這個人去醫務室，那個人去保管處，有人去取郵包……
但是，看守們終於發現有些不對頭了，有人就順著響聲跑到加強管制工棚房後的陰暗處去察看。不看則已，一看不得了，轉身就向營部工棚飛跑。有的囚犯看見了看守，就拿著木棍追趕。這時，便全面開花了：有人用石塊或木棍砸營部工棚的窗子。窗玻璃嘩嘩啦啦地破碎，那聲音清脆、輕快，也令人感到威脅！
其實，人們最初的意圖並不是暴動，甚至無意奪取強管棚，因為這並不容易。他們原來只打算砸開眼線房間的窗子，從窗子往屋裡澆上汽油，然後把火扔進去，意思是；嘗嘗我們的厲害，我們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強管棚的圍牆上已經打開一個大洞，十幾個人闖進去了。人們跑來跑去，尋找眼線們住的房間（可不能弄錯！），還要把窗外的“籠口”打掉，踩著肩膀爬上去，把汽油桶傳過來才行。這時了望塔上的機槍朝營區開火了。終於沒有來得及點火。
是剛才跑掉的看守和勞改營長官馬切霍夫斯基向警衛營報告了（馬切霍夫斯基也被人拿刀追得抱頭鼠竄。他從總務處庫房旁跑到圍牆角的了望塔下，邊跑邊喊：“腔裡塔，別打槍，是我！”好容易才穿過了前沿地帶）。警衛營營部（我們現在上哪裡去打聽當時的指揮官姓名？！）立即電話通知各了望塔用機槍掃射——朝著全營區三千名手無寸鐵的、對發生的事件一無所知的人們開火！（例如，我們這個班當時正在食堂，聽到突如其來的機槍聲十分奇怪。）
是命運在嘲笑人嗎？這個事件正好發生在新歷一月二十二日，即舊歷的一月九日，直到前一年的日歷上還把這個日子作為血腥的星期日沉痛地用黑框框起來呢。我們這次是血腥的星期二。而就場地來說，這次可比彼得堡的場地寬敞多了：不是廣場，而是大草原，而且這裡沒有見證人，既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外國人。
哨兵們在昏暗中朝著營區胡亂開槍。不錯，射擊的時間不長，而且大部分子彈也許是朝高處打的，但是朝低處打的也不少：對每個人來說難道需要很多子彈嗎？子彈穿過工棚的薄牆傷害的不是那些沖擊勞改營監獄的人，倒是一些完全無關的人，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的。而受傷的人卻不敢去醫務室包扎，只得瞞住身上的傷口，讓它像狗身上的傷痕一樣自己長好，因為他怕主人根據槍傷把他定為暴動參加者。當局總得從這些外表上一樣的人們中間揪出一些來治罪呀！九號工棚有一個老頭兒被打死在自己床上，他的十年刑期眼看就滿了，過一個月就要被釋放。他有兩個兒子就同那些從了望塔上朝我們射擊的士兵們在同一種部隊裡服役。
沖過去的人迅速逃出了監獄院子，四散逃回各自的工棚（還得急忙把木梁和十字接頭重新安裝到床上，不能被人發現痕跡）。有些人聽到槍聲後認為應該坐在工棚裡不動，有些人則相反，急忙跑到外面去，盲目地在營區打轉，想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時全營區看不到一個看守的影子，軍官們也全不見了。營部的房間空空的，打碎的玻璃窗張著大口，有些恐怖。了望塔上的機槍不響了。個別好奇的人在營區內無目的地游蕩，企圖弄清真實情況。
我們勞改點的大門霍地打開了，一排警衛部隊的士兵端著沖鋒槍沖進來，任意打了幾梭子彈。沖鋒槍手進入大門後立即扇形散開。他們後面緊跟著一批怒容滿面的看守，手持鐵管、木棒之類隨手抓到的武器。
他們在搜索整個營區，波浪式地向各個工棚迫近。沖鋒槍沉默了，士兵們站住了。這時看守們便跑向前面，抓到一些受傷的或躲藏在角落裡的人劈頭蓋臉狠狠地毆打。
其一切我都是後來才了解到的。當時只聽到營區內響起密密麻麻的槍聲，黑暗中什麼也看不清，什麼也弄不明白。
我們工棚門口擠了很多人，囚犯們爭先恐後地盡快往工棚裡擠，反而誰也進不來（倒不是人們認為工棚的木板牆可以防止槍彈，而是因為他們在精神上已經不再是造反者了）。我這時正站在門前台階上。我十分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心情：我感到一種對於命運的厭惡的漠然態度，一瞬間對於得救或死亡似乎完全無所謂了。你們這些該詛咒的家伙為什麼老是糾纏著我們不放？我們生在這個不幸的國土上，一輩子蹲你們的大獄，就活該在你們面前有罪到死嗎？丑惡的苦役生活使我把一切都看得談了，厭倦了。甚至我平日小心翼翼地珍藏在心中的、尚未記錄下來的詩篇和劇本此時也都無所謂了。因此，當死神藏在士兵的軍大衣下面從營門向我逼近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想往門裡擠。這也就是當局迫使我們養成的那種苦役營囚犯的基本心理狀態。
門口空出來了，我們幾個人最後走進去。這時，忽然聽到身後響起一排槍聲，因為我們已進入屋裡，槍聲顯得特別大。三顆子彈擦過我們的身子並排打在門框上。第四顆子彈飄起來打在玻璃上，穿了一個周圍帶許多細小裂紋的小洞。
迫害者們並沒有跟著我們進工棚，而是把門反鎖上了。他們在營區繼續搜捕並毆打那些來不及跑回工棚的人，大約二十多人受槍傷和被打傷。有些人隱瞞了自己的傷，有些則被送到醫務室去，這些人下一步的命運就是；監獄、追查參加暴動的經過。
但是，這都是後來才知道的。當天夜裡工棚一直鎖著，第二天，一月二十三日早晨，也沒有允許各工棚的人在食堂見面：擔心我們互相串聯、摸清情況。有幾個工棚裡無人受傷，他們也不了解打死人的事，所以這天旱晨便又去上工了，包括我們這個工棚在內。
我們出工了，但在我們之後沒有一個作業班出來。工廠的生產線上空空的。派工員也沒有來派工，我們受騙了！
這一天我們在機械制造廠裡根本沒有心思干活。伙伴們在機床之間串來串去，或者坐在一起猜測昨天發生的事。同時也在討論：我們這樣當牛作馬、忍氣吞聲到底何時是盡頭。可是，已經被永遠地壓彎了腰的老囚犯們卻反問道：不忍受又能怎麼辦？難道從前沒有人被摧毀壓垮過嗎？（這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那些人們的人生哲學。）
傍晚我們下工回來時營區裡也是空蕩蕩的，沒有人走動，探子們很快就從其它工棚的窗下探回了消息：第九號工擁有二人被打死，三人被打傷，他們和旁邊的工棚今天從早晨就沒有出工。主人們把我們出工的事告訴了他們，指望他們明天能出工。但是，現在很明顯：明天我們也不會出工了。
給牆那邊的烏克蘭人也扔過去幾個紙條，把這個消息告訴他們，希望他們支持這一行動。
一次沒有准備的、甚至在思想上也還沒有考慮成熟的絕食罷工就這樣在沒有指揮中心、沒有商定聯絡信號、發育不全的狀態下開始了
後來，其它勞改營的做法是先掌握食品倉庫，然後拒絕出工，那當然比我們的做法聰明多了。我們的做法雖說不甚明智，但卻顯得更有氣魄：三千人同時拒絕了面包，也拒絕了工作。
早晨，沒有一個作業班派人到面包房去取面包，沒有人去食堂吃現成的粥和菜湯。看守們完全莫名其妙，他們三番五次地跑來催促我們去吃飯，一會兒威脅著趕我們去，一會兒又好言相勸：暫時只要求先去吃飯，只字不提出工勞動問題。
但是，誰也沒去。大家全都穿著衣服和鞋躺在各自的床上，沉默不語。只有我們幾個當班長的（在這火熱斗爭的一年我當了班長）不得不回答兩句，因為看守的話全是沖班長說的。我們也躺在床上，只是從床頭無可奈何地回答他們：
“長官，你看，不行啊！……”
這種不聲不響的一致抗命，抗拒一個從本原諒過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政權的命令，這種長時間的頑強的不服從，看來要比在槍彈紛飛之下奔走呼號更加可怕。
最後，看守們停止了勸告，鎖上了工棚的門。
後幾天進出工棚的只有值日人員，他們出去倒馬桶，拿飲水和煤來。公眾討論決定，只允許那些躺在醫務室的人不絕食，只允許擔任醫務工作和衛生員工作的囚犯本停止工作。伙房做好了飯，沒人吃，倒掉了；又做好，又倒掉了；於是伙房也就不再做飯。各處的雜役、幫手們似乎第一天去找過勞改營頭頭，說明他們沒有辦法再干活，然後就走開了。
這樣，主人們就再也無法看到我們並了解我們的真實想法了。監工們和奴隸們之間出現了一道真正的鴻溝。
一生中的這三晝夜是我們每個絕食參加者所永遠不會忘記的。我們並沒有看見其它工棚的同志，也沒有看見陳在那裡等待掩埋的屍體。但是，卻像有一條鋼鐵鏈條穿過空蕩蕩的隔離區把我們各個工棚的人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了。
宣布絕食的不是有皮下脂肪儲存的飽食終日的人。這全是些瘦骨嶙峋、體力衰竭、長年忍饑挨餓、勉強維持著某種體內平衡的人，是失掉一百克食物立即會感到身體不適的人。而且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跟大家一起絕食了，盡管明明知道三天的饑餓就足以無可挽回地把他們推向死亡。我們拒絕接受的食物，我們過去認為是叫化子飯的食物，如今在我們驚擾不安的饑餓的夢中卻變成了豐美的佳餚。
宣布絕食的這些人幾十年來所受到的是一條無情的、強者生存的法則的教育，一直認為“今天你死去吧，我還要活到明天！”乃是天經地義。可是，現在他們完全變了，他們爬出了那個腥臭的個人泥塘，結成同心，相信：今日大家一起死去也勝似明天這樣的苟活。
各工棚、各房間裡人與人之間出現了某種莊重而友愛的關系。不管誰保留下來的一點點剩余食物，特別是那些常收到郵包的人，現在全都交公了，全放在一塊鋪開的破布上，根據小組的決定，有些東西今天分吃，有些要留到明天。（個別常收到郵包的人可能還在私人食物儲藏室裡存有一些食品，但是，一則去儲藏室要通過營區，現在無法過去；再則並非所有的人都願意把全部積蓄拿出來：有人還指望絕食結束後好好“補養”一下呢。所以，和任何監獄一樣，絕食也並非對每個人都是同等的考驗，那些沒有任何儲存、沒有日後補養希望的人們這時才是表現了真正的英勇精神。）如果有大麥，就拿來煮成粥，用羹匙分著吃。為了把爐火升得更旺，就從床上拆木板燒。既然自身的生命都不一定能延續到明天，難道還捨不得公家的床板？
主人們將會采取什麼對策，誰也無法預料。說不定還會從了望塔向工棚開槍呢。他們讓步的希望很小。我們一生中從來就沒有見過他們作出過任何讓步。我們的絕食罷工使人感到某種絕望的痛苦。
但是在這絕望中也有某種令人寬慰的東西。我們邁出的這一步的確是無益的、冒險的，它不會有什麼好結果。這樣倒也好。我們的肚子餓，胸部疼痛，但是卻有另外的、某種更高的要求得到了滿足。在這饑餓的、漫長的三個白天和三個夜晚，三千人都在暗自思忖全體三千人的刑期、三千人的家庭和某些人的家破人亡，思忖著過去發生的事和將來可能發生的事。盡管在這許許多多的胸腔中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感情，也可能有後悔和失望，但壓倒一切的感情是覺得：就該這樣！就得跟他們干！沒有好結果就沒有好結果吧！沒有好結果才好呢！
這又是一條沒有研究透徹的規律——群眾的情感違反通常理智而普遍升騰起來的規律。我自己就十分明確地體驗了這種感情上的升騰。我的刑期只剩一年了。似乎我應該為自己被卷入這次事件而愁苦悔恨才對，因為參與這種事件之後是不會不重新判刑的。可是，實際上我卻沒有感到絲毫的遺憾：狗養的！隨你給我再判一次刑吧！……
第二天，我們從窗戶裡看到幾個軍官從一個工棚走到另一個工棚。值班看守打開工棚門，從走廊這頭走到另一頭，把身子探進每個房間招呼人（態度變得十分和藹，不像從前吆喝牲口那樣了）；“班長們！出來廣
我們開始討論了。決定問題的不是班長，而是全班的人。人們從一個房間到另一個房間去互相商量。當時我們還處於不穩定狀態：雖然確實清除了幾名眼線，但還有幾個可疑的人，甚至可以肯定還有眼線，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格涅拉洛夫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生活經驗告訴我們：許多今天為自由而絕食的罷工者，明天就有可能為了過安靜的奴隸生活而分化、分裂。因此，那些領導罷工的人們（當然有這樣的人）並不公開露面。他們沒有脫離秘密狀態，也並不公開掌權。班長們這時也拒絕負責任了。所以，表面上看，這似乎是沒有人領導的自發罷工，而且是聽其自然發展的。
最後，不知不覺中在某個地方作出了決定，於是，我們六七個當班長的便走到工棚人口的過道處去見耐心地等在那裡的勞改營長官們。（這裡就是前些時候挖地道的二號工棚懲戒室的人口處，他們的地道是從離這裡幾米遠的地方挖起的。）我們幾個人擠在牆角，眼睛望著地板，像石頭人似的一聲不吭。我們往下看，是因為誰也不願意再用以前那種阿諛的眼光看主人們，而如果在這時換成一副造反者的目光，則是不明智的。我們站立的樣子就像被叫到學校教導處的淘氣學生一樣：有氣無力地歪扭著身子，兩手插在褲袋裡，歪著頭，面向一旁：無法教育，蒸不熟煮不爛，拿他毫無辦法。
可是，人口兩旁的走廊裡這時已經擠滿了人，被前面人遮住的、站在後面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大聲說出了我們要說的話：我們的回答和各種要求。
戴藍邊肩章的軍官們（有幾個熟面孔，也有幾個新人）假裝作只看見幾個班長，只同他們說話的樣子。他們講話矜持而又克制，已不再威脅恐嚇了，但也還沒有完全變成同等相待的語調。他們說，復工和停止絕食似乎是符合我們的利益的，如果復工，他們不僅把今天的口糧發給我們，而且可以補發昨天的口糧。這可是古拉格群島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事！（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知道：饑餓的人是容易收買的！）他們根本末提懲罰二字，但也沒有回答我們所提的要求，就像我們並未提出什麼要求似的。
看守們站在軍官兩旁，都把右手插在衣袋裡。
走廊裡有人大聲喊道：
“依法懲辦開槍的罪魁禍首！”
“工棚的門不要上鎖！”
“拿掉身上的號碼布！”
其它工棚有人提出了對特別庭判決的案件重新進行公開審判的要求。
而我們這些班長們則像站在校長面前的頑皮學生一樣，心想：他要羅嗦到什麼時候呀。
主人們走開了。工棚又上了鎖。
盡管饑餓嚴重折磨著許多人，他們的頭腦已不能思維，終日昏昏沉沉，但是工棚裡沒有一個人說要讓步，沒有一個人流露出後悔的情緒。
我們在猜測，關於我們鬧事的消息會傳到多高的一級？內務部當然已經知道了，或者至遲今天應該知道。但是那個小胡子呢？要知道，這個屠夫可會毫不猶豫地下令把我們五千人統統槍斃呀。
傍晚，我們聽到不遠處傳來飛機的轟鳴聲，雖然這一天雲層很厚，不適於飛行。大家猜想，一定是飛來一位更高級的人物。
古拉格的兒子、有經驗的老囚犯尼古拉-赫列布諾夫已在勞改營呆了十九年，他一直和我們幾個班相處得很好。現在他是伙房裡的一名雜役。這天，他竟穿過營區大膽地從窗戶給我們塞進一小口袋黍米來，足有十來公斤。我們七個班把它平分了，為了不讓看守撞見，只好等到夜裡才煮成粥吃。
赫列布諾夫還給我們帶來一個沉重的消息：“長城”那邊的第二分部的烏克蘭人沒有聲援我們，他們昨天和今天都若無其事地照常出工。毫無疑問，他們收到了我們隔牆扔過去的紙條，他們也會聽到兩天來我們這邊鴉雀無聲，從工地的塔式吊車上可以看到自從那天夜間槍聲之後我們營區內已經兩天無人走動，他們已經兩天沒有在野外遇到我們上下工的隊伍了、知道是知道，但卻沒有聲援！那就是說，我們不是五千人，而是只有三千人……（後來我們得知：烏克蘭人的領袖們是一些年輕人，還不懂得真正的政治，他們當時認為烏克蘭有自己的命運，它與所謂的“莫斯卡理”——即俄羅斯人——的命運不同。當初他們是那麼熱心共同事業，現在卻離開我們退去了。這麼說來，我們不是五千人，而只有三千人。）
第二天夜晚、第三天早晨和白天，饑餓的魔爪一直在撕裂我的腸胃。
但是，當第三天早晨人數更多的契卡工作人員來到工棚，又把班長們叫到門口去，而我們這些滿心憤怨的、不可理解的、對一切都感到厭倦的人們又擠到兩邊走廊裡的時候，我們的一致決定仍然是：不讓步！我們的斗爭已經產生了慣性。
主人們今天卻只是給我們增添了力量，新來的一位長官是這樣對我們說的：
“彼斯強特種勞改營管理局請求犯人們用飯。管理局接受你們的一切申訴。它會查清這次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沖突的原因並將采取措施消除這些原因。”
是不是我們的耳朵不中用了？請求我們用飯！只字不提勞動！我們沖擊了監獄、打碎了玻璃和路燈、拿著刀子追趕看守，這一切原來都不是暴動，而是平等的兩方，兩個平等的方面，行政部門和犯人之間的沖突！
看來，只須我們兩天兩夜團結一致，就足以使那些主宰我們一切的人們改變腔調！我們一生中，不僅是身入囹圄之後，甚至身為自由人、身為工會會員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聽見過主人嘴裡說出這樣的甜言蜜語啊！
但是，我們的人卻慢慢地、不聲不響地散去了。因為誰也不能在這裡做出決定，甚至不能應允要做出決定。班長們也低著頭走開了，雖然特別勞改點的首長叫著每個人的名字想留住我們，但我們還是頭也不回地走開了。
這就是我們的回答。
工棚又銷上了。
主人們從外面看ˍ這些工棚仍然是沉默而絕不退讓的。但在其內部，各作業班之間，正在展開一場十分激烈的討論。誘惑力太大了！主人們和善的語氣遠勝於威脅，深深感動了這些質樸而從不苛求的人們。有些聲音主張讓步。的確也是，還能爭取到什麼更好的結果呢？！……
我們疲倦了！我們想吃飯！把我們的情感聯結起來並使它上升到高處去的那一神秘法則現在仿佛顫抖起來，開始往下沉了。
但是，有一些幾十年來緊閉著的口、生來就一直沉默或許本來要沉默到死的口，這時卻張開並開始說話了。人們傾聽著他們的話，當然，那些尚未被殺死的眼線也在聽。這個剛剛開始發音的喉嚨（在我們屋裡是德米特裡-帕寧），這條喉嚨發聲了，只說了幾分鍾，可是日後它卻不得不為這幾分鍾的講話付出重大代價：要加判刑期，要在那為自由而顫動過的喉嚨上套上絞索。但是，不管怎樣，這條喉嚨裡的聲帶總算第一次盡了它的天職。
現在讓步？這等於憑口頭保證而投降。誰的口頭保證？是監獄看守的，勞改營鷹犬們的口頭保證。有多少座監獄，有多少座勞改營啊！難道這裡面的人曾經履行過哪怕一次諾言嗎？！
多年沉積在心底的痛苦、委屈、受人戲弄的往事的沉渣一齊翻騰上來了。是啊，我們剛剛第一次走上正確的道路，難道這就退讓？我們才初次感到e已是人，難道馬上就要投降？仿佛一陣炙人的、凶惡的旋風使我們打了一個寒戰。必須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他們還會說得更好聽呢！他們還會讓步I（可是，到底該在什麼時候相信他們的哪一句話呢？這一點仍然不明確。被壓迫著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相信、要讓步……）
蒼鷹）。我們全室二百人的情感凝集成的這只蒼鷹。似乎又擊翅高飛了！它又翱翔在晴空！
我們又全都躺下了。為了節省自己的力氣。我們盡量減少動作，不說閒話。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還要思考。
工棚裡剩下的一點食物早已吃完。誰也不再煮東西吃了。屋內一片寧靜，誰也不動，只有幾個俯身在窗口擔任觀察任務的年輕人時而說一兩句話：向大家報告營區內的動靜。這幾個剛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激情滿懷，戰勝饑餓，寧願在剛踏進生活之門時死去，也不肯屈服。他們這種決心引起我們的愛戴和欽佩，我們羨慕他們，深感自己的頭腦理解真理太遲，自己的脊梁骨已經僵化於彎曲狀態了。
我想，現在可以舉出其中幾個年輕人的名字了：亞涅克-巴拉諾夫斯基、沃洛佳-特羅菲莫夫，還有鉗工博格丹。
突然，第三天傍晚，當夕陽快要沉入地平線的時候，觀察員們用遺憾的激動的聲音向大家報告：
“九號工棚！九號工棚投降了！……九號的人正朝食堂走去！”
大家立即從床上跳起來。對面一排房間的人也擠到這面來。我們趴在上下層床鋪上，隔著前面人的肩膀、透過窗上的鐵柵欄往外看，一聲不吭地看著這支隊伍的可悲的行進。
二百五十個本來已經是黑暗的、在夕陽反照下顯得更加黑暗的人影，排成一支可憐、馴順、屈辱的長隊，斜穿過營區朝食堂魚貫走去。他們的身影一個個在夕陽的余輝中閃過，像是一根連結得不牢固的沒有盡頭的鏈條，像是後面的人抱怨前面的人走去，因而才無可奈何、滿心不快地跟著走去似的。有一些嚴重衰弱的人由別人扶著或拉著走。他們那蹣跚的身影，就像許多引路人牽著許多盲人走去一樣。不少人手裡拿著小鍋或茶缸。拿著這可憐的勞改營餐具，是指望今天的晚餐對於已經收縮的腸胃來說將過於豐盛，吃不下去，所以要把剩下的帶回來。因此，像乞丐討飯盆一樣伸到面前的小鍋和茶缸使人看了尤其感到奴隸般屈辱，尤其令人痛心。
我感到眼淚奪眶而出。我擦掉它，往旁邊瞟了一眼，同伴們的臉上也掛著淚水。
第九號工棚的意見是決定性的。他們那裡被打死的人從星期二晚上開始已經在工棚裡停屍四晝夜了。
他們向食堂走去，這就是說，為了一份口糧，為了一碗粥，我們決定寬恕那些殺人犯了。
九號工棚是個饑餓的工棚。那裡的作業班都是干各種雜務勞動的，他們很少有人收到郵包。那裡有許多干瘦得快死的人。也許是因為怕工棚裡增加新的屍體才投降的吧？……
我們默默地離開窗戶。
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真正懂得了什麼叫波蘭人的驕傲，懂得了他們歷史上那些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起義是怎麼回事。前文提到的那個波蘭人工程師尤裡-文格爾斯基現在在我們班裡。他的十年刑期已經到最後一年了。他平常總是彬彬有利，和藹可親，甚至在他當施工員時也從未聽到他對誰高聲說過話。
可是現在，他的臉突然變色了。一看見這個走去請求施捨的隊伍，他憤怒地、輕蔑地、痛苦地扭過頭去，挺起胸膛滿腔憤恨地高聲喊道：
“班長！不要叫醒我去花晚飯，我不去！”
說著，他爬上“小車廂”躺下，轉臉朝牆……再也沒有起來。我們晚上也去食堂吃飯了，可他沒有起來！他從來沒有收到過郵包，他孤獨一人，經常吃不飽，可是，他沒有起來！對他來說，熱氣騰騰的稀粥的影象遮不住無形的自由的高大形象！
假如我們所有的人都這麼驕傲而堅強的話，世界上哪個暴君還能夠維持住他的寶座呢？
第二天，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天。可是並沒有趕我們去勞動以彌補耽誤了的工作（勞改營頭頭們肯定在擔心完不成計劃），只是給我們吃飯，發給前兩天的糧食，讓我們散步。大家在工棚間串來串去，互相談著這幾天是怎樣度過的，總的情緒是歡樂的，似乎我們贏了，而不是輸了。何況已變得溫和些的主人還答應滿足我們的一切合法要求呢！（但是，什麼是合法的？這由誰來判斷？……）
這時發生了一件小事，但它預兆不祥：有一個叫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的“母狗”逃跑到崗樓裡去了。這些日子這個家伙一直和我們在一起，他聽到了許多人的談話，看到過許多人的眼神。那就是說，他是去出賣我們的，而且想留在生活區外躲過我們的刀子。
波諾馬廖夫的逃跑使我徹底認清了刑事犯的本質。他們那虛假的義氣，實質上不過是他們幫派內部彼此應盡的義務。而當他們被卷進革命旋渦時，他們肯定要干出卑鄙勾當。他們只能理解力量，而不可能理解任何原則。
可以預料，正在准備逮捕肇事者。但是宣布的卻恰恰相反，當局宣布：已從卡拉干達、阿拉木圖、莫斯科派來專人組成的委員會。要對這次事件調查處理。在滴水成冰的嚴寒裡，營區中部擺起一排桌子，幾個穿白色短大衣和氈靴的軍官端坐桌旁，聽取囚犯們的申訴。許多人去了。申訴了。記錄下來了。
星期二早點名之後，又把班長們全召集去“提意見”。其實，這不過是一個卑鄙的新花招，是另一種方式的偵訊：他們知道犯人們憋了一肚子活，所以先讓人們把話說出來，然後便可以更准確地進行逮捕。
這是我當班長的最後一天。我身上的腫瘤近來生長很快，我一直拖下來沒去動手術，總想等到一個比較“合適”的時間。一月間，特別是絕食的那些不幸的日子，腫瘤幾乎每日每時都在增大。這樣，它本身就替我作出了決定：現在是最合適的時刻。所以，絕食剛結束，各工棚一打開，我馬上去看病，醫生決定立即給我動手術。現在我就是作為班長去參加這最後一次“提意見”會的。
會場設在浴室的脫衣間，這裡比較寬敞。一排理發椅子前面擺了一張長桌作為主席台，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內務部的一名上校，幾名中校，還有幾名下級軍官，我們勞改營的長官坐在他們背後的第二排，根本不顯眼。第二排還有記錄人員，整個會議期間他們都在緊張地寫。第一排有個人專門向記錄員重復發言者的姓名。
主席台上比較突出的是特別處或是機關裡來的一名中校，此人聰明伶俐、思想敏捷、善於抓住問題，是個奸詐的、干練的壞蛋。他那高高的額頭、狹長的面孔和敏捷的思路，說明他遠遠不屬於這群昏庸無能的官僚之列。
作業班長們都不願意講話，他們幾乎是從密密麻麻的會場裡被硬拉起來講話的。每當他們開始講到自己的“案情”，主席台上就打斷他們，請他們解釋：為什麼這裡的囚犯們要殺人？罷工的目的是什麼？……假如某個倒霉的班長試圖認真回答這些問題，說明殺人的原因和囚犯們有些什麼要求，那麼，主席台上的幾個人就會一起撲向他：你怎麼知道的？那就是說你也和匪徒們有聯系嘍？請你說說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這樣“正大光明地，以完全平等的態度”來判定我們所提的要求是否“合法”的……
最經常打斷囚犯班長們發言的就是那個高額頭的壞蛋中校。他能言善辯，而且他與我們不同，他是處於不受懲罰的優越地位的。他善於用一些尖刻的話打斷人們的發言。已經形成了這樣一種局勢：似乎他們在指責我們，而我們則在為自己辯護。
我禁不住怒火沖上心頭，下決心要挫敗他。我請求發言，報了自已的姓名（有人立即像回聲一樣把我的姓名向記錄人員重復一遍）。我從長凳上站起來。我清楚地知道在座的囚犯中間不見得誰會比我能夠更快地說出一個語法正確的完整句子。但是，我能夠對主席台上這些人說些什麼呢？這一點我卻一點也沒有想好。把我在這本書裡寫下的一切，把我們多年的苦役刑期中體驗的和絕食中所思考過的一切全都講給他們聽嗎？那與講給大猩猩聽沒有什麼區別。這些人仍然算是俄羅斯人，也還能聽懂幾個簡單的俄語句子，諸如：“請允許我進去！”，“請允許向您報告！”之類。但是，當他們像目前這樣坐次長桌子後面，排成一排，把他們那一張張同樣都沒有靈魂、沒有思想、喂養得白白胖胖的嘴臉陳列在我們面前的時候，那就十分明顯：他們早已完全蛻變成另外一種獨特的生物，因而，我們和他們之間原來僅存的那一點點語言聯一系也就無可挽回地斷絕了。剩下來的唯一聯系便是子彈的聯系了。
只有那個長臉高額頭的家伙還沒有完全變成猩猩，他能聽清並聽懂我的話。我剛說了幾句，他就企圖打斷我。於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之間展開了一場閃擊對話比賽。
“你在哪兒勞動？”
（請問，在哪兒勞動有什麼相干？還不都是一樣嗎？）
“在機械制造廠！”我扭頭擲給他一句，立即更快地繼續講我原來要講的話。
“就是制造刀子的那個地方吧？”他正面直接向我打來。
“不！不是。是修理步行式掘土機的地方！”我也毫不客氣地旁敲側擊（我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怎麼會有這麼清晰明快的思路）。
我迅速地、不停頓地繼續闡述自己的意見，也是想讓他們學會首先老老實實地聽聽別人講話。
那個中校藏到桌後不作聲了。可是，突然又從桌下跳出來咬了一口：
“是匪徒們叫你來當代表的吧？”
“不！是你們叫我來參加會的！”我也單刀直入，回敬一句，馬上慶祝勝利似地繼續講自己的話。
後來這個家伙又跳出來兩次，被我一一頂回之後才算完全沉默了。我勝利了。
勝利了，可是，為了什麼呢？一年！我的刑期還剩一年。可這一年卻壓制著我，使我的舌頭無法對他們說出他們應該聽到的話。我本來可以在這時發表一篇不朽的演說，但是那樣的話，明天我就會被槍斃。如果我的演說能夠向全世界播送出來，即使明天槍斃我，我也還是會發表它的。但是，不，這裡的聽眾太少了。
因此，我並沒有向他們指出這裡的勞改營是法西斯式的，它是政權蛻化變質的標志。我只限於在他們伸長的鼻子前面撤一些煤油以破壞他們的嗅覺。我認出在座的有警衛部隊長官，於是我就訴說警衛人員們往蘇聯軍人臉上抹黑的不體面行為；他們幫助偷竊建築材料，並且態度蠻橫粗暴，以至墮落成了殺人犯。我接著就描繪了勞改營的看守人員，他們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常常強迫囚犯替他們偷竊建築材料（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不過帶頭人就是坐在這裡主席台上的軍官們）。這些人的行為對於希望得到改造的囚犯們起著多大的破壞改造的作用啊．！
我自己也不喜歡我的發言。要說收獲，我只是在速度上占先，贏得了一些時間。
在我爭得的一片寂靜中，一位姓梯的作業班長站起來了。他由於過分激動，或者是生性如此，說話慢吞吞的，有些口齒不清。他說：
“從前我同意別人的說法……說我們的生活……像狗一樣
主席台上那個中校立即豎起了耳朵。發言者的光頭很難看，他那變得殘酷可怕的臉是很難找到合適的字眼兒形容的。只聽他接著說：
“可是，如今我發現，這種說法不對。”
那個機靈鬼立即又眉開眼笑了。
“我們的生活……遠遠不如狗！”姓梯的班長大聲而有力地說，語調突然一變。在座的班長們全緊張起來了。只聽他迅速地說：
“狗只是在頸套上帶一個號碼，我們身上有四塊號碼布。人們用肉喂狗，可我們吃的是魚骨頭。人們不叫狗去蹲禁閉，了望塔上不向狗開槍，也並不給狗判二十五年苦役！……”
現在即使再打斷他也不要緊了，他已經把主要的話全說出來了。
接著，切爾諾戈羅夫站起來。他首先說明自己曾榮獲蘇聯英雄稱號，然後發了言。還有另一個班長也要求發言。他們的發言都很勇敢而熱情。主席台上的人不斷重復他們的姓名。
也許他們所作的這一切將給我們帶來滅亡……也許這堵可詛咒的牆只是由於他們頭顱的撞擊才會被摧垮。
會議以雙方平局結束。
隨後的幾天很平靜。再沒有看見委員會的影子。勞改營的日子按部就班地流逝，好像什麼也未曾發生過。
警衛把我送進烏克蘭人分部的醫院。絕食斗爭之後我是第一個到這邊來的囚犯，是第一個信使。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外科醫生揚琴科把我叫去給我檢查，但是，他問的和我回答的都不是關於腫瘤的問題。他對於我的腫瘤並不在意，而我也因為遇到這樣一位可靠的醫生而高興。他詳細地盤問絕食斗爭的情況，他的臉色由於我們共同的痛苦而顯得陰沉了。
啊！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我們對同樣東西的感受有多麼不同啊！就拿我這腫瘤來說吧，看樣子它像是癌瘤。要是在獄外的話，它會是個多大的打擊，會帶來多少痛苦和親人們的眼淚啊！可是在這裡，在這很容易身首分離、一命嗚呼的地方，同樣的腫瘤卻僅僅成了一個可以使我暫時躺下休息幾天的理由，我甚至很少想到它。
我躺在醫院，同那個血腥的夜晚受傷和被打成殘廢的人們躺在一起。有些人被看守們打得通體鱗傷，身上連一塊可以躺下的好地方都沒有。有個高個子看守打人特別狠，用鐵管子打。（看，我的記憶力有多壞！怎麼也想不起這個看守的姓名來。）有人已經因傷重死去了。
可是新聞卻接踵而來：“俄羅斯人”分部裡開始鎮壓了。已經抓走四十人。當局擔心引起新的騷亂，這次改變了作法。他們直到最後一天還是和往常一樣態度和善，仿佛正在檢查自己人中間究竟是誰犯了錯誤。只是到了計劃好的那天，當各個作業班已經走出生活區大門的時候，囚犯們發現等待押送他們的衛兵比往常多兩三倍。主人們設計的抓犧牲品的辦法是，既使囚犯彼此不能相顧，也使他們無法利用工棚的牆和建設工地。把各班帶出營區後，在經過草原尚未到達勞動工地時，警衛隊長突然下令：“立定！舉槍！准備戰斗！子彈上膛裡囚犯全體坐下！我數三個數，不坐下就開槍！坐下，全坐下！”
又像去年耶穌受洗節那樣，受騙的囚犯們無可奈何地被釘在大地上。這時，帶隊軍官取出一張紙，按名單叫人名和號碼，被叫的人必須馬上起立，離開這無力的人群，走到警衛線外去。然後這幾個騷亂者便由另一隊衛兵押回去，或者是開來一輛囚車把他們運走。已清除掉發酵酶的、剩下來的人又站起來被趕去勞動了。
教育我們的人們就是這樣向我們說明了：到底能不能在某個時候某件事情上相信他們。
空下來的營區裡也同樣往監獄裡揪人。雖然前些時候的罷工被那四米高牆阻擋住，未能進入烏克蘭人分部，但是“逮捕”這只禿鷹卻張開翅膀飛越高牆來到了這裡，把烏克蘭人一個個啄去。正是在預定給我作手術的前一天。外科醫生揚琴科被逮捕入獄。
是逮捕入獄還是轉押到別處去，這時已經不大容易區別了，現在主人們不像開始時那麼謹慎了。有幾批犯人（每批二、三十人）被押到別處去了。突然，二月十七日，開始集結一批七百人左右的解送隊，而且對這批人管制特別嚴厲：遞解犯出營門後全戴上手銬。命運的報復！烏克蘭人，就是那些為了保全自已而拒絕支援俄羅斯人絕食罷工的烏克蘭人，在這支隊伍裡比俄羅斯人還要多。命運的懲罰；
不錯，一在臨行前不久他們也為我們失敗的罷工鳴過禮炮：新建的木材加工聯合企業裡好幾處同時發生原因不明的火災（我確切地知道有人放火），二小時內使三百萬盧布的財產化為灰燼。（哈薩克斯坦一向缺少木材，盛產石頭，可是不知為什麼這個聯合企業卻完全是用木材建築起來的。）對那些被拉去槍斃的人們來說，這就好像是為海上強人們舉行的葬禮，即按照斯堪的納維亞的古代風俗，在焚化英雄屍體時把他的大船同時燒掉。
我躺在手術後的休養病房裡。病房裡只有我一個人；近期來勞改營裡一直亂哄哄、所以沒有讓任何人住院，醫院裡十分寧靜。我住在醫院工棚盡頭的一間。再往前走就是停屍房，被打死的科恩菲爾德大夫的屍體已經在那裡放了多日，誰也沒有時間去理他。（每日早晚兩次看守來點名。他走到我的房門前就不再往前去了：為了省事，他朝著停戶房和我的房間把兩手一攤，說；“這裡還有兩個。”就把人數寫在牌上。）
帕維爾-巴拉紐克這次也被編入七百人的解送隊，他竟能通過各條警戒線來到我的病房同我擁抱告別。我們覺得不僅我們勞改營一處，而是普天下全在震動，到處都在受到暴風雨的沖刷。我們仿佛被颶風所拋擲。我們無法理解外界仍舊像從前一樣死氣沉沉、寂靜無聲。我們感到自己像是處在大浪的浪尖上，腳下有某種東西正在被淹沒。而假如我們有朝一B能夠再見面的話，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家。但是，誰知道會怎麼樣呢。別了，我的朋友！別了，朋友們！
歲月慢慢地流逝。這是一個遲鈍而令人疲憊的年頭，是我在埃克巴斯圖茲營的最後一年，也是“群島”上斯大林時代的最後一年。關進監獄的人中間只有少數幾個被放回來了，因為實在找不到他們的任何罪狀。大多數人，我多年來真正了解而熱愛的許多人。被押送走了：有的送去重新判刑；有的在檔案上添上一個永遠抹不掉的記號送進了隔離所（盡管本人早已成為可愛的天使）；有的送去傑茲卡茲甘礦山勞動；甚至還押走一批所謂“心理不健全的”人，包括愛詼諧的基什金，醫生們把沃洛佳-格爾舒尼也塞進了這一批。
押走那些人之後，躲在“儲藏室”的眼線們又一個個爬出來了。起初他們還膽怯，還瞻前顧後，但不久就放肆起來。瓦洛吉卡-波諾馬廖夫這個叛徒也回到工棚來了，他本是一個普通車工，現在竟當了負責收發囚犯郵包的雜役，也就是說，不幸的犯人家屬千辛萬苦收集到並且寄來的一點點十分寶貴的東西，現在竟被老契卡人員馬克西緬科少校交給這個慣偷去負責分發了。
現在，行動人員又可以隨便把什麼人叫到自己辦公室去問話了。這是一個十分沉悶的春天。那些頭角比較突出的人如今都急忙彎下腰去，隱藏起來。我沒有再擔任班長職務（這時要當班長的人又多起來了），而是在鑄造車間當一個幫工。這一年的勞動很累，這也是有原因的：勞改營管理局在摧垮我們的一切希望和請求之後，作為唯一的讓步，決定允許我們實行經濟核算制，即我們的勞動成果不再由古拉格群島這個永遠填不滿的血盆大口完全吞噬掉，而且開始計價，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算作我們的勞動所得（其余的上繳國家）。這個勞動所得的百分之七中由勞改營收繳作為勞改營維持資，用來養活警衛和軍犬，維修鐵絲網和強管棚，供養行動特派員、監獄看管人員、書信檢查人員、教育人員——總之，那些沒有他們我們就無法活下去的所有人員。盡管如此，剩下來的百分之十一三個總還是能夠記到囚犯個人名下的。每到月底，雖然不能把這些錢全部換成勞改營的內部流通券，但其中一部分（如果你在此期間沒有犯任何錯誤、沒有遲到和惡劣表現，沒有惹長官生氣的話）是可以換成內部流通券使用的。規定的制度是。你流的血汗越多，你的所得就越接近百分之三十。而如果沒有干到足夠的數量，那麼你的勞動成果就會全歸勞改營所有，自己分文也拿不到。
面大多數人（噢，這是我們歷史上的大多數，而用剝奪的辦法制造出來的大多數尤其如此！）卻貪婪地、滿心歡喜地接受了主人的這一“讓步”，於是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放到勞動上去，只想掙到一點錢可以到小賣部去買點煉乳、人造黃油、劣等糖果，或者到“營業食堂”去再買一份晚餐吃。因為完成的勞動定額是按作業班計算的，所以連那些不願為了一塊人造黃油而犧牲自己健康的人也不得不為了集體而勞動。
給營區送影片來的次數也比以前多了。這裡也像所有集中營、農村和偏僻山村的情況一樣，根本不把觀眾放在眼裡，從來不事先宣布影片名稱。本來嘛，喂豬的人就從來不事先通知豬往槽子裡倒什麼飼料。反正這些囚犯總會在拉上窗簾之前一小時就爭先恐後地擠到食堂去搶占座位的，根本不考慮放映的影片值不值得這樣。（可是，這些人不就是冬季那麼英勇地經受過絕食斗爭考驗的同一些因犯嗎！？）
“面包和馬戲！”“……這是一種多麼古老的辦法啊！我們甚至不好意思再來重復對它的評論了……、經過多年饑餓的人希望飽餐一頓，這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當我們在這裡飽餐的時候，我們的同伴們，那些發起斗爭的，那些在一月斗爭的日子裡曾在工棚中高喊“絕不投降！”的人，甚至一些與任何事都毫無關系的人，如今卻在某地受到審判，有些人被槍斃，有些人加判刑期後押到完全與世隔絕的隔離區去了。有些人正受到無休止的折磨，關進牆上劃滿十字的死囚牢去“受啟發”；而某個毒蛇少校會走進死回牢笑瞇瞇地對你說：“噢，你是帕寧！我記得你，記得你。我們就是審理你這個案件的！嗯！我們會替你辦手續的！”
辦手續！這個字眼可真不壞。可以辦把你送往陰曹地府的手續，也可以辦關禁閉一天的手續，連發給你一條舊褲子也得辦手續。到底他們打算管你辦什麼手續？但是。牢門又呼地一聲關上，那條毒蛇莫名其妙地微笑著走開了，留下你去胡思亂想吧，你為此可以整整一個月睡不著覺，好像用自己的腦袋去撞石牆，弄不明白……
這一切只是說起來很簡單。
忽然，埃克巴斯圖茲營又編組了一個二十來人的解送隊。這個解進隊有點奇怪：召集這些人去的時候並不像往常那樣匆匆忙忙，沒有采取進一步的嚴厲措施，沒有隔離，很象是叫去釋放他們的，可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滿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受過虐待的，’沒有一個蹲過禁閉或懲戒班；他們都是些模范囚犯，是當局滿意的人，其中包括：大膽而狡猾的汽車修理班班長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格涅拉洛夫，平常總像是大大咧咧的機床工、作業班長別洛烏素夫，工藝工程師古利佳耶夫，道貌岸然、活像一位國務活動家的莫斯科設計師賴科夫，和藹可親的“自己人”、生就一張油光光的大餅臉的鉗工葉尼卡-米留科夫，還有一名鉗工格魯吉亞人科基-科切拉瓦，他是一個很喜歡講道理的人，尤其善於在群眾面前維護真理。
把他們押到哪兒去呢？從這些成員來看，不像是押去懲戒營。囚犯們都對這批人說：“一定是把你們送到好地方去！以後你們就不受看管了戶可是這批人中卻誰也沒有露出笑容。他們只是無精打采地搖搖頭，繼續整理自己的東西，像是連自己的東西也想扔下不帶似的。全都是一副懊惱而沮喪的樣子。難道他們捨不得離開這個騷亂不安的埃克巴斯圖茲？他們甚至在告別的時候也語無倫次，神情極不自然。
這批人被押走了。
並不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忘掉他們。但是，三個星期之後，有人傳說；那批人又被押回來了！押回來？是的。全押回來了？是的。不過他們現在住在營部工棚裡，都不願意回到自己原來的工棚。
難道這些叛徒也要罷工？！埃克巴斯圖茲營的三千人罷工事件還真缺少這麼一個細節呢！噢，怪不得他們當初那麼不願意走！當他們在偵查人員辦公室出賣我們的朋友並且像叛徒猶大一樣簽署供詞時，他們原指望這一切都會永遠是人不知鬼不曉的。本來嘛，我們國家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政治告密館被認為是不容置辯的文件，而告密人的名字則是永遠不會暴露的。但是，在我們這次罷工中卻出現了某種必要的因素，迫使勞改營主人不得不在卡拉干達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正式審訊。（是不是必須在他們的上司面前為自己開脫？）因此，便在同一天把這些家伙帶去作證了。這些人聚到一起各自心懷鬼胎，交換了一下眼光，便互相認出來了，而且終於明白了：他們都是被帶去在法庭上作證的。其實，到法院去對他們來說也是無所謂的，他們並不在乎。但是，他們了解古拉格群島戰後時期的一條規定：由於臨時需要而被提審的犯人，事後必須被送回原勞改營。他們怕的是這一手。不錯，當局曾經答應作為例外把他們留在卡拉干達監獄！甚至還發出了一紙命令。但是，不行，這不合手續，卡拉干達監獄拒絕收留。
這樣，他們輾轉旅行了三個星期，從“澤克車廂”被趕進遞解站，又從遞解站趕上“澤克車廂”……押解兵對他們喊叫：“坐下！”搜他們，拿走他們的東西，把他們趕進浴室。給鹹魚干吃而不給水喝……總之，也像折磨那些不討主人喜歡的普通犯人一樣折磨他們。然後。把他們押上法庭。在法庭上他們又一次看到被他們出賣的人們，他們便把這些人的棺材上的釘子進一步牢牢釘死，給他們的死囚車又加上幾把鎖，使他們漫長的刑期再回到原來的起點，從頭開始……完成這一切之後，又把他們經過各遞解站被送了回來，並且作為已經暴露的叛徒被拋歷了原來的勞改營。
他們已經沒有用處。告密者也像渡船工一樣，過河以後就不需要了……
表面看來，勞改營不是已經被壓服了嗎？不是押走了上千人嗎？難道還會有人妨礙眼線們到主人辦公室去匯報嗎？……可是，他們卻不願意離開營部，不願回到原來的工棚！他們“罷工”了！只有科切拉瓦一個人壯著膽子繼續裝出從前那副“主持正義者”的樣子回到了原來的工棚，並對大家說；
“誰知道為什麼把我們押走！押著我們轉了好幾個地方，結果又押回來了……”
但是，他的膽量只支持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回營部找自己人去了。
啊？那就是說，過去的一切並沒有白白過去！我們的同志們並沒有白白倒下或被關進監獄。勞改營裡的空氣已經不能再恢復到原先那種令人窒息的狀態了。雖然卑鄙的勾當又有所抬頭，但它的基礎很不穩固。人們現在公開地在工棚裡談論政治。沒有一個派工員或班長再敢踢囚犯或者向他搶拳頭了。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做把刀子是很容易的，把刀子插入肋下也很容易。
我們這個小島開始震蕩了，它游離了“群島”……
不過，這只是在埃克巴斯圖茲有所感受，在卡拉干達就未必能感覺到了。而在莫斯科則幾乎肯定是感覺不到的。特種勞改營體制在一處、兩處、接著又在第三處開始崩潰了，但是慈父和導師對此卻一無所知。‘當然，人們也不會向他報告這些（何況他自己向來不善於放棄任何東西。所以，只要他座下的椅子不著起火來，他就絕不會放棄苦役營）。相反地，他還計劃在一九五三年進行一次大逮捕呢。（不知是否為了准備新戰爭？）為此，他在一九五二年擴大了特種勞改營體制。例如，埃克巴斯圖茲營原來是斯捷普勞改營的分部，後來又劃歸彼斯強勞改營，而在一九五二年卻升格為一個新成立的額爾齊斯河畔大型特種勞改營（暫稱為達裡拉格）的總分部了。因此，除了原有的大量奴隸主之外，又有一大批寄生蟲——勞改營管理處的成員——被派到埃克巴斯圖茲來，我們必須用自己的勞動也來養活這批人。
據說，不久就會押來大批新犯人干活了。
可是，“自由”這個傳染病此時卻也不勝前走。在這“群島”上還能把它藏到哪裡去呢？就像當初從杜波夫卡押來的囚犯把它帶給我們一樣；如今我們這裡的人又把它帶往別處。那一年春天哈薩克斯坦所有遞解站的廁所牆上都出現了用指甲劃出或用小刀刻出的口號。“向埃克巴斯圖茲的戰士們致敬！”
第一批解走的約四十名“騷亂骨干分子”和二月那一大批人中間有二百五十名“最凶惡”的人被送到肯吉爾（傑茲卡茲甘車站，肯吉爾村，斯捷普特種勞改營的第三分部，也是斯捷普勞改營管理局所在地。大肚子上校切切夫就在這裡）。其余的埃克巴斯圖茲的懲戒犯被分別送進斯捷普營的第一分部和第二分部（礦山）。
為了恐嚇肯吉爾營的八千名囚犯，當局向他們宣布：新來的這批人都是匪徒。從車站押往肯吉爾監獄的路上是戴著手銬的。我們掀起的運動就是這樣作為一個被鎖住的神話來到了當時還處於勞動氣氛中的肯吉爾，來把它喚醒。這裡此時也像一年前的埃克巴斯圖茲一樣，仍舊是由告密和拳頭統治著的。
我們這二百五十人在監獄裡一直被關到四月。這時，肯吉爾營的首長費多托夫中校認為我們已經被嚇住，決定把我們帶去勞動。這個營裡總共有統一供應的共產黨最新型號的鍍鎳手銬一百二十五副，兩個人戴一副恰好夠用（肯吉爾營之所以接受二百五十人，可能就是由手銬的數目決定的）。
囚犯們的一只手同另一個人的手一起銬住了，還有一只手可以活動。也就是說，還能活下去！這支隊伍裡不少人在勞改營監獄裡呆過，很有經驗，也有些久經考驗的逃跑者（騰諾也分在這一批裡），他們都十分了解手銬的特點。於是他們便向同行列的人說明：只要有一只手能夠活動，用一根針，甚至連針都不用，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把手銬摘掉。
隊伍來到勞動地點後，看守們為了不耽擱勞動時間，便同時在隊伍的各個地方開始給囚犯摘手銬。這時那些巧手們便把自己的和旁邊人的手銬摘下來藏在衣襟下面。“我們的手銬剛才已經被那位看守摘去了！”看守們根本沒想到要在囚犯去勞動之前先數一數手銬。囚犯進入勞動場地時是從來不搜身的。
這樣，第一天出工我們就從一百二十五副手銬中拿走了二十三副！進入勞動場地後，人們用石頭或錘子把它砸碎。但是很快就想出了更好的辦法：把手銬用防水油紙包起來，埋到當天正在修建的房屋牆壁或地基裡（當天修的是肯吉爾文化宮對面的第二十住宅段），而且油紙包裡還加上一張並不含蓄的附言：“子孫後代們！這些房子是由蘇聯奴隸們建造的！他們戴的就是這種手銬！”
看守們氣急敗壞，不住地咒罵“匪徒”，往回走的時候只好找一些生了銹的舊手銬來給人們戴上。但是，不管他們怎樣小心，進生活區之前又被偷去了六副。第二天和第三天又接連丟失幾副。據說每副手銬的價格是九十三盧布。
結果，肯吉爾營的主人不再讓囚犯戴著手銬去工地了。
你只有斗爭才能爭取到自己的權利！
五月間，開始把埃克巴斯圖茲營來的人逐漸由監獄分到普通管區去。
現在該使肯吉爾的囚犯們開開竅了。開始，一只是向他們作了一個小小的表演；從前雜役們到小鋪子裡買東西向來是合法地不排隊的，這次人們卻把一個沒有排隊的家伙差一點掐死。這就足以傳遍全營區了：要發生新鮮事了！有戲看了！這批新人可不像我們K也不能說在此之前傑茲卡茲甘勞改營的囚犯完全沒有觸動眼線。不過，那還是個別現象，沒有形成潮流。一九五一年，盧德尼克監獄就曾有人搶了看守的鑰匙，打開早已看准的那間牢房，殺死了眼線科茲烏斯卡斯。）
如今肯吉爾營裡也建立起兩個秘密“中心”，烏克蘭人的和“全俄”的。為進行“屠宰”准備了一些刀子和面具。於是，故事又從頭開始了。
眼線沃伊尼洛維奇在牢房窗戶的鐵柵欄上“上吊”了。又有兩個人——一個叫別洛科佩特的班長和一個在國內戰爭時期當過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並與杜托夫的軍隊對峙過的、思想正統的眼線利夫希茨——被殺死了。（利夫希茨在盧德尼克勞改營分部的文教科平平安安地當了好久圖書管理員，但是他的壞名聲傳出來了。所以他到達肯吉爾的第一天便被殺死了。）還有一個匈牙利人警備隊長在浴室附近被人用斧頭砍死了。這時，曾經當過蘇維埃愛沙尼亞共和國部長的薩烏埃爾第一個開辟了通向“儲藏室”的道路——他逃進了監獄。
不過，勞改營主人也已經知道該怎麼辦。在這裡、四個勞改營分部之間的界牆早已修好，如今他們想把每個工棚都用牆隔起來，八干名囚犯在業余時間又開始砌牆了。又把每個工棚都隔成了四個互不相通的單元，每個小區，每個單元都分別鎖門。按他們的理想來說，把整個世界分割成個體才好呢！
看守長，肯吉爾監獄的頭子，是個職業拳擊家。他拿囚犯當靶子進行拳擊練習。他在監獄裡還發明了一種方法：墊著膠合板用錘子打人，這樣可以不留傷痕。（在內務部作實際工作的人都懂得；不毆打，不打死幾個，是不可能改造人的；而且任何一個講求實際的檢察官大概也都會同意這種看法。但是，說不定會遇到一位理論家呀！為了防備萬一會有理論家出來，所以才墊上膠合板以免留下傷痕。）有一個西部烏克蘭人由於受刑不過而又不想出賣朋友，就上用自殺了。其他的人表現得不如他。這樣，兩個中心就都被破壞了。
而且在“戰斗員”中間也出現一些貪得無厭的壞蛋，他們木是想著使整個運動取得成功，而是總想自己從中撈一把。他們要求人們從伙房裡給他們多拿些東西來，要求人們把收到的郵包分給他們。這些情況都給這裡的運動帶來了損害，給運動抹了黑。
對於選擇了暴力道路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當年格魯吉亞的布爾什維克卡莫手下的強盜們把搶來的款項交給黨組織財務處的時候，他們自己的口袋大概未必全是空的。也很難相信領導這伙人的柯巴（斯大林——譯者注）會不給自己留下一點喝酒錢。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時期整個蘇維埃俄國都禁止飲酒，但那時他在克裡姆林宮裡不是毫不客氣地一直保存著那個酒窖嗎？！
運動似乎是被制止了。但是眼線們經過這第一次演習也老實多了。肯吉爾營的整個氣氛變得清淨多了。
種子已種下。但是它不會立即生長起來，而且也不會長成完全相同的樣子。
對我們宣講的是：個人不能創造歷史，而在個人逆歷史進步潮流而動的情況下尤其如此。但是，實際上不正是那麼一個人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把我們像綿羊一樣任意擺布，而我們卻連咩地叫一聲都不敢嗎？！如今人們對我們說：當時誰都什麼也不了解——處於隊尾的人們不了解，先鋒也不了解，只有老一輩的老干部們了解，可他們卻寧可選擇在角落裡服毒、在家裡開槍自殺或者領取養老金安靜地苟活下去的道路，而不肯從講台上向我們大聲說出實話。
這樣，求得解放的使命就落到我們這些娃娃們身上了。這樣，在埃克巴斯圖茲，我們五千人便把自己的肩膀放到這沉重的拱頂下面，拼命往上一頂，總算給它造成了一條小小的裂縫。盡管裂縫很小，從遠處還看不見，盡管我們自己為此受的內傷很重，但畢竟出現了裂縫，而裂縫是會擴大為缺口的。
當然，除了我們，除了特種勞改營之外，也發生過騷亂，但是那些血腥的往事已經完全被沖淡、粉飾、洗刷掉了，以至於現在想舉出勞改營騷亂的大致次數都不可能。我只是偶然地得知：一九五一年庫頁島上的瓦赫盧捨沃勞改營當局曾把三名被抓獲的逃跑者放在崗樓前面活活地用刺刀亂刀刺死，因此引起五百名囚犯進行五晝夜絕食，造成很大騷亂，逮捕了許多人。還聽說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在奧澤爾拉格的崗樓前面朝囚犯隊伍開槍造成死亡之後也發生過一場大騷亂。
顯然，斯大林的勞改營體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已經面臨危機，尤其是特種勞改營。甚至那位“全能的人”在世的時候勞改營的居民們就已經開始扯斷自己的鎖鏈了。
很難設想，假如他健在的話，這一切將會怎樣發展下去。但是，突然，（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也不是按照社會規律）那個矮小的麻臉的個人的血管中慢慢流動著的衰老而骯髒的血液停止流動了。
根據“先進理論”的說法，這事其實是不應該引起任何變化的。而那些戴藍滾邊帽的人三月五日那天盡管躲在崗樓裡痛哭流涕，但也並沒有害怕這件事。至於穿黑棉襖的人們（那一天沒有放他們到營區外面去勞動），雖然在得知廣播哀樂並已掛出黑邊旗後把三弦琴彈得叮咚響，卻也沒有敢抱多大幻想。盡管如此，好象地底下還是有某種神秘的東西開始震蕩、開始移動了。
不錯，一九五三年三月底實行的大赦（勞改營的人把它稱為“伏羅希洛夫大赦”）的基本精神仍然是完全忠於死者的思想的，即：愛護盜賊，扼殺政治犯。這個大赦追求的是刑事罪犯的支持，它把盜賊像老鼠一樣撒向全國，讓和平居民去受害，寧肯讓自由的和平居民在自家窗戶上安上鐵柵欄，寧肯讓警察去把從前捕過的人再重新逮捕。但對於犯第五十八條的人，則嚴格地按照過去的比例釋放；肯吉爾第二勞改分點三千名政治犯中僅僅釋放了……三名！
這樣的大赦只能使苦役犯們確信：斯大林之死並未改變任何東西；對政治犯過去沒有寬恕過，今後也不會寬恕；如果政治犯們想在地球上活下去，必須自己斗爭！
因此，一九五三年很多勞改營都發生過騷亂。亂子鬧得小一點的如卡爾拉格的第十二勞改點。大一些的如戈爾拉格的起義（諾裡爾斯克）。如果多少有些材料，關於諾裡爾斯克的起義完全可以單獨寫一章，可惜我一點材料也沒有。
．但是，暴君的死亡也並非毫無益處。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隱藏在某個地方的某種東西動起來了，動起來了。忽然，仿佛有一陣空洋鐵桶翻滾似的鐵皮的咚咚聲，於是又一個個人頭朝下倒栽下來了，而且是從階梯的最上層一直滾進了大糞坑。
現在所有的人，不管是先鋒還是隊尾，甚至群島上的我們這些絕望的居民也都明白了：一個新時期開始了。
貝利亞的倒斃在群島上特別震撼人心：他是古拉格群島的最高保護人和總督啊！內務部的軍官感到迷惑不解、窘困難堪、手足無措。在電台已經廣播，無法把這恐怖消息塞回播音器裡的時候ˍ在不得不從斯捷苦勞改營管理局的牆上摘掉那個“和藹可親的”保護人的像片時，斯捷普拉格的首長切切夫上校顫抖著嘴唇說：“全完啦！”（但是，他錯了。他還以為第二天他們都要受審判呢。）軍官和看守們失去了信心，甚至不知所措，這一點囚犯可以明顯地感覺到。肯吉爾營第三勞改點的頭頭從來沒有給囚犯看見過笑臉，現在忽然來到懲戒隊的勞動工地上坐下來，請囚犯們吸煙了。（他需要觀察、了解一下：這個混濁的人群中有沒有什麼火花在閃爍？他們可能造成什麼危險？）一喂，怎麼搞的？你們總局的第一把手原來是個人民敵人？！”囚犯們以嘲笑的口吻問他。“是啊，可不是嘛！”這位懲戒營的軍官傷心地回答。“可他是斯大林的左右手啊！這麼說，連斯大林也沒看出來？”正在受懲戒的囚犯咧著嘴笑。“可不是嘛……”軍官也和和氣氣地回答。“怎麼樣，小伙子們，也許快要釋放你們了。等等看吧……”
貝利亞不僅自己完蛋了，他還給自己的忠誠的機關留下了一個“貝利亞分子”的惡名。從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對內務部任何軍官的純潔性表示哪怕一絲一毫的懷疑，否則就有生命危險。而現在，只要給其中的某個壞蛋扣上一頂“貝利亞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麼保護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勞改營（沃爾庫塔）有兩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眾由於貝利亞的倒台而情緒激昂的時候，從卡拉干達和泰謝特押來幾批騷亂分子（大部分是西部烏克蘭人）。在此之前沃爾庫塔的囚犯們還是奴隸般馴順的，所以當他們看到新來的犯人個個是那麼不肯妥協和敢於斗爭，心裡感到驚奇。
就這樣，我們曾經花費幾個月的時間才走過來的道路在沃爾庫塔只一個月就走過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廠、二號熱電站建設工地、第七號礦井、第二十九號礦井、第六號礦井全部罷工了。這些單位彼此遙遙相望，工作停止。煤礦的卷揚機的大輪子停止轉動的情況互相能夠看見。他們沒有重犯埃克巴斯圖茲營的錯誤：沒有宣布絕食。看守人員立即全部逃出了營區，但是，“首長，還得給飯吃呀”l當局不得不每天把糧食運到囚犯的生活區，從大門裡塞進去。（我想，這些家伙是由於貝利亞完蛋才變得這麼好說話的，否則早就采取“斷絕糧草”的戰術了。）罷工的營區成立了罷工委員會，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員立即停止偷竊，因而在口糧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伙食明顯地改善了。第七號礦井掛出一面紅旗，第二十九號礦井朝著附近的鐵路方向掛出了……政治局委員們的大照片。是啊，他們有什麼別的可掛呢？……要求什麼呢？……要求拿掉身上的號碼，取消窗上的鐵柵欄和門上的鎖（可是他們並沒有自己撕下號碼，沒有自己拆掉柵欄）。他們還要求允許通信，會見親友，重新審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對罷工者進行過勸說。然後，整整一星期誰也沒有來。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機槍，各罷工營區都被警衛部隊團團圍住。可以想象得到，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員在去莫斯科的路上來回奔走：在新情況下怎樣作才正確？這可不容易判斷。一星期以後，馬斯連尼科夫將軍、列奇特種勞改營長官傑列維揚科將軍、總檢察長魯堅科等帶著大批隨從（近四十人）來巡視各個營區了。這群顯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勞改營操場上開會。囚犯席地而坐，將軍們站著講話，責備囚犯們不該怠工，“不象話！”同時也立即說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號碼可以摘掉！”窗上的鐵柵欄？——“已經下令拆除！”了。）但是，應該立即復工：“國家需要煤！”這時，第七號礦井的囚犯隊伍裡不知是誰從後面喊了一聲：“可我們需要自由！滾你的……！”只見囚犯們從地上站起來，紛紛離去了。最後操場上只留下將軍那批人。
人們馬上撕下了身上的號碼，開始拆卸窗上的鐵柵欄。但是，隊伍已經開始分裂，士氣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該適可而止？反正爭取不再到更多的東西。這樣，夜班已經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礦井的機器又轉動起來。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復工，咱們也復工吧，所有工地全開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號礦井位於山後，從那裡看不見別的工地。軍官們對他們宣布：別處都已復工了。可是這裡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實，只要把他們幾個代表帶去其他工地看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但這樣對待囚犯未免過分客氣，有傷體面吧？！而且將軍們正渴望著流血呢，他們認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麼勝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訓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輛滿載士兵的大卡車來到第二十九號礦井。囚犯們被召集到大門前的空場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隊形集結在門外。“上工去！不然我們就要采取無情手段！”
並沒有說明無情手段是什麼。看看這些沖鋒槍吧！沉默。一片寂靜。人群中有些分子開始走動了。為什麼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長的人們……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載的人開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卻更堅決地搶到他們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來，面對著工賊們形成了一條封鎖線。群眾猶疑不決。一名軍官企圖沖破這條封鎖線，人們用鐵條打他。傑列維揚科將軍往旁邊倒退幾步，下了命令：“開槍！”朝人群開槍。
自動步槍三次排射，還夾雜著機槍點射。六十六人被當場擊斃。（被打死的是些什麼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無畏的人總是最先倒下去。這是一條普遍規律，格言裡也是這麼說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衛隊拿著棍棒和鐵條追，邊打邊往營區外面趕。
從八月一日至三日連續三天在各個罷工的勞改點進行了大逮捕。不過，怎麼辦呢？失去了保護人的機關已經有點轉動不靈了，偵查工作也無法進行。於是，只好又編成押解隊把這些人押到別處去，即把這“傳染病”送到別處去。群島越來越顯得狹窄了。
對於留下來的人全部實行懲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號礦井內，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頂上有許多用板條釘的補丁，那是修補了士兵沖鋒槍留下的彈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頭頂上射擊的。那是一些不願意當殺人凶手的無名士兵。
但是，朝著活靶子開槍的人也不少。
在赫魯曉夫時期，有人在第二十九號礦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豎起了一個高大的十字架，像電線桿那麼高。後來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豎立起來。
我不知道它現在是否還矗立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