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島長著許許多多獠牙，具有無數面鬼臉，你無論從哪一方面去看它，總是難以盡收眼底。但它吞食娃娃犯人的血盆大口的那一面可能最令人厭惡。
娃娃犯人——這完全不是那些穿著灰暗的破衣爛衫、在街上亂跑、偷東西和在鍋爐旁取暖的流浪兒，沒有這些流浪兒便不能設想二十年代的城市生活。流浪兒不是從家裡而是從街頭抓來送進未成年犯教養院（二十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員部下就已經有這種機構了；很想知道革命前未成年犯的情況是怎樣的），未成年犯勞動習藝所（存在於一九二———一九二九年，有柵欄、門閂和看守，所以如果使用破爛的資產階級術語，有可能稱之為監獄），從一九二四年起還送進“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勞動公社”。國內戰爭、饑饉、秩序混亂、父母被槍殺、父母在前線犧牲，種種原因使他們成為孤兒。當時司法機關確實曾經企圖把這些兒童從街頭的偷竊訓練中拉出來，使他們回到共同生活中去。在勞動公社中開始了工廠技藝的學習，以當時失業年代的條件而論，這是優待的安置，所以許多小伙子都樂意學習。從一九三0年起，在司法人民委員部系統中，為正服刑的未成年犯建立了特種工廠學校。少年犯們每日應當工作四一六小時，按全蘇聯勞動法典取得工資，余下的時間就學習和娛樂，也許沿著這種途徑事情本會搞好的。
但娃娃犯人是從哪兒來的呢？是從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十二條來的，這個條文規定，兒童犯偷盜、實施強暴、傷害別人身體致成殘廢和殺人罪的，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判刑（五十八條就不言而喻了），但判刑較輕，不是像對成年人那樣“滿打滿算”。這已經是為未來的娃娃犯人開辟的通向群島的第一個小口，但還不是大門。
我們不會忽略這樣的有趣數字：在一九二七年，十六歲（比這更年幼的就不計算了）到二十四歲的犯人占全部犯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對此可以這樣理解：十月革命發生時正是六歲到十四歲的少年幾乎占了一九二七年整個群島居民的半數。這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革命勝利十年後卻置身於監獄中，並且還占了它的一半人口。這同肅清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思想殘余的斗爭不大協調，但數字就是數字嘛。這些數字說明，群島從來也沒有缺少過年輕人。
但它應當年輕到什麼程度——這是在一九三五年決定的。在這一年，在歷史的柔軟粘土上，偉大的凶犯又把自己的手指壓了進去打上了指印。在搞垮列寧格勒、搞垮自己的黨的時候，他沒有忘記兒童——他那麼熱愛的兒童，他是兒童的最好的朋友，所以還同他們一起照過相。這些惡作劇的淘氣孩子，這些廚娘們的子女，在國內越來越多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違反社會主義法制，他沒有別的辦法去制服他們，便想出一條妙計：對這些兒童從十二歲（他的心愛的女兒也已接近這個界線，他已經可以直觀地看到這個年齡）起可以滿打滿算地按法典判刑！就是說，如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的決議所解釋的，“適用一切刑罰方法”（意思就是也可以槍決）。
我們這些沒有文化的人，當時很少理解各種法令的意義，我們老是看著斯大林手裡抱著一個黑頭發小女孩的肖像……十二歲的孩子自己去讀這些法令的那就更少了。而法令卻一個接一個地發布出來。一九四O年十二月十日——對於“在鐵軌下放置各種物品”的也從十二歲起判刑（噢，這是在訓練年輕的破壞分子）。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法令——對於第十二條沒有規定的其余各種犯罪——從十四歲起判刑。
這時發生了一個不大的干擾。衛國戰爭開始了。但法律就是法律！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在斯大林發表驚慌失措的講話後過了四天，在德國坦克正沖向列寧格勒、斯摩稜斯克、基輔的時候，又發布了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個法令，很難說，現在什麼對我們更有意思：表明當局在那些火燒眉毛的日子裡解決某個重大問題時的無動於衷的學院派作風呢，還是法令的內容本身。事情是這樣的，蘇聯檢察長（維辛斯基？）向最高蘇維埃告了最高法院一狀（可見大恩人也是了解這件事的），說是各法院對一九三五年的法令適用得不正確：他們對蓄意犯罪的兒童才判刑。這種心慈手軟的做法是不能容許的！於是，主席團在戰火中作出說明：上述解釋不符合法律原意！它導入了法律沒有規定的限制！……於是它按照檢察長的意見向最高法院說明：在兒童不是蓄意而是過失犯罪的場合，也可對他們進行審判，適用一切刑罰方法（即“滿打滿算’）！
真了不起！也許在整個世界歷史上誰也沒有接近過這樣根本解決兒童問題的做法。從十二歲起就可以對過失行為判刑——直至槍決！
一九七二年三月，當聽到一個十四歲的英國少年在土耳其因大批販賣麻醉品被判處了六年徒刑的時候，全英國都大為震驚——怎麼能這樣做呢？！可是當閱讀斯大林的關於娃娃犯人的法律時，你們的左派領袖的眼睛和心靈都到哪裡去了？
“兒童？！你們為什麼消滅兒童？”一紐倫堡法庭審判席上的偶然對蘇聯國內法律一無所知（忘了自己過去是怎麼審的了）的蘇聯法官尼基琴科震驚於被告們的罪行，表示了天真無邪的驚訝。英國、美國、法國的法官們帶著更加誠實和聰明的神態和他並排坐著。
只有這樣才能把貪婪的老鼠洞都堵死！只有這樣才能把集體農莊的穗頭保護好！現在糧倉可以不斷充實起來了，生活可以繁榮昌盛起來了，而那些天生品行不端的兒童將走上漫長的改過自新的道路。
那些同樣有子有女的黨員檢察長們誰也沒哆嗦一下！——他們毫不為難地簽發逮捕證。那些黨員審判員們也誰都沒有哆嗦一下！——他們睜著明亮的眼睛判處兒童三年、五年、八年和十年的一般勞改！
因為“剃”穗頭，判給這些小家伙的不少於八年！
因為偷了一衣兜土豆——小孩的一個褲子口袋裡裝的土豆——也是八年！
黃瓜不是這樣計價的。薩沙因為從集體農莊的菜園子裡偷了十條黃瓜得到了五年。
十四歲的小姑娘莉達在庫斯坦奈省的欽吉拉烏斯區中心的街上連泥帶土地把從卡車上像一般細水似地漏下來的谷物（反正是要糟蹋的）收集起來。因為她盜竊社會主義財產不是直接從地裡或從倉庫裡，考慮到這個減輕罪責的情節，所以只判了她三年。使審判員發了善心的可能還有這樣一個情況，在這一（一九四八）年，最高法院作了一個說明：對帶有兒童胡鬧性質的盜竊行為（在花園裡偷幾個蘋果）——不判刑。根據類推，法院認為可以稍稍從輕處理（而我們可以從中推論出，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八年偷蘋果是判過刑的）。
很多人因為從廠辦學校逃跑而被判刑。誠然，對這種行為只判六個月（在勞改營裡開玩笑地把他們稱作死囚。但不管是不是玩笑，請看看遠東勞改營裡對待“死囚”的情景；派他們從廁所裡運糞。一輛雙輪大車，上面有一個大木桶，滿滿裝著惡臭的糞水。許多“死囚”有的架轅，有的從旁邊和後面推——糞桶晃動時糞水濺在他們身上，而穿著嗶嘰衣服的臉色紅潤的“母狗”們哈哈大笑，用棍子驅趕著孩子們。——還在從符拉迪沃斯托克用船押運到薩哈林的途中[一九四九年]，“母狗”們就用刀威脅著“信用討”這些孩子以滿足他們的性欲。——所以，就是六個月有時已經足夠了）。
當十二歲的孩子跨進了成年犯人監室的門檻，作為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受到和成年人同樣的待遇，在幾乎與他們不自覺生活的年數一樣多的野蠻透頂的刑期方面、在口糧、爛菜湯、鋪位方面和成年犯人受到同樣待遇的時候——“未成年犯”這個共產主義再教育的舊名詞不知怎的便失去了價值，輪廓模糊，含義不清了——於是古拉格自己造出了一個響亮的無恥的字眼“娃娃犯人”！而這些苦命的公民——還不是國家的公民，但已經是群島的公民，自己也開始帶著又自豪又痛苦的表情重復起這個字眼來了。
他們的成年時期就這麼早這麼奇怪地開始了——從跨進監獄門檻的那一瞬間。
一套連沉著穩健的勇敢的人們都支持不住的生活方式，落在十二——十四歲的孩子們頭上。但年輕人依照年輕生命的法則不會被這種生活方式壓扁，而是會生根、適應。好像在幼年時期毫不困難地就可以學會新的語言、習慣一樣——娃娃犯人一進門就學會了群島的語言——這是盜竊犯的語言，掌握了群島的哲學——可這又是誰的哲學呢？
他們從這種生活中吸取了整個最不人道的東西，全部發腐的毒汁——可是卻那麼習以為常，好像他們在襁褓時期吃的就不是奶，而是這種毒汁。
他們那麼迅速地長入了勞改營的生活——甚至不是在幾星期內，而是在幾天內！好像對它一點也沒有感到奇怪，好像這種生活對他們一點也不新鮮，而是昨天的自由生活的自然繼續。“他們在外面也不是穿絲著綢長大的：剃穗頭的、往衣服口袋裡裝土豆的、到工廠上工遲到的和從廠辦學校逃跑的，不是有權有勢的父母的子女。娃娃犯人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他們在外面的時候就很清楚，生活是建立在不公正上的。但那裡並不是一切都一絲不掛地暴露在外面，有的穿著體面的外衣，有的為母親的好言相勸所軟化。在群島上娃娃犯人所看到的世界則是四足動物眼裡的世界：有力就有理！只有殘忍的強盜才有生存的權利。我們成年人看到的群島也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能用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思考、我們的理想以及在此以前我們所讀到的東西去同它對抗！孩子們則是以童年時代的聖潔的易感性去感受群島。所以幾天內孩子們就成了野獸——而且是沒有道德觀念的最壞的野獸（當你瞧著馬的安詳的大眼睛或愛撫著俯首認罪的狗的耳朵的時候，你怎能說他們沒有道德觀念？）。娃娃犯人掌握了一條規律：如果別人的牙齒不如你的堅固——你就去把他嘴裡的食物奪出來，它就是你的了！
群島上有兩種管押娃娃犯人的方式：單獨的兒童教養院（主要管押還不滿十五歲的幼小的娃娃犯人）和混合勞改點（管押年齡較大的娃娃犯人），往往是同有殘疾的犯人和女犯混在一起。
這兩種方式都一樣能夠發展凶狠的獸性。其中任何一種都不能使少年犯避免受到盜賊理想的教育。
請看尤拉-葉爾莫洛夫。他自述說，還在十二歲的時候（一九四二年），他就已經在自己周圍看到了許多詐騙、偷竊、投機，暗中對生活有這樣的看法：只有膽小怕事的人才不偷、不騙。我卻不想怕什麼！那就是說，我將去偷竊、欺騙，過好日子，然而，他的生活有一段時間畢竟還是走向了另一面。學校裡用光輝范例對學生進行的教育一度吸引了他。然而當他看透了“親愛的父親”後（獲獎者和部長們現在都說他們當時沒有這個水平！），他在十四歲的年紀就寫了一張傳單：“打倒斯大林！列寧萬歲廣’當下就被抓了起來，挨了打，給了個五十八條一10，與少年盜竊犯關在一起。於是，尤拉-葉爾莫洛夫很快就接受了盜賊的法規。他的生存的螺旋線急速地繞起圈來——在十四歲的年紀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否定的否定”：回到了偷盜是生活中最大的好事的認識。
他在兒童教養院裡看到了什麼呢？“比外面更多的不公平現象。長官和看守們打著教育工作的幌子，白吃國家的飯。娃娃犯人的一部分口糧從廚房裡進了教育員們的肚子。用靴子踢打娃娃犯人，使他們成天戰戰兢兢，成為不聲不響的、聽話的犯人。”（這裡應當說明，幼小的少年犯的口糧不是普通的勞改營口糧。盡管把少年犯判處了長期徒刑，政府並沒有變得不人道起來，它沒有忘記，這些子女也是共產主義未來的主人。因此，在他們口糧中增加了牛奶、黃油和真正的牛肉。教育員們怎能經得住這種誘惑，而不把勺子放進娃娃犯人的鍋裡去呢？如果不用靴子踢打，怎能迫使少年犯們不作聲呢？也許從這些娃娃犯人中有人長大起來會告訴我們比《霧都孤兒》更為悲慘的故事？）
對於占壓倒優勢的不公平現象的最簡單的回答，就是你也去干不公平事情！這是最容易得出的結論，它將長久地（說不定是永遠地）成為娃娃犯人的生活規則。
但有趣的是，娃娃犯人投入殘酷世界的斗爭時，彼此間誰也不反對誰。他們彼此不認為是敵人！他們是集體地、成幫地投入這個斗爭！社會主義的萌芽？教育員們的暗示？哎喲，愛說廢話的人，別嘟噥了。這是盜賊世界的法律下達到了他們身上！盜賊是成幫的，盜賊是有紀律和頭目的。娃娃犯人——是盜賊的少年隊員，他們遵循著長輩的訓誡。
哦，當然，對他們的教育抓得很緊。派來教育員——三顆星的，四顆星的——給他們講偉大的衛國戰爭，講我國人民的不朽功勳，講法西斯的暴行，講斯大林對兒童的陽光雨露般的關懷，講一個蘇維埃人應當是什麼樣的人。可是，關於社會的“偉大學說”只是建立在經濟上的，從來也不懂心理，也不知道這個簡單的心理規律；任何一件事情重復上五次六次，就會引起不信任，再多幾次——就會引起厭惡。從前的教師們和現在的從廚房裡偷東西的教育員們向他們硬性灌輸的一切，都使這些娃娃犯人感到厭惡（甚至部隊軍官的愛國主義講話：“孩子們！你們得到信任去拆除落傘。這是貴重的綢子，祖國的財產，要好好愛惜它！”——也沒有收到效果）。少年犯追求超額完成定額以便多吃一碗粥，把所有的綢子都割成了無用的碎塊——（克裡沃捨科沃）。在所有這些種子裡，只有一顆仇恨的種子——對五十八條犯的敵意，對人民敵人的優越感——被他們接受下來。
這是他們往後在普通勞改營裡所需要的。暫時在他們中間還沒有人民敵人。尤拉-葉爾莫洛夫——也變成了一般的娃娃犯人，他早就把愚蠢的政治守則換成了盜賊的守則。在這大鍋粥裡誰都不能不被煮爛！無論哪個孩子都不可能保持住自己的人格不變——如果他不立即宣布自己是盜賊的少先隊員，他就將被踏壞、撕碎、排斥。所有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宣這個誓……（讀者！把你們的子女送去試試……）
在兒童教養院裡——誰是娃娃犯人的敵人呢？看守和教育員。同他們也就有斗爭！
娃娃犯人很清楚自己的力量。他們的第一個力量是——團結，第二個力量是——不受懲罰。只是當他們在外面的時候可以依照成年人的法律把他們推到這裡，而一旦來到群島上以後，便有一條神聖的禁忌保護著他們。“長官，牛奶！給牛奶！”——他們號叫著，像打鼓似地敲著門，弄壞板鋪，打破玻璃——做一切成年犯人做了會被稱為武裝暴動或經濟反革命的事情。他們絲毫不受威脅！馬上就會給他們拿牛奶來！
一隊娃娃犯人在嚴格的押解下被帶著穿過城裡，這樣鄭重其事地警戒一群小孩子似乎令人覺得害臊。才不是這樣呢！小犯人們已經商量好了——一聲口哨！！——誰想路，就往不同方向奔跑！押解隊有什麼辦法呢？開槍？打誰？難道可以打小孩子嗎？……他們的刑期也就於此結束了！一下子從國家手裡跑掉了一百五十年。不願當笑柄？——那就別去抓孩子們！
未來的小說家（在娃娃犯人中間度過了童年的）會給我們描寫娃娃犯人的許許多多花招，他們怎樣在教養院裡惡作劇，報復教育員，給他們吃苦頭。他們的刑期和管理制度看起來盡管很嚴，但娃娃犯人由於不受懲罰就發展得非常膽大妄為。
下面是他們吹噓自己的一個故事。我清楚娃娃犯人的通常的行為方式，所以對這個故事是完全相信的。一群非常激動的嚇壞了的孩子跑到教養院的女護士那裡，叫她去看得了重病的同伴。她忘記了謹慎，就迅速地與他們一起來到他們的四十人的大監室。這時，螞蟻式的工作開始了！——一些人堵住大門進行防守，另一些人七手八腳地把護士身上穿的所有衣服都撕掉，把她弄倒，有的坐著壓住她的手，有的壓住她的腳，然後就各顯神通了，強奸她，吻她，咬她。沖他們開槍是不許的，誰也沒有去把她搶救出來，直到他們自己把這個被玷污的、哭哭啼啼的女人放走。
男孩子對女人肉體的興趣，一般說很早就發展起來了，在娃娃犯人的監室裡，這種興趣更被繪聲繪色的故事和誇口燒得極為熾烈。所以他們不放過機會去發洩。請看一個插曲。在克裡沃捨科沃隔離區（第1勞改點）裡，大白天在眾目睽睽之下，四名娃娃犯人同裝訂車間的女少年犯柳芭坐著聊天。她為著什麼事激烈地反駁他們。這時男孩子們便跳了起來，抓住她的兩腳高高地提起。她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中：兩手撐著地，裙子落到她的頭上。男孩子們就這樣抓住她，用空著的手去撫摸她的身子。然後並不粗魯地把她放下。她打了他們嗎？逃開他們嗎？沒有，照舊坐下來繼續爭論。
這已經是一些十六歲上下的娃娃犯人了。這是——成年犯的、混合的隔離區（區裡有一個五百名女犯的大工棚，在那裡，進行交好都是不加遮掩的，男娃娃犯人像男子漢那樣神氣活現地上那裡去）。
在兒童教養院裡，娃娃犯人勞動四小時，學習四小時（然而，整個這種學習全是裝模作樣）。轉到成年犯的勞改營後，他們得到十小時的工作日，只是勞動定額少些，口糧標准卻和成年人一樣。他們是十六歲上下轉到這裡，但在勞改營裡和到勞改營以前的忍饑挨餓和不正常發育，使他們在這種年齡看上去還是一些又小又瘦的孩子，他們的身材，他們的智力，以及他們的興趣都落後了。在這裡有時按工種把他們分成一些單獨的作業班，有時就同年老的殘廢的犯人混合編在一個班裡。在這裡要求他們做的是“減輕了的體力勞動”，簡單說就是營內兒童勞動。
在兒童教養院以後，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經沒有看管人員所覬覦的那種兒童口糧了——因此，看管人員已經不再是主要敵人了。出現了一些老人，在他們身上可以試試自己的力量。出現了一些女人，在她們身上可以檢驗一下自己的成年程度。還出現了一些真正的活生生的盜賊，肥頭大耳的勞改營的突擊隊員，他們樂意去指導娃娃犯人的世界觀，教練他們偷竊本領。向他們學習——是誘人的，不學習——是不可能的。
對於自由的讀者，“盜賊”這個字眼兒也許聽起來是帶有責備味道的吧？那他就什麼也沒有懂得！在盜賊世界裡，念起這個詞來，像在貴族圈子裡念“騎士”這個字一樣，甚至還要畢恭畢敬，像說神聖的詞那樣，不是放大嗓門去念。將來什麼時候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賊——這是娃娃犯人夢寐以求的，這是他們一幫自發的努力方向。就是他們中間最獨立不羈的——思量著生活的少年——也找不到比這更可靠的命運。
有一次，在伊凡諾沃遞解站上我宿在娃娃犯人的監室裡。板鋪上挨著我躺著的是一個年紀過了十五歲的瘦瘦的男孩子，好像叫斯拉瓦。我感到他履行娃娃犯人的一切儀式有點勉勉強強，似乎他的年齡已超過了這個階段或者已經感到疲勞。我想：這個男孩子還沒有毀掉，比較有頭腦，很快就會離開他們。我們聊起天來。他是基輔人，他的父母中一個已經去世，一個把他扔了。還在戰爭前，九歲的時候，斯拉瓦就已開始偷東西，“當咱們這邊的來了以後”，以及在戰爭結束以後，他也偷，他帶著一個十五歲的孩子身上過早出現的若有所思和郁郁不樂的微笑對我說，他往後仍打算靠偷東西過日子。他很火情入理地說明：“當工人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什麼也掙不到。我的童年是不好的，我想過好日子。”我想補充了解他回避開的兩年——基輔被占領的兩年，便問：“你在德國人占領時做什麼來啦？”他搖搖頭說：“在德國人占領的時候我工作了。在德國人統治下我哪能偷呀，他們當場就會把你槍斃。”
在成年犯人的勞改營裡，娃娃犯人們仍保持著自己行為的主要特點——齊心協力地進攻和齊心協力地回擊。這使他們變得強大，並擺脫了各種限制。在他們的意識裡，可以容許的和不能容許的之間沒有任何禁止越過的界限，更沒有什麼善惡觀念。對於他們說來，凡是他們想要的，都是好的，凡是妨礙他們的，都是壞的。他們所以養成一種厚顏無恥的舉止作風，因為這是勞改營裡最有利的一種行為方式。在不能以力致勝的地方，假裝和狡猾對他們很有用。娃娃犯人可以裝成宛如聖像畫上的少年，使你感動得掉眼淚，而這時他的同伴卻在背後掏空你的口袋。他們這幫記仇的小家伙可以把任何人報復得不能安生——為了不被這伙小強盜糾纏上，誰也不去幫助受害者。目的達到了——把對手們拆散了，娃娃犯人們就一群撲上去對付一個。這時他們就是不可戰勝的了！他們這麼多人一下子猛撲上來，你都來不及發覺他們、區別和記住他們。你被搞得手忙腳亂，招架不及。
蘇濟講述了諾沃西比爾斯克勞改營克裡沃捨金諾第二（懲戒）勞改點的幾個場景。生活在招入地下一米半深的陰暗的大土屋（容五百人）裡。長官們不干涉隔離區的生活（既沒有標語，也不講課）。盜竊犯和娃娃犯人稱王稱霸。幾乎不出工。伙食也就與之相適應。然而卻有許多空閒時間。
在作業班員們的護送下從切面包房裡抬出面包箱。娃娃犯人們在箱子前面假裝打架，你推我撞，把箱子弄翻了。作業班員忙去從地上揀面包。二十份口糧中，他們只來得及揀起十四份。“打架”的少年犯已經無影無蹤了。
這個勞改點裡的食堂是一座臨時搭起的木板屋，在西伯利亞的冬天是不適用偽。爛菜湯和口糧從廚房送到土屋，需要在嚴寒的露天裡走一百五十米路。對於年老的殘廢犯人，這是危險的艱苦的行動。口糧深揣在懷裡，凍僵的手緊抓住菜鍋。突然，三、四個娃娃犯人從旁邊發瘋似地猛撲過來。他們把老人打倒，六只手一齊上來搜索，然後一溜煙地跑了。口糧被搶走了，爛菜湯倒了，一只空鍋躺在地上。老人使勁屈膝站起來（其他犯人看到這種情形——趕緊躲開這個危險地方，趕緊把自己的口糧帶回土屋裡）。受害者越弱——娃娃犯人就越殘忍。一個已經完全軟弱無力的老人被搶走了口糧；明目張膽地，直接從手裡奪。老人哭著，央求還給他：“我要餓死呀！”——“你反正快死了，有什麼關系！”——娃娃犯人們商量好在廚房前的一間老是有人跑來跑去的空空的冷屋裡襲擊殘廢犯人。一伙小強盜把受害者拽倒在地上，坐在他手上、腳上、頭上，搜索他所有的口袋，拿走馬合煙和錢，就跑掉了。
一個又高大又強壯的拉脫維亞人馬爾丁松穿著英國飛行員的褐色系帶高筒皮靴（帶子用小鉤一直系到膝蓋）出現在隔離區裡。他甚至夜裡都不脫掉皮靴。他自恃有力氣。但是一伙娃娃犯人盯准了他在食堂的小舞台上稍稍躺一下的機會，霎時間一齊向他撲上去，霎時間消失了——皮靴沒有了！所有的帶子都被割斷，靴子被拉了下來。尋找？往哪裡找！馬上就通過看守員（！）把皮靴送到區外高價賣掉了（娃娃犯人們什麼不拿到區外去賣！每次當勞改營領導可憐他們年幼，給他們稍好一點的鞋子或衣服，或者給他們從五十八條犯人那裡剝奪來的床墊片——不消幾天，所有這些東西都賣給外面人換了馬合煙，而娃娃犯人們又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鞋子，睡在光禿禿的板鋪上）。
一個不謹慎的自由雇員牽著一條狗走進隔離區，只要∼眨眼工夫不留意——傍晚時分他就可以在營區外買到自己那條狗的皮：狗一眨眼間就被誘走，宰掉，剝皮，烤熟了。
再沒有比偷盜搶劫更美妙的事了！——既可飽肚子，又快樂。年輕的身體需要單純的活動筋骨和不為謀利的娛樂以及奔跑。如果給他們錘子去打炮彈箱，他們會不斷揮舞起來（甚至女孩也一樣），把釘子釘進隨便碰上的什麼東西裡去，釘進桌子，釘進牆壁，釘進樹墩。他們經常彼此角斗，——並不只是為了去掀翻面包箱，他們真的也在板鋪上，在過道裡角斗，追逐。他們踩在人們的腿上、踩在物件上奔跑，把什麼東西弄翻，把什麼東西弄髒，把什麼人吵醒，把什麼人撞倒，並不是有必要——他們在玩耍！
任何兒童都這樣玩，但普通的兒童畢竟有父母（在我們的時代——只不過是“畢竟”），有某種管束辦法，可以制止、感化、懲罰他們，把他們送到別的地方去，——在勞改營裡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用活去感動娃娃犯人——簡直是不行的，人類的語言和他們無線，他們的耳朵聽不過任何他們不需要的東西。生氣的老人們動手去制止他們——娃娃犯人就把重東西往老人們身上扔。娃娃犯人們有什麼不可以拿來開心的！——抓起殘廢人的一件軍便衣，玩起你扔我接的游戲——逼著老頭像他們的同齡人似地跑來跑去。他生氣了，走掉了嗎？——那他就再也別想看到這件軍便服！他們賣到營區外去了，換煙抽掉了！（這時候他們會做出天真無邪的樣子走到老頭身邊：“老爺子，給對個火！算了，別生氣了。你為什麼要走掉，不把它抓住呀？”）
對於成年人，對於做了父親、祖父的人們說來，娃娃犯人在勞改營這塊狹小地方的這些狂暴游戲，要比他們的搶劫和饑餓貪婪更為難受，更感受辱。這是想不到的一種最刺激人的屈辱辦法：把上了年紀的人與頑皮孩子放在同等地位，如果是在同等地位那還湊合——不，是交給孩子們任意擺弄。
娃娃犯人不是故意去做壞事的，他們根本不想侮辱人，他們不裝模作樣：他們除了自己和年長的盜賊犯外，的確不把任何人當人！他們當初是這樣認識世界的——現在仍抱住這種觀點不放。下工的時候，他們插入到那些疲憊不堪的、幾乎站不穩腳的、發呆的或沉浸在回憶裡的成年犯人的隊伍中去。娃娃犯人把隊伍沖得七倒八歪，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想成為領頭的——這什麼好處也沒有，只不過是為了好玩而已。他們吵吵鬧鬧地說話，經常瞎提普希金（“普希金拿了”，“普希金吃了”），沖著上帝、基督和聖母罵娘，大聲喊叫各種關於性欲方面的下流話，絲毫不避站在旁邊的上年紀的婦女，更不用說年輕女人了。在勞改營的短短的時間內，他們已經達到了脫離社會的最高自由！——在營區內漫長的點名時間，娃娃犯人們彼此追逐，沖人群，把一些人推倒在另一些人身上（“喂，鄉下佬，干嗎站在路當中？”），或者圍著一個人，像圍著一棵樹那樣，你追我趕地奔跑，而且比圍著樹轉更方便，因為可以拿他來擋住自己，可以扯他，搖他，把他往四面八方拉。
即使在愉快的時刻這也是令人感到受辱的，而當一個人的整個生活被毀壞、被扔到遙遠的勞改營坑裡去毀滅、饑餓的死亡已經在他身上蔓延、他的眼裡一片漆黑的時候，——更無法用悲天憫人的高姿態去同情那些少年們，原諒他們在這種淒涼地方的游戲並不是他們自己的發明。不，上年紀的受盡折磨的人滿腔憤恨地向他們叫嚷；“小毒蛇，都把你們瘟死！”“渣子！瘋狗！”“你們都死絕！”‘很不得親手把他們掐死！”“比法西斯分子還壞的野獸！”“真是專門放出來要我們的命！”（在殘廢人的這些叫喊中放進了多少仇恨，如果話能殺死人——那就已經把他們殺了。）是啊！這些家伙好像是他們故意放出來害我們的！——因為勞改營的主管人員不管怎麼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比這更大的禍害來了（好像在一盤成功的棋局中，所有的棋步突然自己配合起來，給人的印象卻好像事前天才地想出來的，在我們的系統中許多折磨人的好辦法也是這樣搞成功的）。你會覺得基督教神話裡的小鬼就應當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樣。
況且，他們的主要游戲和他們的標志——他們常用的標志，致敬和威脅的標志——就是兩股叉：食指和中指叉開做成好似活動的犄角的形狀。但它們不是低人的，它們是刺穿東西的，因為老是向著眼睛伸去。這是從成年盜賊那裡承襲來的，表示一種嚴重的威脅：“雜種，摳掉你的眼睛！”這是少年犯的一種心愛游戲：在一個老人眼前不知從什麼地方出其不意地像蛇頭那樣伸出一對雙股叉，手指照直地向著眼睛移動過去，馬上就要捅進去！老人身於往後仰，他們還在他胸部稍稍一推，而他後面一個娃娃犯人已經緊靠著腳伏在地上——於是老人就在娃娃犯人愉快的哄笑聲中啪嗒一聲朝天跌倒，頭碰在地上。他們永遠不會扶他起來。他們不懂得自己做了什麼壞事！——這只不過是尋尋開心。你拿這些小鬼一點沒有辦法！老人艱難地撐起有病的身子，憤憤地低聲說：“要是有機槍——把他們統統打死也不可惜！”
老人U對他們恨之入骨。他說：“他們反正是已經毀掉了的，長大起來對人們將是一場瘟疫。應當把他們悄悄地消滅掉！”他研究好了一個方法：偷偷抓住一個娃娃犯人，就把他翻倒在地上，用雙膝壓他的胸部，直到聽得見肋骨的折裂聲——但不結果他，到此就放走。U老頭說，這樣的娃娃犯人已經活不了多久，但什麼醫生都不會弄清是怎麼回事。U老頭就這樣把幾個娃娃犯人送到了陰世，直到他自己被打死。
仇恨產生仇恨！仇恨的黑水沿平面泛濫要比從沿著火山口朝上噴射沖向那些使老的和小的都遭受奴役的人要來得容易。
這些法西斯小頑固就這樣由斯大林的法律、古拉格的教育和盜賊薰陶的共同行動培養了出來。再也不能想出使孩子喪失人性的更好方法了。再也不能更濃密更迅速地把勞改營的種種惡習打入未成熟的瘦窄的胸膛了。
甚至在可以毫不困難地使孩子的心靈軟化的時候，勞改營的主人們也不許這樣做：這不是他們教育的任務。一個男孩子請求從克裡沃捨科沃第一勞改點轉到他父親服刑的第二勞改點去。沒有允許（因為規章要求分開關押）！這個小男孩不得不藏在一只大木桶裡被運到第二勞改點去，偷偷地住在父親身邊。他們以為他逃跑了，引起了一場慌亂，還用釘耙攪糞坑——莫非是淹死在那裡了？
萬事只是開頭難。沃洛佳-斯涅吉廖夫剛十五歲進監牢的時候還有點不習慣。後來他得了六個刑期，加起來幾乎有一世紀（兩次各二十五年），在強管棚和禁閉室過了一百天（年輕的肺得了結核病），七年是在全蘇聯的通緝之下度過的。後來他就在牢靠的盜賊道路上安身過活了（現在是失去一只肺葉和五根肋骨的二等殘廢）。——維佳-科普佳耶夫從十二歲起就不斷地坐牢。被判了十四次，其中九次是因為逃跑。“在獄外我還沒有過過一天合法的日子。”——尤拉-葉爾莫洛夫獲釋後找到了工作，但他被辭退了——因為錄用復員軍人更為重要。他不得不會作“巡回演出”。
因而又得到了新的刑期。
斯大林的懲治娃娃犯人的不朽法律存在了二十年（直到一九
五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頒布了較緩和的法令為止。這個法令釋放了
已服滿三分之一以上刑期的娃娃犯人——可是這是第一個刑期的三分之一，如果有十四個刑期呢？）。他們收割了二十次。他們使
得二十年內的符合刑事責任年齡的少年陷入了犯罪和腐化的歧
途。
有誰敢於使“偉大的泰斗”的生前形象蒙上陰影呢？
有這樣一些行動敏捷的兒童，他們很早就已經把五十八條搞到手了。例如，格利-帕夫洛夫十二歲就得到了它（從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九年在扎科夫斯克教養院服刑）。對於五十八條根本不存在任何年齡上的最低限度。甚至在通俗的法律講座中（塔林，一九四五年）也這樣說的。烏斯馬博士知道有一個六歲的小男孩按五十八條進了教養院——這顯然是創紀錄了！
有時，為了面子上好看起見，把關押孩子的時間推遲，但認
准了的反正還是要抓的。我拉-英奇克，一個打掃屋子女工的女兒，與其他兩個小姑娘一起（都是十四歲，葉依斯克，一九三二
年），聽說在清算富農時把幼兒扔掉不管讓他們死掉，決定（“像從前的革命者那樣”）表示抗議。她們用自己的筆跡把事情寫在從學校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並在集市上張貼，期望立即引起普遍
的憤慨。醫生的女兒好像當即就被關進監獄。打掃屋子女工的女兒則只是在什麼機關裡掛了號。一九三七年到了——就在“為波蘭當間諜”的罪名下把她逮捕。
在這章裡不提一下那些因自己父母被捕而成為孤兒的兒童，再在哪裡去提呢？
霍斯塔附近的宗教公社裡那些婦女的子女還算是幸福的。當局在一九二九年把母親們送往索洛維茨的時候，卻心慈手軟地讓她們的子女留在家裡照管家務。兒童們自己侍弄花園、菜園子，擠羊奶，在學校裡勤奮地學習，把成績單寄給在索洛維茨的父母，並保證要像他們的母親那樣為上帝受苦（不用說，黨很快就給了他們這種機會）。
根據關於將子女和父母“分開”流放的指令——早在二十年代就有多少這類娃娃犯人（請記住那個百分之四十八）？有誰能告訴我們他們的遭遇？……
以加莉婭-維涅基克托娃為例。她的父親是彼得格勒的印刷工人，無政府主義者，母親是從波蘭來的女裁縫。加莉姐很清楚地記得自己的第六個生日（一九三三年），他們快樂地慶祝了生日。第二天早晨她醒來——父親、母親都不見了，一個陌生的軍人在書堆裡亂翻。誠然，一個月以後把母親送還給她了：流放到托波爾斯克去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是自由地去的，只有男人是押解去的。他們全家住在那裡，但沒有住滿三年期限：母親又被抓了起來，父親則被槍決了。過了一個月，母親死於獄中。加莉娜被放進托波爾斯克近郊修道院的保育院。那裡的習俗使小姑娘們經常處於遭受強暴的恐懼中。後來她轉到了市保育院。院長暗示她“你們是人民公敵的子女，可是還有人給你們飯吃，給你們衣穿！”（這個無產階級專政人道到了什麼程度呀！加莉娜成了一只小狼。在十一歲的時候，她已經受到了自己的第一次政治審訊。——從那時候起，她就有了一張“十元券”，然而並沒有全部服滿。年紀快到四十，仍是獨身，住在北極圈裡，她寫道：“我的生命從父親被捕的時候起就已結束。我直到現在都是那麼愛他，甚至怕去想這件事。那是另一個世界，我的心靈充滿著對它的熱愛……”
斯維特蘭娜-謝多娃也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他們把我家的所有東西都搬到街上，把我放在這些東西上，當時正下著大雨。從六歲起我就成了‘叛國犯的女兒’——在生活中再也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了。”
他們被送進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收容所，送進特種保育院。大多數人都改名換姓，特別是那些名氣大的。（尤拉-布哈林只是在一九五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姓。但切博塔廖夫好像名氣並不大，為什麼也改了姓？）子女長大起來完全清除了父母的污垢變得干干淨淨的。羅莎-科瓦奇出生於美國費城，小孩子的時候就被共產黨員父親帶到了這裡，從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收容所出來後，在戰爭時期落入了德國的美占區——她什麼遭遇沒有經歷過呀I——那又怎樣呢？還是回到了蘇維埃祖國去領取自己的二十五年。
甚至浮光掠影的一瞥就可察覺這個特點：兒童也得坐牢，輪到自己的時候，他們也得出發到群島的天堂樂園去，有時是與父母一起去。請看八年級學生尼娜-彼列古德的遭遇。在二九四一年十一月，來了一些人逮捕她的父親。進行搜查。尼娜突然想起，她寫的一首順口溜雖已揉成一團扔在爐子裡，但還沒有燒掉。本來就這樣讓它放在那裡算了，但尼娜由於心慌意亂決定當即把它撕掉。她爬進爐膛，這時正在打瞌睡的民警就把她抓住了。於是，用小學生筆跡寫下的駭人聽聞的大逆不道思想就出現在契卡人員面前：
天上星星閃亮光，
亮光照在草地上，
我們丟了斯摩梭斯克，
莫斯科的日子也不長。她還表達了願望：
把那學校給炸掉，
我們懶得上學了。
當然，這些在唐波夫大後方拯救祖國的成年男子漢，這些具有熱烈的心腸和干淨的雙手的騎士，應當去消除這個致命的危險。尼娜被捕了。她從六年級開始寫起的日記本和一張反革命照片：被拆毀的瓦爾瓦拉教堂，都被抄去進行偵查。熱心腸的騎士追問：“你爸爸平時說些什麼話？”尼娜只是大聲號哭。判了她五年勞改附加剝奪權利三年（雖然她還不可能被剝奪權利：她還沒有權利）。
在勞改營裡當然把她同父親分開了。一枝白色的丁香就使她柔腸寸斷：女友們這時正在考試呀！就像行動人員設計的那樣，尼娜作為一個因想到“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和我同歲，可是人家做出了什麼事，而我卻多麼可惡”而決心改過自新的女罪犯，內心感到極大痛苦。行動人員趁此加強壓力：“但你還能趕上她！幫我們作事吧！”
哦，年輕心靈的腐蝕者！你們將多麼順利地過完你們這一輩子！你們在哪裡也不必滿臉羞慚渾身發僵地站起來承認，你們往人們的心靈上澆了多少髒水！
卓婭-列會娃卻勝過了自己的全家。事情是這樣的。她的父親、母親、祖父母和年少的哥哥們——因為信仰上帝被東一個西一個地關在遠方的勞改營裡。卓婭還只有十歲。她被送進保育院（伊凡諾沃省）。她在那裡宣布，她永遠也不會把母親臨別時給她系上的十字架從脖子上取下來。為了不致在睡著時被取走，她把帶子結得更緊。斗爭進行了很長時間，卓婭發了狠心說：你們可以把我捐掐死，從死人身上摘下來吧！因為她不接受教育，便把她送進了殘疾兒童保育院！這裡收有一些渣滓，比本章中描寫的娃娃犯人還要壞的孩子。為十字架的斗爭繼續進行著。卓婭頂住了一切；她在這裡既沒有學會偷竊，也沒有學會說下流話。“像我母親那樣聖潔的女人，女兒不可能是刑事犯。我寧可像全家那樣成為一個政治犯。”
於是，她就成了一個政治犯。教育員們和廣播越是頌揚斯大林，她就越確信不疑地看出他就是造成種種不幸的罪魁禍首。她沒有被刑事犯們拉過去，現在反而把他們吸引到自己這邊來。院子裡有一座斯大林的石膏標准塑像。塑像上開始出現一些嘲諷的和難聽的題字（娃娃犯人喜歡活動！——重要的只是怎樣正確地引導他們）。行政當局每次都把石膏像重新粉刷一層，派人暗中監視，並報告了國家安全部。可是題字依然出現，孩子們哈哈大笑。最後，在一天早晨，發現塑像的頭被打了下來，翻倒過來，在裡面的空洞裡拉上了屎。
恐怖行動！國家安全人員來了。開始依照他們的全套規矩進行審問和威脅：“把恐怖分子集團交出來，否則按恐怖行動論罪統統槍斃！”（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槍斃掉一百五十來個孩子算個什麼！要是他老人為知道了，就會親自下命令的。）
不知道娃娃犯人們會沉住氣還是會動搖，但卓婭-列捨娃聲明：
“這都是我一個人做的！老爺子的腦袋還能派別的用場嗎？”
她被判了刑。一本正經地判了極刑。但是，由於那個恢復死刑的法律（一九五O年）不可容忍地人道，槍斃十四歲的孩子好像是不許可的。因此就給了她十年（真奇怪，為什麼不是二十五年）。十八歲以前她呆在普通勞改營裡，從十八歲起——在特種營裡。因為生性直率和嘴上不饒人，她又得了第二個勞改刑期，並且好像還有第三個。
卓婭的父母和哥哥都已經獲釋了，而卓婭卻依然坐在牢裡。
我們的信教自由萬歲！
兒童們——共產主義的主人翁們萬歲！
有哪個國家敢說它像我國這樣熱愛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