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卡一格勃（用這樣的縮略詞稱呼「肅反委員會一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好聽、又方便、又簡捷，同時又沒有忽略這個機關的歷史發展。）如果沒有永遠睜著的眼睛和永遠聽著的耳朵，就會是一段全無知覺的木頭，根本沒有監視本國人民的能力。在當今技術發達的年代，眼睛的功能部分地由照相機、光電管執行著，耳朵的功能部分地由麥克風、錄音機、激光竊聽器執行著。但是本書所談的時代，契卡一格勒的幾乎唯一的眼睛和幾乎唯一的耳朵就是「斯圖卡奇」。
在契卡一格勃最初的年代，這種人曾有個事務式的名稱：秘密工作人員（以區別於編製表上的公開工作人員）。依照那些年的習慣這個名稱縮略為「塞克索特」（密工）。發明這個縮略字的人（他沒預料到這個字會傳開。人們沒有保好密）缺乏以沒有偏見的聽覺體會一下這個字音的本領，沒能從它的字音裡聽出在其中結成團的齷齪不堪的東西——某種比雞好的惡行更見不得人的東西。年深日久，這個字又沾滿了叛賣行為的黃褐色的血，於是在俄文裡便沒有比這更醜陋的字眼了。
但這個詞兒只是在獄外用的。群島上有自己的名詞：監獄裡叫「納塞德卡」（耳目），勞改營裡叫「斯圖卡奇」（眼線），然而正如群島上的許多字眼進入了俄文的廣闊領域而風靡於全國一樣，「斯圖卡奇」這個詞兒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了一個普通的概念。這件事反映出告密現象本身具有的統一性和共性。
如果缺乏經驗又沒有經過充分的思考，很難判斷告密活動在我國生活中滲透到何種程度，把我們包圍到什麼程度。就好像手裡不拿著半導體收音機，我們在田野上、森林中、湖泊上就感覺不到正有大量無線電波不斷從我們身上穿過一樣。
很難使自己養成經常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習慣：在我們這裡，在我們的住宅裡，在我們的院子裡，在我們的修表店裡，在我們的學校裡，在我們的編輯部裡，在我們的車間裡，在我們的設計室裡，甚至在我們的民警局裡，誰是眼線？很難養成這個習慣，養成這個習慣也是很令人討厭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還是養成的好。坐探是趕不走的，辭不退的。你趕走，他們又會招募新人。但必須知道他們：有時候為了提防；有時候為了在他們面前作戲，把自己假裝成另一種人；有時則是為了公開和他們大鬧一場，使他們打上去的關於你的小報告失去價值。
我在「獄外社會」的專門一章裡將談到「密工網」的密度。許多人感覺得到它的密度，可是並不使勁去認出具體的密工的面孔，即他平常的人臉，是什麼樣子，因而這個網顯得比它實際的樣子更加神秘，更加可怕。其實你隔壁那個可愛的安娜-費多羅夫娜就是個「女密工」。她過來向你們家要點酵母，接著就跑到約定地點（可能是小雜貨鋪，可能是藥房）去報告，說你家坐著個沒有報戶口的外來人。這就是那個跟你們像一家人似的伊萬-尼基弗羅維奇，你同他一起喝了一杯伏特加，他就向上面打報告說你罵商店裡買不到東西，東西都從後門賣給當官的了。大家齊唱《斯大林之歌》的時候你只張了嘴懶得出聲；在十一月七號的遊行隊伍裡你表現不快活。因為你不認得密工人員的面孔，所以事後很奇怪，這類事情是怎樣被那個無所不在的機關知道的？密工人員穿透一切的灼熱的眼睛究竟在什麼地方？而密工人員的眼睛既可能泛著倦怠的蔚藍，也可能含著老態的淚水。它們完全不必閃出陰沉的四光。不要以為這一定是個面目可憎的壞蛋。這是一個和你我一樣的普普通通的人，有幾分善心，幾分狠心和幾分妒嫉心，具有使我們落入蜘蛛網的一切弱點。如果招募密工人員全憑自願，憑本人的積極性，恐怕能招到的不多（也許二十年代可以），但目前招募這種人是靠設圈套，靠生拉硬拽。人們自身的弱點把人們送進這種可恥的職業。即使那些真心想甩掉像第二層皮似地粘在身上的蛛網的人也無法逃脫，無法逃脫。
我國的空氣本身就促使人們去當「密工」。國家高於個人、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是英雄、告密不是告密而是對被告密者的幫助，如此等等不都是這種因素嗎？招募工作和意識形態像花邊一樣交織著：機關希望的和被招募者應該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國順利地推向社會主義。
招募工作的技術堪稱高妙，可惜我國低劣的偵探文學偏不描寫這些手段。招募者在選舉站進行活動。招募者在馬列主義教研室裡進行活動。叫你去的時候，他們說：「那兒有個什麼委員會，請您去一趟！」招募者在剛從前沿撤下來的部隊裡進行活動：一個「死滅爾施」（除奸部）幹部來到部隊，把半個連的人挨個兒找去談話；和一些當兵的只談天氣和伙食，和另一些當兵的談話則下達互相監視和監視指揮員的任務。一個手藝人坐在小屋裡修理皮件。進來一個儀表堂堂的男人：「這個扣環請你修修行嗎？」接著低聲說：「你馬上關好作坊門，到街上去。那兒停著一輛汽車，牌號三七一四八。你只管打開門進去，它會把你送到該去的地方。」（到那兒以後的情況大家都熟悉：「您是蘇維埃人嗎？那麼您就應當幫助我們。」）這樣的小作坊是公民們告密材料的最方便的集中點。和行動特派員直接見面的地點是西多羅夫家的住宅，二樓，按三次鈴，傍晚六至八點。
招募工作的詩意還等待著它的藝術家。有可見的生活也有不可見的生活。到處都張著蛛網，我們走過時注意不到是怎樣被它纏住的。
招募工作使用的工具像一套百寶鑰匙：有一號、二號、三號。第一號：「您是蘇維埃人嗎？」第二號：許諾被招募者得到他按合法程序多年得不到的東西；第三號：針對他的弱點施加壓力，用招募對像最害怕的事情嚇唬他；第四號……。
有時候也須要稍稍施加一點壓力。有一個叫A．巴的人被叫了來。知道這個人是個膿包性格，於是開門見山地對他說。「把你知道的有反蘇情緒的人開個名單！」他不知怎麼好，在那兒犯躊躇：「我沒把握……」招募者沒有跳起來，沒有拍桌子喊：「你敢這麼說？！」（在我們國家裡誰會這麼做？你瞎想什麼！）而是：「您沒有把握？那麼開一張您擔保是百分之百的蘇維埃人的名單。但是您要記住，您是在擔保！如果您給誰打了假保票，馬上請您自己進去！您怎麼不寫呢？」「我……不能擔保。」「噢，不能？這就是說，您知道他們反蘇步？那您就把您知道的人寫出來！這個城實的好家兔有著還是革命前塑造的過於柔弱的靈魂，他渾身出汗，如坐針氈，苦惱萬分。他當真認為這條死胡同出不去了：或是寫出誰是蘇維埃人，或是寫出誰是反蘇分子。他看不到還有第三條路。
人不是石頭，而石頭也是能壓碎的。
獄外使用的百寶鑰匙樣數多一些，因為生活多樣化一些。勞改營內使用的是最簡單的一套。生活是簡化的、赤裸裸的，螺絲釘的螺紋和螺帽的直徑都是一清二楚的。第一號當然是原樣：「您是蘇維埃人嗎？」對思想純正分子很合用，改錐從不會滑脫，螺帽立刻順著手勁轉動起來。第二號也很好使：許諾從一般勞動裡抽調出來，安排在營區內，多給一份稀粥，給報酬，減刑期。這都意味著生命，每登上一個台階，就多保一天性命。（在戰時，告密行為的身價大跌：東西貴了，人便宜了。為一包馬合煙就能出賣靈魂）第三號更好用了；我們要撤掉你的雜役職務！要送你去幹一般勞動！押你到懲戒點去！每下一步台階就是朝死亡靠近一步。有人不受一小塊麵包的引誘，不肯步步登高；可是把他往深淵裡推，他就會發抖、央告。
這並不表示在勞改營內部根本用不著做細活。有時候也得用點心計。希金少校需要收集犯人格爾岑別格（猶太人）的罪狀。他有理由認為十七歲的不懂世故的德國人安東能提供起訴材料。希金把年輕的安東找來，挑動他的納粹主義情緒：猶太種族如何卑劣，它如何毀壞了德意志。安東怒火中燒，於是出賣了格爾岑別格。（在另一種情況下，共產黨員契卡分子希金為什麼不能成為蓋世太保的得力的偵查員？）
再舉一個亞歷山大-費利波維奇-斯傑波沃依的例子。入獄前他是內務部軍隊的士兵，依據五十八條被捕判刑。他完全不是正統派，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勞改營裡他開始覺得自己過去當那個兵丟人，費盡心機地隱瞞這件事，同時他明白，如果被當局發覺他這樣做，是有危險的。對這樣的人怎麼招募？就利用這一點來招募：不幹，我們就給你宣揚出去，說你是個「契卡」。僅僅為招募一個人，連他們自己的旗幟也可以用來擦屁股。（這個人現在保證說，他當時到底還是頂住了。）
他入獄的過程以後沒有別的機會敘述了。小伙子應徵時是參加陸軍，可是被派到內務部軍隊服役。起先是鎮壓班傑拉分子。得到情報（通過內線），他們要走出林子到教堂裡做禮拜。軍隊包圍了教堂，把住大門（按照片）抓人。一度在立陶宛（穿著便服）護送人民代表去參加選舉大會（「有一個代表膽真大，每回都不要人護送！」）。一度在高爾基省守衛橋樑。由於伙食太壞，軍隊內部發生騷亂。為了懲罰他們，派他們到蘇聯土耳其邊境駐防。不過這時候斯傑波沃依已經蹲在監獄裡了。他時常畫畫，連政治學習筆記本的封面上也畫上畫。他畫了一頭豬。旁邊一個人對他說：「會畫斯大林不？」會。馬上畫了一個斯大林。後來筆記本送上去檢查。這已經夠得上蹲監獄了。但是在射擊場上他當著將軍的面把四百米外的七個靶子全部命中了，因而得到了一次探親假。他回部隊以後對人們說。「村裡的樹都沒了。因為稅收比野獸還狠，老百姓自己把果樹都鋸光了。」高爾基軍區軍事法庭。他在法庭上還叫喊：「你們這些壞東西！如果我是人民的敵人，為什麼不當著人民的面審我？為什麼躲起來審？」以後就是布列波治姆和紅色格林卡（從事隧道作業的嚴厲管制營，全部是「五十八條」）。
有的人像俗話說的「雖不是木匠，可是愛敲打」，這種人不用費勁就能搞到手。可是對另一種人非下好幾次釣鉤不可：他把誘餌吞下去吃掉了。誰要是支支吾吾，說他很難收集到準確的情報，那就對他解釋：「有什麼就提供什麼，我們負責核實！」「可是如果我一點把握沒有呢？」「這麼說來——你真的是一個敵人嘍？」最後索性向他攤開：「我們只要百分之五的真實，其餘全憑你瞎想吧。」（治達勞改營的行動人員。）
但是「教父」也有精疲力竭的時候，三番五次的下網，獵取的對象仍不能到手。這時候教父只得使出早預備好的一個環套；簽署「不洩露具結」。無論憲法或法律裡都沒有說到還有這麼一種手續，也沒有說到我們必須履行它。但是我們對什麼都看慣了。這種事還能拒絕麼？我們自然全都會照辦的。（可是如果我們硬是不具結，一邁出門檻硬是見人就洩露我們和教父的談話，「第三廳」「的魔力就會頃刻消散。他們的隱秘性和他們本人全是靠我們的怯懦維持著的！）隨後，在你的監獄檔案上便會做出一個使你解脫的幸福標註：「不可招募！」這就等於一個九十六開的成色戳記，至少也等於八十四開。但是即使我們能活出頭，也不會很快知道這個底細。然而我們可以憑以下的跡象猜出這一點：這些魔障忽然從我們身邊退走了，而且此後不再糾纏。
然而招募工作多半是能成功的。只是簡單而粗暴地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不論你是央求還是罵人，反正讓你跑不脫。
於是被招募者不久就送來了告密材料。
於是這些告密材料常常就在什麼人的脖子上又纏上了一道新刑期的套索。
於是勞改營內的告密活動就發展成為營內最激烈的鬥爭形式：「今天該你死，我還要活到明天！」
半個世紀或四十年來獄外的告密行為是一件完全沒有危險的事情：不可能受到社會的任何反威脅，或者揭露和懲罰。
勞改營裡則略有不同。讀者記得，索洛維茨的行政科怎樣揭露那批坐探，把他們放逐到康德島。以後幾十年，坐探們似乎自由而繁盛。但是偶爾在個別地方一小群堅毅頑強的犯人團結在一起以隱蔽的形式繼續索洛維茨的傳統。有時候裝成激怒的人群對抓住的小偷施私刑的樣子痛打（打死）坐探。（按勞改營裡的觀念，私刑幾乎是合法的事。）有時候（維亞特卡第一獨勞點，戰爭年代）生產雜役們通過行政手段借「工作上的理由」把最惡劣的坐探調出自己的工地。這樣做行動特派員是很難干涉的。別的坐探看了心裡明白，只得收斂一點。
營方對陸續到來的前方士兵曾抱過很大希望，以為這些人會是當坐探的好手。可惜，這批增援部隊使勞改營的鬥士們大失所望：這些大兵們、迫擊炮手們、偵察員們離開了軍隊全變得灰溜溜的，做什麼也不中用。
但是群島上的眼線的末日，還有待敲響過更多次的鐘聲，流逝過更漫長的歲月，才能到來。
在這一章裡我感到材料不夠。勞改犯們不大願意對我講自己受招募的情況。那麼，我就講講自己吧。
只是有了勞改營的後期經驗，變成了一個老資格以後，我回頭一看才明白了，我開始獄中生活時是多麼淺陋，多麼渺小。自從我披上一張軍官的皮以後，就習慣於無功受祿地高人一等。進了勞改營也總是往某個職位上爬，但爬上去總是立刻就掉下來。我緊緊地抱著這層皮——軍上衣、馬褲、軍大衣，竭力不換成勞改營的保護色囚衣。在新的環境裡我犯了新兵的錯誤：使自己暴露在地形上。
第一個教父（即新耶路撒冷的教父）的狙擊手的眼睛馬上發現了我。在卡盧加關卡，我剛從漆工熬成一個助理定額員，又拽出了這套制服——哎呀，多麼想顯得又英武又漂亮！況且當時我住在「畸形人」的屋裡，那裡的將軍都沒有這樣一套穿戴。
我在新耶路撒冷交上去的那份自傳是怎麼寫的，為什麼寫的，我早已忘在腦後了。有一天晚上我斜靠在床上翻著物理教科書，季諾維也夫一邊煎什麼東西一邊說話，奧拉切夫斯基和普羅霍羅夫躺著，穿著大皮靴的腳搭在床頭欄杆上。高級看守員謝寧（這顯然不是他的真性，而是在勞改營裡用的假名）進來，他對電爐，對高蹺的大皮靴似乎都沒有留意，一屁股坐到了誰的床上加入了共同的談話。
我不喜歡這個人的面孔和作派，他太喜歡做出柔和的眼神。但是他顯得多麼有文化！多麼有教養！在我們的一幫下流、蠢笨、無知識的看守員當中多麼與眾不同！謝寧當時不多不少是個——大學生！大學四年級學生，只是我不記得什麼系。看來他很不好意思穿內務部制服，害怕讓同學們在街上看見他戴藍肩章，因此每次來值班都是在門房換上制服，出去就脫。（這是可供小說家們描寫的一位當代英雄！能夠想像沙皇時代的進步學生依靠在監獄當看守員賺錢嗎？）不過文化雖是有文化，可是使喚個老頭替他跑腿或命令把一個干苦力活的犯人關三天禁閉什麼的，在他都是家常便飯。
但是在我們屋裡他喜歡送行知識分子式的談話：顯示他理解我們的細膩的心靈，也要我們賞識他的心靈的細膩，這一次他也是這樣，對我們介紹些城裡的新鮮事，新電影。忽然趁大家不注意，他向我做了一個明顯的動作——到走廊裡去！
我莫名其妙地出去了，謝寧為了不顯眼，又說了幾句應酬話，才站起身來，出去趕上我。他叫我馬上到行動特派員辦公室去。有一個遇不到閒人的僻靜的樓梯通到那個鴟鵂棲息的地方。
我還沒有親眼見過他。我走在路上心裡發沉。我怕的是什麼？我怕的是每個勞改犯都害怕的事：可別給我粘上新的徒刑。我的案子結束偵查還不到一年，現在我一見坐在辦公桌後的偵查員五臟六腑還都發痛。別是又翻騰了我的舊案吧：又發現了幾頁日記，也許是又發現了幾封信？
砰一砰一砰。
「進來。」
我推進門。一間佈置得很舒適的小房間，根本不像是在古拉格。屋裡還有足夠地方擺下一張小沙發（可能他也把我們的婦女們帶到這裡來？）和一架擺在小檯子上的菲力浦收音機。收音機上的「貓眼」閃著綠光。一支柔和悅耳的曲調在室內輕輕迴盪。這樣清澈的聲音，這樣的音樂，我已經完全不習慣了。我的心馬上變得柔和起來：生活在什麼地方進行著！我們已經慣於相信我們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其實它是在別的什麼地方進行著，在別的什麼地方……
「坐下」
辦公桌上放著一盞罩著給人平靜感的燈罩的檯燈。桌後的圈椅裡坐著行動特派員，和謝寧一樣，也是知識分子型的。黑頭髮，叫人看不透的外表。我坐的椅子也是半軟的。這多麼使人愉快啊，如果他不開口向我提出什麼指控，如果他不把那些陳糠爛谷子再搗騰出來。
不，他的聲音一點不帶敵意。他隨便問問生活、感覺，對勞動營習慣嗎？在雜役屋裡還方便嗎？不對，偵訊是不作興這樣開場的。（況且我在哪兒聽到過這麼美妙的音樂？……）
這時提出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甚至是僅僅出於好奇心的問題：
「怎麼樣，您出了這些事，經歷了這一切，仍然是一個蘇維埃人嗎？或者已經不是了？」
啊？你怎麼回答？你們，後代們，這是你們不能理解的：現在我該怎麼回答？正常的自由的人們，我聽見了，聽見了你們從一九九O年向我呼喊：「見他的鬼去吧！（也許後代們將不會這樣罵罵咧咧了？我認為在俄國還會的！）他們把你關進監獄，割斷你的喉嚨，還要你仍然是他媽蘇維埃人！」
真的，蹲過了三座監獄，見到了那麼多的人和事，聽到了瓢潑大雨似的來自國外的見聞，我哪能還是什麼蘇維埃人？在何時何地有什麼蘇維埃的東西能抵抗得住充足的信息？
如果我在監獄裡受到的「再教育」已經達到了我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我一定會直截了當地回答他：「不，見你媽的鬼去！我懶得跟你費腦子！讓我幹完活以後歇歇吧！」．
可是，我們都是在順從聽話中長大的，夥計們！如果在會上問：「有反對的嗎？……請棄權的嗎？……」手是怎麼樣也舉不起來的。「我不是蘇維埃人！」這句話，即使當了犯人，也說不出口哇！
「特別庭的決定裡說，是反蘇的，」我含含糊糊地說。
「特別庭，」他不帶一絲敬意地揮了揮手。「但是您自己覺得怎麼樣呢？您仍然是個蘇維埃人？或者已經變了，懷恨在心了？」
那個曲調輕輕地，如此清澈地縈迴蕩漾著，我們的重濁、粘糊、無聊的談話與它那麼不合拍。天哪，人的生活可以是多麼清澈，多麼美妙啊！但是由於權勢者的自私，他們永遠不會允許我們進入那個境界。是莫紐什科？——不是莫紐什科。是德沃夏克？——不是德沃夏克……滾開些，你這條惡狗，讓我稍微聽一會兒！
「我為什麼會懷恨在心呢？」我驚異地說。（真的為什麼？為了十封信才判了八年，一封信還不到一年。「懷恨在心」的罪名絕不能沾上．那可就有再來一次偵訊的味道了。）
「這麼說，您是蘇維埃人嘍？」特派員嚴厲地，但也帶著鼓勵回』飛地叮問。
千萬不要生硬地回答。千萬不要把今天的我暴露出來。如果現在說你是反蘇的，他馬上會在營內立個新案，給你「鉚上」新徒刑，便當得很。
「在靈魂深處，在內心，您認為自己是什麼人？」
多叫人害怕：——冬天，暴風雪，押送去北極圈內。而我在這裡已經安排得不錯，睡覺的地方乾燥、暖和，甚至有床單。在莫斯科我老婆能來探監，送牢飯……還要到哪兒去？為什麼要去？如果能留下的話。說一聲「蘇維埃人」有什麼可恥的？制度還是社會主義的嘛。
「我倒覺得自己……嗯，是……蘇維埃的……」
「噢，蘇維埃的！這就完全不同了！」行動特派員高興了，「現在我們可以像兩個蘇維埃人一樣談話。這麼說，我和您有共同的理想，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只是房間不同），我們兩個應當一致行動。您幫助我們，我們也幫助您……」
我感覺著我已經趴在地上了……耳邊還是那個音樂……而他正接二連三地把一個個整齊的套環甩過來：我應當幫助他們瞭解情況。我可能成為某些談話的偶然見證人。我應當把這些事報告他們……
這種事我可永遠不會幹。我內心冷靜地知道這一點：是蘇維埃的也罷，不是蘇維埃的也罷，要我把政治性談話報告給你們——休想！然而，要小心，小心，話要說得委婉，不露痕跡：
「這種事我……做不來，」我幾乎帶著遺憾的表情回答。
「為什麼呢？」我的意識形態的同道者口氣嚴峻起來。
「因為……這不適合我的性格（畜牲，怎麼才能對你說得更委婉些？），因為……我不會聽旁人說話……記不住……」
他發覺我和音樂有點什麼……卡噠一聲把收音機關上了。寂靜。善良世界的溫柔綠色的「貓眼」熄滅了。辦公室裡只有鴟鵂和我。來真格的了。
哪怕他們懂得一點下棋的規則也好：局面三次重複就算和棋。可是偏偏不懂。他們做什麼事都懶，就做這個不懶：他用同一步棋將我軍一百次，我用同一個卒子抵擋一百次。他不知道什麼叫沒趣，反正有的是時間。我宣告自己是蘇維埃人，就等於把自己擺在挨將的地位。當然一百次將軍每次都有不同的特點：換一個用詞，換一種聲調。
一小時過去，又一小時過去。我們牢房裡的人已經睡了，而他有什麼可忙的，這本來就是他的工作嘛。怎樣才能擺脫他？他們這些人多麼黏糊啊！什麼遞解，什麼一般勞動他都已經暗示到了，他已經表示懷疑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敵人，後來又轉而希望我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朋友。
屈從——非我所能，而大冬天被遞解又非我所願。我憂心忡忡地想，這一切會怎樣了結呢？
忽然他把話頭轉向盜竊犯們。他聽看守員謝寧說，我談到盜竊犯時言語很尖刻，我和他們有過衝突。我活躍起來。這表明棋步有了變化……不錯，我恨那類人。（但是我知道你們喜歡那類人！）
為了徹底打動我，他向我描繪出這麼一幅圖畫；我老婆在莫斯科，丈夫不在身邊，她不得不一個人單獨上街，有時候夜間也得出去。街上常發生扒行人衣裳的事。這些傢伙就是從勞改營裡逃出去的（不對了，那是你們大赦出去的！）。那麼如果我發覺盜竊犯們準備逃跑，難道能拒絕向行動特派員報告嗎？
沒說的，盜竊犯是敵人，殘酷無情的敵人，只要是為了對付他們，什麼辦法都是好的……其實好也罷，不好也罷，眼下這反正是一條好出路。似乎這個
「可以。這個……可以。」
你說了！你說了！而魔鬼就只需要一個字！一張白紙輕飄飄地落在我前面的桌上；
保證書
我，某某，保證向勞改自工段行動特派員報告關於犯人準備
逃亡的消息……
「可是我剛才說的只是盜竊犯！」
「除了盜竊犯還有誰逃跑？……況且我怎麼能在正式文件裡寫『布拉特內』，」這個字呢？這是黑話。就像這樣寫也能明白。」
「但是這麼一來意思全變！」
「不，我還是看出來了，您不是我們的人。跟您說話應該用另一種方式，而且不是在這裡。」
哎喲，「不是在這裡」幾個字太可怕了。暴風雪在窗外怒吼，你現在是雜役，住在可愛的畸形人之家！『不是在這裡」，是在哪裡呢？是在列佛爾托沃？「另一種方式」又是什麼方式？不過我在這座勞改營期間一次逃跑事件也沒發生過。或然率和隕星落地差不多。況且即便有人逃跑，哪個傻瓜會事先在聊天時講出來？這就是說，我根本不會發覺。這就是說，我不會有什麼可報告。歸根結底，這是一個相當不壞的出路……只是……
「難道不寫這張紙就不行？」
「這是規矩。」
我歎氣，我用其中小小的保留條件安慰自己。於是我就在出賣靈魂的文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為拯救肉體而出賣靈魂的文書。結束了？可以走了？
唉，不行。還有「不洩露」具結呢。不過在這之前，他還要求在剛才那張保證書上加點東西：
「您還得選定一個假名。」
假名？……哦，代號！是的，是的，情報員都必須有一個代號！天哪，我滑下去得多麼快。他究竟把我贏了。幾個棋子一挪動，立即將死。
全部想像力離開了我的變空了的頭腦。我本來隨時都能給上十個主人翁想出姓名。現在卻一個代號也想不出來。他好心地幫我出生意：
「比方說，維特羅夫，怎麼樣？」
於是我在保證書末尾撈出個BETPOB（維特羅夫）的字樣。這六個字母在我的記憶中烙出了恥辱的凹痕。
我確是曾想和人們一道去死！我曾準備好了和人們一道去死！我怎麼落得這麼個結果？我怎麼留下來和狗一道活著？
特派員把我的保證書鎖進保險箱——這是他今天晚班的工作成績。他很客氣地向我說明今後不要到他辦公室來，這會引起懷疑。看守員謝寧是帶著任務的人。所有的報告（告密材料）都可悄悄地經他轉交。
這小島就是這個辦法：先揪住小爪子。
在那一年我恐怕還沒有在這個邊緣上止步的本領。既然沒能抓緊馬鬃，馬尾巴也抓不住的。滑開了頭必然會順勁滑下去。
但是有種什麼東西幫助我止住了下滑。謝寧一見面就催問：喂？喂？我兩手一攤說：沒聽見什麼呀。我和盜竊犯們素來格格不入，沒法和他們接近。這時好像有意和我作對似的：本來一直沒有人逃跑，忽然一個小偷從我們這個勞改營逃走了。謝寧堅持說：那麼你就報告別的情況！作業班裡的情況！工棚裡的情況！我咬定說：別的事情我沒有答應！（況且已經快到春天了。）我只做過一個非常局部性保證，這總算是我的一個小小的成就。
這時候部裡下來了專用通知書，我被提出來送到「沙拉什卡」（天堂島）。事情就這樣對付過去了。我再沒有簽過一次「維特羅夫」這個名字。但是今天我一遇到這個姓，還是不由得縮頭縮腦。
噢，多麼難哪，要想成為一個人是多麼難！即使你經歷過火線，挨過轟炸，踩響過地雷，這還僅僅是勇敢的第一步。這還不是一切……
許多年過去了。「沙拉什卡」也呆過了，特種勞改營也蹲過了。我一直表現得獨立不羈，愈來愈放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行動科的青睞，我習慣了心情愉快的生活，因為我的檔案上已經打上了「不可招募」的成色戳記。
我被送到流放地。我在那裡差不多住了三年。流放地人口已經開始減少，有幾個少數民族已經放走了。我們這些剩下的每次去警備司令部登記，一路上已經是有說有笑。「二十大」已經開過。一切似乎都已經永遠結束了。我正盤算著一旦獲釋就回俄羅斯的快樂的計劃。一次，我剛走出學校大院，忽然一個衣著講究的（穿便服的）哈薩克人很親熱地稱呼我的本名和父名，把我叫住，並且趕上來跟我握手問好。
「我們去談談！」他溫和地朝管理處方向扭扭頭。
「我得吃午飯去。」我躲開他。
「晚上有時間嗎？」
「晚上也沒有。」——（沒有工作的晚上，我寫小說。）
「那麼明天找個時間？」
這傢伙纏上了。只好約在明天吧。我想大概是要談我的案子的複審問題。（那時候我辦了一件傻事：學著正統派的樣子給上頭寫了一封申訴書，這就是說，把自己擺到了乞求者的地位。國家安全部門不會放過這件事！）但是莊嚴地坐在區內務處長辦公室裡的是省裡來的行動特派員。他把房門銷上，顯然打算做一次長達數小時的談話，再加上他的俄語講得不地道，這次談話將是十分費事的。談了快一個鐘頭我終於弄明白了，他不是要複審我的案子，而是要吸收我當眼線。（顯然隨著部分流放者的獲釋，眼線幹部變得稀少了。）
我覺得又可笑，又可惱；可惱是因為連半個小時對我都是寶貴的；可笑是因為這樣的談話在一九五六年的三月聽起來就像用刀子在菜盤裡橫著切食物那樣不對路。我試著用輕描淡寫的形式向他說明其不合時宜，——但毫無效果，他像一隻認真的叭喇狗，咬住就不松嘴。任何鬆動的風吹到地方上總要遲三五年，甚至十來年，只有收緊的風才會一眨眼工夫就傳到下面。他還完全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將意味著什麼！我提醒他，內務部都撤銷了。但是他興高采烈地證明，克格勃和它是一樣的，人員還是那些，任務還是那些。
到了這一年，我對他們的光輝的機關已經形成了滿不在乎的態度。我覺得現在讓它去見他們該見的東西是完全符合時代精神的。我絲毫不害怕這對我個人有什麼直接後果——在那光輝的一年也不會有什麼後果。現在揚長而去，把房門砰地一聲帶上，該多痛快。
但我想到：我的手稿怎麼辦？它們整個白天都放在我的小茅舍裡，只有一把防君子的小鎖把門，裡面只設了一點小小的機關。每天夜裡我取出來寫作。如果我惹惱了克格勒，他們準會來找我的茬兒，抓點什麼有問題的材料。要是突然被他們發現怎麼辦？
不行，必須和平解決。
噢，國家呀！噢，可詛咒的國家呀！在這裡，在它最自由的幾個月，一個內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許自己和憲兵們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裡想的全部朝他們臉上抖出來。
「問題是這樣的，我有嚴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許我到處去打聽。我的麻煩事夠多了。我們談到此為止吧！」
這當然是可憐的托詞。可憐，是因為我承認他們有收買人的權利，而這正是應該給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絕。
可是他仍不肯罷休，不要臉的東西！他又花了半個鐘頭的時間證明一個重病人也應當跟他們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實在說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餘的一份證明嗎？」
「什麼證明？」
「證明你病成這樣的。」
「證明……有」
「那就把證明拿來。」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個工作日的成果！說明對像還是選得正確的，只是原來不知道這個人病得這麼利害。他要證明並不光為看看，而是為了釘進檔案，了結這樁公事。
我把證明交給了他，彼此清帳。
這是我國半世紀以來最自由的幾個月！
要是這個人沒有證明呢？
特派員的本事就在於一下手就選准合適的鑰匙。西伯利亞勞改營裡的一個精通俄語的（正因為這一點才選中了他）波羅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見營長」。可是坐在營長辦公室裡的卻是一個陌生的鷹鉤鼻子大尉，他有一雙有催眠力的眼鏡蛇的眼睛。「把門關牢！」他很嚴肅地警告，好像敵人馬上要闖進來，同時用兩隻冒著火光的眼睛從蓬鬆的長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馬上被壓倒了，覺得什麼東西燒著他的皮肉，掐著他的脖子。在傳喚y以前，大尉當然收集了有關他的一切資料。還沒見到人就已斷定第一、二、三、四號鑰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後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對準y的尚未渾濁的、毫無防護的眼睛注視幾分鐘，以便進行目測的檢驗，同時使他喪失意志，把立刻要壓下來的東西事先無形地舉到他的頭上。
特派員只在一個短短的開場白上花費了一點時間，但他不是用抽像的政治課的語調說話，而是用很緊張的口氣，好像講的是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們勞改點裡爆發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劃分成了兩大陣營，其中一個必敗。我們確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個。您知道是哪一個嗎？……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應當脫離注定滅亡的資本主義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齊斯的《走向新岸》嗎？」——他還說了一些諸如此類的話，眼睛一直虎視眈眈地望著對方。當他最終地確定了鑰匙的號碼以後，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氣問道：「您家裡的人怎麼樣？」他能隨口說出他家裡人的名字！他記得每個孩子的年齡！這表明他已經和家屬打過交道，這太嚴重了！「您當然懂得，」他開始實施催眠術。「您和家屬是一個整體。一步走錯，您就完了，您的家屬馬上也完了。我們不會讓叛徒家屬（他的聲調逐漸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蘇維埃環境裡。現在您在兩個世界之間，在生與死之間做選擇吧！我建議您承擔協助契卡行動科的義務！如果拒絕，您的家屬馬上全送勞改營！大權在我們手裡（他說得對！），我們對於決定了的事沒有後退的習慣！（又說得對！）既然我們選中了您，您就會和我們一起工作！」
這一切對y如晴天霹靂。他沒有精神準備，他過去連想都不能想這種事，他一向認為只有壞蛋才告密，哪能料到會向他建議這個？正面打擊，沒有浪費動作，沒有拖延時間。大尉等著答覆，瞧，他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毀！y心裡想，他們這些人什麼幹不出來？他們什麼時候饒過誰的家屬？他們整家整戶地「消滅富農」，連小娃娃也不放過，不是也下得了手嗎？不是還當做自豪的事在報上報道過嗎？一九四O——四一年機關在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所作所為，y是親眼見過的，他還到監獄大院看過蘇軍撤退時槍殺的犯人的大堆屍體。一九四四年又聽過列寧格勒對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廣播。那些廣播也和現在這個大尉的眼神一樣充滿著威脅和散發著復仇的氣息。廣播聲言將來要毫無例外地懲辦一切幫助過敵人的分子。那麼現在有什麼能迫使他們表現仁慈呢？請求嗎？沒用。非進行選擇不可。（y自己也上了關於機關的傳奇的當，他還不懂得這一點：這部機器裡其實並沒有這麼完美的協同動作和彼此呼應，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亞的某個勞改點裡拒絕當眼線，過一星期就會把他的家屬拖到西伯利亞來。還有一點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機關想得多麼壞，實際它要比這更壞。不久以後，所有這些家屬，所有幾十萬這樣的家屬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毀滅，並不查問他們的家主在勞改營裡表現如何。）
如果只為自己一個人，他可能不會被恐懼所動搖。但是y設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在淫亂穢行都不用布簾遮掩、六十歲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護的勞改營工棚裡將會如何。於是他動搖了。鑰匙選得正確。別的都打不開，這把打開了。
不過他還在拖：我需要考慮。——好吧。考慮三天，但是不許和任何人商量。洩露出去就槍斃你！（y去和一個同鄉商量，後來特派員要他寫的第一份報告，就是關於這個人的。他就和同鄉一塊編了一份材料。這個人也認為絕對不能拿家屬冒險。）
第二次去見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約上簽了字，領受了任務和聯繫辦法：不要到這裡來，一切通過免除看押的雜役弗羅爾-裡亞比寧接頭。
在營內普遍安插這類接頭人是勞改營特派員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弗羅爾-裡亞比寧在人們中說話嗓門最高，是個快活人，是個頗得人心的人物。弗羅爾-裡亞比寧幹著點什麼不明不白的營生，還有個小單間，並且手裡總摸著閒錢。他在特派員的幫助下摸透了勞改營生活的底細和動向，在其中可以說是如魚得水。這些接頭人正是維繫著整個魚網的鋼繩。
弗羅爾-裡亞比寧指點y說，傳遞情報要在黑暗的角落（「於我們這一行，頂主要的是機密」）。有時候他也把他叫進自己的小屋：「大尉對你的報告很不滿意。你寫的東西要能成為這個人的材料才行。現在我教你。」
於是這個厚臉皮就教起這個兩眼無光、垂頭喪氣的知識分子y怎樣往別人頭上扣屎盆子來。但是y的無精打采的樣子使得裡亞比寧斷定需要給這個可憐蟲打打氣，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氣說：「我說，你的日子也怪不好過。有時候也想買點什麼墊補墊補吧？大尉想幫幫你的忙。這些你拿去吧！」說著從錢包裡掏出一張五十盧布的票子（這是大尉出的錢！這說明他們是不必向會計報帳的，也許全國只有他們能這樣！）塞給y。
一見到塞進他手裡的這只淺綠色的癩蛤模，眼鏡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狀態、全部束縛、甚至對家屬的全部擔心都忽然從y身上褪去了：全部發生過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為這一張帶著綠色粘液的醜陋的紙片，物化為普通的猶大的銀幣。y已經不考慮家屬將會如何，他以一個推開污物的自然的動作把這張五十盧布的票子推開。不解其意的裡亞比寧又塞過來，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來。這時他已經一身輕鬆，已經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聽裡亞比寧的說教，也不再受給大尉簽的那個字的約束，在人的偉大義務面前解脫了這些紙面的虛偽俗套！他揚長而去！他在營區裡走著，兩條較快的腿帶著他前進：「自由了，自由了！」
不，還不完全吧。遇到個死腦筋的特派員還會拖住不放的。但是眼鏡蛇大尉明白，是笨蛋裡亞比寧使錯了鑰匙，繃斷了螺絲。這座勞改營裡的觸鬚以後再也沒有糾纏過y，裡亞比寧見了面也不再打招呼。y這才放寬了心，十分高興。這時正好把犯人們往特種營裡送，他進了斯傑普拉格。他更加以為這次遞解之後一切都斷線了。
可是哪有這樣的好事！看來檔案裡留了附註。y在新地方有一回被叫去見上校。「據說您同意過和我們工作，但是沒有贏得信任的行動。也許是當時沒有向您講清楚？」
然而這個上校已經完全引不起y的恐懼。況且y的全家這時候已經和許多波羅的海沿岸人的家屬一樣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亞。毫無疑問，必須甩脫他們。但是找什麼借口？
上校把y交給一個中尉，要他再做些勸說工作，那傢伙快馬加鞭，又是威脅，又是許願。這時候y卻在心裡盤算：怎樣才能最有力最堅決地拒絕掉？
y是一個開化的、不信教的人，然而他發現，只有用基督做擋箭牌才能防禦他們。這樣做雖不大有原則性，但確是萬無一失的。他扯謊說：「我應當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受的是基督教的教育，所以不可能和你們工作。」
這一下就行了！中尉接連幾小時的廢話一下子就噎住了！他明白事情落了空。「我們用不著你這樣的，就像狗用不著第五條腿一樣。」他懊惱地叫起來：「你寫一張書面拒絕！（又是書面！）就照你說的寫，說明你信神仙！」
看來他們每停用一個眼線都要有一份文書，正如起用時一樣。以信基督為借口完全可以使中尉滿意；契卡行動人員當中不會有人責怪他了，不會認為還能進行什麼努力了。
不偏不倚的讀者是否覺得，他們將會在基督面前四散奔逃，就像鬼怪躲避劃十字和早禱的鐘聲一樣呢？
這就是我們的制度永遠與基督教不能相容的原因！法國共產黨人純粹在瞎許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