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跨進勞改營的犯人最早知道的當地概念之一就是“雜役”。凡是有辦法不和大家分擔共同的注定滅亡的命運的人，不管是從一般勞動裡脫了身的，還是根本沒有陷進去的，當地土著們一概不客氣地冠以這個稱號。
群島上雜役的人數頗不少。在生活區，這類人數有嚴格的比例限制，在登記表上列為“乙類”。在生產區，有人員編制表的限制。但是他們總是不斷突破百分比：一半是由於想活命的人數的巨大壓力，一半是由於勞改營當局額預無能，人手少了就沒法進行經營和管理。
據司法人民委員部一九三三年的統計，當時在剝奪自由地點從事各項服務工作的人數，包括經濟管理（誠然也包括“自我看守”）在內，占土著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減少到百分之十七——十八（不算自衛隊），仍然是總數的六分之一。由此可見，本章所涉及的，是勞改營內的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但是雜役們遠遠不止六分之一：因為這裡只計算了營區內的雜役，此外還有生產雜役呢；再說雜役的構成有很大流動性，顯然有更多的人在整個勞改生涯中曾一度當過雜役。最主要是，活下來的人當中雜役占很大比重；據我的感覺，五十八條的長期犯人能活下來並獲得釋放的，十之八九都是當雜役的。
差不多每一個能夠慶幸劫後余生的長期犯人都是雜役，或者他大部分刑期都是在干這個差事。
因為這是“消滅營”——請不要忘了這一點。
人世間的分類本來就沒有截然的界限，過渡總是逐步的。在這件事上也一樣：邊緣是模糊不清的。一般地說，凡是在工作日不到生活區以外去上工的，都可以認為是營區雜役。在總務大院做工，就比做一般勞動的苦力日子好過的多。早上不必站隊等派工，也就是說，可以晚些起床和吃早飯。上下工時被押著走的路程也免了；嚴厲的待遇少，挨凍少，花力氣少。再說工作日結束得也較早；工作地點或是暖和的，或是隨時可以取暖的。加之他的工作一般不在作業班裡勞動，而是單獨完成的手藝活。這表示他用不著聽同伴的吆喝，只聽長官們的吆喝就行了。可是因為他常常給長官個人干點私活。所以不但聽不到飽喝，反而能得到點賞賜和甜頭，例如准許頭一批領衣、領鞋之類。另外，他還有從其他犯人那裡接活撈取外快的好機會。說得明白些：總務大院好比是莊園奴僕的作坊。如果其中的鉗工、木工、砌爐匠還算不了響哈哈的雜役，那麼鞋匠，特別是裁縫，已經是雜役中的高級人物了。“裁縫”這個稱號在勞改營裡就跟外邊的“副教授”差不多。（反過來，真的“副教授”在這裡是句罵人話。頂好別在這兒打出這塊牌子招人笑話。專業的貴賤，勞改營裡的標准和外邊正好相反。）
洗衣婦、女衛生員、洗碗工、鍋爐工、洗澡房工人、燒水工、普通的面包匠、工棚值日員等等也算雜役，但屬於低等的。他們都得從事體力勞動，有時候還挺累，不過他們都能吃飽。
真正的營區雜役是這些人；廚房大師傅、切面包的、倉庫管理員、醫生、醫助、理發匠、文教科教育員、洗澡房主任、面包房主任、保管室主任、包裹轉遞室主任、工棚值日員領班、房捨管理主任、派工員、會計、指揮部工棚的文書、營區和總務大院工程師。所有這些人不僅吃得飽，不僅穿得干淨，不僅用不著搬重東西而弄得腰酸腿疼，而且對人們所需要的一切掌握著很大的權力，也就是說對人們本身掌握著很大的權力。有時候他們之間發生派系斗爭，耍陰謀、施詭計，互相打倒或互相抬舉，為“娘兒們”爭風吃醋，但更多的是抱成一團對賤民實行聯防，形成一個得天獨厚的上層集團。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可分享，因為一切都已經一勞永逸地瓜分完畢了。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攤。營區雜役集團越是強大，營長對他們就越是依賴，以求盡量減少自己的麻煩。所有送來的和送走的犯人的命運，所有普通干苦力活的犯人的命運，全由這些雜役們決定。
由於人類習以為常的狹隘等級觀念，雜役們很快就覺得，與普通苦力同睡一間工棚、同睡一個“小車廂”（甚至一般地睡“小車廂”而不睡床）、同桌吃飯、在同一個洗澡房脫衣服、穿上普通苦力汗濕過扯爛過的內衣……是不成體統的。於是雜役們就單獨搬進了各容納二、四、八人的不大的房間，在那裡吃他們挑選的食物，再加上點非法弄來的；在那裡討論營裡的所有安排和事務，包括人的和作業班的命運，不會有惹起苦力和作業班長的頂撞的危險。他們單獨在一起消磨空閒時間（他們有空閒時間）。給他們發的換洗內衣是局限在他們小圈子內部的。由於上面說的那種愚蠢的等級觀念的作祟，他們還竭力在衣著上顯出和普通勞改犯有所不同，但可惜受到條件的限制。如果本營是以黑色棉坎肩或黑上衣為主，他們就努力從保管室領藍色的；如果是以藍色為主，他們就穿黑的。還有，他們在裁縫間用三角布片把勞改營的瘦褲腿接成喇叭口。
生產雜役實際上是指工程師、技術員、施工員、班組長、車間工長、計劃員、定額員，還有會計、女秘書、打字員。他們和營區雜役不同，派工時要站隊，要走在有人押送的隊列裡（不過有時候也可以免除看管）。但是他們在生產中處於優惠地位：不要求他們拼體力，累不著他們。相反，苦力們的勞動、伙食、生活倒是攥在他們許多人的手心裡。他們雖然與生活區的關系較小，但是力爭在那裡也保待自己的地位，爭取得到營區雜役們享有的大部分優惠條件，盡管這些人永遠爭不到跟他們平起平坐的地位。
這方面也不存在明確的界限。屬於上述一類的還有設計員、工藝員、測繪員、馬達工、機械值班員。這些人已經不算“生產指揮員”，他們既沒有坑害人的權力，也不對人員的死亡事故負責（只要死亡不是由於他的設計或他們管理的工藝所造成的）。這些人僅僅是有知識的或只有半瓶醋的苦力而已。跟任何一個干活的犯人一樣，他們照樣故弄玄虛，欺騙長官。可以半天干完的事，想方設法施上一個禮拜。在營裡他們的生活一般和苦力差不多，常常編在作業班裡。只是他們在生產區裡的條件又暖和又安靜。在辦公室和小工房裡，如果沒有自由人在場，他們把公事丟在一邊，大聊生活瑣事、刑期長短、過去和未來。聊得頂多的是小道消息，例如：聽說快要把“五十八條”（他們這些人大多是從“五十八條”裡選調出來的）從雜役職位上通通撤下來，轟去干“一般”勞動啦！
這種措施也是有深刻的唯一科學的根據的：社會異己分子已經從階級的根子上爛透了，要改造他們幾乎不可能了。他們的大多數只能用墳墓來改造。如果說有一個很小的部分還可以改造得了，那當然只能通過勞動，即體力的、繁重的（頂替機器的）勞動。如果勞改營的官員或看守員干這種勞動，那是辱沒身份，雖然這種勞動曾在過去的某個時候把猴子變成了人（但是在勞改營裡它難以理解地把人又變成了猴子）。現在你就知道了，並不是出於報復，反倒是因為對改造“五十八條”還抱著微弱的希望，古拉格的條令中才嚴格規定無論在生活區或在生產中，按第五十八條判刑的犯人都不能擔任享有特權的職位（只有在外邊偷盜成績卓著的人物才配擔任與財物發生關系的職務）。這本來一定會遵照辦理的，難道勞改營長官對“五十八條”有什麼特殊好感不成！但是他們知道：按其他條文判刑的犯人中的專家加到一起，也不及“五十八條”中專家人數的五分之一。醫生和工程師差不多全是“五十八條”。就以一般誠實的人和能辦事的人來說，在自由人當中也找不出像“五十八條”這樣好的。結果東家們變成了唯一科學理論的隱蔽的反對派，他們暗地裡把“五十八條”安插在雜役的位置上（不過最肥美的差事總是留給普通犯。長官們跟這些人容易談到一塊。而且人大誠實了也礙事）。安插盡管安插，可是每當有關指令重申一次（而指令是經常重申的），每當調查團下來以前（而他們是經常下來的），長官們即不猶豫也不心疼，白嫩的大手一揮，就把屬於第五十八條的雜役通通轟到一般勞動上去。花了數月工夫慘淡經營起來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好光景一日之間就灰飛煙滅了。被轟下台本身還不算要命，最叫當雜役的政治犯提心吊膽、不得安生的是沒完沒了的有關末日來臨的小道消息。這些傳聞毒化著雜役們的整個生活。只有普通犯能安安穩穩地享受雜役的地位。（不過，調查團一走，生產工作慢慢地垮下來，工程師們又被悄悄地挽回雜役的崗位上，直到下次調查團來再轟下去。）
還有一批人，他們不單純是“五十八條”，莫斯科在他的監獄檔案上還打了一個單獨的詛咒的烙印：“此人只可使用於一般勞動！”一九三八年許多科雷馬人都蓋了這樣的烙印。對於這批人來說，連混上個洗衣婦或者氈靴烘烤工的差事都是不可企及的幻想。
《共產黨宣言》上是怎麼寫的？——“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靈光，”（說得相當像！）“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但總還是出錢招雇的！總還是讓他們干自己的本行！如果是派去干一般勞動又該怎麼說？派去伐木又該怎麼說？而且是“不出錢”的！而且是不管飯的！……誠然、把醫生撤下來去干一般勞動是不常有的事，因為他們也要給長官的家底看病。至於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那只能在一般勞動裡把他們報銷掉，這些人當雜役什麼也干不了。
作業班長在勞改營中的地位很特別。照勞改營的規定，他們不算雜役，可是也不能把他們稱為苦力。因此本章的議論也適用於他們。
和在戰斗中一樣，在勞改營裡也沒有詳細討論的時間：雜役的職業到了手邊，你就自然會把它抓住。
但是幾年、幾十年過去了，我們活下來，我們的同伴們死去了。我們開始向大吃一驚的自由人和摸不關心的下一代一點點地揭示我們在那邊經歷的幾乎沒有任何人性的世界，——而我們必須以人類的良心為准則對它做出評價。
這裡遇到的主要道德問題之一就是關於雜役的問題。
在為那個勞改營中篇小說“選擇主人翁的時候，我選定了一個做苦工的，我不可能選中其他任何人，因為只有做苦工的人才看得清勞改營裡真正的相互關系（正如只有步兵這個砝碼才稱得出戰爭的全部重量一樣。但不知為什麼寫回憶錄的總不是他）。小說選擇了這樣一個主人翁，又有一些刺耳的話，使得某些前雜役大為惱火，認為受了侮辱——而我已經說過，活下來的人十之八九都是雜役。這時候出來了一本季亞科夫寫的“一個雜役的札記”（《經歷札記》）。它自鳴得意地肯定他們在自找門路方面的足智多謀和不惜任何代價求得活命的方法之巧妙。（這樣的書本應當在我那本書之前出現的。）
在似乎可以發發議論的那短短的幾個月，突然冒出來了一個關於雜役問題的討論，對勞改營雜役地位的道德問題出現了某種一般性的提法。但是在我國任何一種情報都不許說得透徹，任何一種討論都有許真正接觸到對象的各個傾面。所有這一切注定一開始就遭到壓制，不讓一絲光輝落到真理的赤裸身體上。所有這一切都逐漸積成一個無定形的年深日久的大堆，幾十年不死不活地報在那裡，直到人們對這一堆垃圾中的廢銅爛鐵喪失了任何興趣，再也找不到清理它們的途徑為止。關於雜役的討論剛一開始就剎車了，它從雜志文章退入了私人書信。
但是勞改營的雜役和苦力之間的區別（雖然不必說得比實際存在過的差別更鮮明）總應劃分出來才行，好在勞改營題目剛一產生，這個區分就做出來了。但是拉克申那篇經過審查的文章關於勞改營的勞動有一些過頭的措詞（好像頌揚了這種以人代機器並把我們從猴子變成人的勞動），結果這篇大體正確的文章，以及我那篇小說的部分內容，竟招致了前雜役及其從未坐過牢的知識分子友人們的憤怒反響：怎麼，你們歌頌奴隸勞動（《伊萬-傑尼索維奇》中砌牆的場面）？！怎麼，“要汗流滿面地去掙來自己的面包”？這不等於說，古拉格長官要你做什麼就去做什麼嗎？我們引以自豪的，恰恰是避開了勞動，沒有去靠它來苟延殘喘。
現在我回答這些反駁意見的時候，心裡只可惜，這些話人們一時讀不到。
照我看，一個知識分子以此自豪是不體面的：你瞧，他沒有降低身份去從事奴隸的體力勞動，因為他有辦法搞到了坐辦公室的工作。上一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處在這種境遇，除非他能同時信他們的小兄弟也施肥了奴隸勞動．是不會以此誇口的。伊萬-傑尼索維奇面前可沒有進辦公室工作的這條出路！我們該怎樣對待小兄弟？是不是可以容許小兄弟靠奴隸勞動去苟延殘喘？（為什麼不行？在集體農莊裡我們不是早就容許他這樣了嗎！是我們親自把他安排到那裡去的！）既然這可以容許，是不是也可以容許他在這種勞動中找到一點樂趣，哪怕偶然一會兒零個把鍾頭，歇工之前，磚砌得順手的時候，行嗎？我們在勞改營裡握著筆桿在紙上劃拉的時候，用鴨嘴筆在繪圖紙上勾出一根根黑線條的時候，不是也得到一些愉快的感覺嗎？如果伊萬-傑尼索維奇B白夜夜只是咒罵自己的勞動，他這十年怎麼活得下來呢？他早就該在頭一根柱子上吊死了。
遇到這樣幾乎難以置信的經歷又該怎麼做才好呢：帕維爾-丘爾佩涅夫在伐木場上一連干了七年（而且還是在懲戒勞改點裡）。如果在伐木中看不到一點意義和興趣，怎麼能生活和勞動這麼多年？他能挺下來的原因是：對自己手下為數不多的長期固定工人很關心的獨勞點長（也得有這麼一個奇特的點長），第一，給他們喝的菜湯是“管飽”的；第二，只允許創高產的工人夜間幫廚。這是一種獎勵形式！干了一整天代木工作以後，丘爾佩涅夫就去廚房刷鍋，往大鍋裡倒水，生爐子，削土豆——直干到半夜兩點，然後他飽吃上一頓，連外套也不脫，倒頭睡上三個鍾頭。有一次，也是作為獎勵，他干了一個月的切面包工作。還有一次用自己砍傷自己的辦法（沒有人懷疑他這個紀錄創造者）歇了一個月的工。就這些！（當然，也並不是沒有別的原因。）有個開過賭窟的女賊在他們生產小組裡當馬夫，她同時跟兩個雜役姘居，-一個是木材驗收員，—一個是倉庫主任。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小組的產量總是超額。更主要的是他們的拉撬馬蓋爾奇克能足吃燕麥，所以拉木材的勁頭大——要知道馬能吃到多少燕麥也要根據……小組完成的產量！（“可憐的人們！”這句話實在說膩了，至少這裡我可以說一句“可憐的馬們！”了吧！）但不管怎麼講——在伐木場連續干七年，這幾乎是神話。如果不積極想辦法、找竅門，如果不在工作本身中找樂趣，這七年怎麼干得下來？丘爾佩涅夫說，只要給吃的，勞動下去不成問題。俄國人的天性如此……他掌握了“連續放倒”方法：第一根原條放倒時要有支撐，不讓它彎垂，容易橫截。後來的原條全是交叉地一根撂在一根上，使得枝杈全能集中在一兩堆篝火裡，不用從四面拖到一處。他會把正在倒下的樹干准確地牽引到需要的方向。他從立陶宛人嘴裡聽說加拿大伐木人在地上豎一根樁子，利用倒下的樹干把它壓進地裡。他勁頭上來了：“來，咱們也試試！”果然成功了。
看起來是這樣的：有時候連一件令人痛苦和憎惡的工作，人也會帶著不可理解的狂熱去做，人的本性就是如此。我自己干了兩年體力勞動，親身體驗到這個怪現象：忽然對勞動本身著了迷，而忘記了它是奴隸勞動，對你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在砌牆（否則不會在小說裡寫它）、鑄造、木工，甚至發狂似地搶大錘砸廢鐵的勞動中，我都體驗過這種奇怪的時刻。這麼說，也可以准許伊萬-傑尼索維奇並不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逃不脫的勞動是沉重的負擔了吧？不每時每刻都憎恨它了吧？
在這事上，我想人們會對我們讓步的，會讓步的，但有一個必須的條件，就是絲毫不能引伸出對那些一分鍾也未曾汗流滿面地掙得面包的雜役們的責難。
流汗雖是沒有流汗，但他們執行古拉格長官的旨意可是很賣勁的（否則就會被派去干一般勞動！），很精細的，用上了自己的專業知識。要知道，所有重要的雜役職位都是勞改營和勞改生產的管理環節。它們恰恰是整個鏈條中經過特別鍛造的（高質量的）環節，如果沒有它們的話（如果所有犯人都拒絕雜役的職位的話！），經營管理的整個鏈條，整個勞改營體系都會崩潰！因為從獄外永遠提供不了這麼多的高級專家，而且是同意多年在這種豬狗不如的條件下生活的專家。
可為什麼沒有拒絕呢？為什麼沒有把卡捨伊的鏈條拆散？
雜役的崗位全是經營管理的關鍵崗位。定額員！可是他們的助手記帳員的罪惡比他們少得了很多嗎？施工員！可是技術員就那麼干淨？在哪一種雜役崗位上不得迎合上司，參與總的強制體系？難道一定要做文教科的教育員或“教父”的值日員才能直接為魔鬼做事？如果H做的是打字員的工作，僅僅是個打字員，她完成勞改營行政科交來的打字任務，這不意味著什麼嗎？讓我們想一想。如果打的是命令的副本呢？這總不會給犯人們帶來好處吧……。假設行動特派員沒有自己的打字員，他需要自己打出對明天要拘捕的自由人和犯人的起訴書和整理好的揭發材料。可是，你看，他可能把這個任務交給這個打字員，而她就會把這些材料打出來並保持沉默，不去警告大難臨頭的人。是的，就此而言，即使一個最低等的雜役，總務大院的小爐匠，能不去完成制造手銬的訂貨嗎？能不去加固強制室的鐵窗嗎？要不我們還是只限於波文字的工作吧：計劃員怎麼樣？一個清清白白的計劃員就不幫助和配合有計劃的剝削啦？
我不明白這些智力的奴隸勞動比體力的奴隸勞動有什麼干淨和高尚的地方？
因此最應當激起我們的憤慨的不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汗水，而是勞改營辦公室裡平靜的鋼筆的沙沙聲。
我自己的一半刑期是在“沙拉什卡”即“天堂群島”中的一個島嶼上工作。我們在那裡與群島的其余部分隔離了，看不到它的奴隸們的生活。但是難道我們不是同樣的雜役？難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我們不是用自己的科研工作加強著同一個內務部和整個的鎮壓體制？
群島上和整個地球上發生的每一件壞事，不正是通過我們去完成的嗎？而我們卻對伊萬-傑尼索維奇大張撻伐，責備他不該砌磚。我們自己砌上去的磚比他還多呢！
在勞改營裡聽到較多的是相反的抱怨和責難：雜役們騎在干苦力的人們脖子上，私吞他們的食物，靠盤剝苦力保自己的命。這特別是針對營區雜役們說的，而且往往是言之有據。是誰在發給伊萬-傑尼索維奇面包時克扣分量？是誰用蘸水的辦法偷竊他的砂糖？是誰使得豬油、肉、好的麥片都進不了大灶？
掌管吃飯、穿衣大權的營區雜役是經過特別挑選的。要謀取這些職位，需要會鑽營、耍滑、溜須拍馬。要保住這些職位，需要冷酷無情和毫無良心（往往還需要兼任情報員）。當然，任何概括都難免牽強，我憑自己的記憶就能舉出幾個相反的例子，說明還是有正直無私的營區雜役。不過這種人在這些位置上都呆不久。至於大量日子過得不錯的營區雜役，可以有把握地說，腐敗和邪惡在他們當中，一般說來，要比在普通土著居民中凝聚得更加濃厚。勞改營長官們把這類工作交給他們原來的同僚——被關進勞改營的國家安全部門和內務部人員，並不是偶然的。沙赫特州內務處處長被關了進來，沒有被派去伐木，又以馬索裡拉格指揮部獨勞點派工員的身份爬了上去。內務部人員鮑裡斯-古加納瓦被關了進來（“因為我拆過一個教堂上的十字架，從此我一輩子沒遇到好事”），他會在列紹塔火車站勞改營食堂裡當主任。但是表面看來完全是另一類的人物也能加入他們的行列。曾在德國人手下辦過“青年近衛軍”一案的克拉斯諾頓市俄國偵查員在奧澤爾拉格的一個分營裡充當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派工員。薩沙-西多連科過去曾是偵察員，一開始工作就落到了德國人手裡，馬上就開始為德國人工作，現在是肯吉爾的保管室主任。他很喜歡為了自己的遭遇在德國人身上出氣。德國人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晚點名之後剛要入睡，他就假裝喝醉酒，走到他們那裡使勁把他們叫起來：“德國人！Achtung！（注意！）我是你們的神！給我唱歌！”（嚇壞了的德國人迷迷糊糊地從板鋪上爬起來，向他唱“麗麗-瑪爾蓮”。）那些在深秋季節只讓洛希林穿著一件襯衫離開勞改營的會計們；那個恬不知恥地用一份口糧面包從饑餓的安斯-伯恩施坦手裡換走一雙嶄新的軍用皮靴的布列波洛姆的皮鞋匠……這些應當算是哪一類人？
當他們聚在他們的門洞裡，一邊親親熱熱地抽煙一邊商議營裡的事情，你很難設想他們當中誰沒有同流合污。
不錯，他們也能說得出一些為自己辯護的話。例如利帕伊寫過這麼一封激昂慷慨的信：
“犯人的口糧無處不偷，無人不偷，而且方式極為惡劣狠毒。雜役們為個人偷一點，這只是小偷小摸。從事大規模偷竊的雜役都是迫不得已的（？）。管理局工作人員，不論是自由雇傭的還是犯人，特別是在戰爭時期，從分營工作人員身上搾油水，分營工作人員從勞改點工作人員身上搾，而後者就從保管室和廚房裡在犯人的口糧上打主意，最可怕的鯊魚不是雜役，而是自由雇傭的長官（謝夫德文拉格，北德維納營的庫拉根，波伊綏-沙普卡，伊格納堅科），他們不是偷，而是從保管室裡‘拿’，一拿就不是幾斤，而是幾口袋，幾大桶。他們照樣不是單為個人拿，他們還要分贓的。犯人雜役干這種事，總還得在手續和帳面上遮掩遮掩。但是誰要不肯做這種事，不僅要丟掉現有的職務，還會被發送到懲戒勞改點和嚴管勞改點去。雜役人員的成份就這樣按照長官的意志過著篩子，剩下的全是害怕體力勞動的膽小鬼、壞蛋、痞子。如果出了事，受審判的總歸是保管員和會計，長官們仍是沒事人：他們並沒有留下收據。保管員揭發長官們的口供，偵查員一概認為是撥弄是非。”
這可以說是一幅自上而下的畫面……
我有一個熟人，娜塔利亞-米利耶夫娜-阿尼奇科娃，一個誠實到極點的女人，有一回命運不知怎麼要她當上了勞改營面包房的主管。她一上任就發現這兒有個老規矩：烤出來的面包（犯人的口糧）每天都有一部分送到（當然沒有任何文字憑證）營區外面去，反過來烤面包的師傅每天從自由人的小賣部得到一些果醬和黃油。她取消了這個陋規，不讓往營外送面包。從此每天烤出的面包又生又糊，後來出爐的時間總是推遲（這是面包師搞的鬼），後來倉庫開始卡他們的面粉；獨勞點點長（他原來撈到的好處最多）不派馬給面包房運輸。阿尼奇科娃斗爭了若干時日，最後只好繳械投降。此後工作馬上又能順利進行了。
一個營區雜役即使能夠不染指於普遍的偷竊，他也幾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獲取其他好處——不按順序進“休息點”、病號的伙食、最好的服裝、換洗的內衣、工棚裡的鋪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這麼一個聖潔的雜役，面前攤著一大堆好處，竟然一把不撈，一塵不染。其他雜役對這樣的人一定會存戒心，一定會把他擠下去！個個都會享受點好處，也就是占苦力們一點便宜，哪怕是間接地、拐彎抹角地、連自己也不知道地。
營區雜役要不昧良心，難吶，很難響。
要知道，還有一個問題呢，那就是他取得這個位置所采取的手段問題。單靠硬碰硬的專業知識（像醫生和許多生產雜役那樣），在營區裡機會不多。因殘廢而當上這個差事，也還算一條無可非議的正道。但經常地是靠“教父”的保舉。當然還有些似乎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途徑：靠監獄裡的！日相識，或者靠小集團的集體支持（多數是民族集團。某些小民族在這方面特別有辦法，一般都擠進了雜役的位置；共產黨員也是如此，他們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攜入
還有一個問題：他爬上去之後，對其他人，對灰色牲畜們抱什麼態度？有好多人變得不可一世，好多人變得粗魯凶暴。我們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幾口紅，這些道理，他們忘得一干二淨。
最後還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即使你對囚犯弟兄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可是你為他們做過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沒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衛過公眾的利益嗎？或者從來只是自顧自的？
把“盤剝”、“騎在脖子上”之類的責難加在生產雜役身上恐怕怎麼說也是不公正的：不錯，做苦工的人們的勞動沒有得到報償，但是這並不因為是養活了生產雜役。生產雜役的勞動也沒有得到報償，一切也流進了同一個無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問仍然存在：在生活條件上占便宜實際不可避免；獲得合適安排的路子未必總是清白；還有那趾高氣揚的神氣。此外永遠有一個最崇高的問題：你為公眾的利益做了些什麼？哪怕做了一點點？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憶出自己曾為普遍的利益做過哪些事的，確有人在，如瓦西裡-弗拉索夫那樣的。這些頭腦清楚、精明干練的人物善於繞過勞改營的專橫統治，致力於組織公眾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於全都死掉，同時也叫托拉斯和勞改營都上點當。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職位看作個人的飯碗而看作是對當牛做馬的囚犯們承擔的重任和義務的群島上的英雄——把這樣的人稱做“雜役”，連舌頭都打不過轉來。這一類人在工程師當中最多。光榮歸於他們！．其余的人則無光榮可言。更沒有什麼可以樹碑立傳的。逃避了低級的奴隸勞動、沒有汗流滿面地砌磚，並不見得比伊萬-傑尼索維奇高貴。什麼“我們這些腦力勞動者干一般勞動要消耗雙重能力：一份用於勞動本身，一份用於停不下來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們逃避勞動，讓粗人們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類的論證大可不必去拼湊了。（我們的能力消耗是不是雙倍的還大成問題呢。）
是的，一個人要想能在勞改營裡拒絕任何“安排”，任憑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層，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靈魂，十分豁亮的意識，他的刑期必需已經服了大半，此外恐怕還需要有家裡經常寄來的包裹。否則這樣做就等於直接的自殺！
正如老勞改犯列-夫懷著感激和負疚的心情所說的：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處決的名單；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替我在底艙裡被憋死。我今天活著，這就意味著我得到了那個餓死的人缺少的兩百克面包。
這裡所寫的一切都不是為了責難。這本書已經決定的並將堅持到底的方針是：一切受難者，一切受壓搾者，一切被迫做出殘酷抉擇的人，與其應受怪罪，毋寧應受辯護。比較正確的作法是……為他們辯護。
但是，在原諒自己在毀滅和得救之間做出抉擇的同時，請不要健忘地朝那個必須在更凶險的條件下進行抉擇的人扔石頭吧。
你們在本書中已經遇到過這樣的人，以後還會遇到。
群島是一個沒有文憑的世界，在這裡是以自我介紹當證件的。犯人身上沒有帶著任何證件，包括學歷證書。每進入一個新的勞改點，打算這一次把自己說成什麼人，全靠你自己發明。
醫助、理發員、手風琴演奏員——我不敢再往上說了——在勞改營裡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鐵匠、玻璃匠、汽車修理工，也不會倒霉。但如果你是一個遺傳學家或更糟糕地是一個哲學家、語言學家、藝術家——你就完了。過兩個星期就會死在一般勞動裡。
我曾有好幾回想說自己是個醫助。有多少文學家、多少哲學家在群島上靠走這條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決心——並不是害怕那個浮皮潦草的考試（我有一般受過教育的人具備的醫學知識，此外還懂得幾句拉丁文，滿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給別人打針，而我一點也不會。如果醫學裡只剩下藥面、藥水、熱敷和拔罐——我一定決心走這條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經驗，我懂得了當生產指揮員是個惡心差事。到了第二個勞改營——莫斯科市內的卡盧加關卡勞改營，我一跨進門坎，在門房裡就扯謊說我是個定額員（這個名稱我還是在勞改營裡頭一回聽說的；我八輩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額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於，它是跟數字沾邊的工作）。
為什麼一進門就要扯這個謊，而且恰好是在門房裡呢？這是因為勞改工段長涅維任少尉，一個高個子的面色陰郁的駝背，盡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門房來調查新到犯人情況：他天亮就要決定怎樣分派他們的工作，他就是這麼一個辦事認真的人。他皺著眉頭審視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裡的馬褲、長下擺的軍大衣、急切地渴望效勞的面部表情，提了個把有關定額的問題（我自以為回答得很巧妙，後來才知道涅維任聽了兩句話就看穿了我），結果我頭天早晨就沒有到營外去勞動，這表明我取得了勝利。兩天以後他指派我當了……不，不是定額員，再往高裡說！——當了“生產主任”，比派工員還高一級，是所有作業班長的上司。我褪下了馬套包，鑽進了牛軛頭。我來以前根本沒有這個職務。可見我在他們眼裡是多麼忠實的一條狗！而且涅維任還會把我調理成一條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運又一次吹台了：沒過一個禮拜，涅維任因為偷竊建築材料被撤了職。這是一個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幾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不著提高嗓門整個隊列都會鴉雀無聲地聽他說話。憑年齡（五十開外），憑勞改營工作經驗，憑殘忍性，他早就該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了。聽說他很早就已經是中校，然而總是克制不住偷竊的嗜好。因為他是“自己人”，從來沒有被交到法庭審判，但每次都被暫時撤職，每次都降一級。可是連在少尉這一級上他也沒有站住。接替他的米羅諾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們要我當一把鐵榔頭的想法。米羅諾夫各方面對我都不滿，連我寫得鏗鏘有力的報告他也惱怒地推到一邊：
“你連寫報告也不會，文筆疙裡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長寫的報告遞給我看，“瞧瞧人家內行人寫的：
“對於計劃完成情況下降的個別事實進行分析時發現：
1．建築材料數量不足；
2．由於作業班工具供應不充分；
3．技術人員對各項工程組織得不夠；
4．安全技術也沒有被遵守。”
文筆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一切毛病都出在生產領導方面，而勞改營領導毫無責任。
不過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時也帶著軟盔），說話也是這個風格：
“如果您了解愛情，請您向我證明，愛情是什麼。”（他所議論的是他熟悉的題目：凡跟他接近過的女人對他都贊不絕口，在勞改營裡這種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個星期我就丟人視眼地被轟下去干一般勞動。派了這位帕夫洛夫頂替了我的角兒。我沒有和他爭位子，對於被撤職也沒有反抗，因此他沒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編進了漆工班。
然而我當官的這一段小小的過場卻使我在生活條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處：身為生產主任，我自然住進了專為雜役准備的房間。這種享受特權的房子全營一共有兩間。帕夫洛夫當時已經住在另一間相同的房子裡，我被罷官以後沒有出現對我那張床位的有資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裡住了幾個月。
當時我看重的只是這個房間在生活方面的優越性；不是“小車廂”，而是普通的床；床頭櫃是兩人用一個，而不是整個作業班一個；白天房門上鎖，可以把東西留在房裡；最後，還有一個半合法的電爐，不需要到院子裡去擠著使用那個公用的大爐子。我當時看重的只是這方面，因為我僅僅是我自己的被壓迫和嚇壞了的肉體的奴隸。
但是現在，當我產生了把那間屋子的同住者寫出來的欲望的時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像空軍將軍別利亞耶夫和內務部官員季諾維也夫（即使不是將軍，也差不了好多）這樣的人物，除了在這個地方，無論憑個人的意向還是在社會的迷宮裡，我一輩子既不會也不能和他們接近。
現在我知道了，一個作家決不應被憤怒、厭惡和輕蔑之類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頂回了什麼人的話嗎？結果你沒有聽完、沒有抓住他的觀點的體系。你出於厭惡而躲避什麼人，從而一個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從你身邊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著的典型。不管為時多麼晚，我終於發覺並認識到了，我一向只把時間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贊賞，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們的身上，因之我觀看社會如同觀看月球，永遠是從一個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動（“天平動”）向我們顯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樣，這一間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開了幾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紗。
每一個新入營的人在頭一天、在頭一次出工站隊時就決不會沒有注意到空軍少將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別利亞耶夫（在營裡大家都叫他“將軍”）。他在黑灰色的渾身虱子的勞改犯大隊裡特別顯眼的地方不僅是他的高大勻稱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見不到的十分高級的八成是外國貨的皮大衣（穿這樣的大衣的人是坐小臥車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氣。即使是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勞改犯的隊列當中，他也有辦法顯示出自己與康集在他周圍的勞改賤民沒有任何關系，顯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麼落到他們中間來的。他直挺挺地站著，眼光越過人群的頭頂朝前望，好像是在檢閱我們看不見的另一處的閱兵式。開始出工，門衛用小板子在走出營門的五列縱隊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點數，這時別利亞耶夫（他走在生產役班裡）盡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過門崗時他總是輕蔑地聳肩、扭身，用整個的脊背顯示出他對門衛的蔑視。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認識將軍還是我當生產主任的時候，也就是當大官的時候，情形是這樣：在工程辦公室裡，他當助理定額員，我看到他在抽煙，走過去對火。我客氣地先取得同意，朝他的辦公桌俯下身去，別利亞耶夫以明確的動作把自己的紙煙抽回去，躲開我的煙頭，好像怕我給它染上細菌。他掏出了一個闊氣的鍍鎳打火機，擺在我面前。情願讓我弄髒、弄壞他的打火機，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為我而拿著香煙！這下把我搞得很難為情。對每個厚著臉皮要求對火的家伙，他總是把貴重的打火機朝他面前一放，用這辦法徹底壓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對火的念頭。當他自己正用打火機點煙的時候，如果有人趁機請求借火並急著把香煙湊上去，他不慌不忙地熄滅打火機，合上蓋子，然後放到請求者的面前。這是叫你們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犧牲的分量。擠在辦公室裡的自由人工長和犯人作業班長如果找不到別人對火，寧願到大院裡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現在和他住在一間屋裡，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夠發現，他處在犯人的地位時支配著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惡、輕蔑和易怒。他不但從來不去勞改犯食堂（“我連它的門在哪兒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糧面包之外，從不讓同屋的普羅霍羅夫從食堂給他端來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個群島上像他這樣作踐這份可憐的口糧的犯人還能找到一個嗎？別利亞耶夫小心地拿著它，好像它是一只癩蛤蟆。要記住它曾是被許多人的手碰過的，是用木筐抬來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層，連皮帶瓤。削下來的這六個薄片他從來不送給請求者——普羅霍羅夫或者那個老值日員，而是親自扔進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氣問他為什麼不給普羅霍羅夫。他驕傲地仰起留著極短的銀白寸發的頭（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種發式，又像是勞改犯的光頭）：“我在盧賓卡的一個同監難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湯送給我！我聽了渾身別扭！我見不得人類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給挨餓的人，是為了不讓他們蒙受屈辱！
將軍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為緊挨營門有一個四路無軌電車站。每天正午，我們從勞動區回生活區午休，將軍的夫人便會走下門崗外的無軌電車。她用保溫瓶帶來熱騰騰的午餐，這是一小時前在將軍家裡的廚房裡做好的。工作日不讓會見，保溫瓶由獄吏轉交。但每逢星期天他們可以在門房坐半小時。據說夫人每次離去都是淚流滿面：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把一周來他的高傲的受難的靈魂中郁積的一切全都朝她發洩出來。
別利亞耶夫有一條觀察得很正確：“在勞改營裡保存東西或食品，簡單地放在櫃子裡，簡單地鎖起來是不行的。櫃子必須是鐵的，而且必須鉚死在地板上。”但是他由此馬上得出結論說：“勞改營是一百個人裡頭有八十個是痞子。”（他不說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談者。）“如果我出去以後遇到這裡的人，如果他朝我跑過來，我就對他說：‘你瘋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你！’”
“和別人同屋我實在受不了！”他說（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鎖上門一個人吃飯該多好！”這不是暗示我們在他吃飯的時候應當走出去嗎？他特別想單獨吃飯！——是因為今天他吃的東西和別人的有天壤之別？或者單純因為他那個圈子裡的人都有避開饑餓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習慣？
另一方面，他倒很愛和我們談話，看來他不見得真的喜歡住單間。但是他所喜歡的談話方式是單方面的。他聲音洪亮，充滿自信，全是說他自己的事。“他們向我提出過另一個條件比較舒服的營。”（我完全相信對他這樣的人會提出幾個勞改營供選擇。）“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屬蘇丹的時候……”
他當真到過許多地方，見過許多世面。他年紀不到五十，身體還很結實。只有一點頗為奇怪：他身為空軍少將，但是從來沒有談過一次自己的戰斗飛行，甚至一次普通的飛行也沒有談到過。然而據他說他在戰時擔任過我國赴美空軍采購團團長。美國顯然使他驚異不置，他從那裡也是滿載而歸的。別利亞耶夫從不降低身份向我們說明他被捕的確切原因，但顯然與這次美國之行或他關於此行的談論有關。“奧采普建議我走一概相認的道兒，——（這就是說，辯護律師重復著偵查員的話。）可是我說，讓他們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沒有什麼罪！”對於當局說來他的確沒有什麼罪，這是可以相信的；判給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減半的刑期——五年。連對十六歲的嘴巴不謹慎的孩子判的也比這多。
看著這個人，聽著他說話，我常常想：“時至今日依然如此！”這已經是在粗魯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時是怎樣畏縮躲閃的！）之後，在搜身之後，在站隔離室之後，在“烏鴉車”之後，在“背過手去！”之後了。他至今仍是連一點小事也不許別人回嘴，更不用說大事（大事他連談都不和我們談，除了一個季諾維也夫。我們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沒有見過他有一次能聽取不是他e已發表過的見解。他純粹不具備接受任何論報的能力！不等我們說出論據，他已經全知道了。他以前當采購團團長——蘇維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准是一個衣冠楚楚、神秘莫測的白臉斯芬克斯，西方人眼裡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麼事求他，會怎麼樣？如果帶著請求把頭伸進他的辦公室，會怎麼樣？天曉得他會怎樣咆哮！天曉得他會怎樣能人！如果他出身於軍人世家，這類事還可以理解。但並非如此！這種像喜馬拉雅山那麼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蘇維埃將軍後天學會的。內戰時期他在紅軍裡還是穿樹皮鞋的小鬼，連簽自己的名字還不會呢。從哪兒這麼快地學來了這一套？……這是因為他一直處在特殊的圈子裡——連乘火車，連住療養所都永遠在自己一伙人中間，永遠在憑通行證出入的大鐵門裡面。
其他那些人怎麼樣？看來和他的相同點比不同點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於180”的真理妨害了他們的公館、官銜、出國機會，那會怎麼樣？他們會砍掉畫三角形的人們的腦袋！他們會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牆！他們會發布一個只許按弧度測角的法令。
有時候我又想，我自己怎麼樣？花二十年時間就一定不能把我也變成這樣的將軍嗎？完全可能的。
我進一步仔細觀察：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完全不是個壞人。他讀果戈理的時候發出充滿善心的笑聲。如果情緒好，他還能把我們逗得樂不可支。他的嘲諷是有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裡培養對他的憎恨，當我們並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時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變成一個十足的好人的路並沒有封死。但他必須經歷許多苦難，許多苦難。
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季諾維也夫也不去勞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裡人用保溫瓶給他送午飯。落在別利亞耶夫後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還難受。但形勢嚴重些：別利亞耶夫沒有被沒收財產，而季諾維也夫的財產部分被沒收。他的現金、儲蓄著來全被打掃干淨了，只剩下一套闊氣的高級住宅。但是關於這個住宅他可對我們講了個夠！他一次又一次地講，一講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繪洗澡間的每一個細部，知道自己的介紹會使我們得到怎樣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價值是由房子決定的。”（所有這些話他全是當別利亞耶夫不在場時才講，因為那個人可能連聽都不聽，那個人可能自己打開話匣子講起來，只是不會談房子，因為認為自己是知識分子。他寧願再把蘇丹搬出來講一次。）但是據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說，老婆有病，女兒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溫瓶沒有人送。每個星期天給他送來的牢飯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帶著破落貴族的驕傲忍受自己的現況。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慣那兒的骯髒和吃飯時嘴裡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無論菜湯和稀飯都還是叫普羅霍羅夫給他拿到這間屋裡來的，在這裡的電爐上溫熱。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層，奈何他沒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於耐心地拿著面包在電爐上面烤，烤死面包六個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羅霍羅夫手上帶來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時候連菜湯也可以放棄，但是他還缺乏足以阻止他在這間屋子裡委婉地求乞的貴族的驕傲：“給一小塊嘗嘗行嗎？好久沒吃過這個了……”
只要沒有什麼東西路著他，他總是過分誇張地溫和而有禮貌。和別利亞耶夫的毫無必要的粗魯擺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禮特別引人注目。他內心和外表都是一個十分拘謹的人。吃飯細嚼慢咽，動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個契訶夫的營中人。逼真到這種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著描寫了，一切如契訶夫的手筆，唯一的不同在於他不是學校教師，而是內務部將軍。在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打算使用電爐的時刻，你占用一秒鍾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樣的目光下你馬上就會抽回自己的小鍋，如果不，他當下就可能說出難聽話。星期天白天在大院裡的漫長的點名，我有時試著帶本書去（離文學遠點的，每回都帶物理學），躲在人背後偷偷讀。哎喲，這種違犯紀律的行為給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帶來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隊列裡看書！在神聖的隊列裡看書！分明是故意顯示自己的挑釁，炫耀自己的肆無忌憚。他不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這樣瞄著我，這樣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結果別的雜役對我讀書也感到膩煩得要命，我只好放棄書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個把鍾點（在房間裡頭也讀不成書，在那兒要聽聊天）。有一回工程辦公室一個女會計站隊來遲了，雜役小隊去工區的出發時間耽誤了五分鍾。小隊本該走在上工隊伍的排頭，現在卻走在隊尾。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員和看守員連注意都沒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細呢軍大衣、端端正正地扣著一項早已摘掉紅星的保護包大簷帽、戴著一副眼鏡的季諾維也夫對遲到者發出憤怒的絲絲聲：“見什麼鬼你要遲到？！為你我們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經不能再沉默！這五分鍾他氣都出不來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過頭來，兩眼快意地閃閃發光，回敬他說：“馬屁精！什麼東西！乞乞科夫（為什麼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別裡科夫搞混了……），合上你那窟窿吧，……”還說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該出髒字了。她只動用了她的靈牙利齒，並沒有舉起手——但看起來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為他的乳白色的姑娘似的臉皮上泛出紅一塊白一塊的斑點。耳朵變成紫紅色，嘴唇抽動著。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也沒有抬起手來自衛。那天他對我訴苦說：“我這個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氣真是沒有辦法！我在這裡也丟不掉守紀律的習慣。我不能不對別人提意見，加強周圍的紀律性。”
早出工站隊時他總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沖向工作地點。雜役小隊一跨進工區他就故做姿態地趕到侵騰騰返方步的人們前頭，差不多跑步走進辦公室。他是想讓長官們看在眼裡嗎？這沒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們看到他工作多忙嗎？——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實的原因是想盡快脫離人群，脫離營區，把自己關在計劃科的安靜的小房間裡，在那兒……在那兒決不是做瓦西裡-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決不為解救作業班裡的難友們打主意，而是混鍾點、抽煙、幻想再來一次大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張辦公桌旁，在另一間辦公室裡，有好幾個按鈴，有好幾部電話，有奴顏婢膝的女秘書，有站得筆直的來訪者。
我們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歡談起內務部的往事，無論是級別、職務還是工作性質。這是前內務部人員普遍的“靦腆勁兒”。可是他身上的軍大衣恰好是《白波運河》一書的作者們描寫的那種青灰色的。進了勞改營他也沒有想到要從制服上衣和制褲上把藍滾邊拆掉。在受監禁的兩年中，他連勞改營真正的老虎口的邊都沒有挨到過，連群島的無底深淵的氣味也沒有聞到過。送進現在這個勞改營自然是由他選定的：他的住宅離勞改營只有幾站無軌電車的距離，在卡盧加廣場附近。他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掉進底層，也沒意識到現在周圍的人對他多麼敵視，所以在房間裡有時也漏出一點底細：有一天說他跟克魯格洛夫（那時候還不是內務部長）很熟，另一次說跟弗連克爾、扎維尼亞會很熟，說的全是古拉格的大頭頭。有一回提到他戰時領導過塞茲蘭-薩拉托夫鐵路很長一段的築路工程，這麼說是在弗連克爾的古爾熱德斯（鐵道建設勞改營管理總局）裡干過。“領導”這兩個字可能包含些什麼意思？他什麼工程師也不是。那麼說是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嘍？是另一位可愛的克萊因米海爾嘍？就是從這樣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臉腫地跌到幾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問題是屬於一百零九條，對於內務部來說，這意思是收受了超過級別所容許的賄賂。因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這表明他收受的賄賂夠判二十年。）根據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減掉了一半，今後還得蹲兩年多一點。但是他很傷心——傷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樣。
我們房間的唯一的窗戶是朝涅斯庫奇內公園開的。窗外不遠處，略低於窗口的樹梢在隨風擺動。景色不斷在這裡交替；暴風雪，解凍，新綠。當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沒有受到什麼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時，他往往臨窗而立，眼望著公園，用輕柔好聽的聲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喚醒。
你說怪也不怪？——嚴然一位坐在客廳裡的十分可愛的先生。可是他沿著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漢斯庫奇內公園靠近我們營區的一角，有幾道小土崗把游人隔開，是塊十分隱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們這些剃光頭的人能從窗口看到的話。五一節，有個中尉把一個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帶到這個隱蔽處所，他們避開了公園的游人，而對我們就像對貓兒狗兒的目光一樣滿不在乎。軍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攤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個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喚，
往昔的愛情莫再留戀。
整個說來我們的小房間像是一個小模型。內務部官員和將軍完全支配著我們。只有得到他們的允許我們才能在他們不用的時候使用電爐（它是人民的）。一切問題全由他們決定：給房間通通風還是不通風，鞋放在什麼地方，褲子掛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停止說話，什麼時候睡覺，什麼時候醒。沿著走廊走幾步就是大統艙房間的房門，那裡面是吵嚷喧鬧的共和國，那裡面把一切權威都罵得狗屎不值；而我們這裡卻是享有特權的，我們依仗特權，也就必須盡力遵守法紀。自從我被踢進了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發了：我成了無產者，任何一分鍾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間去。農民普羅霍羅夫名義上是生產雜役的“小隊長”，實際是叫他擔任一個侍候人的職務——拿面包、端小鍋、和看守及值日員辦交涉，總之是做全部低賤的工作（這正是那個養活兩個將軍的農夫），所以我們這樣的人就只能聽命於兩個獨裁者。但是偉大的俄國知識界在哪裡呢？他們在瞧著什麼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並不是我臆造的！）神經病理學家，勞改營醫生，今年七十歲了，這表明革命到來的時候他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是在俄國思想界最美好的年代，在講究良心、榮譽、愛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請看他有怎樣的儀表！在令人肅然起敬的碩大的頭顱上飄動著灰白的銀發，勞改營裡的剃頭推子也未敢觸動它（這是衛生科長恩准的優待）。他的肖像會使世界上第一流的醫學雜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國家有這樣一個衛生部長都不會覺得寒磣！他的莊重的大鼻子使人們對他的診斷產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舉一動顯得尊嚴而穩重。博士的身軀如此奇偉，以至單人鐵床幾乎容納不下，一部分只好懸在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神經病理學家。很可能是個好大夫。但是那必須是在一個松松散散、和和氣氣的時代，並且一定不是在國立醫院工作，而是在家裡開業。橡木的房門上釘著銅牌，靠牆坐地的大自鳴鍾發出悅耳的哨哨聲。不慌不忙，除了自己的良心對什麼也不用服從。然而在那以後，他著實地被嚇壞了，嚇得他一輩子也沒有緩過勁來。我不知道他以前坐過牢沒有，內戰時期拉他去陪過綁沒有（這沒什麼奇怪的）。但是不用手槍頂著他的腦門，也足能嚇破他的膽。只要讓他做做這些事就夠了：叫他到門診部去工作，那裡要求一小時看完九個病人，時間只夠用小槌敲一敲膝蓋；再讓他當當“勞動力醫務鑒定委員會”委員，還有療養區委員會委員，還有兵役委員會委員，到處都要在各種文件上簽字、簽字、簽字，同時知道每簽一個字都可能掉腦袋，某某大夫已經抓進去了，某某也是了，可是你仍得不停地簽字：病假條子、診斷書、鑒定人證明、醫生證明、病歷。每簽一個字都引起一次哈姆雷特式的苦惱：給假還是不給假？適合現職還是不適合？有病還是沒病？病人朝一邊求你，長官朝另一邊壓你。驚恐過度的博士手足無措，猶豫不定，渾身發抖，常常吃後悔藥。
但這都還是在外邊的時候，這還都是些甜點心！自從帶上“人民敵人”帽子被抓進來，被偵查員嚇出足以致命的心肌梗死（我想象他既然嚇成這個樣子，會有多少人被他攀扯了進來，恐怕整個醫學研究所都被他攀扯進來了）以後，你看他現在變成了怎麼樣的一個人！獨勞點衛生科長（一個自由人身份的根本沒有學過醫的老酒鬼）的一次普通的例行巡視都會使普拉夫金惶恐到這個地步，以至連病人卡片上的俄文字也念不下來了。他現在變得十倍地猶豫不定。在勞改營裡他簡直手足無措，連體溫達到37.7能不能開病假也不知道了。萬一挨罵怎麼辦？必定會跑回我們屋子裡來商量。每當受到勞改營長或者哪怕是普通看守的誇獎以後，他才能在安定平穩的狀態中生活上一天。受到誇獎以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他似乎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從第二天早上起難以擺脫的恐慌感又偷偷地回到他的身上。一次營裡發送出一批很緊急的解犯，因為太匆忙，以至沒有時間安排他們洗澡（沒有把他們光著身子趕進冰涼的澡房，算他們幸運人看守長來找普拉夫金，叫他寫一張解犯已經過衛生處理的證明。普拉夫金照例唯命是從，但是事後瞧他變成了什麼樣子！一回到屋裡他就像砍斷了腿似地一頭栽到床上，手按心口，哼哼唉唉。他根本不聽我們的寬慰。我們睡著了，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煙，上廁所。最後，到了後半夜，他穿上衣服，樣子像瘋子似地去找值班看守員商量，這個看守員外號叫“小矮個”，是個大字不識的直立猿人，只不過帽子上有顆小紅星罷了。他問他現在會怎麼樣？犯下這個罪會按五十八條給他再到一次刑？還是不會判？或許只會從莫斯科市內的勞改營發送到遠地的勞改營？（他家在莫斯科，經常送來豐富的食物，因而他一心賴在我們這個小勞改營裡。）
心驚膽戰的普拉夫金在一切事上，甚至在檢查衛生的工作上都喪失了魄力。他對炊事員、值日員，對自己的衛生科連一點要求也不會提了。食堂裡很髒，廚房裡不好好洗飯碗，衛生科不知道多少天才抖一次病房的被子。這些他全知道，可是都不能堅持衛生的要求。只有一點是他和所有勞改營長官們共同犯的神經病——每天擦洗住房的地板（許多勞改營都搞這種窮開心的事）。這一點執行得倒是一絲不苟。永遠潮濕朽爛的地板使得房內的空氣和被褥從來沒有干燥的時候。勞改營裡最不行的老弱病殘對普拉夫金也沒有什麼敬意。在他的獄中生涯裡，沒有搶劫過和欺騙過他的，只有不想干這種事的人。他的亂丟在床邊的東西所以能原封不動，他的全營最無秩序的、一切都往外掉的床頭櫃所以能不被偷光，全靠我們房間夜晚是上鎖的。
普拉夫金的刑期是八年，按五十八條10和11，即作為一名政治人物、鼓動者和組織者。但是我發現在他的頭腦裡裝的是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的幼稚性。他被監禁了兩年多，還沒有成熟到他在偵訊階段曾承認過的那些思想的高度。他仍相信把我們關進來是暫時的，是開開玩笑；現在正准備實行一次了不起的寬宏大量的大赦，這是為了使我們更加珍視自由，使我們為得到了這次教訓而永遠感謝機關。他相信集體農莊是繁榮的，旨在奴役歐洲的馬歇爾計劃是卑鄙陰險的，急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是在搞陰謀詭計的。
我記得一次他滿面春風地回到屋裡，像剛做完美好的通宵祈禱的善男信女一樣，臉上泛出安詳、仁愛、幸福的光輝。他的善良而坦率的大臉龐上的那對下眼眶下垂的大眼睛流露出非人間的柔順的神情。原來剛才開過一次營區雜役的會議。勞改點點長起先拍桌子大聲申斥他們，後來忽然平靜下來，說他對他們像對自己的忠實助手一樣信任。普拉夫金激動地向我們交心說：“聽了這些話，工作積極性一下子就冒出來了！”（關於將軍也要說句公道話，他聽到這個只是輕蔑地撇了撇嘴。）
博士的姓氏並不是騙人的：他是個愛真理的人。愛倒是愛，只可惜配不上！
他在我們這個小模型裡顯得可笑。但是如果把眼光從這個小模型轉向大模型，你就會驚呆。我們的精神的俄羅斯有多大的百分比變成了這副模樣？僅僅因為一個恐懼……
普拉夫金成長在有文化的人們當中，一生從事智力勞動，他周圍都是一些智力發達的人，但他能算一個知識分子即具有獨立智能的人嗎？
多年來我不得不對“知識階層”這個字眼進行認真的思考。我們都很喜歡把自己歸入這一類，而實際上並非全都能歸得進去。這個字眼的含意在蘇聯完全歪曲了。凡是不用（和害怕用）雙手勞動的人都成了知識分子。這裡包括所有黨的、國家的、軍隊的和工會的官僚；所有的會計和記帳員——撥算盤珠的機械奴隸；所有的辦公室職員。我們更加輕易地把全體教師（那些頂多只是個會說話的教科書，即沒有獨立的知識也沒有獨立的教育見解的人也在內）也都歸到這裡。還有所有的醫生（那些只會在病歷上瞎劃兩筆的也在內）。至於那些僅僅和編輯部、出版社、電影廠，演奏廳沾點邊的，也都被毫不猶豫地劃入了這一類，更不消說那些出書、拍片、拉琴的人了。
實際上一個人不能單憑上面任何一個標志就劃入知識界。如果我們不想根本失去這個概念，我們就不應降低它的價值。知識分子不是依職業屬性和工作種類決定的。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家庭也不一定能培養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對精神生活的興趣和志向是換而不捨的，是固定不變的，並不是外界環境所強加，甚而是與外界環境相對立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人：他的思想不是模仿性的。
在我們這個屋子裡的畸形人當中別利亞耶夫和季諾維也夫被認為是最大的知識分子。這兩位高級人士對於工長奧拉切夫斯基和粗俗的保管員普羅霍羅夫感到很不舒服。在我當總理的時代，將軍和內務部官員攛掇我把這兩個鄉巴佬從我們房裡驅逐出去，因為他們身上太髒，因為他們愛穿著皮靴躺在床上，總之是因為他們缺乏知識分子味（將軍們竟要趕走供他們吃喝的農人了？）。但是我很喜歡那兩個人，我自己靈魂深處也是一個農夫，從而屋裡形成了均勢。（後來將軍們大概又對別人提出要把我趕出去。）
奧拉切夫斯基的外貌確乎有些粗俗，一點知識分子的味道也沒有。音樂，他只懂烏克蘭民歌，什麼古老的意大利繪畫，什麼現代的法國繪畫，他連聽也沒有聽說過。他愛不愛看書我不好說，因為我們營裡沒有書。屋裡發生抽象的爭論他從不參加。別利亞耶夫關於英屬蘇丹和季諾維也夫關於自己住宅的最精彩的獨白，他都像沒聽見似的。他在空閒時間愛把腳蹺到床頭欄桿上長久地沉思默想，大皮靴的後跟搭著欄桿，靴底朝著將軍們。（並不是有意挑釁。出工集合前、午休或者在還等著出門的黃昏，哪個明智的人能放棄稍躺一會兒的樂趣？而長筒靴脫起來很麻煩，裡面用兩副包腳布撐得緊繃繃的。）奧拉切夫斯基對於博士的那些自我折磨也是木頭木腦地毫無反應。他沉默了一兩個鍾頭以後突然會和房裡發生的事情牛頭不對馬嘴地用悲劇的口吻宣告：“是的！五十八條獲得自由比駱駝穿針眼還困難！”另一方面，凡是關於日常用品的屬性，並於日常生活行為的正確性等實際問題的爭論，他總是帶著烏克蘭人的倔勁參加進來，性急地證明氈靴所以會壞是因為在爐子上烤的，一冬不烤反倒有好處，穿著更舒服。由此說來，當然，他哪裡算得了什麼知識分子！
但是我們當中只有他一人對建設工程忠心耿耿，只有他一人能在工作時間以外有興趣地談這件事。當他聽說犯人們竟把完全裝好的隔斷牆板拆掉當柴燒的時候，他用粗笨的雙手抱住粗笨的頭好像疼痛似地搖晃起來。他不能理解土著們的野蠻行為。這也許是因為他只蹲了一年的原故。有人跑來說，從八層樓上掉下一塊水泥板。所有人都驚呼：“砸死人沒有？”可是奧拉切夫斯基卻向：“你看見它是怎麼摔碎的？裂縫沿著哪個方向？”（水泥板是按照他的圖紙澆灌的，他想弄清楚他的鋼筋布得好不好。）在十二月的大冷天，作業班長和工長們聚在辦公室烤火，聊著勞改營裡的閒話。奧拉切夫斯基進來，摘下一只手套，鄭重其事、小心翼翼地從裡面取出一只不能動彈了但仍活著的有桔黃和黑色花紋的漂亮的蝴蝶：“請看，這是一只零下十九度裡凍不死的蝴蝶！是停在大梁上的。”
大家全圍在蝴蝶旁邊。我們之中有幸活著出去的人到了刑期結束的那一天未必能比這只蝴蝶更有生氣。
奧拉切夫斯基自己的刑期只有五年。他是因面部犯罪（完全和奧威爾寫的一樣）——因微笑而被抓的。他原是工程兵學校教師。在教員休息室他向另一個教師指著《真理報》上部的什麼東西微笑了一下！那另一個教師很快被打死了，奧拉切夫斯基究竟笑什麼，誰也沒弄清楚。但是有人看見他笑，對黨中央機關報發笑的事實本身就是大不敬行為！後來要奧拉切夫斯基做一篇政治報告。他回答說，命令他要服從，可是他做的報告不會帶勁。這下就越過了槓槓。
這兩人中間是誰——是普拉夫金還是奧拉切夫斯基——更接近於知識分子？
關於普羅霍羅夫現在也不能不說幾句。他是個大塊頭的莊稼人，沉重的腳步，沉重的目光，臉上沒有什麼叫人愉快的地方。他不事先考慮清楚是不露笑臉的。這種人在群島上稱為“灰狼”。他心中毫無犧牲自我、為別人做好事的動機。但馬上引起了我的好感的是：他給季諾維也夫端小鍋，給別利亞耶夫拿面包的時候一點不帶巴結奉承的神氣、不帶假惺惺的笑臉或者哪怕一句沒用的話。他帶東西的態度莊嚴而矜持，要人看出他服務歸服務，但不是他們的使喚小子。他需要許多食物才能填飽自己勞動者的巨大身軀。他所以忍辱負重全是為了獲得將軍的菜湯和稀粥。他知道這裡人瞧不起他，他不生硬地答話，也不“踮著腳尖”替人跑腿。他把我們每一個人都看得透亮的，只是沒到把心裡想的講出來的時候。我感覺普羅霍羅夫是建造在石頭地基上的。我國民間的許多東西都是靠這樣的肩膀扛著。他對誰都不急著做笑臉，眼神是陰郁的，可是他也決不會撲上來咬你的腳後跟。
他不是按五十八條坐牢的，但對我國的生活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在納羅一佛明斯克附近當過不少年村蘇維埃主席。那兒也需要有隨機應變的本領，該狠心的時候就得狠心，該在上級面前頂住就得頂住。他這樣講起自己當主席時的情況：
“要當愛國者，事事都得走在前頭。不用說，什麼麻煩也是你頭一個碰上。比方在村蘇維埃做報告，盡管在鄉下說話總是歸到實事兒上，可說不定哪個大胡子冷丁給你出個題：不-斷-革-命是啥意思。鬼知道是啥意思。我就知道城裡娘兒們燙頭發”。要是不回答，人家就會說：你這老母豬嘴怎麼拱進了面包房。我對他們說，這就是這麼樣的一種革命，它又卷又滑，用手抓不住——不信你進城去看看娘兒們的彎彎頭發，要不，去看看綿羊的也行。咱們跟麥克唐納（英國首相）咬架的時候，我在報告裡給政府提了個醒：我說，同志們，你們少去踩人家的狗尾巴不就行了？”
年頭一多，他摸透了我國生活中全部裝點門面的把戲，自己也參加去做。他把一個農莊主席叫來，對他說：“你去培養個准備在農展會上得金質獎章的女擠奶員，日產量要六十公升的！”於是全農莊就全力以赴地去培養這麼一個擠奶員了。往她的牛槽裡猛例高蛋白飼料，甚至倒砂糖。全村和全農莊都知道搞這麼個農展會要花多少錢。可是上級硬要演這出戲，自己哄自己——這說明人家要的就是這個。
戰火快燒到納羅一佛明斯克的時候，普羅霍羅夫接到疏散村蘇維埃的牲畜的任務。可是如果仔細琢磨琢磨，這項措施不是對付德國人的，而是對付莊稼人的：明擺著是要他們一無牲畜二無機器地留在一片空白地上。農民們不肯交出牲畜，動手打起來（他們預料集體農莊會散伙，牲畜就是他們的了）——差點沒把普羅霍羅夫揍死。
戰線移到了他們村莊的背後，整整僵持了一個冬天。普羅霍羅夫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當過炮兵，現在沒有了牲口，無路可走，自己跑到蘇軍的炮兵陣上去扛炮彈，直到被人家轟走。一九四二年春蘇維埃政權回到了他們區，普羅霍羅夫又當村蘇維埃主席。現在他又有了官報私仇、變成一條比以前更凶的惡狗的全部力量。他本來可以至今一帆風順。但奇怪的是他並沒有成為這樣的人。他的心顫動了。
他們屬於重災區，上級交給村蘇維挨主席一些面包票：由面包房對房子被燒的、最缺糧的戶稍稍給些救濟。普羅霍羅夫卻可憐起老百姓來，發放的面包票超過了規定。結果撈上了一個八七”法令，判了十年。至於麥克唐納的事，看在他文化不高的份上饒恕了，而他對人們的惻隱之心則沒有被饒恕。
在屋裡，普羅霍羅夫也喜歡一連好幾小時一言不發地躺著，也和奧拉切夫斯基一樣把長筒靴搭在床頭欄桿上，呆望著灰皮剝落的天花板。將軍不在場時他才開口。我十分欣賞他的一些想法和說法：
“什麼線難劃——直線還是曲線？劃直線需要工具，曲線——一個醉鬼用腳丫子也能劃出來。生活的線也是這樣。”
“錢——現在是雙層的。”（一針見血！普羅霍羅夫是說到向集體農莊要糧食是一個價，向人們賣糧食又是另一個價時講這個話的。但是他看得更寬，錢的“兩層性”顯示在許多方面，貫穿於整個生活。國家按第一層付給我們，我們在所有地方都必須按第二層付出去，為了這個，我們非得自己從另外地方按第二層搞點錢才行，否則很快就會坐吃山空。）
“人雖不是魔鬼，可照樣不給你活路。”這是他另一個諺語。
這一類的話還很多，可惜我沒有記下來。
我把這間屋子稱為畸形人之家，但是我不能把普羅霍羅夫和奧拉切夫斯基兩人歸入畸形人之列。然而六人當中畸形人占大多數，因為我自己不是畸形人又是什麼？在我的頭腦裡，混亂的信仰、虛妄的希望、臆造的信念雖然已經打破，撕碎，但它們的碎片仍然在那裡漂浮。我的服刑期雖已進入了第二個年頭，但我仍然沒有理解命運的手指向我這個被甩進群島的人指出了什麼。紅色普列斯納監獄裡那個“專用犯人”灌輸的“千萬不要陷進一般勞動！”的浮淺而有腐蝕性的思想仍然支配著我。轉向“一般勞動”的內心演變過程是很艱難的。
一夜，一輛小汽車開進營門，看守員來到我們的房間，搖搖別利亞耶夫的肩頭，叫他“收拾東西。”被突然叫醒還迷迷糊糊的將軍被帶走了。他從布蒂爾卡還設法給我們傳來一個條子：“不要灰心I（顯然指不要因他的離去而灰心。）只要我活著，一定給你們寫信。”（他終於沒有寫。我們從側面聽到了他的消息。看來當局認為把他放在莫斯科的勞改營裡有危險。他被轉解到波奇馬。在那裡已經喝不到從家裡用保溫瓶送來的湯菜；口糧面包想必也不能削掉六面才吃了。又過了半年，有消息說，他在波奇馬十分潦倒，為了占幾口便宜，擔任了送菜湯的角色。不知道這是否確實。用勞改營裡的俗話說，這叫“怎麼販進來，怎麼賣出去”。）
這麼一來，我第二天清早就頂替了將軍的職務，當上了助理定額員，到頭也沒有學會油漆工的手藝。但是定額工作我也懶得鑽研，只是隨便加減乘除就是了。擔任這項新工作期間，有時候我有到工地各處串串的機會，有時候能爬到我們正在蓋的這座建築的第八層上去坐坐，就像站在一座大樓的屋頂上一樣。從這裡朝四面望去，整個莫斯科的市容一覽無余地展示在一個因犯的面前。
一面是沃羅比約夫山，當時還是空曠的。未來的列寧大街剛剛規劃，還不存在。卡納特奇科夫別墅（精神病院）的外貌還是古樸的原始狀態。另一面是新處女修道院的圓頂，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龐大建築。隔著許多車水馬龍的街道，在正前方遠遠的地方，是籠罩在丁香色的薄霧中的克裡姆林宮，在那裡面已經准備好了對我們的大赦令，只剩下簽發了。
這個充滿財富和榮華的世界正向我們這些在劫難逃的人們招手。它好像就在我們腳下，但我們永遠夠不到它。
但是，不管我怎樣像一個新犯人似地渴望“回到自由”，這個城市仍引不起我的羨慕和生翅飛向它的街道的願望。束縛著我們的惡勢力全是在這裡締造的。驕橫傲慢的城市，它從未像戰後時期這樣充分地證實了這句諺語：
“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現在我時而利用一個前犯人難得的機會：到自己的勞改營去遛遛彎！我每次都很激動。把自己重新浸入過去的絕境，重溫一次那種身份的人的感覺——這對於衡量生活的相對尺度是很有益的。原來是食堂、舞台和文教科的地方，現在是“斯巴達克”商店。當時的大門就在現在還保留著的這個無軌電車站旁邊。三樓上那個窗口裡，就是我們的畸形人之家。這兒是出工站隊的地方。納波裡娜娘的塔式起重機就是沿這條線移動的。M-在這裡溜進了貝爾沙德爾的房子。現在人們在柏油地面的院子裡走路、散步、談論瑣事，他們哪裡知道是走在屍骨堆上，是踩在我們的回憶上。他們不能想象，這個離市中心坐車不過走二十分鍾的大院竟一度不是莫斯科的一部分，而是野蠻的群島中的一個小島。它與諾裡爾斯克及科雷馬比與莫斯科還聯系得緊密。但是現在連我也不能爬上我們以前曾大搖大擺地來往的屋頂了，不能進入我漆過門窗鋪過地板的住宅了。我像先前一樣背起手在營區內踱來踱去。只當自己現在仍是不能出去的，只准從這裡走到這裡，也不知道明天被押解到哪裡去。現在已經沒有界牆隔著的涅斯庫奇內公園裡的那些原來的樹木向我作證說，它們還記得一切，記得我；一切確曾如此。
我按照因犯的直線往返的散步方式來回走著，到盡頭就向後轉。走著走著，今日生活中的一切復雜問題都像蠟似地開始融化了。
我憋不住了，我要了個流氓：沿著樓梯跑上去，在離營長辦公室還有一截樓梯的拐角處的白色窗台上寫了一行黑字：“第十二勞改工段”。
經過的人會讀到，也許會沉思的。
我們雖然也是雜役，但是屬於生產雜役之列。我們的房間不是主要的，在我們頭頂上還有同樣的一間，那裡住的是營區雜役，由會計所羅莫諾夫、倉庫管理員貝爾沙德爾、派工員布爾施泰因組成的三頭執政從那裡掌管著我們的勞改營。此項人事更動就是由他們決定的：撤銷帕夫洛夫的生產主任職務，由K接替。於是這位新總理就於某月某日遷進了我們這個房間（在此以前普拉夫金仍是被提溜到外地的勞改營去了，不管他怎麼巴結討好）。他們對我也沒有容忍多久：轟出了定額室，也轟出了這間臥室。（在勞改營裡的地位降得越低，反之在“小車廂”裡的鋪位升得越高。）但是在我暫時留在這裡的日子，有過對K進行過觀察的時間。此人相當不錯地為我們的小模型補充了革命後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變種。
亞歷山大-費多羅維奇-庫科斯，三十五歲的會打算盤撈好處的商人（所謂“卓越的組織者”），專業是建築工程師（但不知道為什麼他在這個專業上很少表現，成天只是拉拉計算尺）。根據八月七日法令被判十年，已經蹲了三年；完全適應了勞改營的環境，覺得和在外面一樣地不受拘束。他好像完全沒有被派去做一般勞動的危險。他對於那些命該從事一般勞動的碌碌眾生更沒有任何憐憫的意思。他屬於這樣一類犯人，他們的行為對其他犯人說來比群島的殘忍成癖的主子們的行為更可怕：只要卡住你的喉嚨，他是不會放手的，不會讓你偷閒的。為了能從犯人身上多搾出東西，他拼命要求減少犯人口糧（加強伙食的等級差別）、取消探監、把不中意的犯人遞解外地。勞改營的和生產的領導都一樣對他很賞識。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手段顯然都是他進勞改營以前早已用慣了的。在外面他就學會了這樣領導，他的領導方法拿到勞改營裡來原來正合適。
相似性有助於我們認識事物。我很快注意到庫科斯很像我見過的什麼人。像誰呢？是了，像列昂尼德-澤-夫，我在盧賓卡的同監室的難友！主要不是外表，那個像野豬，這個身材勻稱，高個，紳士派頭。但是放在一起他們就能讓我們通過他倆看到整整一批人——為了更快地踢開和大批鎮壓舊“專家”，曾經急不可耐地期待著出現的第一批自己的新型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終於到來了——蘇維埃高等技術院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作為工程師，他們連給舊時代培養的工程師提鞋的資格也不夠，無論按技術知識的廣度還是按專業的本領以及對工作的熱愛。（甚至和立即被驅逐出屋的大狗熊奧拉切夫斯基相比，庫科斯馬上就顯出是一個只會動嘴皮子的家伙。）當他們在一般的文化方面冒充內行的時候，總是丑態百出。（庫科斯說：“我喜愛（！）的作品是——斯湯達的《時代的三色》。”盡管對於XdX的積分尚不甚了然，他仍勇於赤膊上陣地和我進行有關任何高等數學問題的爭論。他記住了五七句小學課本上的德文，不管是地方不是地方，到處運用。他根本不懂英文，但是關於英語發音問題可以爭論得臉紅脖子粗，其實那句英文只是他一次在飯館裡聽到的。他還有一個記著各種箴言警句的小本子，常常翻看、暗記，以便瞅機會亮出來炫耀。）
但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能期望這些從未見過資本主義舊時代、決不可能被它的癰疽感染的人們具有共和國的純潔性和我們蘇維埃的原則性。他們當中許多人一出校門就當上了大官，拿高工資。戰爭期間祖國免除了他們上前線的義務，只要求他們發揮專長。由於這個原因他們是愛國者，盡管對於入黨並不積極。有一點他們體會不到——他們體會不到對階級指控的恐懼，所以不害怕在自己的決定裡出差錯，有的場合還大喊大叫地為它們辯護。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們在工人群眾面前不覺得自己矮半頭，相反地對他們實行著全面的殘忍而堅決的管卡。
但也就如此而已了。他們盡可能使自己的工作日限於八小時。下了班才開始真正的生活：女演員、“大都會”飯店、“薩沃依”飯店。在這方面，庫科斯和澤-夫的情況驚人地一致。下面是庫科斯講的，（免不了添油加醋，但基本是實話，一聽就覺得可信！）一九四三年夏天的一個普通的星期天。當他回味起當年的賞心樂事，整個臉上發出了光彩：
“星期六傍晚我們乘車去‘布拉格’飯店。晚餐！你懂得晚餐在女人生活中占什麼地位？早餐、午餐以及白天的工作，在女人心中是絕對的無所謂。對於她說來頂要緊的是三件事；衣服、鞋子和晚餐！‘布拉格’飯店裡面實行燈火管制，但是可以上樓頂。欄桿。芳香的夏天空氣。人們已經入睡的遮住了燈火的阿爾巴特大街。身邊坐著一個穿綢（他每次都強調這一個字）布拉吉的女人！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一個通宵，現在只是喝喝香檳！絳紅色的太陽在國防人民委員部大樓尖頂後頭慢慢爬出來。光芒、玻璃。窗、屋頂。我們付了帳。打電話叫來我的專車，它已經停在門口。涼風吹進打開的車窗，使人清爽。別墅挨著一片松林！你們知道清晨的松林是什麼樣子？拉下百葉窗睡上幾小時。十點鍾左右我們就醒了，陽光正透過百葉窗縫射進來。女人的衣裳雜亂無章地扔了一地，光景實在迷人。在涼台上吃一頓清淡的（你懂得什麼叫清淡的嗎？）早餐，喝的是紅酒。然後朋友們陸續來到。小河、日光浴、洗澡。晚上各人坐車回家。如果星期天不休息，那麼吃完早飯以後十一點左右就坐上車到機關去領導領導。”
我們兩人會有能夠互相理解的一天嗎？
他坐在我的床上，兩手比比劃劃，以求把那些扣人心弦的細節表達得更准確。回憶勾起的欲火燒得他搖頭晃腦。我也在回憶，一個接一個地回憶起一九四三年夏天的這些可怕的星期日。
七月四日。拂曉。我們左方的庫爾斯克弧形地帶整個大地在劇烈地顫動。絳紅色的太陽爬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讀到從天而降的傳單：“投降吧！你們已經多次嘗過了德軍進攻的毀滅性威力！”
七月十一日。拂曉。成千上萬顆炮彈呼嘯著劃破我們頭上的天空——這是我軍發動了對奧廖爾的攻勢。……“清淡的早餐？”當然，我懂得。這是在黎明前，在交通壕裡，八人合吃一罐美國肉罐頭，還有——烏啦！為祖國！為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