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被拽著從大夜店的小齒輪間通過，心靈被磨成齏粉，皮肉一條條地耷拉著，像流浪漢的襤褸衣衫——在那裡，太多的苦難，太深的痛楚，使我們不能用透徹和預見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殘我們的面色鐵青的夜間劊子手。漲滿胸中的苦水淹沒了我們的眼睛——不然的話，我們能寫出我們的磨難者的怎樣的一部歷史啊！—一而他們自己是不會寫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個過去的囚犯都能詳詳細細地回憶起自己所受到的偵查，記得受過怎樣的壓搾，被壓出些什麼髒水。但是關於偵查員本人，他往往連姓名也不記得，更不用說考慮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了。我也是這樣。雖然我跟那個國家安全機關的葉澤波夫面對面在他的辦公室裡坐過不短時間，可是要說能想起來的事，關於任何一個同室難友的也要比關於這個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內容。
我們留下的一個共同的、實在的回憶就是：一群腐敗的東西——一整個空間都爛透了。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十年，並不是發洩怒氣和怨恨，但我們已經平靜下來的心裡仍保留著這個深信不疑的印象：他們是一些下賺的、幸災樂禍的、居心不良的並且可能還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根據記載，亞歷山大二世，就是那個被革命者視為眼中釘、曾七次企圖暗殺的皇帝，有一回親臨施巴列爾大街上的羈押所（“大樓”的叔叔），並在二百二十七號單人監室命令把他關起來，在那裡蹲了一小時以上——想體驗一下被他關在那兒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認，對於一個君主來說，這裡有道德上的動機，是他從精神的角度觀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嘗試。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們的偵查員，包括阿巴庫莫夫和貝利亞在內，其中有任何人能夠即使用一小時去體驗一下囚犯的處境，在單人監室裡蹲蹲並尋思尋思。
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成為有教養的、有廣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合乎邏輯地思考——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只需要確切地執行指示和對痛苦的冷酷無情——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這些從他們手裡經過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覺到他們徹底喪失了一般人類觀念的軀體。
別人不說，偵查員心裡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們除了在會上以外，在私下或捫心自問總不能認真地說他們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們不是仍然一頁一頁地書寫坑害我們一生的筆錄嗎？這正是那種盜賊的原則：“今天該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們明白，案件是無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復一年地去干這種事。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強迫自己不去思考（這就已經意味著人性的毀滅），簡單地認定需要這樣做！給他們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錯的。
但是，記得納粹分子不也是曾經搬出過這個理由嗎？
誰也免不了要對蓋世太保和國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季夫尼奇那樣既經歷過蓋世太保又經歷過國家安全部的人來進行比較更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個流亡國外的俄國人。蓋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狀是在德國的俄國工人中進行共產主義活動，國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資產階級有聯系。秀夫尼奇作的結論是不利於國家安全部的：兩處都折磨他，但蓋世太保畢竟還是在查明真相，當罪名不成立時，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國家安全部則不查明真相，並且不想對任何已經抓起來的人放開魔爪。
或許這就是“先進的學說”，花崗巖的思想體系。在凶險的奧羅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馬懲戒派出點），一個偵查員因未費吹灰之力就使克裡沃羅格聯合工廠經理M-盧裡耶簽名同意給自己再判一次勞改刑，他的態度緩和下來，在余下的時間裡對盧裡耶說：“你以為我們采用影響手段（這是對拷打的溫和說法。）有什麼樂趣嗎？但是我們應當做黨要求我們做的事。你是個老黨員——你說，如果你處在我們的地位會怎樣做？”看來盧裡耶幾乎同意了他的說法（也許，他這樣輕易地簽了名，正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很有說服力，很正確。
但經常是恬不知恥。藍滾邊們懂得絞肉機的運轉過程，並且喜歡它。偵查員米羅年科在治達勞改營（一九四四年）對命運注定了的巴比奇說：“偵查機關和法院只是辦辦法律手續，它們已經不能改變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運。如果需要把你槍斃，即使你絕對無罪——反正也會槍斃你。如果需要把你開脫（這顯然是對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隨便你怎樣有罪——你也會被洗刷干淨，而宣布無罪。”他甚至以這種說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薩克省國家安全局第一偵查處處長庫什納廖夫對阿道夫-茨維爾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寧格勒人（意思是黨內的老資格），那是不會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們就能造出案子來。”——他們當中許多人這麼說著玩，這是他們的諺語。我們說是折磨人，他們說是工作好。偵查員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爾加運河）的妻子感動地對鄰居說：“我們科利亞”可能干了。有一個人好久不肯招認——把他交給了科利亞。科利亞同他談了一夜——那個人就招認了。”
為什麼他們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熱衷地一味追求被處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數字呢？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最方便，不致跟不上總的潮流。因為這些數字就是他們的安寧生活、就是他們的附加工資、獎勵、升官，就是機關本身的擴大和福利。在數字完成良好的情況下，可以偷偷懶，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裡出去玩玩（他們正是這樣做的）。數字低，那就會遭到撤職、降級，失掉這個飯碗，——因為斯大林不會相信，在某個區裡、城市裡或部隊裡突然間沒有他的敵人了。
因此，對於那些不肯被納入數字的，“熬鷹”、禁閉、饑餓都治服不了的頑固不化的囚犯，他們不是產生惻隱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觸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認罪，就是損害了偵查員的個人地位！他們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辦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樣子！軟管插進你的喉嚨，請喝鹽水吧！
“藍色商店”的從業員們按其工作的種類和所作出的生活選擇來說，是喪失了人類存在的高級領域的，他們全副身心貪婪地生活在低級領域裡。在那裡掌握和指使著他們的，是低級領域最強烈的本能（除饑餓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權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別是權力。在我們生活的幾十年間，它要比金錢更重要）。
權力是一副毒劑，這是幾千年來就知道的事。要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得到過支配別人的物質權力該多好呀！對於相信在我們眾生之上還有著某種最高的東西，因而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權力還不是致命的。但對於沒有高級領域的人，權力就是屍毒。他們一旦傳染上便不可救藥了。
記得托爾斯泰關於權力是怎樣寫的嗎？伊萬-伊裡奇占有這樣的職位，這使他能夠毀滅任何一個他想毀滅的人。所有的人，毫無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為被告給帶到他那裡去。（這不正是說我們那些藍箍帽！這都不需要作什麼補充！）他覺得對這種權力的意識（“以及使它變得溫和一些的可能性”——托爾斯泰附帶說明，但這對我們那些小伙子無論如何是沒有關系的）是擔任公職的主要樂趣和令人神往之處。
何止令人神往！——簡直令人陶醉！須知這足以使人昏昏然——你還年輕，說句隨便的話，你還是個拖鼻涕的小家伙，沒有多少日子前父母還為你傷腦筋，不知往哪裡安置你，你又蠢又不愛念書，可是你在那個學校裡混了三年以後——立見出息了！你在生活中的地位起了多大變化呀！你的動作變了！你的眼神、腦袋轉動的姿勢也變了！學院的學術委員會在開會——你走進去，大家都注意，大家甚至都哆嗦了一下；你不在主席的座位上就位，讓院長坐在那裡去張羅吧，你在旁邊坐下，但大家都明白，這裡的主要人物是你——特別部門。你可以在那裡坐上五分鍾就走，這是你比教授們優越的地方，可能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把你叫去——但後來你對他們的決定可以動動眉毛（或者最好是動動嘴唇）向院長說：“不行。有一些意見……”到此為止！別無二話！——一或者你是個特科人員，反間諜人員，不過是個中尉，但是身材高大的老上校，部隊的指揮員，見到你進來就站起來，竭力奉承你，討好你，如果不邀請你，他同參謀長就不敢喝酒。你只有兩顆小星，這沒有關系，這甚至好玩：須知你的星星具有完全另外的分量，是用不同於普通軍官的完全另一種標度來衡量的（有時，在執行特別任務中，允許你戴上例如少校之類的肩章，這好似假名，好似暗號）。對這個部隊或這個工廠、或這個區的所有的人，你所擁有的權力，比之指揮員、廠長、區委書記，要深遠得多。這些人所支配的是人們的職務、工資、名譽，而你所支配的是人們的自由。誰也不敢在會議上說到你，誰也不敢在報紙上提到你——不僅不敢說壞話！就是好話也不敢說！！你像隱秘的神靈一樣，甚至提都不敢提。你存在著，大家都感覺到你！但你好像又不存在似的！因此，自從你戴上這頂天神的藍箍帽時起，你就比公開的權力高出一頭。你所做的事，誰也不敢去檢查，但是每個人都受你的檢查。因此，在普通的所謂公民（而對你來說，不過是一段段木頭）面前，你最適宜於裝出一副神秘莫測的深思遠慮的表情。須知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特別意見，再也沒有別的什麼人。因此你永遠是對的。
只是有一點你永遠也不要忘記：如果你不是僥幸成為機關—一這個像人身體裡的絛蟲∼樣寄生在國家內部的柔軟的完整的生物—一的一個小環節的話，那你也會是同樣的一段木頭。現在一切是屬於你的，一切是為了你的！—一但是你必須忠於機關！你永遠會受到袒護！隨時都會有人幫助你吃掉你的仇人！掃清你路上的任何障礙！但是要忠於機關！執行它命令做的一切。你的位置也會替你考慮好：今天你是特科干部，明天會坐上偵查員的交椅，以後也許會以方志學家的身份出發去謝利格爾湖（一九三一年，伊利英。）可能是順便為了讓你松弛一下神經。然後可能從你名聲太大的城市調到國家的另一端去當教會事務特派員。（凶殘的雅羅斯拉夫爾的偵查員沃爾科比亞洛夫後為摩爾達維亞的教會事務特派員。）或者成為作家協會的責任書記（另一個伊利英，維克多、尼古拉耶維奇，是前國家安全部門的中將。）。什麼也不要感到驚奇：人們的真正用途和給人們的真正等級，只有機關知道，對於其余的人說來，這些只不過是讓他們玩玩而已：什麼功勳藝術家或者是社會主義農業勞動英雄——只要吹口氣，就沒有他了。（謝羅夫將軍在柏林間全世界知名的生物學家季莫非耶夫一列索夫斯基：“你是什麼人？”手莫菲耶夫一列索夫斯基沒有張惶失措，帶著那種遺傳的哥薩克的大膽精神反問：“你是什麼人？”謝羅夫立即更正說：“您是學者嗎？”）
偵查員的工作當然需要付出勞力：白天要去上班，夜裡也要去上班，幾小時幾小時地坐在那裡，——但是不要為“證據”去絞腦汁（此事讓受偵查人去傷腦筋吧），不要去思考什麼有罪無罪——照機關所需要的去做，這就萬事大吉了。至於怎樣進行偵查，那就已經由你去斟酌了，搞得愉快些，不太累人，最好能撈到點什麼好處，不然的話即便能尋尋開心也好。坐著，坐著，突然間想出了一種影響手段——可找到啦！——馬上給朋友打電話，到各辦公室去串串門講講——多好玩呀！來試試，伙計們，拿誰試呢？老一套可太乏味了，老是這些顫抖的手、央求的眼睛、膽怯的順從，真沒意思——找個把敢抵抗一下的！“我喜歡強的對手！高興去折斷他們的脊梁！”（列寧格勒的偵查員希托夫對格夫說。）
要是碰到一個這樣強的對手，他怎麼也不屈服，你的一切辦法都沒有結果，那時該怎樣呢？你氣瘋了嗎？用不著克制狂怒！這是一種極大的樂趣，這是翱翔！——盡情發洩你的狂怒吧，不給它任何阻擋！讓肩膀發癢吧！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中就會往可惡的受偵查人張開的嘴裡吐痰！把他的臉往滿滿的痰盂裡按！（伊萬諾夫-拉祖姆尼克書中所述瓦西裡耶夫遭遇的事。）正是在這種狀態中也就會揪住神甫的發辮拖來拖去，往跪在地上的人臉上撒尿！在發洩了狂怒以後，你就會感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或者審訊一下“勾搭外國人的女郎”艾斯菲爾-P．一九四七。那你就跟她來兩句葷的，就問問她：“怎麼，美國人的那玩藝兒是有稜角的嗎？光俄國人不夠你用的？”你忽然冒出了一個念頭：她認這些外國人那裡一定長了點什麼見識。不能錯過機會，這可跟到國外出一次差差不多！於是你就追根問底地仔細盤問起來：怎麼搞法？都有些什麼姿勢？……還有些什麼姿勢？……詳細說！每個細節都要說！（自己用得著，還要告訴哥兒們！）那丫頭滿臉通紅，流了一臉淚水，說這跟案子沒關系——“不，有關系！說！”這就顯出你的權力是怎麼回事了！她全都會一五一十地詳細對你說。要她畫出來也行，要她用身子表演表演也行，她沒路可走，她的禁閉室，她的刑期，全攥在你手裡。
．你（偵查員波希爾科，克麥羅沃國家安全局）要一個女速記員來記錄審訊——給派來了一個模樣好看的，你在受偵查的男孩子（中學生米沙-B）目睹下把手伸到她懷裡去——他好像不是個人，不必顧忌他。
是呀，一般說來，你有什麼可以顧忌的？如果你喜歡玩女人（誰不想玩呢？）——木利用自己的地位那就是個傻瓜。有一些因看上你的勢力自己送上門來的，另一些因害怕而任你擺布。在什麼地方遇見了一個姑娘，看中了——就是你的了，哪裡也跑不了。任何一個有夫之婦被看上了——就是你的！因為要把丈夫摘掉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我早就有了一個短篇小說《弄壞了的妻子》的題材。但看來是不打算去寫了。它的梗概如下。在遠東的一支空軍部隊裡，在朝鮮戰爭前，有某個中校出差回來，得知他的妻子住了院。碰巧醫生並沒有對他隱瞞：她的性器官由於遭到病態的對待而受了損傷。中校急急忙忙奔到妻子那裡，經過一番努力使她承認了，這是他們部隊的特科人員上尉干的事（然而，看來也不是沒有她這方面的垂青）。盛怒之下，中校跑到保衛人員的辦公室裡，抽出手槍，威脅要殺死他。但很快上尉就使他彎下腰來，垂頭喪氣、可憐巴巴地走了出去：上尉威脅要把他關到最可怕的勞改營裡去爛掉，那時他就會央告給他一個不受折磨的好死。上尉命令他把妻子原樣接受下來（某種東西無可挽回地被破壞了），同她一起生活，絕對不許離婚，絕對不許控告——這就是他不被關進去的代價！中校都—。一照辦了。（這是那個特科人員的司機對我講的人
這類事件應當是不少的。這是一個最能誘引人去使用權力的領域。有一個國家安全人員曾強迫（一九四四年）一位陸軍將軍的女兒嫁給他，威脅說如果不同意就要把她父親關起來。姑娘有未婚夫，但為了拯救父親，她嫁給了國家安全人員。在短短的婚後生活中，她寫了日記，把它交給了心愛的人，然後就自殺了。
不，這應當親身去體會—一什麼是藍箍帽！任何東西，你看到了——就是你的！任何住宅，你暗中看好了——就是你的！任何女人——是你的！任何仇人——滾開！腳下的土地——是你的！頭上的天空——一是你的！它也是藍色的呀！！
至於發財的欲望—一那是他們的普遍欲望。怎能木利用這樣的權力和這樣的不受監督的地位去發財致富呢？除非是個聖人！……
如果我們能夠探悉每次逮捕的暗中動力，我們就會驚奇地看到，盡管抓捕具有一般的規律性，但其個別抉擇，把誰關起來，個人的選定，在四分之三的場合是出於人的貪利心和報復心，而有半數的這種場合則出於內務人民委員部地方機關（當然還有檢察機關，我們將不把它們分開）的私利打算。
例如，B-T-弗拉索夫十九年的群島旅行是怎樣開始的呢？起因是，他是區消費合作社主任，有一次專門給黨的積極分子（不是給老百姓，這並沒有使任何人感到難為精）售賣布正（這種東西現在誰也不會要），檢察長的妻子卻沒能買到：因為她不在場，檢察長自己則不好意思走到售貨台旁邊去，而弗拉索夫也沒有想起該說一聲——“我給您留下。”（而且他的性格也永遠不會讓他這樣說。）還有一次，檢察長魯索夫把一個朋友帶到黨員內部食堂（三十年代有這樣的食堂）去吃飯，那人沒有供應關系（就是說級別低了些），食堂管理員就沒有允許給那個朋友供飯。檢察長要求弗拉索夫懲罰管理員，而弗拉索夫卻沒有懲罰。還有他曾同樣令人難堪地侮辱過區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於是就給他戴上了右傾反對派的帽子！……
藍滾邊們的打算和行動有時小氣到令人驚奇的程度。行動特派員先琴科取走了被捕的帶兵軍官的圖囊和軍用包，並當著他的面使用起來。借助於筆錄上的花招取去了另一個被捕者的外國手套（在我軍進攻時期特別勾起他們不快的，是他們的戰利品不是第一手的）——逮捕我的第48集團軍的反間諜人員，對我的煙盒起了覬覦之心——其實這甚至並不是什麼煙盒，而是德國人辦公用的某種小盒子，但具有誘人的鮮紅顏色。為了這個不值一錢的東西，他采取了一整套公務上的迂回戰術：先是不把它寫入筆錄（“這個你可以留在自己身上。”），然後，明知口袋裡再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還是叫人把我重新搜查一遍。“啊，這是什麼？取走！”——為了使我不能抗議：“把他關到禁閉室去！”（哪個沙皇的憲兵敢於這樣對待祖國的保衛者？）——每一個偵查員都撥給一定數量的煙卷，那是為了鼓勵招認者和眼線用的。有些偵查員就把煙卷全部吞沒了。甚至在偵查的鍾點上——在付給他們加倍工資的夜間工作的鍾點上，他們也搞鬼：我們曾在夜間的筆錄上發覺“從”幾點“到”幾點的時間被拉長了。——偵查員費多羅夫（列捨塔站，二三五號信箱）在搜查自由人科爾祖興住所時親自偷了手表。——偵查員尼古拉-費多羅維奇-克魯日科夫在列寧格勒圍困時期公然對自己的受偵查人k-11-斯特拉霍維奇的妻子伊麗莎白-維克多羅芙娜說；“我需要一條棉被。給我帶來！”她回答說：“存放冬季衣物的房間已經被查封了。”那時他就上她家去，不破壞國家安全機關的鉛封，把整個門把手卸了下來（偵查員快樂地對她說：“瞧，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就是這樣工作的！”），他動手從那裡取出她的冬季衣物，順手還把一件水晶器皿塞進口袋（伊-維自己也盡力拿，自己的東西嘛。他制止說：“你拿的夠了！”．而自己卻還在拿）。
一九五四年，這個精力充沛和意志堅強的女人（她的丈夫對一切，甚至對死刑判決，都原諒了，並勸阻說：別去干這事！）出庭揭發偵查員克魯日科夫。由於克魯日科夫干這種事並不是第一次，而且違反了機關的利益，他得到了二十五年。然而在那裡能呆久嗎？……
這類事件是無窮無盡的，只要有系統地問問過去的被捕者和他們的妻子，就可以出版上干本“白皮書”（從一九一八年起）。也許現在和過去都有一些從來不偷東西的、不侵吞什麼的藍滾邊們—一但我斷然不能想象出一個這樣的藍滾邊！我干脆不明白，既有這樣的思想體系，如果他看中了一件東西，有什麼能制止住他呢？還在三十年代初，當我們穿著青年突擊服，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在西方貴族式的沙龍裡，如像孔科爾吉婭-約塞的住宅，舉辦起晚會來了，他們的夫人就已經全身外國服飾打扮——這從哪裡弄來的呢？
請看他們的姓名——好像他們是根據姓名被挑去工作的！例如，在克麥羅沃省的國家安全機關裡五十年代初期有：檢察長特魯特涅夫（俄語中有“不勞而食者”的意思——此處及以下各姓的俄語含義均為譯者注），偵查處長什庫爾金少校（”自私自利者”的意思），副處長巴蘭京中校（“爛菜湯”的意思），他們有個偵查員叫斯科羅赫瓦托夫（“抓得快”的意思）。這連想都想不出來！一下都湊在一起了！我已不再重復提沃爾科比亞洛夫（“狼瞪眼”的意思）和格拉比辛科（“搶劫”的意思）之類了。這類的姓名又是這樣地集中，難道完全沒有反映出什麼東西來嗎？
又要怪囚犯的記憶力；II-科爾涅耶夫忘掉了那個同他一起蹲過弗拉基米爾隔離所的國家安全機關上校的姓名，他是孔科爾吉婭-約塞的朋友（科爾涅耶夫也認識她）。這個上校是追求權力本能和追逐暴利本能的混合化身。一九四五年初，在最寶貴的“戰利品”時期，他死氣白賴要求到機關中負責監督這種搶劫的單位去工作，這些單位（由阿巴庫莫夫親自帶頭）不是為國家而是為自己拼命撈取“戰利品”（並且很得手）。我們這位英雄搜刮了整整幾車廂的東西，造了好幾所別墅（一所在克林）。戰後，他的氣派那麼大，當他一抵達新西伯利亞車站時，就命令把餐廳裡的全部顧客趕走，並讓人把姑娘和女人們趕到一起，強迫她們光著身子在桌子ˍL跳舞，以供自己和他那些酒肉朋友尋歡作樂，即使干這種事他本來也會平安無事，但是他卻違背了另一條重要的戒律，像克魯日科夫那樣，觸犯了自己人。那個是欺騙了機關，而這個則是專拿引誘別人妻子打賭，他引誘的不是隨便什麼人的，而是契卡行動工作同志的妻子。於是就沒有得到原諒！——帶著五十八條被關進了政治隔離所。他在牢裡，一想到有人竟敢把他關起來，感到十分惱火。他毫不懷疑上頭還會改變生意的（也許已經改變了主意）。
這種倒霉的命運——自己坐牢，對於藍滾邊們並不是那麼稀有的，避免這種命運的真正包票是沒有的，但不知何故他們很少吸取過去的教訓。想必又是由於缺乏高級理性的緣故，而低級理性則對他們說：情形稀見，碰上的人也很少，我會躲掉的，況且自己人也不會撒手不管。
在患難中自己人確實盡力照顧，他們有一條默契：對於自己人至少在待遇上要給予優惠（馬爾芬特種監獄裡的H-q-沃羅比約夫上校、盧賓卡監獄裡的上面已經說到過的B-H-伊利英在八年多的時間內一直享受優待）。他們中因私人過失而個別坐牢的那些人，由於這種行幫內的照顧措施，通常過得並不壞，這使他們認識到平時工作中那種逍遙法外的感覺是有根據的。然而，也知道有幾個把勞改營行動特派員扔到一般勞改營服刑的例子，他們甚至碰上了自己過去管轄的犯人，這時他們的處境就不妙了（例如，一向把盜竊犯當依靠對象並且刻骨仇恨五十八條犯人的行動人員蒙申，就被他依靠過的那些盜竊犯趕到了板鋪底下）。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探聽到這些事例的詳情——無法細說。
但是，有失掉一切的危險的是那些落入水流中（他們也有自己的水流！……）的國家安全人員。水流——這是一種自然力量，這是一種比機關本身還要強的力量，這裡誰也不會來幫你的忙，否則連自己也會被卷進這個深淵去。
在最後的時刻，如果你消息靈通，有強烈的契卡人員意識，你還可逃出這個狂瀾，證明你與它無關。例如薩延科大尉（不是那個以槍殺、用軍刀在身體上鑽眼、打斷小腿、用重錘壓扁腦袋和用火刑聞名的一九一八年哈爾科夫的木匠一契卡人員，——但也許是親戚？）出於一時軟弱愛上了中東鐵路人員科漢斯卡啞並同她結了婚。突然，在浪潮剛一興起時，他就打聽到要抓捕中東鐵路人員。他在這時是阿爾漢格爾斯克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行動處長。他分秒不失地采取了什麼行動呢？——一把心愛的妻子投進監獄！——甚至不是作為中東鐵路人員，而是給她炮制了一個案子。於是就不僅保全了自己，而且高升了，成了托姆斯克的內務局長。（又是一個題材，這種題材這裡有多少呀！也許什麼人能用上。）
水流縣依照某種神秘的更新機關的法則而產生的—一定期作點小小的犧牲，以使留下來的人們具有洗淨了的樣子。機關的人員更替應當比一代代人的正常生長和衰老進行得快一些：國家安全人員中一批批的魚群應當像為給後代讓位而死在河底石子上的鯉魚那樣，毫不動搖地獻出腦袋來。這一條法則，具有高級理智的人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藍邊帽們怎麼也不想承認和預見這個法則。於是機關的驕子們，機關的要人和部長們本人，每當大限一到，就得把腦袋放到自己的斷頭台上。
一個魚群帶走了雅戈達。大概有許多我們將在本書《白海運河》一章中稱頌不已的光榮名字也落入了這一群中，而他們的姓名後來就從詩篇中給塗掉了。
第二個魚群很快就把曇花一現的葉若夫拖了進去。三七年的好漢們有的就在這股水流中犧牲了（但不應誇大，遠非所有的好漢都進去了）。葉若夫本人在偵查時挨了打，樣子看來很可憐。這次大逮捕中，古拉格也失去了爹娘。例如與葉若夫一起入獄的還有古拉格的財務局長、古拉格的衛生局長、古拉格的軍警隊隊長，甚至還有古拉格的契卡行動處長——所有勞改營的頭頭們！
後來就是貝利亞的魚群。
那個胖大笨重、自以為是的阿巴庫莫夫則在此以前單獨地摔了跤。
機關歷史的作者們有朝一日（如果檔案不燒掉）會一步一步向我們敘述這個情況—一有數字，也有顯赫的名字。
我在這裡只想稍稍說一點——說一點我偶爾得知的關於留明——阿巴庫莫夫的歷史情況（關於他們已在別的地方講過的不再重復）
靠阿巴庫莫夫飛黃騰達並受阿巴庫莫夫寵信的留明，於一九五二年底到阿巴庫莫夫那裡去報告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說是醫生艾廷格爾教授已經承認對日丹諾夫和謝爾巴科夫作了錯誤的診治（抱著害死的目的）。阿巴庫莫夫不相信這種事，他深知這類勾當，斷定是留明走得太遠了（而留明對斯大林的心意體會得更好！）。為了核對起見，就在當晚對艾廷格爾舉行了交叉審訊，但由此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阿巴庫莫夫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麼“醫生案件”，而留明則認為是有的。早晨本來要再一次進行核對，但由於“夜店”的神奇特點，艾廷格爾於當夜死掉了！第二天早晨，留明未經阿巴庫莫夫同意並背著他給中央委員會打電話，請求斯大林接見！（我想，這不是他最果斷的一步。拿腦袋作賭注的最果斷的一步是頭天晚上不同意阿巴庫莫夫的意見，說不定也包括夜裡殺掉艾廷格爾。但誰知道這些宮廷秘史呢！——也許同斯大林以前就有了接觸？）斯大林接見了留明，親自交辦了醫生案件，而阿巴庫莫夫則被逮捕了。以後留明似乎是獨立處理醫生案件，甚至把貝利亞都撇開了！（有跡象顯示，在斯大林死之前，貝利亞已處於發發可危的狀態，——也許正是通過他把斯大林收拾掉的。）新政府所采取的最初步驟之一就是否定了醫生案件。留明當即被捕（還在貝利亞掌權的時候），但阿巴庫莫夫也沒有獲釋！在盧賓卡實行了新的制度，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檢察長跨進了它的門檻（捷列霍夫），留明顯得手忙腳亂，巴結討好，連聲說“我無罪，我憑白無故地坐牢”，要求得到審訊。他照老習慣嘴裡吮著一塊水果糖，捷列霍夫向他指出後，他把糖塊吐在手掌裡說：“對不起。”阿巴庫莫夫的表現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他哈哈大笑起來，認為是個“大騙局”。捷列霍夫拿出了授權檢查國家安全部內部監獄的證件給他看。阿巴庫莫夫揮了下手說：“這種東西可以做它五百份！”他，作為“本單位的熱愛者”，最感到受辱的甚至不是他蹲監牢這件事，而是居然有人圖謀侵害這個不受世上任何單位節制的機關的利益！在一九五三年七月，留明被判刑（在莫斯科）並被處決。而阿巴庫莫夫依然坐牢。在審訊時，他對捷列霍夫說：“你的眼睛太漂亮，我將來會捨不得槍斃你！扔下我的案子走開吧，和和氣氣走開吧。”有一次捷列霍夫把他傳來，讓他讀登載揭露貝利亞消息的報紙。這在當時幾乎是一樁轟動宇宙的事件。而阿巴庫莫夫讀了後，眉毛也不動一下，翻過來讀起體育運動新聞來了。另一次審訊時，有一個國家安全部的大頭頭在場，他不久前還是阿巴庫莫夫的部下，阿巴庫莫夫問他：“你們怎麼能容許貝利亞案件的偵查不由國家安全部負責，而由檢察機關負責呢？！”——（他還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老一套！）——“你也相信我這個國家安全部長會受審？！”“是的。”“那你就快卷鋪蓋走吧！機關再也不存在了！……”（他，一個不學無術的信差，當然把事情看得太陰暗了。）阿巴庫莫夫在盧賓卡坐牢的時候怕的不是受審判，而是被毒死（畢竟是當之無愧的機關之子I），他開始完全拒絕吃監獄的飯食，只吃從小賣部買來的雞蛋（在這上面他缺乏技術頭腦，他以為雞蛋裡是不會放毒的）。從收藏極為豐富的盧賓卡監獄圖書館中，他只借閱斯大林（把他關起來的人……）的著作。但這多半是一種示威行動，或者是一種打算，心想斯大林的擁護者不會不取得上風的。他蹲了兩年監獄。為什麼不把他放出去呢？這不是個幼稚的問題。如果按反人道的罪行來衡量，他是渾身浸透在鮮血裡的，但並不是他一個人哪！而那些人卻都太平無事。這裡也有秘密：有個隱約的傳聞，說是過去某個時候他曾親自毒打過赫魯曉夫的兒媳柳芭-謝德赫——他那個在斯大林時期被判處投入懲戒營並在那裡戰死的大兒子的妻子。正是這個緣故，他這個被斯大林關起來的人，卻在赫魯曉夫時期受到審判（在列寧格勒）並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被處決。
而他的憂慮是枉然的：機關並沒有因此而滅亡。
但是，像民間智慧所奉勸的：要說狼的壞話，也要說出狼的道理。
這個狼種——它在我們人民中是從哪裡出來的呢？它是不是我們的根子上長出來的？是不是我們的血統？
是我們的。
為了別那麼起勁地扯起正人君子的白袍當旗子搖晃，清每個人問一問自己：如果我走了另一條生活道路，——我不會也成為這樣的劊子手嗎？
這是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我們誠實地回答的話。
我回憶起一九三八年秋天，我正念大學三年級。我們這些男團員曾被叫到共青團區委會去過，第二次被叫去的時候幾乎不征求同意就讓我們填寫履歷表，說你們這些物理數學系、化學系的學生夠多了，現在祖國需要你們去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永遠是這樣，不是某某人需要，而是祖國需要，祖國需要什麼，總有個什麼官兒代替她知道並代表她說話）。
前一年，那個區委會還曾動員我們進航空學校。我們也頂回去了（捨不得扔了大學），但不像現在這一次那麼堅決。
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人們可能認為，當然館，你們當時明白，周圍正在大張旗鼓地抓人，你們知道監獄裡怎樣虐待犯人，他們想把你們拉去干多麼骯髒的勾當。不！！。要知道“烏鴉車”是在夜間開動，而我們是白天舉著旗幟游行的人。我們從何得知並且怎麼能想到逮捕呢？撤換了省裡的全部領導人——這對我們反正都一樣。關進去了兩三個教授，我們也沒有跟他們一起去跳過舞，而且考試起來還更容易交卷。我們這些二十歲年紀的人，邁步走在十月革命同齡人的行列裡，而且，作為十月革命的同齡人，等待著我們的是最光明的未來。
阻止我們同意進內務人民委員部學校的沒有任何理由的內在原因，用三言兩語是講不清楚的。它絕不是來自我們聽過的歷史唯物主義課：這種課講得很清楚，反對內部敵人的斗爭是一條激烈的戰線，是一項光榮的任務。它也不符合我們的實際利益：當時上外省的大學，除了將來分配到偏僻邊區的鄉村學校教書和拿微薄的工資外，沒有什麼別的前途，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則保證我們將來能領到高額口糧和兩三倍的工資。我們內心的感覺是沒有語言可以表達的（如果有的話，那末互相間也不會放心地說出來）。進行反抗的完全不是頭部器官，而是胸部器官。從四面八方都向你嚷嚷：“應該去，”你自己的頭腦也說：“應該去！”而心裡卻起反感：我不願去，討厭！沒有我怎麼都可以，我不參與。
這種觀念是源遠流長的，大約是來自萊蒙托夫吧。它來自那幾十年的俄國生活，當時哪一個正派人都會公開表示，沒有比憲兵的差事更壞更丑惡的了。不，還要更深遠些。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我們曾祖時代的金盧布被兌換成一些爛銅板，他們用這些爛銅板把我們從那個時代贖買出來。在那個時代道德還沒有被認為是相對的，而善惡是單純地由心靈來區分的。
但畢竟我們中間有些人當時應募了。我想，要是施加的壓力很大——也許我們大家都會屈服。所以現在我就想設想一下；如果在戰爭爆發前我已經有了藍領章——那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當然，現在可以自我安慰，我的心一定忍受不了，我會在那裡發表反對意見，我會發脾氣、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但是，躺在監獄的板鋪上，我開始又一次回顧自己真實的軍官道路——我便感到害怕起來了。
我不是從一個大學生一下子直接成為軍官的，而是經過了半年受壓抑的當兵生活，那時全身好似都浸透了必恭必敬隨時准備服從那些也許並不值得你服從的人的精神。以後是半年軍事學校的煎熬。是我活該永遠當兵受苦，忍饑挨凍，體無完膚地過日子嗎？不。為了安慰起見，給我在肩章上釘上了兩顆小星，然後是三顆、四顆——於是一切都忘掉了！……
那麼，我是不是至少保持了大學生的愛好自由精神呢？可是，這種精神我們從來就沒有過。我們有的是愛好列隊、愛好行軍的精神。
記得很清楚，正是從軍官學校開始，我感到了一種身為軍人無須思考的簡單化的喜悅；嘗試按一般人的習俗、按我國軍界的慣例生活的喜悅；把從童年時代養成的細膩感情一概忘卻的喜悅。
在學校裡我們經常吃不飽，所以總是東張西望，想在什麼地方多弄到一塊吃的，彼此死死地盯住——誰的手腳來得快。我們最怕的是等不到戴上軍官領章（已經把沒有學完的派到斯大林格勒城下去7）。而訓練我們要像小野獸一樣：盡量使我們憋一肚子火，好讓我們以後想朝誰就朝誰發洩出來。我們經常睡不夠覺——在熄燈後還會迫使單獨一個人（在軍士的口令下）做隊列動作——這是作為一種懲罰。或者半夜裡把整個然叫起來列隊站在一只沒有擦干淨的靴子周圍：瞧！他這個下賤坯，現在將把靴子擦到閃閃發光——你們都得站著看。
於是，在對軍官領章的殷切期待中我們練就了老虎般的軍官步態和發號施令的金屬般的嗓音。
終於給擰上了軍官領章！過了個把月，在後方編組炮兵連時，我已經逼迫我手下那個懶散的小兵別爾別涅夫熄燈後在木順從我的軍士梅特林的口令下正步走了（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幾年來我把這些事真的統統忘掉了，現在寫到筆頭上我才想了起來……）。某個碰巧來檢查工作的老上校把我叫去數落了一頓。我（還是上過大學的！）還辯解說：在軍官學校裡就是這樣教我們的。那就是說，既然我們是在軍隊裡，哪裡還能有什麼一般人的觀念？
（在機關裡就更不用說了……）
驕傲在心中增長起來，像豬身上的肥膘一樣。
我向下屬發出一個個不容爭辯的命令，堅信再不能有比之更好的命令了。甚至在火線上，處在死亡好像使我們人入平等的地方，我的權力使我相信，我是高等的人。我坐著聽取他們“立正”站著報告。打斷他們的話，作指示。對那些論年紀能當我父親或祖父的人，我以“你”相稱（他們當然稱我為“您”）。派他們鑽到槍林彈雨下去接通打斷的電線，只是為了高級長官不致責備我（安得烈雅申就是這樣犧牲的）。我吃自己的軍官黃油加餅干，毫不思考為什麼我該有這樣的東西而士兵卻沒有。我當然有一個勤務兵（說得好聽點叫通訊員），我給他添了無數的麻煩，支使他照管我的生活，為我單獨做和士兵不一樣的飯食（盧賓卡的偵查員倒是沒有這種通訊員，這點對他們沒話可說）。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迫使士兵們為我彎腰挖特殊的地下掩護所，頂上鋪些較粗的圓木，好讓我舒服而安全。啊，對不起，在我的炮兵連裡，也有過禁閉室，不錯！——就是設在樹林裡的那東西吧？——也是一個坑，當然要比戈羅霍維茨的陷阱好一些，因為是有遮蓋的，還能吃到士兵的口糧，維尤什科夫因為丟掉馬在那裡蹲過，還有波普科夫因為瞎擺弄卡賓槍也在那裡蹲過。啊，真對不起，還想起一件事來：當兵的用德國皮（不是人皮，木，是司機坐墊上的皮）給我縫制了一個圖囊，卻沒有皮帶。我正發愁。他們無意中在一個游擊隊政委（當地區委裡的人）身上看到了正合適的一條皮帶——就把它卸下來了：我們是正規軍嘛，我們高人一等！（記得那個行動人員先琴科嗎？）最後，還有那個鮮紅色的煙盒也是我奪來的，怪不得我牢記著被人奪走的情景……
瞧，肩章會把人變成什麼樣子。祖母在聖像前的諄諄告誡都到哪兒去了呀！還有少先隊員關於未來神聖的平等的幻想都到哪裡去了！
因此，當反間諜人員在旅長的指揮所裡從我身上撕下這一對可詛咒的肩章，卸下皮帶，連推帶搡地把我帶出去上他們的汽車時，盡管我整個命運已經完蛋了，我仍然為一件事不安：我在這種被罷官的狀態中怎能走過電話員們的房間呢——我這副樣子不應當讓列兵們看到！
在被捕後第二天，就開始了我的徒步的弗拉基米爾之旅。一批被抓獲的人犯從集團軍反間諜機關發送到方面軍反間諜機關。從奧斯特羅德押送我們步行走到布羅德尼茨。
把我從禁閉室帶出去列隊時，那裡已經站著七名囚犯，排成三對半背向著我。其中六人穿著破舊不堪的飽經風霜的俄國士兵大農，背上用洗不掉的白漆刷著“SU”兩個大字母。意思是“SovietUnion”（蘇聯），我已經知道這個標記，不止一次地在那些帶著又悲傷又抱歉的神色拖著沉重的步子朝著解放了他們的隊伍迎面走來的我們俄國戰俘的背上看到過。他們被解放了，但是在這種解放中沒有相互的歡樂，祖國同胞們用那種比對待德國人更陰郁的眼光斜視著他們，而在不遠的後方，他們遭遇到的將是：被關進監牢。
第七名囚犯是一個德國平民，穿著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他已經五十開外了，個子高高的，保養得很好，有著一張吃白淨糧食養成的白淨的臉。
我排在第四對，押解隊長韃靼人軍士用頭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貼上封條的箱子。在這只箱子裡裝著我的軍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書面證據。
怎麼說——拿箱子？他，一個軍士，想要我這個軍官拿著箱子走？就是說，拿著新的內務條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邊卻空手走著六名列兵？還有——一名戰敗民族的代表？
我沒有那麼復雜地向軍士表達這種種想法，只是說：
“我是一個軍官。讓德國人拿吧。”
聽到我的話，囚犯中沒有一個轉過身來：轉身是禁止的。只有和我並排站著的那個，也是SU，驚異地瞟了我一眼（當他們離開我們軍隊的時候，這個軍隊還不是這樣子的）。
然而，反間諜機關的軍士並沒有感到驚異。雖然，我在他的眼裡當然已經不是軍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訓練是相同的。他把那個毫無過錯的德國人叫過來讓他拿箱子，好在他連我們的話也聽不懂。
我們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來（戰俘連一個小背包也沒有，他們空手離開祖國，空手回到祖國），於是由四對人排成的我們這個縱隊便出發了。我們不會和押解人員交談，而彼此談話，無論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時候……都是完全禁止的。我們這些受偵查的人，應當像是帶著無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個人都憋在自己的單人監室裡頭。
正是變化無常的早春天氣。一會地薄霧彌漫，即使在堅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煩地撲哧撲哧響著稀泥。一會兒大空明朗起來，淡黃色的柔和陽光，好像對自己的贈賜還不很有把握似的，溫暖著幾乎已經化了雪的丘崗，使得我們應當離開的這個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一會兒突然刮起一陣惡風。從黑雲中撒下似乎已經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撲打到臉上、背上、腳下，濕透了我們的軍大衣和包腳布。
前面是六個背影，固定的六個背影。有時間去反復細看這些彎彎扭扭的丑惡烙印SU和德國人背上發亮的黑衣料。也有時間去反復思量過去的生活和認清現在。而我卻不能。迎頭挨了一棍後——我對現在已經認不清了。
六個背影。在它們的晃動中既沒有贊同，也沒有責怪。
德國人很快就累了。他把箱子不斷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經拿不動了。這時，和他並排的戰俘，天曉得他剛剛在德國俘虜營中嘗過什麼滋味（或許也感受過仁慈）——自願地拿起箱子提著走了。
然後其他的戰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員的命令輪流拿了箱子。然後又是德國人。
但我除外。
而誰也沒有對我說一個字。
有一次，我們遇到了長長的一列沒有載貨、的馬車隊。馭手們好奇地回頭觀望，有的在車上站起來，瞪大眼睛瞧著。很快我便明白了，他們的活躍和痛恨表情是沖我來的——我跟其余的人有顯著的區別：我的軍大衣是新的、長長的、照身材縫制的，領章還沒有拆下來，沒有割下的鈕扣在露出雲層的太陽光下閃爍著廉價的金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是一個軍官，新鮮的，剛被抓起來的。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軍官的垮台使他們感到快意的激動（正義感的某種余跡），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被政治講話填滿了的腦袋裡容納不下一個想法：他們的連長也能這樣一下子被抓起來的。於是便一致斷定，我是從那邊來的。“弗拉索夫畜牲，落網了吧？！槍斃他，這條毒蛇！！”——馭手們懷著後方的憤怒（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是在後方）狂熱地大聲叫喊，同時還夾進了許多罵娘的話。
我被他們想象為一個什麼國際惡棍，然而到底給逮住了——於是現在前線的進攻就會進展得更迅速，戰爭就會結束得更快。
我能回答他們些什麼呢？一句話都禁止我說，而我卻應當向每個人說明全部生活。我怎樣才能使他們明白我不是潛入的破壞分子，我是他們的朋友，為了他們我才在這個地方？我便微笑起來……我朝他們那邊瞧，我從起解的囚犯隊伍裡向他們微笑！但是，我露出的牙齒在他們眼裡要比嘲笑更壞，於是他們便更加激烈、更加狂熱向我發出侮辱的喊叫，並且揮拳威脅。
我微笑著，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被捕並不是因為偷竊，並不是因為背叛祖國或者臨陣脫逃，而是因為以猜想的力量看透了斯大林的惡毒的秘密。我微笑著，因為我想要並且也許還能稍稍改正一下我們俄國的生活。
然而，這個時候我的箱子卻由別人拿著……
我甚至對此並不感到內疚！如果走在我旁邊的那個陷塌的臉上兩星期來已長滿柔軟的茸毛、眼神充滿痛苦感受的人，當時用清清楚楚的俄語責備我，說我求助於押解人員是降低了自己囚犯的榮譽，說我使自己凌駕於別人之上，說我傲慢自大——那我是不會理儲他的！也許我干脆聽不懂他在說什麼。要知道我是一個軍官呀！
如果我們中間的七個人注定要在途中死去，而第八個可以被押解人員救出來——那末有什麼能妨礙我喊出：
“軍士！救我。我是軍官！
請看，什麼叫做軍官，即便他的肩章並不是藍色的！
如果肩章還是藍色的呢？如果他被灌輸了他是軍官中的位使者的思想呢？如果他被灌輸了這種想法，即他比別人更受信任，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因此他就應當讓受偵查人的腦袋夾在兩腿中間並在這種狀態中把他塞進管道去呢？
干嗎不塞呢？……
我自以為具有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然而卻是一個完全培養好了的劊於手。要是我在葉吉夫時期進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學校——那末在貝利亞時期不是正好適得其位了嗎？……
如果有讀者期待這本書將是一種政治上的揭發，那就請他在這裡合上吧。
如果是那麼簡單就好了！在某個地方有一些壞人，陰險地干著壞事，只須把他們同其余的人區別開來加以消滅就行了。但是，區分善惡的界線，卻縱橫交錯在每個人的心上。
誰能消滅掉自己的一小塊心呢？……
在一顆心的生命過程中，這兩條線交混在那裡，有時為得意揚揚的惡所擠滿，有時則為蘇醒起來的善騰出地盤。同一個人，在其不同的年齡，在不同的生活處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時接近於魔鬼，有時接近於聖者。而名字則是不變的。於是我們就把一切都寫在他帳上了。
蘇格拉底”給我們的遺言是：認識自己！
我們准備把欺侮我們的人推進深坑，但我們在坑前停下來，我們張惶了：須知當時是他們扮演了劊子手的角色，而不是我們，這只是形勢所致。
如果馬柳塔-斯庫拉托夫向我們喝令一聲，大概我們也會照辦不誤！……
民間諺語說，從善到惡，一念之差。
那末，從惡到善也是如此。
社會上關於過去那些非法行為和刑訊的回憶剛一被激發起來，四面八方就有人向我們解釋，寫東西反對，他們說：那裡（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一國家安全部裡）也有好人嘛！
他們的“好人”我們是知道的：那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向老布爾什維克們咬耳朵說“當心點！”，或者甚至暗中給放上一塊夾心面包，而對其余的人則一個挨一個地用腳踢。至於超出黨派之見的—一有人性的好人——那裡有沒有呢？
一般說來那裡不會有：那裡不要這種人，招收時就留意了的。這樣的人自己也想方設法躲掉。誰要誤入到那裡—一或者是隨遇而安，與環境同流合污，或者受它的排擠，給攆走，甚至有自尋短見的。但畢竟—一沒有剩下來的嗎？
在基什尼奧夫，希波瓦爾尼科夫被捕前一個月，有一個年輕的中尉——國家安全人員上他那裡去說：“走吧，走吧，他們要逮捕您！”（自動前來？還是母親派他來拯救牧師？）在逮捕後，正好趕上也是他去押解維克多神父。他惋惜地說：為什麼您不離開呀？
或者請看這件事。我部下有一個排長奧夫先尼科夫中尉。我在前線沒有比他更親近的人了。整個戰爭有一半時間我與他共用一個小鍋，為了不把湯放涼了，在彈雨紛飛下吃過，在兩次爆炸的空隙吃過。這是一個農村青年，心靈那麼純潔，觀點絲毫不帶偏見，無論軍官學校，無論軍官職位，都一點也沒有把他搞壞。他在許多方面也使我變得溫和起來。他當軍官只為做一件事：盡力保全手下士兵（他們中間有許多上了年紀的）的生命和體力。我從他嘴裡頭一次知道了農村的現狀和集體農莊是什麼東西（他說這些的時候沒有激憤，沒有抗議，而是隨隨便便地——像森林中的水面映出樹木的枝枝節節一樣）。當我被捕入獄時，他極為震驚，盡量把我的戰斗鑒定寫得好些，並拿去給師長簽名。復員以後，他還通過親屬找過我——盡量想幫助我（那是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三七年很少差別！）。我在偵查中怕他們翻我的“戰時日記”，主要就是為了他：那裡記述著他的故事。——當我在一九五七年恢復名譽時，很想找到他。我記得他鄉下的地址。一次兩次給他寫信——都沒有回音。後來找到了一條線索，他曾在雅羅斯拉夫爾師范學院畢業，從那裡得到的回答是：“已分配到國家安全機關工作。”好極了！那就更有意思。往城裡的地址給他寫信——沒有答復。過了幾年，《伊凡-傑尼索維奇》發表了。好吧，現在總該有回音了。沒有！再過了三年，我請自己的一個雅羅斯拉夫爾的通信者親自上他那裡去一趟，並把信交到他手裡。這個都照辦了，給我寫了封信說：“他好像連《伊凡-傑尼索維奇》都沒有讀過……”可也是，他們干嗎要知道被判了刑的人往後的命運呢？……這一次奧夫先尼科夫沒法再沉默了，給了個回音：“學院畢業後，他們要我到‘機關’去工作，我當時覺得在那裡也能干出一點成績（什麼成績？……），結果在新的行當裡搞得並不很順利。有些事情我不大喜歡，但工作也還算主動，我想大概不至於叫老同志失望吧。（同志情誼！——也算是一條理由！）今後的事情，我現在已經不怎麼考慮了。”
如此而已……以前的信，他好像沒有收到。他不想同我見面（如果見了面——我想整個這一章我會寫得更好些）。在斯大林時期的最後幾年，他已經當了偵查員，一股腦兒給所有抓起來的人扣上二十五年的刑期。這個彎子在他頭腦裡是怎樣轉過來的？他的思想是怎樣變黑的？但我還記得過去那個泉水一樣清澈的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小伙子，難道我能相信，一切都永不復返了？在他身上已經沒有留下什麼活的萌芽了？
當偵查員戈爾德曼讓薇拉-科爾漢耶娃按照刑訴法典第二百0六條的規定簽名時，她明白了自己的權利，著手對他們的“宗教集團”全部十七名參加者的案卷詳細地研究起來。偵查員心中怒不可遏，但又不能拒絕。為了不跟她一起受罪，便把她帶到一間大辦公室去，那裡坐著六七個各種各樣的工作人員。起初科爾涅耶娃只是閱看材料，後來不知怎地，也許是工作人員們為了解悶，攀談起來——這時薇拉開始了一場真正的布道（她這人可不簡單。這是一個頭腦靈活、口才流利的光芒四射的人物，雖然在外面她只是個鉗工、飼馬員、家庭婦女）。大家凝神屏息地聽她講，偶爾提些問題以便加深理解。這一切，他們都是聞所未聞，出乎意外的。聚了滿滿一屋子人，別的房間的人也來了。盡管他們不是偵查員，而只是一些打字員、速記員、文件裝訂員——但總歸是他們圈子裡的人，這可是一九四六年的機關啊！我們無法復述她的獨白，她說到了各種各樣的事。也說到了叛國分子——為什麼在農奴制時代的一八一二年的衛國戰爭中沒有這種叛國分子呢？那時出這種人才是自然的！但她說得最多的是關於宗教信仰和教徒，她說，從前，’你們一切立足於肆無忌憚的貪欲——你們的口號是“搶劫搶來的東西”，那時候教徒對你們當然有妨礙。但是現在你們想搞建設了，要享受今世的快樂了——你們為什麼要迫害自己的優秀公民呢？這一類人是你們最可寶貴的材料：因為教徒不需要監督，教徒不會去偷，不會躲避勞動。而你們卻想靠自私自利的人和好嫉妒的人去建設公正的社會？所以你們一切都搞不成器。為什麼你們要褻瀆優秀的人們的心靈呢？讓教會有真正的分立權，別去碰它，你們不會因此而損失什麼！你們是唯物主義者嗎？那就依靠發展教育吧——據說它可以消除宗教信仰。但為什麼要抓人？——這時戈爾德曼走了進來，想粗暴地打斷說話。但大家沖著他嚷了起來：“你住嘴！……你閉口！……說吧，說吧，婦人！”（怎樣稱呼她好呢？女公民？同志？所有這些都是禁止的，這是一套陳規陋習造成的難題。婦人！像基督那樣來稱呼是不會錯的）於是薇拉便在自己的偵查員在場的情況下繼續進行宣講！！
請看科爾漢耶娃在國家安全機關辦公室裡的這些聽眾——為什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囚犯的話能打進他們的心裡？
前面說過的捷列霍夫到現在還記得第一個被他判處死刑的人：“很為他惋惜。”能保持這樣的記憶說明他總還有點人心吧（而那以後被他判死刑的許多人他已經記不得了，而且也沒有給他們記數）。
這是捷列霍夫的一個插曲。當他向我證明赫魯曉夫統治下司法制度的公正時，使勁用手劈桌面玻璃——在玻璃邊緣上劃破了手腕。按了一下電鈴，一個工作人員進來打了個立正，值班軍官給他拿來了碘酒和雙氧水。他一邊繼續談話，一邊把蘸了藥水的棉花在劃破的地方無可奈何地按了一個來小時：原來他的血不容易凝固。老天爺通過這一點清清楚楚向他表明了人的局限性！—一而他卻在審判著，把一個個死刑判決加在別人身上……
“大樓”的監管人員不管怎樣冷若冰霜——而心靈的內核，內核的內核，在他們身上總還應當保留著吧？H-普一娃說，有一次帶她去審訊的是一個冷漠的好像既沒長嘴巴又沒長眼睛的女傳帶員——突然炸彈在“大樓”近旁接連爆炸，好像現在就要扔到他們頭上。女傳帶員朝自己的犯人猛跑過去，在恐怖中抱住了她，尋求人的融和與同情。但轟炸過去了。於是又依然故我：“把手背起來！走！”
當然，在死的恐懼中流露人性並不值得特別稱道。正如舐犢情深未必證明其善良（人們常常以“他是為了顧家”為惡人解脫）。人們稱贊最高法院院長戈利亞科夫：愛種花，愛讀書，常去逛舊書店，對托爾斯泰、柯羅連科、契訶夫很有研究—一但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什麼呢？害了多少萬人呀？或者，譬如說那個上校，約塞的朋友，在弗拉基米爾的隔離所裡還哈哈大笑地講述他怎樣把猶太老人們關進冰窖——他的行為放蕩不羈，唯一害怕的是被他的妻子發覺：她相信他，認為他是個高尚的人，他也珍惜這點z但難道我們敢把這種感情當作他心中的善的基點嗎？
他們不撒手地看中了天空的顏色已經一百多年了，這是什麼原故呢？在萊蒙托夫的時候就有——“你們天藍色的制服！”，然後是藍帽子、藍肩章、藍領章，後來叫他們不要那麼顯眼，大片的藍色漸漸避開了人民的感恩的視線，漸漸集中到他們的頭上和肩上——只剩下細滾邊，厭帽箍——但畢竟還是藍色的！
這——只是一場假面舞會嗎！
或者這表示任何黑暗的東西偶爾也要去領受蒼天的聖餐？
這樣想倒是很美麗的。但是，你知道雅戈達是穿著什麼制服去參拜神聖的嗎？……據一個目睹者（此人與高爾基過從甚密，同時和雅戈達也很接近）說：；在莫斯科近郊雅戈達的領地上，在澡堂脫衣間裡，特意放著一些聖像——雅戈達及其同伴們脫衣後先要用手槍向它們射幾下，才進去洗澡……
這怎樣理解呢，因為他是惡人嗎？惡人又是什麼意思？世上有這種人嗎？
我《已更接近於這種想法：不可能有這種人，沒有這種人。童話裡描繪惡人——說給孩子聽，為了情節的明了，是可以容許的。但是，當歷代的世界文豪——一莎士比亞也好，席勒也好，狄更斯也好——接二連三地給我們炮制出一些漆黑一團的惡人形象的時候，我們感到這在現代人的心目中已經多少有點滑稽和笨拙了。主要問題在於描繪這些惡人的手法。他們的惡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是惡人，意識到自己的靈魂是黑的。他們干脆就這樣思考：我不作惡便不能生活。讓我來唆使父親去反對兄弟！讓我來享受犧牲者的痛苦吧！雅各明確地說出自己的目的與動機是黑暗的，是由仇恨產生的。
不，沒有這樣的事！一個人要作惡，事先必定在心中把它當作善，或當作一件有意義的合乎常規的舉動。幸而人具有為自己的行為找出正當理由的天性。
麥克佩斯的理由是無力的——所以受到良心的譴責。雅各也只是一只小羊羔。莎士比亞的惡人們的想象力和氣魄也就止於幾十具屍體。因為他們沒有思想體系。
思想體系！——它使暴行得到所需的辯解，使壞人得到所需的持久的堅強意志。那是一種社會理論，這種理論使他能夠在自己和別人面前粉飾自己的行為，使他聽到的不是責難，不是咒罵，而是頌揚和稱譽。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國威名遠揚，殖民主義者——是文明，納粹分子——是人種，雅各賓派和布爾什維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後代的平等、博愛、幸福。
由於思想體系，二十世紀遭逢了殘害千百萬人的暴行。這些暴行是不能否認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閉口不言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敢堅持說惡人是沒有的呢？這千百萬人是誰消滅的呢？要是沒有惡人，群島就不會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間有過一個傳聞，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薩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決犯人統統槍斃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內動物園的野獸。我不知道這是真事還是誹謗，如果有過這類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會去尋找證據：依照藍滾邊們的習慣，我想建議他們向我們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那些閒饑荒的年月，上哪裡去為動物園搞食物呢？從工人階級嘴裡搶嗎？這些敵人反正要死掉，干嗎他們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國的養獸業，並這樣來促進我們邁向未來的前進步伐呢？難道這不是適宜的嗎？
莎士比亞的惡人不能逾越的界線，有思想體系的惡人卻能越過去——並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學上有一種閾限量或閾限現象。當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種閾限沒有被越過時，根本不會有這類現象。不管怎樣用黃光照射鋰——它不放出電子，但微弱的藍光一閃——電子便出來了（越過了光電閾限）！把氧冷卻一百度，施加任何壓力——仍是氣態，不肯變化！但超過一百十八度——就流動了，變成液體。
看來，暴行也是一種閾限量。人一生動搖、輾轉於善惡之間，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過暴行的閾限——他還有可能回頭，而他本人也還在我們的希望之中。當他因作惡過多，或達到了某種程度，或因權力過大而突然越過了閾限——他便自外千人類了。而且也許是一會不復返了。
自古以來人們關於公正的概念總是包括兩個方面：美德取勝，邪惡受罰。
我們有幸活到這樣的時代，現在美德盡管沒有取勝，但也不總是被狗追著咬了。挨過揍的、身子虛弱的美德，現在被允許穿著自己的襤褸衣衫走進屋裡，在角落裡坐下，只是別吱聲。
然而誰也不敢提到邪惡。是啊，美德受過凌辱，但邪惡卻沒有存在過。是啊，有那麼幾百萬人給干掉了，卻沒有應負罪責的人。誰只要吭一聲；“可是那些……”——四面八方就會向他發出責備的、起初還是友好的聲音：“您怎麼啦，同志！為什麼要去觸動舊傷痕呢？！”（甚至對《伊凡-傑尼索維奇》，退休的藍箍帽們也正是以此為理由加以反對：為什麼要去觸痛那些蹲過勞改營的人的傷處呢？應當愛護他們呀！）隨後棍子就上來了：“嗤，沒有整夠的！給你們恢復名譽過頭了！”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經判處了八萬六千名納粹罪犯——我們氣急敗壞，我們不吝惜報紙篇幅和廣播時間，我們下班後還留下來開大會和舉手表決：“太少啦！八萬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著干！”
而在我們這裡判處了（據最高法院軍事審判庭所述）——將近三十人。
在奧德河和萊茵河彼岸發生的事情——我們心急火燎。而在莫斯科郊區和索契附近的綠圍牆後面所發生的事情，殺死我們丈夫和父親的人正坐著汽車在我們街上經過，而我們還給他們讓路，這種事情，我們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們無動於衷，不要“翻舊帳”嘛。
然而，如果把八萬六千個西德人按比例折合成我國的人數，應當是二十五萬人！
可是，在四分之一世紀裡，我們沒有找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傳到法院去，我們怕觸痛他們的傷處。作為他們的象征，在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三號住著洋洋自得的、頭腦僵化的、什麼也沒有想通的、渾身浸透著我們鮮血的莫洛托夫，他氣度高貴地走過人行道，坐上又長又寬的小汽車。
不是我們當代人所能猜出的謎是：懲罰自己的惡人的機會為了什麼給予了德國，而俄國卻未能得到？如果我們永無清除在我們體內腐爛的穢物之日，那末我們將面臨一條怎樣的絕路？俄國將給世界做出什麼樣子？
在德國的法庭上時而出現一種奇絕的現象：被告雙手抱頭，放棄辯護，不再向法庭提出任何要求。他說，在他面前重新展示出來的他犯下的樁樁罪行，使他充滿厭惡，他不願再活下去了。
這就是審判的最高成就：邪惡受到如此深重的譴責，連罪犯都避之不及了。
一個從法官席上八萬六千次譴責了邪惡（在著作中和青年人中間也進行了不留余地的譴責）的國家——便能夠一年一年地、一步一步地擺脫邪惡。
那我們怎麼辦呢？……將來我們的後代會把我們這幾代人稱作窩囊廢的幾代：我們先是乖乖地讓人家成百萬地毒打，然後我們又關切地照料殺人犯過一個平安的晚年。
如果俄羅斯偉大的懺悔傳統他們根本不懂而且覺得可笑，那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對於承受他們給別人所造成的痛苦的百分之一都懷著動物的恐懼，而這種心理又壓倒了他們身上任何公正傾向時，那又怎麼辦呢？如果他們死死抱住用死難者的鮮血培育出的利益的果實不放呢？
不言而喻，那些即便是在三七年搖絞肉機把手的人，現在都已不年輕了，他們都是五十歲到八十歲的人了，他們豐衣足食、舒舒服服地度過了自己一生中最好時光——因此任何同等的還報都為時已晚，都已經不能對他們實行了。
就讓我們寬大為懷吧，我們不槍斃他們，不灌他們鹽水，不把臭蟲撒在他們身上，不上勒口做“燕子飛”，不讓一星期站著不睡覺，不用皮靴踢他們，不用橡皮棍打他們，不用鐵環箍腦瓜，不把他們塞進監室像行李那樣撂起來——不做他們做過的任何事！然而，在我們的國家面前，在我們的子女面前，我們必須把他們統統找出來，統統加以審判！審判的與其說是他們，不如說是他們的罪行。要設法做到使他們每一個人至少大聲說出：
“是，我曾是劊子手和殺人犯。”
如果這句話在我們國家只說出二十五萬次（按比例，以便不致落後於西德）——一也許就夠了吧？
在二十世紀，不能幾十年不區分什麼是應受審判的暴行，什麼是“不應該翻的舊帳”！
我們應當公開譴責宣揚一部分人可以懲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對邪惡默不作聲，把它趕進軀體裡去，只要不暴露就行——這樣做我們就是在播種邪惡，有朝一日它將千倍地冒出來。我們不懲罰甚至不譴責惡人，這不單單是在保護他們卑微的晚年，這等於從下代人的腳下挖掉任何公正觀念的基礎。他們之所以長成“漠不關心”的一代，正是這個原因造成的，而不是因為什麼“教育工作薄弱”。現在的年輕人腦子裡裝的是，干壞事在人世上永遠不會受到懲罰，反而一定能帶來好處。
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夠不舒服，夠可怕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