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早晨，卓婭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時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請求——下次值班時一定還穿那件金灰色的連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長衫底下這件衣服的領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裡看一眼”。有時，滿足一些通情達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這件連衫裙倒也合適，因為它湊合算得上是過節似的服裝，而卓婭指望白天沒什麼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來跟她開心。
想到這裡，她急忙換上了他說的那件連衫裙，噴了點香水，梳了梳頭發，但時間不多了，她就一邊往門外走，一邊穿大衣，奶奶差點兒沒來得及把早點塞進她的口袋裡。
這是一個有點霧氣、陰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時節。在俄羅斯，逢這種天氣外出要穿風雨衣。可是在這兒南方，人們對冷和熱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熱天還穿毛料衣服；大衣，人們總是盡量早穿、盡量晚脫；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氣，哪怕有幾天也好。
一出大門口，卓婭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電車，便跟在車後跑過一個街區，最後一個跳了上去，氣喘吁吁、面頰緋紅地待在有風的後面車台上。市內的電車都駛得很慢，又隆隆作響，拐彎時與鐵軌的磨擦發出刺耳的尖叫聲。
對年輕人來說，氣短也好，乃至急劇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為馬上就會過去，而過去之後就會更充分地感到體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歡暢。
醫學院放假期間，無非是到醫院裡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對她來說，這是十分輕松的，等於休息。當然，不值班就會更輕松，不過卓婭已經習慣於雙重負擔：她半工半讀已是第二個年頭了。在醫院裡沒有多少實習的機會，卓婭工作不是為了實習，而是為了掙錢，因為奶奶的退休金光買面包還不夠，卓婭的助學金一花就沒了，父親從未寄來什麼，卓婭也不向他要。她不願向這樣的父親伸手。
從上次值夜班以來，也就是寒假的最初兩天，卓婭沒睡過懶覺，她從小就沒有這個習慣。首先，她坐下來給自己縫一件春天穿的喬其紗內衫，衣料還是工Z月份領到報酬時買的（奶奶經常說：“夏天准備雪橇，冬天准備大車”；正是根據這個諺語的道理，商店裡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買得到）。卓婭是在奶奶的那台舊“辛格爾”牌縫紉機上做活的（這台機器是從斯庫稜斯克搬來的），最初的縫紉技術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傳授的，現在都已過時了，於是卓婭就靠眼看心記向鄰居、熟人中上過裁剪縫紉培訓班的人學，因為她自己怎麼也擠不出時間去上這樣的課。在這兩天裡，她沒能把內衫縫完，但卻跑了好幾家化學干洗店，總算找到一家願意洗她的一件舊的單大衣。她還坐車到市場上去買過土豆和蔬菜，在那裡她討價還價，似乎把每一分錢都掂一掂，最後，兩手提著兩只沉甸甸的拎包回來（在商店裡買東西，通常是奶奶去排隊，但重東西她拿不動）。卓婭還去過一次浴室。她想隨便躺下來看看書，可是沒有時間了。而昨天晚上，她跟大學同年級的同學麗塔一起，到文化宮去參加過舞會。
卓婭真希望能有比一般俱樂部更健康、更清新的地方，但是除了俱樂部，便沒有可以結識年輕人的那種風氣、場所和晚會。她同一個年級和同一個系裡有很多俄羅斯姑娘，可小伙子差不多都是烏茲別克人。因此，學校裡的晚會她懶得去。
她跟麗塔一起去的那座文化宮，地方寬敞、整潔、供暖好，有大理石的柱子和樓梯，有鑲青銅框架的高大鏡子——走路或跳舞的時候，老遠就能看見你自己，還有昂貴的舒適太師椅（不過它們被套子罩了起來，不允許往上坐）。然而，從新年晚會以後，卓婭就沒到那裡去過，因為她在那裡曾受到很大委屈。當時舉行的是化裝假面舞會，設有精彩服裝獎。卓婭給自己縫了一套猴裝，帶有絕妙的尾巴。她的整個打扮都是經過周密考慮的——發型也好，薄薄的脂粉也好，色彩的對比也好，這一切都既滑稽而又漂亮，可說能穩拿頭獎，盡管能夠與她競爭的人很多。可是就在發獎之前，幾個缺乏教養的小伙子用刀子將她的尾巴割了下來，相互傳遞和藏匿。卓婭哭了起來——倒不是由於這些小伙子的愚蠢行為，而是由於周圍人的發笑，把惡作劇看做是很機智的舉動。沒有尾巴，這套服裝便大為減色，加上卓婭情緒低落，結果什麼獎也沒得到。
即使是在昨天，她走進文化宮俱樂部時，還帶著委屈情緒生俱樂部的氣。可是沒有任何人和任何物提醒地猴子尾巴事件。到的人是來聯歡的，有大專院校的學生，有工廠的工人。卓婭和麗塔沒有一次機會能在一起跳，她們一下子就被分開了，在管弦樂隊的伴奏下，她們一連3個小時盡情地旋轉、搖晃、跺腳。身體需要這種活動，需要這種旋轉和扭動，它覺得很舒服。而所有跟她跳舞的舞伴都很少說話，要是偶爾說了句笑話，那按卓婭的鑒賞標准來看，也顯得有點愚蠢。後來，一個名叫科利亞的技術設計員出來送她回家。一路上他們談論印度電影，談論游泳；要是談什麼正經話題，那必定會覺得可笑的。快到大門口的時候，他們在比較晦暗的地方接吻，而卓婭那撩人春心的乳房是最夠受的了。它們被他摟得多麼緊啊！他還試圖通過別的途徑達到目的，卓婭已陶然心醉，但與此同時她想到星期日還要早起，此刻有點浪費時間，一股冷意不由地透入心胸，於是她把他打發走了，自己順著年久的扶梯跑上樓去。
在卓婭的女友中間，尤其是醫學院的女同學之中，流行著這樣一種觀點：必須盡快向生活索取，而且愈早愈好，愈多愈好。在這種思潮的氛圍中，要在一年級、二年級、直至三年級還保持什麼老處女似的狀態，除了滾瓜爛熟的理論知識以外一無所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卓婭也經歷過，也跟不同的小伙子數次經歷過相互接近的各個階段——從逐漸放寬限制開始，到被突襲和被占有；經歷過忘乎一切的飄然時刻，即使炸彈落到屋頂上也不能改變姿勢；也經歷過平靜下來以後渾身乏力的時刻，把散扔在地板上和椅子上的衣物撿起來——本來，他們的衣物怎麼也不可能放在一起，而這時雙方卻看到它們放在同一個地方，而且一點也沒感到奇怪，還當著對方的面很自然地把衣服穿上。
快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卓婭就繞過了老處女的行列，可這畢竟不是那麼一回事n試一切之中缺少那種生活穩定乃至生活本身的基礎，缺少某種具有本質意義的連續性。
卓婭今年只有23歲，可她見到的已經不少了，至今還記得從斯摩稜斯克撤退時那令人發瘋的漫長路程；起初坐貨車，後來乘駁船，再後來又坐貨車。不知為什麼她尤其記住了貨車上的那個鄰居，此人不停地用繩子去量每一個人所占用的鋪板的寬度，最後證明卓婭一家多占了兩厘米。她也記得戰爭年代這裡的饑餓而又緊張的生活，那時人們所談論的都是關於食品配給卡和黑市上的價格。記得她的叔叔費佳常常從床頭櫃裡偷她本來就少得可憐的面包。而如今，在醫院裡，她所看到的都是這些忍受著癌症痛苦、難以擺脫厄運的病人，聽到的是他們那令人沮喪的傾訴，看到的是他們的眼淚。
同這一切相比，偎依、擁抱乃至更進一步，都只不過是生活苦海中有點甜味的幾滴。靠這樣的兒滿是無法解渴的。
這是不是意味著一定要出嫁呢？是否意味著幸福在於嫁人？可同她結識、跳舞、散步的年輕人，無一例外，統統表現出這樣一種意圖：熱乎一陣，一走了事。這些年輕人私下裡說：“我本來可以結婚，可是一兩個晚上就能找到一個，何必結婚呢？”
當周圍的人都肯於讓步的時候，你就沒法擺出一副傲然不可接近的樣子，就像往集市運送的貨物很多時，沒法賣高價一樣。
即使登記也無濟於事，同卓婭互相交接班的烏克蘭族護主瑪麗婭就有過這樣的教訓：瑪麗婭相信登記，但過了一周丈夫還是把她拋棄，遠走高飛，無影無蹤。7年來，她獨力撫養孩子，還要被認為是個有夫之婦。
因此，在舉杯相祝的小小晚會上，如果生理方面正趕上危險期，卓婭每走一步都格外留神，就像士兵處在布雷區似的。
卓婭還有比瑪麗婭更近的例子，她看到過自己的父母過的那種活受罪的生活，看到過他們怎樣一會兒吵架，一會兒和好；怎樣一會兒各奔東西，一會兒又聚在一起——就這樣彼此折磨了一輩子。重蹈母親的覆轍，對卓婭來說，無異於喝硫酸。
這同樣是任何登記手續都不起作用的一個例子。
在自己身體內部，在身體各個部分的對比方面，在自己的性格中，在對生活的整個理解上，卓婭都感到平衡與和諧。只有在這種和諧的氣氛裡，才談得上她的生活的擴展。
如果有誰在兩手摸她身體的間歇中對她說些愚蠢、庸俗的話，或者像昨天科利亞那樣，幾乎是照搬電影裡的一套，那他馬上就會破壞這種和諧，不可能贏得卓婭的好感。
就這樣，卓婭站在後車台上隨著電車一路顛晃，直站到終點，其間女售票員大聲斥資過一個不買票的年輕人（而那人聽著，還是沒有買票）。電車開始繞圈子調頭，圈子的另一邊已經聚集了不少等車的人。被數落的那個年輕人沒等電車停住就跳了下去。有一個男孩也跳下去了。卓婭也跟著跳下車，因為從這兒走過去路近些。
時間已是8點零1分了，卓婭沿著醫療中心那曲折的柏油小路飛奔。作為護土，她不應該奔跑，但作為大學生，則完全可以原諒。
等她跑到癌症樓，脫去大衣、穿上白大褂和到了樓上的時候，已是8點10分了。如果是奧林皮阿達-弗拉季斯拉沃夫娜交班，那卓婭就不會有好臉子瞧；如果是瑪麗婭交班，那也會對她板著個臉說些難聽的話，仿佛她不是遲到了10分鍾，而是耽誤了半班的時間。然而幸運的是，在她之前值班的也是醫學院的大學生——卡拉卡爾帕克族的圖爾貢，此人一向待人寬厚，尤其是對她。他本想朝她屁股上拍一下作為懲罰，可她沒有使他得逞，兩個人都笑了，結果反倒是卓婭把圖爾貢從樓梯上往下推了一把。
圖爾貢雖說是個在校的大學生，但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干部，他已被任命為一所鄉村醫院的院長，他只有最後幾個月可以自由自在，不必一本正經地約束自己。
圖爾貢留給卓婭的是一本醫囑簿，另外還有護士長米塔交特的特別任務。星期日沒有巡診，治療暫停，沒有剛剛輸過血的病人，不過也增加了一件操心的事：病人家屬未經值班醫生批准不准闖進病房。此外，米塔依然把自己來不及做的、份內的沒完沒了的統計工作，分一部分給星期日值白天班的護士做。
今天，這項工作是整理去年——1954年12月份的厚厚一疊病歷卡。卓婭嘟圓了嘴唇，仿佛要吹口哨似的，手指彈了一下卡片的一角，估了估有多少張，還有沒有剩余時間用來繡花兒，這時她感到身旁有個高大的人影。卓婭並未覺得奇怪，扭過頭去便看見科斯托格洛托夫。他胡子刮得很干淨，頭發也梳過了，只是下巴上的疤痕像往常一樣表明他有一段強盜般的歷史。
“早上好，卓英卡，”他完全按紳士的派頭說道。
“早上好，”她搖了搖頭，仿佛什麼事情使她不大高興抑或懷疑什麼事情，其實沒有任何原因。
他那深褐色的大眼睛望著她。
“我倒是看不出，您是不是按我的請求做了？”
“什麼請求？”卓婭皺起眉頭驚訝地問（她的這一著，向來都會收到好的效果）。
“您不記得啦？我還為這一請求占卜過呢。”
“您從我這裡借走一本解剖學，這事我記得很牢。”
“我現在就把它還給您。謝謝。”
“都看明白了嗎？”
“我覺得，該明白的都明白了。”
“我這樣做是不是對您有害？”卓婭問，這次並非戲言。“我後悔了。”
“不，不，卓英卡！”他急於否定這一點，幾乎碰到了她的手。“相反，這本書使我得到了鼓舞。您借給我的書簡直太好了。不過……”他望著她的脖頸，“請您把白長衫的第一顆鈕扣解開。”
“干什麼？？”卓婭現出十分驚訝的神情（這在她同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沒覺得熱！”
“恰恰相反，您已經熱得滿臉通紅了。”
“這倒是真的，”她溫和地笑了，自己的確想敞開長衫衣領，因為剛才跑到很急，又跟圖爾貢爆鬧了一陣，還沒喘過氣來。於是她把長衫的領子解開了。
灰金色的連衫裙金光炯煙……
科斯托格洛托夫睜大了眼睛望著，幾乎不出聲地說：
“真漂亮。謝謝。待會兒多露出些給我看看行嗎？”
“那要看您占的什麼卦。”
“我一定告訴您，只是稍微晚些，好嗎？我們今天豈不一直要呆在一起？”
卓婭把兩個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轉，像個布娃娃似的。
“那您得來幫我的忙。我冒汗發熱是因為我今天有許多工作要做。”
“如果要我用針頭去扎活人，我可幫不了忙。”
‘要是做些醫務統計方面的工作呢？往表格上劃劃線行嗎？”
“我尊重統計工作。只要不是保密的就行。”
“那麼您吃過早飯以後來吧，”卓婭向他嫣然一笑，作為預先酬謝他的幫助。
已經在往各個病房送早飯了。
還是星期五早晨交班的時候，被夜間一席談話激起好奇心的卓婭，就到掛號處去看過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登記卡。
原來他叫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拗口的父名跟他那令人不快的姓倒很般配，不過本名多少沖淡了這種印象）。他生於1920年，已滿34周歲了；盡管很難想像，但的確還沒有結婚，也的確住在一個叫作什麼烏什一捷列克的地方。他沒有任何親屬（病人親屬的地址，在腫瘤醫院也必須登記）。他的專業是地形測繪，而現在卻是土地測量員。
這一切並不能使人看清他的來歷，反而更加模糊。
今天，她在醫囑簿上看到，從星期五開始，每天給他肌肉注射兩毫升人造雌酚。
這應該由晚上的值班護士來做，就是說，今天這不是她份內的事。但卓婭動了動嘟成豬鼻子似的圓嘴唇。
早飯後，科斯托格洛托夫把《病理解剖學》教科書帶來，並准備幫她做事，可是這時卓婭正忙於向各個病房發放一天應服3次或4決的藥。
後來，他們終於在她的小辦公桌旁坐下。卓婭取出一大張紙用來繪制表格，所有的統計數據都得用畫槓槓的方式標上去。她向他解釋如何如何（該怎麼做她自己也幾乎都忘了），還一邊移動一把沉甸甸的大尺。一邊在紙上畫線。
一般來說，這樣一些“幫手”——小伙子和單身漢（也包括結了婚的）究竟能幫多少忙，卓婭心中是有底的：每次這樣的幫忙總是變成閒聊、說笑、獻殷勤，結果表格上老是出現錯誤。不過卓婭不在乎這些錯誤，因為即使是最缺乏新意的獻殷勤也總比至關重要的表格更有情趣。今天卓她並不反對把一場可以充實值班時間的游戲繼續下去。
使她更為驚訝的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立刻就不再對她橫看豎瞧和用特殊聲調講話了，而且他很快就弄明白了該做什麼和怎麼做，甚至還反過來向她解釋。他埋頭整理卡片，念出需要統計的內容，卓虹則在大統計表的格子裡畫槓槓。“局部神經瘤，”他念著，“……腎上腺瘤……鼻腔肉瘤……脊髓瘤……”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問她。
需要統計的是，在這段時間裡每一種類型的腫瘤有多少病例：男的有多少，女的有多少；以10年為一類的不同年齡者各有多少。還需要按采用的治療方法和用藥劑量的不同而加以分類。而每一類又得分為5種可能的結果：治愈、好轉、無變化、惡化和死亡。對於這5種結果，卓婭的幫手特別注意。一下子就能看出，完全治愈的幾乎沒有，不過死亡的也不算多。
“我看，這裡總是讓垂危病人出院，不叫他們死在醫院裡，”科斯托格洛托夫說。
“不這樣又能怎麼辦，奧列格，您自己想一想。”（她叫他“奧列格”，作為對工作的獎勵。他注意到這一點，即刻向她瞥了一眼。）“如果明顯看到一個病人已無法挽救，只有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可活了，那又何必讓他占著床位呢？那些有可能治愈的病人正排著隊等候床位住院。再說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什麼不治之症？”
“就是無法醫治的那些病人…他們的模樣和談話會對可以治愈的那些病人產生很不好的影響。”
瞧，奧列格這次坐在護主辦公桌旁，似乎在社會地位和世界對他的看法方面都提高了一步。那個已無法挽救的“他”，那個不應再占床位的“他”，已與他科斯托格洛托夫無關，他不屬於不治之症的病人之列。而現在人們同他——科斯托格洛托夫談話，已經是另外一種口氣了，仿佛他是不可能死的，仿佛他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這一飛躍是那麼出乎意料，簡直使他受之有愧，使他模模糊糊地回憶起一件事來，但他現在不可能沉洞於對那件事的回憶中。
“是的，這完全合乎邏輯。可是，讓阿佐夫金出院便是另一回事。昨天，醫生當著我的面在阿佐夫金的出院證明上寫tumor ocrs（心髒腫瘤），對他本人沒做過任何解釋，什麼話也沒說。因此，我有一種感覺，似乎自己也參與了這場騙局。”
此時他坐在那裡，不是有疤痕的一側對著卓婭，所以他的臉看上去一點也不帶凶相。
在這種融洽的氣氛裡他們繼續工作，合作得很好，午飯之前就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
誠然，米塔還留下另一項工作：把化驗結果按在病人的體溫單上，以便減少病歷的篇頁，也便於往上面粘貼。可是僅僅一個星期日就干這麼多活，也太不公平了。所以卓婭說道：
“好啦，多謝您，多謝，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
“別再這樣！請您還像剛才那樣叫我奧列格！”
“您午飯以後得休息休息……”
“我從來不休息！”
“可您要知道，您是病號呀。”
“倒也奇怪，卓英卡，您一走上樓來值班，我的病也就完全好了！”
“那好吧，’卓婭爽爽快快地讓了步。“這一次我要在客廳裡接待您。”
她隨即向醫生會議室那裡把頭一擺。
不過午飯後她又給病人發藥，那間大的女病房裡還有一些急於處理的事情。這裡，她的周圍充斥著疾患和病痛，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卓婭深感到自己從頭到腳乃至每一個細胞都是那麼干淨和健全。她懷著異常喜悅的心情意識到自己的一對乳房既勻稱又富有彈性；在病床旁邊向病人俯下身去的時候，她感覺到它們那沉甸甸的分量；走得快的時候，它們又是怎樣的顫動。
事情終於少些了。卓婭吩咐女護理員坐在桌旁，阻止探病者進入病房，有什麼事情就叫她。她把繡花活兒帶走，奧列格也就跟在她後面進了醫生會議室。
這是盡頭裡的一個明亮的房間，有3個窗戶。房間的陳設並不是隨隨便便的，而是表明會計和院長都明顯插過手：裡面的兩張沙發並不是隨便安放著，而是完全正規地擺在那裡，高高的陡直的靠背足以使脖子發僵，靠背上的鏡子只有長頸鹿才能在裡面看到自己。桌子也是按令人難以忍受的機關格局擺著：一張主席專用的桌面上壓著有機玻璃的大寫字台，與另一張長條會議桌垂直相接，排成了T字形。長條會議桌似乎按撒馬爾罕風格鋪著天藍色的長毛絨桌布，這一桌布的顏色使房間裡洋溢著明朗的色調。此外，有幾把舒適的小扶手椅，它們沒放在會議桌旁，而是奇妙地放成一組，這也使房間顯得很別致。
這裡，除了11月7回到來之前出的一期《腫瘤學家》牆報，沒有任何東西會提醒你這是一所醫院。
卓婭和奧列格在房間最亮地方的兩把舒適的扶手椅上坐下，那裡的座架上擺著幾盆龍舌蘭，正面窗戶的整塊大玻璃外面，有一棵技機繁茂的橡樹比二樓還高。
奧列格不只是坐著，他整個身體都感受到這把椅子的舒適，脊背在其中彎得多麼適中，脖子和頭部還可以多麼自由地反仰。
“真闊氣！”他說。“我大概有……15年沒坐過這麼闊氣的靠椅了。”
（既然他那麼喜歡扶手椅，為什麼他不給自己買那麼一把呢？）
“好吧，您占的是什麼卦？”卓婭問道，她頭部的傾斜和眼睛的表情正好符合這樣的提問。
現在，他們躲在這間沒有其他人的房間裡，在這樣的扶手椅裡坐下來，推一的目的就是交談，而談話的進行將是旁敲側擊還是單刀直人，取決於每一個用詞海一句話的語氣、每一個眼神。對於前一種談話方式卓婭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備，但來到了這裡她卻預感到第二種方式的出現。
奧列格沒有使她發生錯覺。他的頭依然靠在椅背上，眼睛掠過她的上方，盯著窗戶，鄭重其事地說道：
“我占的卦是……一位有金色劉海的姑娘會不會願意……到我們那邊的新墾地去。”
只在這時他才看了她一眼。
卓婭抵住了他的目光：
“可是，那邊等待著這位姑娘的是什麼呢？”
奧列格歎了口氣：
“這我已對您講過。令人高興的事情不多。沒有自來水熨斗得用木炭燒。點的是煤油燈。雨天到處泥濘不堪，地皮一干就塵土飛揚。好的衣裳永遠也沒有機會穿。”
他沒有漏說令人不快的任何細節，仿佛存心不讓她表示願意考慮！說實在的，如果永遠沒有機會穿得漂漂亮亮，這還叫什麼生活？然而，卓婭知道，住在大城市裡盡管什麼都方便，但人並非與城市住在一起。她首先要了解的是這個人，而不是想像那個村子。
“我不明白，是什麼把您控制在那裡的呢？”
奧列格笑了起來：
“是內務部！還能是什麼！”
他還是那樣把頭靠在椅背上，享受著這種安適。
卓婭警覺起來。
“我也這樣料想過。不過，請允許我問，您是……俄羅斯人？”
“是的，百分之百的俄羅斯人！難道我不可以有黑頭發嗎？”
說著，他掠了驚頭發。
卓婭聳了聳肩膀。
“那麼……為什麼把您……？”
奧列格歎了口氣：
“唉，如今的一代青年人可真什麼也沒見過！我們那個時候，對於刑法是毫無概念的，也不知道裡面有些什麼條款，對它們可作怎樣廣義的解釋。可你們是生活在這兒呀，生活在整個邊區的中心，居然連集遣移民與行政流放犯之間的起碼區別也不知道。”
“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拿我來說，就是個行政流放犯。我被流放不是因為民族屬性，而是因為我奧列格-菲利蒙諾維奇-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個人問題，懂嗎？”他笑了起來。“有如一個‘榮譽公民’，不得跟正直的公民們住在一起。”
他的黑眼珠這時朝她一閃。
但她並沒有害怕。換句話說，嚇倒是嚇了一跳，不過驚魂已定了下來。
“這麼說……您被流放多久呢？”她問，聲音很輕。
“永久！”他聲音很響地答道。
卓婭耳朵裡甚至嗡地一響。
“是終身流放？”她又問了一遍，聲音近乎耳語。
“不，正是永久流放！”科斯托格洛托夫堅持說。“案卷上寫的是永久。如果是終身流放，那麼至少說，死後可以從那裡把棺材運出來，而永久流放，想必連棺材也不得運出來。即使太陽熄滅也不得返回，因為永久這個時間概念意味著比太陽的壽命還長。”
就在這時她的心才真正縮緊了。一切都並非無緣無故——這道疤痕也罷，有時他會現出凶相也罷。他也許是個殺人犯，一個可怕的家伙，只要一時性起，就可能把她捐死在這裡……
但是卓婭沒把椅子挪動一下，以便逃跑時方便些。她只是把繡花活兒撂了下來（連一針都沒有繡過）。卓婭大膽地望著既不緊張也不激動、還像那樣舒舒服服靠在扶手椅裡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自己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問道：
“要是提起來會使您難過，您就不必對我說了。如果可以的話，請告訴我：判您這樣可怕的重刑，到底是由於什麼？……”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非但沒有因為意識到犯罪而心情沮喪，反而帶著一副完全無憂無慮的笑容答道：
“沒有任何判決書，卓英卡。我是根據通知單得知被永久流放的。”
“根據……通知單？？”
“是的，就是這個名稱。跟發貨單差不多。就像從工廠往倉庫發貨一樣：什麼東西多少包，什麼東西多少桶，…所用的包裝…-”
卓婭捧住自己的腦袋：
“等一等……我不明白。這可能嗎？……這——只是對您？對所有的人都這樣嗎？”
“不，不能說對所有的人都這樣。只觸犯第10款的不流放，而第10款加上第11款——就得流放。”
“這第11款是怎麼回事？”
“第11款？”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想。“卓英卡，我似乎對您講得太多了，以後有關這方面的事情您可得當心啊，否則您自己也會為此而受牽連的。加到我頭上的主要罪狀是根據第10款，判了7年。凡是被判刑8年以下的，請相信，都意味著罪行是無中生有，捕風捉影。但還有第11款，而第11款意味著集團性的活動。第11款本身規定的刑期似乎並不更長，但既然我們構成了一個集團，那就得天南地北地永久流放。為的是我們在老地方永遠也不能相聚。現在您明白了吧？”
不，她還是沒有明白。
“這就是說…，”她盡量說得溫和些。“是被稱為……一個幫嗎？”
科斯托格洛托夫突然發出響亮的笑聲。而笑聲又突然中止，臉色也沉了下來。
“這真是妙極了。跟我的審問者一樣，‘集團’這個詞兒並不使您滿意。他也喜歡把我們叫做一個幫。是的，我們的確是個幫——一年級的一幫男女大學生。”他嚴厲地一瞥。‘哦知道這裡不許抽煙，否則就有罪過，但我還是想抽一支，行嗎？當時我們聚集在一起，向姑娘們獻殷勤，跟她們跳舞，小伙子們還談談政治。也談論過……那個人。您要知道，當時有些現象使我們不滿。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對什麼都感到歡欣鼓舞。我們中間有兩個人上過戰場，本指望戰後會有所改變。就在5月份，考試之前，我們全都被抓了起來，姑娘們也包括在內。”
卓婭感到惶惑…他又把繡花活兒拿在手裡。從一方面來看，他講的這些危險的事情不僅不應該向任何人重述，而且連聽也不應該聽，應該把耳朵捂上。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倒也如釋重負，因為他們畢竟沒把任何人騙到黑胡同裡去，沒殺過人。
她咽了一下唾液。
“我不明白……你們究竟干了些什麼？”
“能干些什麼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煙，又緩緩把煙吐出來。煙霧的面積多大呀，可一支煙卷竟是那麼小。“我已經對您講過：我們是一起學習的。助學金夠花的時候，也一塊兒喝喝酒。去參加晚會。結果，姑娘們也跟我們一起被抓了去。她們每人被判5年……”他全神貫注地望著卓婭。“您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期終考試之前突然被抓了起來，於是也就進了班房。”
卓婭放下了繡花活兒。
她原以為會從他那裡聽到種種可怕的事情，到頭來這一切都有點像兒戲。
“那你們，男孩子們，為什麼要那樣呢？”
“什麼？”奧列格不明白她的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為什麼不滿意…潮待什麼好結果……”
“不借，的確是這樣！真的，的確是這樣！”奧列格不由地笑了起來。“這我還從來沒有想過。您又跟我的審問者走到一起去了，卓英卡。他也是這麼說的。這椅子太好了！在病床上是不可能這樣坐著的。”
奧列格又使自己舒舒服服地靠在椅背上，一邊抽煙，一邊瞇著眼睛凝視那整塊玻璃的大窗。
外面雖然已近黃昏，但本來就有點晦暗的天色卻沒有再暗下去，反而變得明亮了。西天的雲層在漸漸拉開，變得稀薄了，而這個房間的一角正好是朝西的。
只在這時卓婭才認真地繡起花來，而且帶著樂趣在一針一針地繡。兩人都默默不語。奧列格沒像上一次那樣誇她的手藝。
“都麼……您喜歡的姑娘呢？她當時也在場嗎？”卓婭問道，一邊繼續繡花，頭也沒抬。
“是，是的……”奧列格說，但不是一下子說出了這個“是”字，他似乎在想別的事情。
“現在她在哪兒？”
“現在？在葉尼塞河一帶。”
“那您何不想想辦法跟她待在一起？”
“我沒有這個打算，”他漠然地說。
卓婭望著他，而他望著窗外。可他那時為什麼不在他那個地方結婚呢？
“怎麼，待在一起——這很難辦嗎廣她想了想問道。
“對於沒有登記的人——幾乎不可能，”他心不在焉地說。“但問題不在這裡，而是沒有必要。”
“您隨身有她的相片嗎？”
“相片？”他感到奇怪。“犯人是不許有相片的。會統統被撕毀。”
“那麼，她是什麼模樣呢？”
奧列格微微一笑，稍稍瞇縫起眼睛：
“頭發垂到肩上，可是末端全都往上卷。眼睛麼，比方說，您的眼睛總含著幾分嘲笑的意味，而她的眼睛總帶著某種憂郁的神態。人莫不就是這樣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嗯？”
“你們在營裡的時候是不是在一起？”
“沒在一起。”
“那你們是什麼時候分手的？”
“在我被捕之前5分鍾……就是說，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5月份，我們在她家的小花園裡坐了很久。已經是夜裡一點多鍾了，我跟她分手後走了出來，剛剛橫穿過馬路，就被捕了。當時，汽車就停在拐角上。”
“那她呢？！”
“是在第二天夜裡。”
“以後就再也沒見過面？”
“還見過一次面。是在對質的時候。當時，我已被剃去了頭發。他們指望我們互相揭發。我們沒那麼做。”
他捏著煙蒂猶豫不決，不知道往哪兒擱。
“擱那兒，”卓婭指著主席位置那裡一只亮煙煙的干淨煙灰缸。西天的浮雲愈拉愈薄，嫩黃色的夕陽幾乎要整個兒脫落出D來。甚至奧列格那一向古板而執拗的面孔在這夕陽的余輝裡也顯得柔和了一些。“可是您現在為什麼不想找她呢？’津敗同情地問。“卓婭！”奧列格堅定地說，但突然停下來想了一想。“您能不能稍稍想像一下，如果一個姑娘長得挺標致，她在勞改營裡會有什麼遭遇？如果她在押解途中，沒被那些壞蛋輪奸，那麼到了營裡他們也來得及對她這樣干。到了營裡的第一天晚上，營裡的那些吃閒飯的寄生蟲、派工的淫根、管口糧的色鬼就會安排她洗澡，讓她被帶進澡堂時，光著身子從他們面前過。當場決定她歸誰。第二天早晨就會把建議告訴她：跟某某人一起住，活兒會在干淨、暖和的地方干。要是拒絕的話，他們就會設盡一切辦法讓她吃苦頭，非逼得她自己爬來求饒不可。”說到這裡，奧列格閉上了眼睛。“她活下來了，順利地服滿了刑期。我不責怪她，我能夠理解。但…僅此而已。她也理解這一點。”
兩人陷入沉思。夕陽突破了薄雲，放出全部光輝，整個世界頓時變得歡快而明亮。小花園裡的樹木現出清晰的黑色輪廓，而這兒，房間裡，天藍色的台布和卓婭的金發也閃出了光彩。
“……我們的女同學之中有一個自殺了……還有一個活著……3個男同學已不在人世……兩個我不知道下落……”
他側向椅子的一邊，微微晃動身體，朗誦起詩來：
那場風暴已經過去了…
我們的人所剩無幾……
暢敘友誼許多人缺席……
他就那麼側身坐著，凝視著地板。他那蓬亂的頭發向各個方向翹起和撅出。它們每天需要兩次抹濕和撫平，否則就不可收拾。
此時他沉默不語，但卓婭想聽到的一切，都已經聽到了。他被禁煙在流放地，但不是由於殺人；他沒結過婚，但不是因為品行不好；過了這麼多年，他談到自己從前的未婚妻依然一往情深，看來這個人是會有真正的感情的。
他沉默不語，她也不說什麼，只是眼睛時而看看繡花活兒，時而看看他。他身上盡管沒有什麼稱得上美的地方，但此刻她也找不出特別丑的地方。對於疤痕是能夠習慣的。就像奶奶所說的那樣：“你需要的不是一個漂亮的男人，而是一個好人。”經受過這樣的磨難之後還那麼堅強和剛毅——這就是卓婭從他身上所明確感覺到的。這種經過考驗的剛毅，她在自己所結識的男青年當中還沒有遇到過。
她一針針地繡著，忽然感覺到他投來打量的目光。
卓婭投去一瞥，但並沒抬起頭來。
他開始以極富表現力的語調朗誦，目光始終沒離開過她：
我該召喚誰呢？……
只因為我還活著，
我該跟誰來分享
這既悲又喜的歡樂？
“可你們不是已經分享過了麼！”卓婭悄聲說，眼睛和嘴唇在向他微笑。
她的嘴唇不像玫瑰，但似乎也不是塗了口紅。那是一種燃燒得不太熾烈的火焰的顏色，介於朱紅與橙黃之間。
黃色夕陽的柔光使他瘦削面龐的病態臉色有了生氣。在這溫暖的天地裡，看來他死不了，他能活下去。
奧列格把腦袋一抖，像吉他歌手唱完了哀傷的歌要換唱快樂的歌似的：
“曖，卓英卡！您就徹底為我安排一個節日吧！這些白長衫讓我膩煩透了。我希望您給我看的不是護士，而是一個漂亮的城市姑娘！要知道，在烏什一捷列克我是看不到城裡姑娘的。”
“不過，我到哪兒去給您找一個漂亮的姑娘呢？”卓婭假意地說。
“只消您把白長衫脫去一會兒。再就是……走上那麼幾步！”
他把扶手椅往後移動了一下，指了指在什麼地方行走。
“可我是在上班呀，”她還沒有同意。“我不能在上班的時候…”
不知是關於陰暗的事情他們談得時間太長了呢，還是夕陽的余輝使房間裡那麼美好，總之卓婭感到了一股沖動，她心血來潮，覺得這是可以做的，而且一切都會挺好。
她把手中的繡花活兒扔到一旁，陡然離開椅子，站起身來，像個頑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著頭解鈕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樣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幾步，而是准備跑上一會兒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給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隨即脫下來了。“還有一只！”卓婭以一個舞蹈動作背朝他轉過身去，於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著脫下來了，白長衫也就順勢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婭便開始在房間裡行走。她像時裝模特兒那麼走——保持軀體適度的曲線，兩臂時而擺動，時而稍稍舉起。
她就這樣往前走了幾步，然後轉過頭來停住不動——胳膊依然微微伸開。
奧列格把卓婭的白長衫抱在胸前，眼睛睜得很大，直盯著她。
“妙極了！”他甕聲甕氣地說。“叭叭叫。”
就連在夕陽映照下藍得無比鮮艷的烏茲別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觸發起昨天曾響起的那支有所發現和豁然開朗的曲調。種種放蕩、紛亂、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顛沛流離、被剝奪一切而始終不屈的生活之後，這柔軟的家具、這舒適的房間又給他帶來了喜悅。他看著卓婭，並非無動於衷地欣賞她，而是有所圖，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悅。要知道，半個月前他還是個垂死的病人！
卓婭自豪地窈動火焰色的嘴唇，仿佛還知道什麼秘密似的，帶著既調皮又嚴肅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過去，直走到窗前。這時她再一次向他轉過身來，像上回那樣站著不動。
他沒有站起來，還是坐著，但卻以小掃帚似的一頭黑發自下而上地向她湊近。
根據某些只能急會、不可言傳的跡象可以感覺得到卓婭身上有一種力——不是搬動櫃子時所需要的那種力氣，而是另一種力，它要求對方以同樣的力加以接應。奧列格很高興，因為他覺得自己能夠接受這一挑戰，能夠跟她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漸漸康復的軀體上了！一切都已復歸！
“卓——妞！”奧列格拖長了聲調說。“卓——妞！您對自己的名字是怎樣理解的呢？”
“卓婭——這就是生命！”她認真地回答，像念標語口號。她喜歡作這樣的解釋。她兩手按在背後的窗台上站在那裡，整個身子微微側向一邊，重心移在一條腿上。奧列格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著她。
“跟動物有沒有關系？有時候您沒感到自己跟動物祖先比較近似嗎？”
她笑了起來，以他的那種口吻說：
“我們大家都跟動物祖先有點相似。尋覓食物，喂養後代。難道這有什麼不好？”
也許，她應該到此止步！然而，由於受到全神貫注的贊賞目光（這樣的目光，哪怕在每個星期六的舞會上都能輕易摟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裡，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勵，她還進一步伸出兩手打著櫃子，扭動著整個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電影插曲那樣唱了起來：
“到——處——流浪！啊——到——處——流浪！”
但是奧列格突然臉色一沉，對她說：
“別唱了！別唱這支歌，卓婭。”
她即刻就擺出規規矩矩的樣子，好像剛才根本就沒唱過也沒扭過似的。
“這是《流浪者》裡的插曲，”她說。“您沒看過那部影片嗎？”
“看過。”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過兩次！（其實她看過四次，但不知為什麼她不好意思說。）您不喜歡那部片子嗎？您的遭遇豈不跟‘流浪者’是一樣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樣，”奧列格皺起了眉頭。他沒恢復到先前那種開朗的表情，夕陽的黃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溫暖，看得出，他畢竟還身體有病。
“但他也是從監獄裡回來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樣遭到了破壞。”
“統統是騙人的把戲。那是典型的強盜片。一群‘惡狠’。”
卓婭伸手去取白長衫。
奧列格站了起來，把衣服抖開，幫她穿上。
“您不喜歡他們？”卓婭點了點頭表示感謝，隨即開始扣上白長衫的鈕扣。
“我恨他們。”他的視線掠過卓婭，目光冷酷，下頜微微地動了動，樣子十分難看。“這是一些殘忍的野獸，是專靠犧牲別人過活的寄生蟲。我國大事宣傳了30年，說他們得到了重新改造，說他們是我們的‘社會近親’，可他們所奉行的原則是：如果你還沒被…值時他們所有的是罵人的話，而且極其難聽，大致是這麼個意思：如果還沒打你，那你就老老實實地坐著，會輪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著，會輪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們也要去踩，以此為樂，還厚顏無恥地用羅曼蒂克式的外套偽裝起來，而我們卻幫他們制造神話，甚至讓他們的這些歌曲在銀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麼神話？”卓婭望著他，仿佛請求原諒什麼錯誤似的。
“這——100年也說不完。好吧，要是您願意，我就說一個給您聽聽。”此時他倆並排站在窗前。與自己的談話毫無聯系，奧列格不由分說地握住卓婭的臂肘，像開導小妹妹似地說。“盜賊們總是以義俠大盜自居，吹噓他們不打劫窮人，不碰囚犯的聖杖——就是說，不搶獄中的基本口糧，而只是剝奪其余的東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一座遞解犯人的監獄裡，我們一間牢房裡連一只海狸也沒有——就是說，從任何人手中都沒有什麼可搶的。盜賊幾乎占牢房人數的一半。他們餓得受不了了，於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為己有。而牢房裡的人員組成相當有意思：一半是‘惡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羅斯人只有我們兩個政治犯——我，還有一位是著名的極地飛行員，北冰洋上的島嶼至今還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卻在坐牢。‘惡狠’們喪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們3天的吃食全部搶去，一點也不留下。於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們的話反正聽不懂），夜裡悄沒聲兒地爬起來，拆下板鋪的木板，一邊喊‘班宰！’，一邊撲向‘惡狠’猛打！他們把這些強盜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們也挨打了嗎？”
“干嗎打我們？我們又沒搶他們的面包。那天夜裡我們保持中立，但心裡在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復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們又得到了規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監獄當局采取了什麼措施？他們把日本人從我們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沒挨過揍的‘惡狠’塞進來增援。這麼一來，‘惡狼’們又揍日本人，因為他們在人數上占優勢，又有刀子——他們什麼都有。他們打得十分殘酷，往死裡打。我和那位飛行員實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邊。”
“反對俄羅斯人？”
奧列格把手從單妞的臂肘上移開，直了直腰。他輕輕擺了擺下頜：
“我不認為盜賊是俄羅斯人。”
奧列格抬起一只手，用指頭摸了一下從下巴順著腮頰的下緣延伸到脖子上的疤痕，仿佛要把它抹去：
“就在那裡，我也被砍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