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倫和我坐在皇家河上的橋頭，看著卡斯科口灣上空7月4日的焰火，她告訴我，我應該在孩子們面前說話注意一點兒。我表示了道歉。她說：「因為我注意到你的話變得很不文明了。」
「我說了對不起。」
孩子們躺在我們的臂彎裡，他們穿著條形夏日睡衣褲，臉蛋是炙黑色的，他們金黃色的頭髮由於晚上洗了澡現在還濕著。我們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我彎下身親親傑克的額頭。對於孩子，我原先一無所知，直到科倫教我。我正在想那次科倫向我解釋愛琳頭上軟軟的地方，那裡是正在形成的頭骨。
「如果我告訴你國內收入署的事，你會罵我嗎？」她問。
我立刻感覺到我們下邊的橋開始搖晃。「怎麼了？」我問她。
「你沒有算對那個稅。」
「什麼稅？」
「你年金中的稅錢。國內收入署寫的。我不想讓你看到那封信。」
「為什麼不呢？他們還想要多少？」
「我已經付給他們了。」
「多少？」
「3000美元。」
我的嘴唇壓在傑克的頭上，有點兒喘不過氣來，心裡想，那群討厭的傢伙！
科倫說，「我希望我們同樣會幸福，不需要任何我們不曾有過的東西。」
「例如什麼呢？」我愁苦地說。
「例如在普林斯頓的一份工作，或任何其它的工作。」
「如果我得不到那份工作，我們還會有什麼幸福呢？」
她沒有回答。我注視著她，她把孩子拉近了一些。
七月份的第一周，郵筒裡僅有一封從另外一所大學送來的一封公文信，告訴我他們讀完我的申請材料是多麼榮幸，但他們已經選擇了另一位候選人。這份拒絕信不同於其它拒絕信的地方是這個學校位於北密執安遠郊，那個地方，有人猜測，冬天的主要運動是釣魚。我原以為我會輕而易舉地得到這份工作，而且腦子裡依然記著這件事。我把它作為一處得到工作的地方，如果為了一份比它好得多的工作，我會輕易地拒絕它。
一天早晨我決定打個電話，問問為什麼我沒有被批准面試。我聽到的僅是電話錄音，讓我上午8點以後再打。我又打了一次，結果同前。「現在是9點30分了，你們這些蠢物！」我衝著電話錄音喊。
「什麼？」愛琳從我身邊路過，問我。
我原來忘了那天是星期日。
第二天，當我終於打通了電話時，呼吸一下變得急促起來。我的電話被接到了英語系主任那裡。他找到了我的名字，於是我詳細地介紹了我曾經在這個國家兩所最好的私立學校裡教過7年書，並且我還出版過三本書，獲得了有名氣的基金補助。我希望他說：你太符合這個工作的要求了，甚至綽綽有餘。然而他說：「當我們在報紙、雜誌上登廣告時，從沒想像過會吸引到一位有您這樣水平的人。可是事實上，我們收到了三百多封申請信，有9個候選人的資歷超過了你。有一個人曾被提名為普利策獎。有3個人原先是系裡的主任。這太難以讓人選擇了，我對你感到十分抱歉和遺憾。」
我正坐著，凝視著自己的空間，電話機還在我膝蓋上，這時愛琳走進屋來。
「爸爸，我能問你一件事情嗎？」她說。
「問吧。」我說。
「為什麼你被解雇了？」
「為什麼我被解雇了？天啊！」我說道，此時我還沒有靜下心來。我看著我7歲的女兒，在那些零散的時間裡，你會突然發現你的孩子長大了。而這次，我看到她由於她父親的失敗和無能而受到了傷害。我看著她，她的眼睛像她祖母的眼睛一樣，是一種無法描述的綠色。我看著她和一隻小貓睡在一起，有時她會坐在窗戶旁邊，在一個雨天看著窗外，注視著川流不息來來往往的人群。他們在笑著，這是生命中的一個部分，她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麼高興。在她記憶深處，她想起她上學的第一年終，那時她從她的小學校轉到了長期的倦怠、永遠不能完全趕走的倦怠之中。她還是個小孩，手還是幼兒時那樣，胖胖的以致於五個手指頭伸展開時就像個海星。
「嗯，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了，小傢伙。」我告訴她。她正在埋頭把一根毛線捆在手上，然後再解開。我想有了我們的孩子是多麼容易。一個、二個、三個、四個，六年半的時間裡，毫不費力氣。他們每一個在產房裡就非常漂亮。粉色的皮膚，明亮的藍色或綠色的眼睛，一聽到科倫的聲音它們就睜得大大的。他們中的每一個就這樣出現在這個世上，彷彿受到了召喚一樣。所有這些孩子直到出生的時候才對於我來說是真實的。而在產房裡科倫甜蜜地，受著痛苦，我就像是一個陌生的人站在那裡，我剛才還在街上遊蕩現在卻來到一位冷靜、自信的年青女人床邊。
「你知道，我對愛琳說，我們應該拿上你的一本書，躺在樹下讀完它，讀一天，你說怎麼樣？」
她有其它的想法。我承認我被解脫了。我永遠也當不了一個坐在孩子身邊的父親。從那天我們第一次帶他們回家起，我就把他們包裹起來，進行徒步旅行、騎自行車、越野賽跑、滑雪、滑冰。我總是讓他們忙起來，因為一閒下來想到我一整天只是和孩子們坐在臥室的地板上，就像科倫七年來一直和孩子那樣，我就感到不自在，不知道為什麼。當愛琳首先出生的時候，我就匆匆做了一個懸帶，這樣我可以打網球或是軟式網球，而把她系到我前胸，任何事都可以繼續做。
「你為我們擔心，因為我被解雇了？」我問她。
「是的，」她說，「因為我們會變窮。」
「我們不會窮的。」我說。
「我們沒有房子。」
「看看四周，這就是一個房子。」
「我的意思是一個我們不必再搬走的房子。」
「我們會找到一個美麗的地方去住，比這裡更漂亮。你喜歡這裡了，是嗎？你能每天跟媽媽去海灘。你還能看見你的表妹和南尼、巴巴？」
當我看見她憂傷的臉龐時，我意識到我不會使她相信什麼了。她所感到的事情已經深扎於心底，她已經對這個社會有了適當的評價。
「我很快就會成為那位羽毛球先生了。」我對她說。
她笑：「誰？」
「羽毛球先生。我將會每天早晨去工作，像羽毛球先生那樣，我們又會像那個羽毛球家庭一樣，一切都會好起來。媽媽將成為羽毛球夫人，你就是羽毛球女兒，大家將會注視我們，認為我們是多麼幸運，組成了一個羽毛球家庭，住在羽毛球房子裡。」
她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小心謹慎的神情，她說根本就不會有那樣的家庭。我把她舉到我的胳膊上，帶她到了倉庫，讓她看看那個木紙板箱，上面還有我踢破的那個洞。「發生了什麼事？」愛琳吃驚地問。
「他們出了這一點小事故，」我說，「生活對於一個家庭來說不總是一帆風順的，甚至對於羽毛球家庭。」我找到一個電子帶，當我修理完那個箱子的時候，我把它釘到工作凳上方的牆上。「那會給我一個目標。」我說。
「你面向他們射擊嗎？」愛琳說著，更吃驚了。
「不，不，」我說，「來，我們去買根冰激凌火炬！」
我們去了鎮裡又回來，我想給她講一些對她或許有意義的話。在山頂上，我告訴她抬頭看天空。「我們不知道天會有多麼高遠，」我說，「我們真的不知道。人們假裝知道了，但是事實上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我們曾從某個人的肚子裡出來，就像你從你媽媽肚子裡蹦出來一樣，然後我們就在盡力生活並且活得幸福。有時候我們迷失了，我們被人解雇了，我們從朋友身邊離開了，於是我們會有一段時間不高興、不幸福，或許是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我們總會好起來的。貧窮和破產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破產？」她問，「你是說像箱子上的羽毛球家庭那樣破了嗎？」
我笑了，告訴她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你是說像汽車壞了一樣嗎？」
「汽車沒有壞，親愛的。」
「今天早晨，媽媽還在用它。只不過冒了很多煙雨已。」
戴伍，那位機械師估計要花費120美元來換後輪和車輪的軸承。當他發現散熱器也漏了，閘也失靈時，他認為這種車如果行程在11.3萬英里以上就不值得修理了。
我想如果我還有一點點信心，認為我還能有希望得到普林斯頓那份工作的話，我都不會給我俄亥俄州的一位從前的學生打電話了，她的父親擁有福特領導權。電話裡我告訴她，我需要她的幫助，因為沒有工作我將不能借到銀行的貸款。她安慰我說她會資助我的，她說她很樂意幫助我。
我希望從俄亥俄州開著我的新貨車回來（這種新貨車叫福特-金牛，後邊有第三把椅子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由於往返機票比兩張單程機票要便宜得多，所以我還是訂了往返票。
我不是一個覺得結識女人是很容易的人，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善於結交女人的男人。唯一的一次一個女人向我提建議是在好萊塢，我剛寫過的一本書被賣到巴拉蒙特電影公司。我發現自己置身於白哇雷危爾郡旅館的一間套房裡，連續四天和一家小製作公司的頭目在一起，那家公司和巴拉蒙特有合作項目。那幾天他們用豪華大轎車接我，然後去參加各種會議和宴會。那是這種事情發生的地方，在後邊座位上。但是我後來不久就遇到了科倫並墜入了愛河，對我來說，這感覺上就像背叛。幾年以後那家生產公司的另一位職員對我說，如果我閉上眼睛再享受十分鐘，電影項目就不會倒台了。
所以，這次我跟科倫撒了個謊，告訴她我受到俄亥俄州一所不存在的小學校邀請，我給這個學校起了個名字：朗頓學院。
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在我們習慣於變化的方式之中，我偶爾也發現一些東西仍舊保持了它們的老樣子。、坐在星期三從波士頓飛俄亥俄的飛機上，幾乎我所有的旅途夥伴都是白人（很白或者灰白臉）。當時我們都把盤，碟子丟出等待有人送飯。我們看起來就像坐在大椅子上早熟的幼兒園裡的小孩子們。我們中的一些甚至打開餐巾，把它們塞在領口和袖口裡，這樣餐巾就可以垂在下巴下，正像我們第一次上了飯桌，我們的媽媽教我們的那樣。一些人還穿著吊褲帶，就像我孩童時被命令要做的那樣。我們中大多數人受女人照顧，由女人來教我們最基本的技能。這些女人現在在哪兒，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兒呢？在療養院？那些在佛羅里達的幸運兒們或許正漸漸地學會了高爾夫球，或是坐在醫生的候診室裡。如果她們發現她們所有的奉獻、努力、寵愛、教育付出之後，這些孩子們已經長成了大男人，一個只會解開褲子爬到不是他們妻子的女人身上的男人，她們會說些什麼？我仔細地端詳著每個人，想知道我的這些同盟中有多少染了頭髮、上了假牙、戴著假髮。一個女人的虛榮，對於我來說，是實在的，因為它和女人需要有吸引力總是聯繫在一起，而男人的虛榮心和野心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永遠也不值得人去信任。
我想飛機上的我們這些人中，有誰白天夢到「性」的事情，仍在想著他的妻子。這讓我想起我的妻子科倫，當我第一次認識科倫時，當我向她示愛時，我是怎樣地盯著她的眼睛。我崇拜她，對她心存感激。所以，我想，如果我欺騙了她，我還能像原來那樣看著她的眼睛嗎？哎……或許如果我欺騙了她，我對她更會感激不盡，為她長期的忍受。我旁邊的那個男人突然抬起頭來，向遠處看去，彷彿在飛機壓縮艙所發出的寵大的嘶嘶聲之外他聽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仔細、清楚地聽那個聲音，像他母親的聲音從露天的園子裡傳來，叫他回家吃晚飯。它又像是一種暗示，叫他不要再淘氣了！
黃昏時分我已經坐在她的客廳裡了。她正在為我配飲料，就像在一部老電影裡一樣。自從1980年初期兄弟聚會之後，我就沒有沾過一滴烈性酒，但蘇格蘭酒加水我還能喝。「你們還有壁爐。」我興奮地喊起來，就像一覺醒來發現只是一場惡夢而已。她在廚房裡告訴我來生火。「前面的櫃子裡有木頭。」她衝我說。但是在那兒我所發現的只是大約五十根桔色人造圓木。
整個閒談過程中，我都在說著自己在科爾格特學校的情形，站在教室前面，隨心而又自信地（至少我自以為是這樣的）講著，直到我被解雇了。
我要更多地說下邊的事情了——蘇格蘭酒一下肚，我很快感覺此時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告訴她，自從我最後一次見到她以來所發生的事情。我認為我沒有在盡力地得到她的同情，正如我在盡力勸阻她不要把這次她和我或許曾經該有的這次約會變成一次羅曼蒂克式的見面，因為我認為自己和維也納男歌唱團裡的男高音一樣，不是那方面理想的人選。我想大概有兩個小時過去了，我不停在說，偶而會偷偷看她幾眼，她始終是一副令人安慰的笑容，我又低下頭來看面前的雞尾酒杯邊沿上所畫的遊艇俱樂部的小旗子。唯一一件她直接反應的事就是我欺騙保險公司一事，我想，這可能讓她生氣了。「你不應該那樣做，」她斷然地說，「如果你死了，他們可能會拒絕賠償你的妻子。那太不現實了。」她說。
不現實，我自言自語道，確實有這種感覺。
當我不說話了，她開始以一種輕蔑的口氣說起她大學時曾經約會過的那些男孩子，他們都希望被人竭力侍候。她穿著魚網型黑色長筒襪，類似於我給科倫買的那種。每一次她去廚房拿蘇格蘭酒，她的大腿都發出一種摩擦的聲音。我發現這種聲音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催眠作用，這時她脫掉高跟鞋，把它們擺在地板上腳的旁邊。
「你想過要一輛汽車嗎？」她最後問。
我告訴她，「我不需要一輛新車，」我說，「行程略少於7萬里的車對我們來說就足夠好了。」
「真的，可是，」她說，「即使後排有一個座位，你也會感到很擠，因為你要帶上四個孩子、一條狗和你的妻子。」
我從浴室回到客廳時，她正衝我笑，顯得很有智慧的樣子，好像她已經想出關於我的一些事，而我還不知道。
「最近你重新讀過《推銷員之死》這本書嗎？」她問。
「沒有，」我坦白地說。在科爾格特8個學期裡我教了12遍米勒劇本。每一個想主修英語的學生都必須選一門叫早期美國文學的課。授課資料是令人吃驚地乏味和晦澀，因此除了最不會墮落的學生之外，幾乎所有人都被送進了沉睡中。在我來到學校之前，這門課一直被大家普遍憎恨，被學生罵來罵去。我拿起了《推銷員之死》這本書，把它安排到所有老的課本中，從美國夢想的當今破滅追蹤到美國夢想把班的規模從二十人擴大到三十人。當我被通知解雇以後，我還完整無缺地裝好那些老課本，把大半部分學期用於研究，洛曼家庭。
我向她透露最近我沒能面對威利洛曼。「它現在有點兒太近了，你知道？」
她知道，她的表情轉為某種純粹的同情。「可是我把你想成比夫。」她邊說邊舉起一杯盛有蘇格蘭酒的酒杯。
噢，上帝，我想。
「那個受人喜歡的男孩迷路了。」她說。
「為什麼他迷路了？」我問。
「因為他相信威利告訴給他的全部感情方面的觀點。」
我喝了一大口酒，她笑了，又說：「我的祖父也是那樣。他把錢都攢起來，不是送我父親去讀大學，而是把錢都給了教堂。他很傻，就像威利。我總是記得那一幕：威利被解雇了，他去了他唯一一個真正的朋友查理那裡借錢。威利只是不理解郝爾得怎麼會解雇他。你記得他是怎麼說的？」
我立刻回答：「他說，『郝爾得怎麼會解雇我？他剛出生時還是我給他取的名字呢？』」
她笑了。「不錯。然後查理說『什麼時候你會意識到那些對你是毫無意義的事？你給他取名字，但你不能把它拿去賣。唯一在這個世界上你所擁有的就是你能去賣的東西。有趣的是你還是個推銷員，連這個都不知道。』」
「很美麗，是嗎？我祖父想受到大家的喜歡，他想去相信諸如友誼，忠貞等感情。」家的歡迎。記得嗎？他以為如果大家喜歡他，他會有一個好的結束。他就不會破產或者失去兒子的尊敬。」
突然我發現她比我當初對她的印象要聰明許多。我感覺到她正在專注於什麼事情上。
「威利開始告訴查理，他總是認為：如果一個人給予別人深刻的印象並受到大家的歡迎，他就不會遭遇任何不幸的事情。查理說——我也知道整個故事情節；你記得，在我們期末考試中你把這部分說得很重要？他對威利說：『為什麼必須人人要喜歡你？誰喜歡摩根？他給人的印象不深刻嗎？在土耳其澡堂裡他看起來就像個屠夫。但是只要他腰裡掛著錢袋子，他就會受到人們非常的歡迎。』」
「我喜歡那句話，『他腰裡掛著錢袋子』。」
她把我安置在她不用的一間臥室裡。在她的櫃子裡我剛剛數到第五件帶褶的網球衫時，便像死人似的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駕駛一輛福特布狼口牌轎車帶著我飛快地穿過繁華的城市，其間她不斷給我指出不同的大樓和商廈，那些都是她父親在她成長的這些年中所擁有的和賣掉的。她眼睛裡有一種光芒，過去常常讓我在上早晨八點半的文學課時感到興奮，我斜靠在後座椅上，只是讓她開車。她向我指示她在哪兒上的高中，以及她打網球的場地，還有亞瑟愛師曾經和她擊球的地方。「他是我教練的一個朋友。」她說。我想像著她穿著那些漂亮的網球衫的樣子。
我們路過那塊墓地，她的祖父就埋在那裡。她放慢了車速，開始給我講關於她祖父是如何從意大利來到美國，做了一名磚瓦製造工。我正在想著那些為她賣掉汽車的年輕人，他們可能在夜裡睡覺時還夢見娶她做妻子呢。
我認為出現在眼前的會是一片巨大的汽車廠房和林蔭路。可出乎我的意料，我們的車停在了一座高高的大樓後面的小停車場，乘電梯來到一間玻璃和鉻鋼包成的辦公室套房。
「你不是在汽車廠工作嗎？」我愚蠢地問。
「我辦公室在這兒，」她說，「但是我一周要去那幾次。」
一個臉上有粉刺的穿著很樸素的小姐給我們拿來用大玻璃杯盛的肉桂味的咖啡，還有熱的十字形小圓麵包，它嘗起來很好吃，我決定沒有人看的時候把剩在盤子裡的四塊吃掉。
她在機場告訴我，她曾經非常迷戀我，我很清楚她是在描述一個已經屬於遙遠過去的人了。「說實話，」她說，「經過四年的預備學校生活，然後又在科爾格特上學，我有點討厭像比福勞曼那樣的男孩子。我父親說他們是虛偽的人。你知道，這些人認為他們有資格去過某種特殊的生活，他們不必每天去上班，干某種固定的工作，像其餘我們這樣為生活忙碌的人。自從我在這兒工作，我已經解雇了好幾個那樣的人。」
當她說她不想幫我弄輛車時，這使我感到很吃驚，我在盡力使呼吸平穩。「你確信你想要個貨車嗎？」她問，「每月的支付會很高的。」
「我原以為這車會免費的，」我自嘲地說。我疑惑了，以上帝的名義，在三十六小時前我怎麼會相信這種情況可能發生。
她又笑了，說她知道我太傲氣了，以致於不會接受施捨。「正像威利。」她說。
我們這樣處理這件事，作為對那輛車的交換，我為她的工商管理學碩士申請計劃寫篇文章。她的全部要求僅僅是列個草案和提綱。她給我一本平裝的書，名叫《普林斯評論》是關於這個國家一流的學校（它包括樣文，關於告訴你如何寫好你的申請書等），封皮是一張照片，畫著一個小型公文包，一台計算機和一本雜誌。
我都無法面對回家這個事了。在機場我租了輛車，開到班格爾去看望佈雷弗德。天正在下雨，城市仍如我童年時的樣子，像一個老女人盡力卻不再能拿穩她的唇膏，鬆鬆的帶子總是從她肩膀上滑落，在聚會中當她坐著時，總忘記合攏雙膝。
西百老匯大街上高聳的楓樹在風中搖擺著，街上的汽車偶爾停下來以方便人們去拍攝斯蒂文國王別墅的照片。佈雷弗德住在下一個門棟。今天晚上是他打網球的時間。我們在室內玩。比賽中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注視著他，看是否多種硬化症影響了他的運動。當我坐上他開的車的時候，我告訴他，這個秋天我可能不會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了，這意味著再過一年我才可能找到工作。
「這是什麼意思？」他問。
「因為要等到下一學年，才可能有學校要人。」
「噢，但是那以前你早就破產了。你不得不找點事做。」他告訴我去盡力找份工作，度過難關，然後再看看有沒有好的工作可做。「科倫也該找份工作了。」他說。他說得如此堅決以致於快把我嚇跑了。
「看，」我說，「你不會願意為1小時5美元的報酬去工作吧！」
「我會的，如果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他說。
我沒理會。他撕開一袋奶酪麵條，過了一會兒我們彷彿又回到了十六歲，我們坐在他父親的車裡，吃著我們從他母親的食品櫃裡偷來的東西。我讓他想起只要他父母一出城，我就會設法進入他家。他家人一離開高速公路，我就會出現。有一次他們忘記了什麼東西，我到了之後幾分鐘他們又回來，約翰把我從床上推到櫃子裡。這個櫃子的頂部是斜的，我太高幾乎都站不直。我弓著腰直等到他的父母又開車走了。幾小時過去了，最後我冒險出來。在樓下我發現佈雷弗德正躺在他父母的床上睡覺呢。
他笑得很厲害，甚至把奶酪面噴到他汽車的儀表盤上。
「為什麼這麼高興？」我說，「我還想盡力得到你生活中所擁有的東西。」
很快我們又坐在他車裡，我衝他喊叫。從停車場再往前幾百米是一條小路，我們七年級時每天從這裡去學校。在小吃店我們會把買中午飯的錢用在買冰激凌甜餅和飲料上。我也看到那個小店了。山下有一個老電影院，在那兒我們看過《研究生和博士瓦高》。感覺自己真是在以某種方式變化了。看我們，我們穿著網球服坐在這裡，汽車電話的光亮照著我們的臉。「我們沒有資格談論窮人。」我說。
「那就談談你吧！」經過幾分鐘沉默後，他說，「談談你如何不面對現實。」
「那可不叫不面對現實。」我告訴他。
「不叫？在我看來那就是。你或許明年必須干兩到三份不好的工作來支付你的帳單。天啊，你或許不得不住在移動房子裡——很多體面的人也這樣。我記得你一直希望有什麼偉大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可是，為了科倫，為了孩子，你不得不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