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感覺到坐在沙灘上不舒服了，因為這是我們過去在假期時習慣於做的事情，但是我並不是在休假，而且一個支撐著自己家庭的男人並不是在沙灘上一天又一天地消磨時光。最後，我們又落入了我們各自的日常習慣中了。每天早晨，我會坐在一張桌子前喝咖啡，同時測覽我曾經寫給大學的一摞申請信；而科倫則召集孩子們帶著他們的物品去做每日的祈禱。她會裝起野地午餐（「我要給你做花生醬和果凍三明治嗎？」科倫朝我問到。）然後她會再次認認真真地開始尋找傑克的游泳短褲。再過一會兒，我就站在小型麵包車旁與她們揮手告別，望著她們，直到她們消失在視線之外。再後來，我會克制住一股憂傷的寒意，蹬上我的自行車，騎往小聯盟運動場。它在城市的外沿，在那兒我把自己的一桶網球和一個35英吋的球棒存放在了運動員休息室。在接下來的2至3個小時的時間內，我會站在本壘，以自擲自打的方式擊網球，把球打進空蕩的外場。我一邊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揮動球棒，一邊用自己的頭腦思考我已經提出申請教學工作以及我正在等待回音的大學學校的名單；並且當我停下來到外場拾網球時，我會夢想著把我們的孩子們搬回到那些天堂般的大學城中：那裡的樹木每逢秋天就會變黃、變紅，並且在半空中形成圓拱型的樹蔭；那裡有著電影院，我們在週末時可以去看沃爾特-迪斯尼廠出品的《老拉拉隊員》；那裡的雜貨商店門前修建有蘇打噴泉；在校園的一角是個花店，我可以在下課後回家的路上為科倫採摘玫瑰。
一天早晨，當我來到棒球運動場時，一個男人正在那裡把高爾夫球打入外場。我在心中咒罵著他，轉身返回了家。幾天以後，當我再次來到運動場時，他也到了那裡。
我們兩人之間逐漸地形成了默契，就像男人之間經常出現的那樣。他向我招了招手，於是我就告訴他，我本來應該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四個小孩子一塊呆在沙灘上。「我已經被解雇了，而且失去了我的工作。我正努力來解決這些事情。」我說，「我無法集中自己的精力，除非我一個人單獨呆在一個地方。」
「嘿，」他和藹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麼。」
他曾經在緬因州南部的房地產經濟蕭條時期，在兩年的時間內處於失業狀態中，那時他的發展公司倒閉了。他被國家俱樂部開除了，現在就只能在這塊珍愛的小聯盟運動場的外場內打高爾夫球。他戴著一頂鮮紅的芝加哥公牛隊隊帽，穿著一件短袖的馬德拉斯狹條襯衫。我注意到他的手看上去就像孩子那樣的柔軟，並且沒有皺紋，但是我猜想他大概有60歲了。他已經設好了一個想像中的三個高爾夫球的標準練習，而且他相信自己正在恢復以往的揮桿技巧。「我現在不能回去工作了，即使我有一個機會的話。」他告訴我，「我已經減去了那麼多的體重，我的工作服都不再適合我穿了。」
我很敬佩他那優雅的性格，於是每天想著見到他。到了第四天，他來的時候為我另外帶了一支高爾夫球棒，我就陪著他一起打高爾夫球。我偶然間提起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到波士頓參加我的最好朋友的聚會。但是我卻感到有點兒緊張，因為面對他們時，我仍然沒有任何工作的希望。「我知道這種事情，」他說，「一個沒有任何希望感的男人也不會有一分鐘的輕鬆感。」
他一語點中了我的情感深處，這使我受到了鼓勵。我就繼續說下去，告訴他我曾經體驗過的那種奇異感覺——我總是向後仰去，就好像我要栽跟頭似的。
「我也有這樣的體驗。」他說，「你應該記住那不是你的錯。你並沒有強暴過大學院長的妻子，不是嗎？不。現在這都是整個該死的國家造成的。一個男人不能得到任何的休閒，至少對於白種男人就是這樣。記住這一點——無論何時，你感到要來責罵自己，那麼就看一下周圍的世界。那不是你的錯，那是該死的社會的錯。文明正在墮落，我的朋友。這是噩運當道的時期，所以這不是你的錯。」
多麼悅耳的音樂啊！這讓我感到輕鬆。它把我內心的疑慮責難於社會體制上，然後讓我拋開了任何個人對所發生事情的責任。但是我仍然害怕去面對我的朋友。在聚會的前三天，我告訴科倫我決定不去了。「我確實無法想像，我到了那裡，卻得夾著尾巴做人。」一天晚上，孩子們都已經上床睡覺了，科倫正在長沙發上疊洗過的衣服，我就對她這樣說。
她無法理解。「他們是你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好的朋友。」她說。我看著她的手，她正將孩子的襪子配成對，並且疊起她們的衣服和襯衫。她把每個孩子的衣服歸成一堆，而且她知道哪件衣服屬於誰。這使我感到有點驚訝，我思考著她在買這些衣服時，我在哪兒；當她教會了我們的孩子如何自己穿衣時，我又在做些什麼事情。在過去幾年的某個時間，我好像已經承認了一個事實，我從來沒有像科倫瞭解孩子們那樣地來瞭解我們的孩子，而且我將永遠不能說明在如此漫長的時間階段內家庭中所發生過的事情。
我走到了一旁，並且告訴了她所有的工作拒絕信的情況。「你從來就沒有問過我，」我說，「但是到目前為止，拒絕信已經有21封了。」
「這有什麼關係。」她說，「你將找到一份工作，我知道，同樣你的朋友也知道。」
我看著一摞一摞的衣服。「每個衣衫仍然是如此的小。」我說道，並且拿起了一件白色的T恤衫來疊。
「並不像過去那樣小了。」她說。
「啊，但是，她們仍然需要走一段漫長的人生路。」我說道。我把臉貼在了一小件毛絨絨的衣服上，呼吸著上面的嬰兒香粉的氣息。我把那件衣服遞給她。「聞一聞。」我說。
她笑了，並且問我是不是記得，當我們住在依阿華州時，愛琳曾穿過這件衣服。
「當然。」我說，但是我並沒有記起。我已經忘了。
她說：「我猜想，當卡勒長大了，不再需要這些嬰兒的衣服時，我將不得不把它們送給別人。」
我看著她，而且可以肯定她正在等著我來拒絕這個事情。「我們難道不再生育孩子了嗎？」我問到。
她盯著我的眼睛，笑了笑，然後聳了聳她的肩膀。「我不知道。」她說道，「如果我們不能生孩子了，那麼，請你不要告訴我，好嗎？」
「好吧。」我說。
「而且當你去波斯頓看你的朋友時，你沒有必要假裝自己並不惶恐。」
「惶恐什麼呢？」我問到，「我的意思是我確實惶恐了。」
她聽了這句話，流露出內心極大的不安。最後她對我說：「照看好你自己，這就是我想說的。」
在去波士頓的路上，我坐著格雷霍德公共汽車，一直考慮著這些事情。同一時刻，我的朋友也在趕著他們的路來聚會。吉姆-羅賓森現在是在佛羅里達當律師，他要乘飛機前往波士頓。約翰尼-伍德庫科也是一位辯護律師，約翰-佈雷弗德則是一位整形醫生，二人要從他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緬因州的班格爾——駕車前往波士頓。吉姆-懷特在聖弗蘭西斯科市是一所大學的院長，他要從那裡乘飛機前來。在8年級時，佈雷弗德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圓胖的男孩，有著一張圓圓的臉龐和紅色的頭髮。他是一個可愛的傢伙。他會對每一位女服務員微笑，就好像他已經墜入了她的情網；或者就像他認為自己只有贏得她的芳心，她才會把菜單送給他。羅賓森是一個士兵，有著靈敏的機智和堅實的拳頭。伍德庫科是一個思想家，他在家裡的7個孩子中排行第四。吉姆-懷特總是邁著大大的有目的的步伐，這種步伐很符合他的性格。
我曾經從貧窮的城市邊緣走入他們的世界。我的方式是取得他們的親密感。我很是幸運，有一次觀看到他們的豪華生活——女傭人清理他們的房子、他們廚房裡的食品櫥裝滿了食物、他們的院子寬廣得足以進行足球比賽、他們在海邊擁有敞篷車和避暑營地，他們的父親是律師和醫生——我就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其中一部分。佈雷弗德的房子連著一個倉庫，而且倉庫的閣樓內有一個籃球場，它大得足以進行全場的籃球比賽。在走到通往倉庫的後樓梯時，你要穿過一間小書齋，在那裡有一個鍾形的玻璃罐，裡面裝滿了硬硬的糖果。如果沒有旁人在場時，我經常會停下來，用糖裝滿我的口袋。令人驚異的是那個罐子裡的糖會不斷地被人更換，並且再次裝滿。這一個小小的細節點燃了我的慾望。我要來證明自己也值得生活在那個世界裡，在那裡成年人擁有著額外的金錢和美好的事物。
當我長到17歲時，那個慾望驅使我來到瑪莎韋尼雅德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裡的避暑旅館當一名洗碗工。到了我20歲的時候，我已經被提升得足夠高了，完全可以幫助我的朋友找取工作。所以在妻子和孩子以及工作把我們引向不同的方向以前，我們可以度過在一起的最後的夏日。那年夏天，我們一起住在旅館四樓的僱員寓所，隔了幾個門住著一群漂亮的女服務員、酒吧女招待和雞尾酒會女侍者，她們全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女孩子。這是一個夢，並且它使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們相信，我有能力擁有它，並且創造出美好的事情。這是一個證據，它證明我必須相信我的生活命中注定是非同凡響的。
那就是我，我想，我是一個經常穿梭四處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我一直是的人物，而且那就是我仍然是的人物。
在我步人帕克賓館時，一些舊日的自信正是我想要追求的目標。僅僅是一些舊日的自信！
一個門口接待員裝扮成了使羅，穿著一件滑稽的黑色披風。但是當我把我的旅行包遞給他時，我想我看到他獰笑了我，這使我感到頭暈目旋。
當佈雷弗德和伍德庫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走進門廳時，夜幕已經降臨。我望著他們，他們已經不再是我終日夢想中的男孩子了，好像突然間成了兩個男人。他們像男人那樣進入了一個城市，掏出了他們的信譽卡，出示了他們的證件。
我們就一塊去羅根機場迎接羅賓森。當時我正好從他身邊走過，他叫住了我。他的頭髮已經完全變成了灰色，我剛剛能夠認出他來。
第一天晚上，夜深時，羅賓森告訴我們，他正在失去他的妻子。他可以感覺到這件事情。「天啊，」他說，「我甚至不能解釋為什麼。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婚姻就像自然環境，它可以承受一個巨大的、直接的打擊，例如艾克森的災難，但是正是緩慢的、持續的、一日復一日的生命的枯竭最終把它給扼殺了。」
我聽著他的話，並且想知道我會不會失去科倫。如果我們將來面臨那種時刻，當我們的孩子都已長大成人，當她能夠對他們解釋究竟什麼事情導致我們婚姻的崩潰……「當你們的父親失去了在科爾格特大學的工作時，崩潰就開始了，我們賣掉了我們的房子，而我卻多麼地喜愛那所房子。於是我們搬遷，遠離了我們所有的朋友。然而你的父親從那以後就不再和我們共度時光。他每天閒蕩於一個小聯盟運動場，和某個男人一起打高爾夫球；而且他並不承擔所發生事情的責任，他只是四下遊走，責罵這個世界，並且堅持認為自己是某個重要人物，他值得過一種特殊的生活。」
在旅館的第一個晚上，我躺在床上輾轉難眠，回想起我被解雇的那天晚上，曾手拿一個打火機在房子中徘徊，盤算我們所擁有的財物哪些可以賣掉。我又想像著，某一天我將在一個不熟悉的房子中拜訪我的家庭。我看到我自己已停在門前，舉手敲門。
我曾認為我們將會在整個週末歡笑不已，但是大多數時間，我們卻是靜靜地坐在一個公園的長椅上，就像保羅-西蒙昔日的歌曲中所唱的那樣，而且我無法擺脫那種頭暈目旋的狀態。我們談了很多關於我們一起度過的最後夏日的事情。當我側耳聽著我的朋友們描述那段日子時，我回想起了舊時的房客和他們的奇特之處。褒曼夫人已經90多歲了，但是不管大海是多麼洶湧，她仍然每天早晨在海水中游上一英里。沃爾德先生和夫人每個星期天晚上會到音樂室彈奏他們的樂器，他拉他的大提琴，而她彈她的鋼琴。他們曾經到過奧地利。每當他們結束演奏時，旅館的客人就會鼓掌，並且聚集到他們的周圍，於是沃爾德先生就會憂傷地搖著他的頭，說道：「並不十分完美，演奏的並不十分完美，對不起。」
我說起了一個年長的婦女，她是艾倫夫人，在25年以來我沒有想起過她。我在連續的兩個夏日，每天早晨為她送去同樣的早餐：3個小小的熟雞蛋，一個5盎司杯子的不加糖的葡萄汁飲料、不加奶油的整塊烤麵包以及一份《紐約時報》。她年已九旬，而且喜歡和我談話。在那些早晨。我會騎著一輛侍者的自行車，用一隻手托著上面放有她的早餐的銀盤子，前往她的農舍。一天，她告訴我她將和一些朋友參加一個日落航海活動，問我能不能給她送來可靠的天氣預報，這樣她會不勝感激。那天下午，我到了海灘上，一個救生員告訴我雷雨警告已經張貼出來了。我一路上快速返回城市，去告訴艾倫夫人，盡力想著讓她避開這個海上的災難。我發現她正坐在旅館游泳池的旁邊，和一群女士們在玩撲克牌。我走到她的桌前，她背朝著我，但是一個女士做了個手式，示意我的到來。當她轉向我時，我急切地說道：「我聽到了天氣預報。」她的臉上失去了血色，一片蒼白。她的下巴尊了下來，而且她搖晃著她的腦袋。「不，不，」她用責備的口吻說道，「我現在正在享樂呢。」
「當她這樣說時，我想要勃然大怒。」我告訴我的朋友。
「你把它看得有點太認真了。」佈雷弗德說，「一旦你被提升為夜班經理，或者不管當時你是什麼職務，你幾乎和我們這些其它的人們連話都不說了。我們在你的注意之外。」
「你在說些什麼？」我說。
「聽著，」他說道，「你必定記得，你曾經在餐廳擁有你自己的私人專用桌子。你穿過那些紅色的褲子。」
每個人都笑出了聲，只有我除外。於是他開始講述當時他曾經提醒我記住自己是誰的那段事情。有一次，我在餐廳開始和客人們一起進餐。他的職責是給我送一小塊正方形的黃油，並且給我的水晶杯中倒滿水。一天晚上吃飯時，客人們身穿禮服和晚餐甲克從我的桌前經過，我就向他們表示問候，而他就一直向我的杯子中倒水，直到水溢了出來，灑了一桌子，而且弄濕了我的胯部。「先生，請好好用餐。」他說道，然後把他的臉扭了回去，推著車穿過餐廳走開了。
猛然間，我想起了整個事情的過程。當時我是多麼希望能夠討好旅館的客人們和主雇們啊！由於當時時逢夏季，這竟使我處於了極其難堪的境界，站回到了其它工人們中間。在當時的美國有那麼多的年輕人，並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擠向緊閉的權威之門，這是每一代年輕人都會做的事情。於是，轟地一聲，門從折頁上裂開了。我們並不是用圖書館來定義我們自己，而是用我們所受的限制定義我們自己。而且當你年輕時，你知道要依據設置在你周圍的邊界來認識你是誰。那年夏天，當邊界都突然消失了，我只是感到些許的迷們。二十多個旅館的青年工人藏在佩恩街道旁的玫瑰花叢中，拿著熟透的西紅柿扔向7月14日引導遊行隊伍的綵衣警衛，一個夏日的警察用真槍實彈開了火。事後，他表示了歉意，並且說那是一個意外事故。當時我就認為自己是唯一的小子50歲的相信他的人。旅館的廚師也像我那樣熱衷於討好富有的客人，他每星期要用兩或三天的時間來為餐廳的頭等桌製作漂亮的冰雕。他會像外科醫生那樣地進行工作，從冰塊中雕刻出一條美洲青魚或者一艘捕鯨船。我沒有加入那夥人中，他們闖進了可以步行進入的冷藏室，並且把他的一件傑作放到了指示燈下，於是到早晨時，它就變成了一個雪球。那年夏天，在客人和工人之間一直維持的脆弱的休戰終於瓦解了。金-扎菲是一個80歲的客人，他企圖拉起一個女服務員的短裙。這個女服務員是史密斯大學的俄羅斯歷史專業的一位羞怯的學生，而且每個人都喜歡她。於是一些工作人員報復了扎菲先生的貪婪好色，在他睡覺的床上灑滿了軟殼的蛤蚌。
我記得自己也想加入到這些惡作劇中，但是我更希望自己被夏日的人們所喜愛，因為我知道正是他們代表了工作和特權的賞賜。如果他們喜歡我，他們將使我免遭噩運；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使我免於退回到我正極盡全力拋在身後的那個世界。我堅定了一個羅曼蒂克的信念，如果我小心認真地按照制度做事，那麼我將一直能夠為我的家庭和朋友帶回美好的事物。
在波士頓的那個夜晚，我感覺到我從來沒有走出過我以前的恐懼陰影，完全沒有長大成人。當其它人都已經睡著覺以後，佈雷弗德就和我一直談話。我試著解釋我在夏日旅館時的所作所為。「我比你更渴望得到他們的金錢。」我說。
「去你的，」他笑著說道，「你只不過是一個傻瓜而已。」他伸出了他的手，並且告訴我扔給他一些東西。「任何事物，」他輕聲說到，「把房間鑰匙扔給我。」
我那樣做了，可是鑰匙卻掉在了地上。
「你根本就接不著它。」我告訴他。
他對我說，這個星期他剛剛得到醫院的診斷，他準備到早晨時告訴我們大家。
「我患有多種硬化症。」他說。
他繼續說道，有時候他全天都在幻想他周圍的所有事物都被毀掉了。他說，一個災難降臨了，突然間所有賭博都結束了。他帶著某種寓意詳細地描述著：成群的武裝暴徒襲擊了城市和鄉鎮，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我們預先定好了在某一天全體撤退；我將帶著我的家庭，伍德庫科、羅賓森和大吉姆將帶著他們的家庭；我們一起沿著緬因州的公路返回汕蒂角，到佈雷弗德家的宏偉的避暑營地。我們將保衛那塊土地，種植我們自己的食物，為兒童講解日常的課程；並且如果事情變得無可救藥，我們將登上他那大得足以裝下我們全部人員的遊艇，橫渡大西洋。我們在分開那麼長時間後，又將再次生活在一起。
「有時我希望有機會來讓我自己反抗所有這些事情。」他說。
他憂傷地說：當拿破侖的軍隊增大得使他無法知道每一個軍官時，拿破侖就在那些適於提升的軍官名字後面寫上一個問題一「他是不是幸運呢？」然後他就派他的人去調查那個人是不是個幸運者。
「我們都是幸運的人。」他說，「我們身體健康、招人愛。你知道——受到賞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還是自由的。」
他告訴我說，我一直都是最幸運的人，可我的內心深處卻感到隱隱作痛。因為我開始認識到：我一生都在努力前往一個地方，如果到了那裡，我在朋友的眼睛中就會成為某種類型的英雄；但是現在我卻正好絆倒在自己的腳下，而此時我的朋友卻需要依靠著我。
快要睡著的時候，佈雷弗德問我，下一年事情將會怎樣。我對他說了假話。我告訴他我有著某種美好的前景，我期待著哪天將聽到好的消息，他竟然完全把這些話當了真。
在賓館裡面，如果你起床起得太早了，那麼你會破壞所有的樂趣。我根本就睡不著覺。整個晚上，我都在過道中徘徊。我看到了美麗的餐廳女侍者，她竟來不及畫上她的睫毛油戴上她那加了襯墊的乳罩。在門廳中，樹上的葉子看上去是那麼真實，而事實上，它們是用塑料油刷的；在靠近電話房的桌子上，有一個香煙頭，上面印著一對紅唇的印跡，它被人丟在了半杯薑汁濃啤酒中，流出了血一樣的紅絲。這正是破曉前的時刻，這正是幻覺消失前的時刻。橡樹傢俱、閃爍的鍍過鉻的器皿和海上的綠藻宣佈到：你是一個貴族，有著驚人的成功，我的朋友，於是這裡是你的私人俱樂部。那個門口接待員小心地看著我。他正在幕間休息，而且沒有穿上他的佐羅長袍。他看上去有些迷惘，而且有些屈材。過了一會兒，我才明白他是在等候我，等著護送我返回房間，並向我說明：我曾經一直相信的那些關於我自己的真實事情僅僅是某種騙人的戲法。我無法看懂他的表情，無法說清他是不是準備朝我尖叫——嘿，先生，你他媽的還在期待什麼呢？或者我無法說清他是不是想要警告我——不，不，不，回去，回去睡覺吧，先生，你是不允許看到這邊的全部事情的，回去，我求你了。
我坐上了夜班車返回家。當每個人都離開後，我站在我們房子的窗戶前，低頭看著城市裡狹窄泛灰的街道。我記得大學期間曾和一對兄弟會的哥們兒來過一次波士頓。我們到了哈佛廣場。當時一個反對越南戰爭的狂熱分子動用了暴力。警察就騎著馬踐踏學生。我們在東北大學的一幢女生公寓門口停下來。那天夜深的時候，我站在一個窗戶前，看到一個小伙子從側面的街道走過來，他打碎了小汽車的擋風玻璃板，這些車子是靠著欄杆停放的。他摔得是那麼用勁，以致於他的雙腳跳離了地面。我記得自己被嚇壞了，並且想著我自己不希望處於美國生活的邊緣。我情願去做任何事情來讓局內人接納自己。因為我們都相信那裡是多麼的美好、多麼的安全，並且人們多麼地渴望涉入其中。
當我站在窗戶前時，我不停地對自己說，情願做任何事情，來討好人們，努力讓別人喜歡自己。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分鐘內，我感到為自己而噁心，並且確信我在科爾格特大學的上級和校長已經在我的身上看到了這個缺點。可能為了取悅於我的學生，我曾經做得太過分了，給出了太多的高分，或者遠遠跨越了那條必須把教授從他們的學生中隔離開的分界線。
在結帳時，我沒有地方可以去。於是我坐在門廳內看著另外一個門口服務員，他正在用不同的鞠躬和點頭的方式向那些他期望會給他小費的客人們問候。隨著每一分鐘的流逝，我開始覺到自己越來越相信，我將再也不會被聘用為一個教授了；我越來越相信，儘管我是坐在帕克賓館內，但是關於我缺點的傳聞已經傳送到了我所申請的6個剩下的大學。
如果我沒有一份工作，沒有支撐我自己的方式，如果我的朋友們正好需要我，我又將怎麼能夠幫助我的朋友們呢？我想起了開車回家的佈雷弗德，他的手指在方向盤上變得僵硬了；我想起他身上寂靜無聲而致命的疾病，當我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他就經常陪在我的身邊。
我只是坐在那裡，感覺到越來越對我自己感到噁心。後來，我轉換了自己的思緒，開始考慮下一步我該做些什麼事情。我極力克制著自己，使自己保持平靜。我看到賓館的客人們都穿著他們那可愛的工作套服，於是我想起了一系列我所認識的人物，也許他們能夠幫我找到一份新工作。雖然我有著一個裝滿拒絕信的高爾夫球袋，雖然我再也不想去大學教書了，但是儘管如此，我仍然可以做其它的工作。
最後我記起來一個人。大約二十多年以前，正好是我結束大學生活時，他曾經和我一起在寄宿學校教書。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而且我知道後來他離開了教育界，到波士頓的一家出版社擔任一項職務。現在他已經被公司提升了，成為某個部門的副總裁。在我還沒有想好問他些什麼事情前，我就先給他撥通了電話。
「天呀，你好嗎？」他歡叫著，「你在科爾格特大學的情況好嗎？」
「很好，」我告訴他，「情況很好，但是我只是在這個城市中，並且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去看你。」
「當然可以。」他說。於是他邀請我去吃午飯。
他也是穿著一件漂亮的工作套服。於是我們就在他的辦公室大樓的自助食堂內排隊，等待著共進午餐。此時，他的BP機響了。「真糟糕，」他說道，「我會立刻回來。」
「你想讓我為你點些什麼東西呢？」我問到。但是他已經轉身離去了。我跟著隊列向前移動。也許我曾經說過一些什麼事情，這使得廚房工人認為我已經定好了炸童子雞。當她把這道菜遞給我時，它看上去糟透了，但是我並不具有勇氣來拒絕它。
我坐到了餐桌前，周圍都是身穿工作眼的人們，他們正在談論業務方面的事情。當我等待著我的朋友時，我一直極力控制著我的呼吸，我感覺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夏日旅館，想著要發火。
最後他回來了，啃著一個紅紅的蘋果。「吃午飯，」他說，「我剛才得知我有一個會議，我很抱歉。」
我開始站起身來，但是他說：「不，不，我仍然有幾分鐘的時間。這真是太棒了，你的情況怎麼樣？」
我用了很大一會兒的時間才向他說明想找一份工作，我極其認真地斟酌著自己的話語，使這聽起來就像我確實並不需要一份工作，而是想著涉入一些其它工作的可能性。我記得自己告訴他我現在有著四個孩子，而我又需要更多的錢。
「絕對沒問題，」他說。然後他問我有沒有時間等到他的會議結束。「會議大約是一個小時，頂天了。」他說。
會議結束時，大約又過了將近兩個小時。整個自助餐廳的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塑料椅中。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上小學的小男孩兒。當他最後回來時，我們談了好大一會兒。他非常和藹，但是我可以看出，對於他來說是很難開口告訴我他將不能夠幫助我。「我真的不認為你是想在這裡工作。」他說。
「也許你能夠把我安排到公路旁，去賣書，」我說：「這不是一個我會不會賣書的問題，不是嗎？其實我的意思是，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賣書，因為我把文學賣給了沒有閱讀過它的學生們。」
他看上去像是感興趣了，但是最後他說：「事實上我們這裡所僱傭的人都是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剛剛離開大學或商業學校。如果我要推薦你的話，那看上去就太愚蠢了。人們會想我這做的是什麼事情。人們將無法理解。」
「是的，」我說：「我理解。」
但是當我坐公共汽車回家時，我為自己而感到羞恥，我無法設想我將如何面對科倫。我的腦海中一直浮現出所發生的事情，我不斷修改這件事情，並且極力想要擺脫一種我已經體驗的情感：這個人完全瞭解我的事，可是我卻沒有自知之明。
隨後的幾個月，時間看上去非常充裕。我已經不再試圖去現實世界中尋找一份常規的工作了，因為我深深地記得，當我和那個朋友一起等待電梯時，他感到了不舒服。當時我已經告訴他我不再是科爾格特大學的教師了，同時說明了我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再去教書。每當我說出下一句話時，他的臉色就變得更加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