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高濱、下田巡遊一周後，我回到阿崎婆的家蟄居了幾天。雖說只外出三天，在陌生的土地見陌生的人後，回到阿崎婆這破屋，像是回到自己家一樣安心。我暗暗地下決心不再訪問任何人了。
可是，我將到手的照片給阿崎婆看，把拜訪過的人講給她聽後，阿崎婆又講了以前沒說過的有關她們的逸事。所以，不知不覺地我又推翻了前幾天下的決心。關於富美、阿霜、太郎造等與阿崎婆相關的重要人物的資料湊齊了，雖然還不充分，但總算沒問題了。最後留下的木下邦是否能找到照片，做同種程度的調查呢？木下邦病死在山打根是沒問題的，阿崎婆提到的養女阿作和孫女嶺生是不是活著呢？木下邦的故鄉是天草下島最北端的二江，隔著早崎海峽與島原半島距離最近。如果去那兒看看，說不定會有些收穫。即使沒線索，至少看看木下邦的家鄉也好嘛。
這種願望一天比一天迫切，數日後的一天我又外出旅行了。我早已忘記上次旅行回來時下的決心，向二江出發了。
我不想途經大江，於是從崎津乘公共汽車經過基督教傳教時代天草學林所在地的一町田向本波市方向進發，途經下田溫泉又北上到二江。由於對當地的公共汽車不大熟悉，我換錯了車，到富岡已是黃昏了。
聽說還有去二江的公共汽車，可是到那裡肯定是夜裡了，又不知要找的人在哪裡，我決定在富同這數得著的觀光地住一夜。在汽車站的禮品店我拜託店主告訴我比較老的旅館，他介紹給我一家岡野屋旅館，我偶然發現那裡林芙美子在昭和二十五年住過，她把在那裡的見聞寫到《天草灘》這篇小說裡，因此富岡建有林芙美子的文學碑。
在岡野旅館住下，吃過晚飯後《天草灘》裡提到過的盲女——女店主前來聊天，她說我現在住的這間屋是林芙美子住過的，還保持著原樣，還絮絮叨叨地表達了給林芙美子建文學碑的苦心，斷斷續續地講林芙美子來此地的舊事。等她的話告一段落之後，她拿出一本紀念冊和硯台箱，她說凡來她旅館住宿的人她都讓留言，寫什麼，畫什麼都隨便。
我不好推辭，只好拿起筆。反正旅店女主人看不見，我寫了一句話，記得好像是「來到滿是石塊的天草島，不由得想到這石塊像是南洋姐的淚凝結成的」。她把紀念冊收起來拿走了。過了一會兒又來到我的房間給我續茶，問我：「您是研究南洋姐的學者吧！」可能她把那本紀念冊拿到樓下，請人念了我寫的題詞。
我說我不懂什麼研究不研究的，我親戚中有這種人，所以我對這事很關心。然後我若無其事地問如果當地有這樣的人我倒想見見，於是女店主一屁股坐下來又說了一陣子海外妓女的事兒，當她知道我第二天要到二江去找阿邦的親屬時就說：「我妹夫原來在二江小學教書，說過他教過的女孩子有去南洋的。後來他改行在富岡村公所觀光科幹活，盡挖掘一些老年間的追事奇聞，可能會知道阿邦，明早問問他吧！」她是如此地熱情，這幾年在東京我好久沒遇見這種熱心人了。我心裡一高興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她的妹夫已經來到旅館等我了。
我感到很不安，早早地吃罷飯，跟著女店主介紹的佐野光雄老人向二江出發了。在二江佐野一下公共汽車就進了一家被褥商店，那裡的老闆曾是他的學生。經過多方詢問，我們打聽到了木炭鋪的水上良太和漁民山口豬吉以前在北婆羅洲種過馬尼拉麻。
我們趕緊去訪問水上良太。我一提起木下邦的名字，他便說：「阿邦比親生父母還關照我，我去山打根也是阿邦勸我去的，說那地方好。」臉上露出了非同一般的表情，像見了什麼稀罕物件似的。我問他是否「阿邦有一個養女」，他表示記不起名字來了，我提醒他說：「她養女叫阿作，現在她住在哪裡？」水上良太佩服地說：「你知道得可真多啊！」然後他說：「阿作二十年前就死了，她還有個女兒，但是不知現在在哪裡。」我們接著訪問了山口豬吉，他也講不出更多的事。
佐野聽了兩個人的回答後，覺得得不到更好的消息會有損他這個帶路人的信譽，就帶我繼續走訪，又打聽了兩家去過南洋的人，但只能得到與前邊幾家差不多的消息。離開富同時是早晨八點，現在已是下午三點了，時候不早了，該回去了。
阿崎婆曾說過，一般在南洋生活的日本人都願意回日本，但阿邦卻始終沒這個打算。正因為如此。不打算死後在故鄉造墓，早在生前在山打根就修建了自己的墓，她這種行為的原因是不是潛藏在故鄉的村子裡呢？如果想像一下的話，阿邦年輕時在二江村是不是有過改變她一生的事件，這件事也影響了她赴山打根後決定經營妓院？決定了她對妓女的態度與男老闆不同？他們是那麼苛刻薄情，而她則富於人情味。過去我曾想，如果訪問二江村的話，或許能解開這個疑團——我內心是這麼希冀的。可是不用說外來的我，連天草當地人的佐野盡全力詢問，還是找不到阿邦親屬的下落，可能她的親屬沒有人住在二江了。如果那樣的話，正如我出門時所想的一樣，看看阿邦的老家就不錯了。
我把這想法告訴佐野，說我想回富岡了，佐野點了點頭，說：「真遺憾，只能這麼辦了。」然後說在汽車沒來之前，他想順便去看一位老熟人，問我能否跟他一起去。我當然同意。為了抄近道，我們從海邊沙灘上走，半路上遇見一個到海邊倒垃圾的五十歲上下的主婦，她叫住了佐野：「您是老師吧？」
佐野一下子窘住了，注視了那婦女好半天，好像想起來她幼小時的樣子，說：「你是當班長的公子吧？」那婦人高興地說：「幾十年了，老師您還記得我呀！」她好容易見到老師，邀請我們到她家喝口茶。佐野欣然接受了，我也隨著去了。他們談的話題全是佐野的學生，我一個也不認識，自然不感興趣。
他們的交談告一段落後，那女人問：「先生，您來二江幹什麼來啦？」佐野介紹了我的事，說我在找木下作和她女兒嶺生，可是聽說兩人都死了，只好空手而歸。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我們迷惑不解地盯著她看，她更覺可笑了，邊笑邊說：「誰說阿作和嶺生死了，阿作八十多歲了，身體硬朗著呢！嶺生身體也挺好的。」
我一下子沒有馬上理解她的話，過了一會兒待我明白過來不禁渾身發熱。找富美那會兒認為富美活著是板上釘釘的事，結果卻那麼不好，這次正相反，那麼多人都說阿作、嶺生不在了，卻又聽說她們都活著。
佐野也像是不相信她的話，說：「問誰誰都說她們死了，無論你怎麼說她們活著，我也不能馬上相信。」他邊說邊瞧我，像是徵求我同意似的。於是那女人又自信地笑了笑：「那我帶你們去她家吧！阿作和嶺生住的離這裡很近，也就隔兩條街。」。她穿上草鞋，給我們帶路，一路走得飛快。
正像佐野先生的學生——那位主婦所言，木下阿作與她的女兒嶺生均健在；她的家就在我們下車的公共汽車站附近，是個大農舍，這家人姓木村，是嶺生的婆家，母親阿作也跟著來這裡生活。
在大門口的名牌上寫著木村一郎的名字，佐野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呀，這是木村老師的家呀！」隨著主婦的叫門聲，從裡邊出來了一個六十歲的老人，他一眼看見佐野就大聲地說：「歡迎歡迎，少見啊！」一郎從前在中學長期擔任社會課的老師，與佐野老師是舊知，退休後務農。
我的訪問變成了佐野和木村的敘舊，一會兒啤酒就端上了桌，對我來說這種相會讓我更安心。佐野向他家人介紹了我，我對一郎的夫人嶺生說，我是山川崎的親戚，阿崎婆本人暈車來不了，我只能替她來了。這麼一說，她就把住在另一處的阿作請過來了。
阿作只是腰有些彎，連枴杖都不用，一個人走過來的。她個頭矮小，人也幹練。嶺生介紹說她已經八十六歲，幾個月前耳朵忽然不好使了，其它都還好。她向我問候，遣詞用句都很恰如其分，顯得十分有教養，我感到她是一個小心謹慎、十分懂禮貌的人。
啊，這個老太太就是阿作嗎？這個人的母親就是在南洋善待妓女的木下邦，雖說是養女，她也是這個人世上木下邦的唯一親人了。除了這位八十六歲的老嫗外，世上再沒有人瞭解木下邦的生平和為人了。我曾一度死了心，認為再也遇不見她了，然而卻相逢了。對於佐野先生等引我們相見的天草人，我懷著無限感激的心情。
我想從阿作那裡把阿邦的事打聽得一清二楚，可是在一旁與佐野聊天的一郎是天草的知識分子，阿作本人也有一定教養，不好直截了當地問阿邦開妓院的事。於是，我對這一點問得很委婉，只是請阿作談談木下邦的生平。我把她談的歸納如下。在讀這段回憶文字之前，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阿作對阿邦在山打根經營的八號館絕對不使用妓院這個稱呼，而始終把它叫作「咖啡屋」。
聽到阿崎這名字好讓我懷念她啊！她對我母親照顧得可真周到啊，都無法用語言來表達啦。你來我家看我，真謝謝啦。我早就想有朝一日當面道謝，你這一來，了卻了我一樁心事。從前聽我母親說她老家是崎津的，但是我知道得不確切，知道她名字叫阿崎，姓什麼不知道。這件事一直作為一件沒完成的事沉甸甸地壓在我心上，你是她親戚代替她來看我，我的心情就像是撥開烏雲見太陽一般。
你知道我母親？——不會吧？我媽在婆羅洲去世了，我知道你不會直接地見過她的面，你太年輕了。阿崎那兒可能有我母親照片，你看見過。
你說阿崎二戰結束返回祖國時什麼東西都沒帶回來？她自己年輕時的照片、我母親的照片全丟了？是嗎？——那麼，您就看看那門上掛的照片吧！是不是像個男人，那就是我母親木下邦。
記不清拍這照片是哪年了，可能是明治末年吧！那是她六十大壽，日本人叫「還歷」。媽媽說：「再不願當女人了，我更年期也過了，今後做個男人吧！」她把頭髮一下子剪成男式，穿男裝照了個紀念照以表決心。你看她穿著和服外褂和男式裙褲、白襪子、桌上放著絲帽子，怎麼看怎麼像個男人，我母親就是這麼一個決斷的人。
我母親的事阿崎知道得更清楚，阿崎和你講過吧，我不是她親生女兒，是養女，她晚年的時候我們分著過的。伺候她養老送終的是阿崎。——可是，我母親去山打根之前的事我知道得倒不少。
我小時候聽我媽說她是嘉永二年生人。她家住在二江村，離海很遠，是一個貧窮農民家庭。我母親出生前一年，天草的農民抵抗地方官發起了暴動，長崎港美國、英國的軍艦首次進港，是動盪的年代。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不知道，母親十幾歲的時候一個人去了東京，那時還叫江戶。出走到東京去是什麼原因，我不知道，到了東京幹什麼活兒我也不知道。十五歲時回二江一次，以後又去東京了，這次去是受到住在橫濱的英國人的照顧了。這個英國人是來日本教日本人浦鐵路的，每月從政府領好幾千日元的工資，生活可好呢。明治十七、八年結束工作離開日本回國。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我母親受這英國人的關照，不愁吃，不愁穿，有女傭人，有廚子，家務活兒有下人干。為了打發時光，開始學日本畫，我父親就是教她畫畫兒的老師。
我父親叫宮田，原先是幕府的侍臣，明治維新以後武士階層取消了俸祿，家裡一大群孩子日子過不下去了，為養家餬口把當侍臣時學會的日本畫技術拿出來，當個教畫先生。不知是什麼緣故，他的學生不是日本人而是租界的英美人。可是，教畫需要鋪開畫布，我們家地方狹窄，孩子多，於是我父親就上門去教。
我是明治十五年生的，虛歲四歲的時候是明治十八年吧，不知是陰曆七月十五還是年根上，我養母帶禮物訪問了我家。不知是她看我宮田家窮、孩子多同情我們，還是她指靠的英國人回國了，她太孤單，或許因她三十五、六歲還沒有孩子，總之她收我做了養女。宮田家我爸給我起的名字叫阿密，養母叫我阿作、阿作的。現在只有親戚才知道我的本名。
我和養母一起在橫濱生活到我九歲那年。小時候的生活我還記得。在橫濱的時候生活可好了，渾身上下穿的都是絲綢和服，用茶色底子帶白色斑點的友禪絲織品裁和服，她像打扮洋娃娃似地打扮我。英國人離開日本的時候給養母留下好多錢，我們才能過上那樣的生活。
我九歲的時候，養母把我寄養在她二江的娘家，一個人上南洋去了。那是明治二十二年，我母親已經過四十歲了。她為什麼決心上南洋去，我不知道。後來我想想養母所做所為，推測因她長期與英國人生活在橫濱有關。橫濱是貿易港，她覺得和南洋人做買賣有意思吧。
母親先購一批和服去了新加坡，那裡已有不少日本人，他們開雜貨鋪，開技院。母親沒有立足之地。後來母親聽說山打根幾乎還沒去日本人，將來肯定會開發，就立即趕到山打根。
在去山打根的船上母親認識了一個廣東長大的中國人，他窮得光著膀子。母親對他說：「我到了山打根把和服賣出去，用那錢經營咖啡屋。」母親長期和英國人一起生活，英語很流利，那中國人也懂英語，這樣才能交流。於是那個中國人說他在山打根有朋友，到時候讓那朋友給我母親批發些酒、咖啡什麼的，到月底再付給那批發商錢。他給我母親寫了封介紹信，這樣我母親就開始經營咖啡屋了。
那時山打根好像一個日本人都沒有，中國人倒有不少。現在看像說笑話似的，那時候我母親進貨也從中國人那裡進，來回收舊瓶子的也是中國人，賣廢品也賣給中國人。後來，那兩個中國人賺了大錢成為南洋屈指可數的富翁。他們每逢經過我母親的商店就一定來問安，母親叫他們老爺，他們忙說：「您可千萬不能管我們叫老爺，您對我們有恩啊！」母親家雇的廚子做了三十年飯的也是中國人，那個老爺子的名字好像叫阿變。
母親開始經營咖啡屋的事我什麼都不知道，可我十五歲時從二江到山打根，養母的咖啡屋經營得可好呢！我十五歲是明治三十年，去山打根不是養母來接我，而是托船長和海關的人關照，我一個人去的，先是從長崎到香港，再從香港到馬尼拉，又從馬尼拉經普里昂岸到了山打根。在山打根灣，那船一半是貨船一半是客船，我站在甲板上見到基那巴盧山，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山打根有虎、狼、猿、猴，還有馬來猩猩、鱷魚，我剛從日本到山打根看什麼都新鮮。那時候沒有自來水，中國人挑雨水來賣。在日本十二月是冬天，在那裡十二月到一月是梅雨季節，那時存下雨水到旱季來賣。吃的米叫香米也叫紫稻。它是紅色的米，把一升香米和二合糯米拌在一起做飯吃起來最可口。那地方不燒柴，點火用炭，做什麼都用硬炭。
母親最喜歡吃年糕了，托人從日本買來蒸籠、臼、柞，每月准吃一次杵的年糕。杵年糕需要有勁的男人，有時沒有男子，母親就自己杵。婆羅洲太熱了，好容易做好的年糕保存不了三天。所以做完年糕吃不了一定要各處送一點兒給人。母親不僅送人年糕，還愛做好吃的送人。用咖喱粉做整只的雞，味道不合她口味就抱怨，我當時管帳，可真讓我為難啊。我從日本去山打根，還習慣喝茶。紅茶是錫蘭產的，咖啡就是山打根本地種的，把咖啡豆煮了用臼搗碎了就可以喝了。西瓜、香瓜買日本人椰子園種的。西瓜瓤子沒有日本西瓜那麼紅，是粉色的。
大多數日本人過年隨新歷，而母親尊老禮過舊歷年。其餘的節日也跟在日本時一樣。慶祝天皇誕生日天長節她把日本旗掛錯成英國旗，還喝了香檳酒慶祝一番呢。
我去山打根的時候，那裡已有百餘日本人了。有的日本公司在山上種椰子，氣魄挺大，像幹事業的樣兒，但是辦公司搞運輸的人多。日本人開的咖啡屋有六、七家，一共有二十多個女人，其中有四人嫁給土人了，給洋人當妾的有五、六個。
你從阿崎那兒聽說過了吧，我母親經營的咖啡屋是八號館。母親像男人一樣豪爽，為幫助別人把自己衣服賣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數得著的老闆，雖然她是個女人，其他老闆拚命剝削手下的女人，向華人、土人死氣白賴要錢，母親即便是在金錢上有損失也不幹那種事，對誰都十分友善。過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書——叫什麼名字來著，已經記不起來了，說她是有俠義心腸的女老闆。
我母親對手下使喚的女人們當然很照顧，凡來山打根的日本人她都肯幫忙。沒有護照來南洋的日本人都來找她，請她照顧，她也真幫助他們找出路謀生。不僅如此，日本的艦隊南巡進港時，她也照顧周到，自軍官到士兵都打點得好好的。對華人、土人也很盡心，台灣總督府每年送一箱水果來，母親常說：「一點小事還常記在心裡，逢年過節送什麼禮呀廣可能是哪個在台灣的人受過她什麼關照來著。」
剛才提到南洋旅行書上寫著木下邦很有錢，即使幫了多少人她的財產也用不完。那是不瞭解實情，母親花錢大手大腳，不知道的人認為不知她多有錢呢。賺來的錢全那麼花出去了，店裡財政非常困難。我到山打根以後，每逢母親大筆的花錢，我總勸她只花一半就夠了。大夥兒都背地說我壞話，說什麼小氣、吝嗇什麼的，
我在山打根住了五年，二十歲那年和母親一起回到日本，親戚給介紹了對象，結了婚。男家原來在薩摩藩當武士的，那時住在頜島，我嫁過去住在頜島，婆婆太厲害，呆不下去。那時我懷了孕，回二江生孩子，產後不想回婆家去了，就那樣算離婚了。生下一個男孩子，送給城河原一家人家當養子。他頭腦靈活，後來苦學進了東京的大學，從那兒畢業後在神戶開業當律師，他也早死了。
把孩子送人後我又孤身一人了，我又去了山打根，在母親的店裡管帳。那期間我與一個長崎出生的人相好，生下一個女兒，那人因各種複雜的原因沒能和我結婚，那時生下的女兒就是嶺生。
嶺生六歲那年，我帶著她臨時回國，阿崎說她來照顧母親，母親也說由阿崎照顧好，所以我就托付她了。於是，我就把嶺生寄養在她姑姑家，一個人到上海去當保姆，往她姑姑家寄一些生活費。那以後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只回國兩次。一次是嶺生上女子學校，另一次是她結婚，女婿是學校當老師的。日本戰敗，我回到闊別二十年的祖國，現在我受女兒女婿的照顧，平安地打發日子。
說著說著，就不說我媽媽的事，光說我的私事了。阿崎跟我媽媽倒很合得來。我跟我媽倒生分了。所以有阿崎侍候著我母親，她也死而無憾了。她去世前兩三年，我給她寫信去說：「母親您年齡也大了，快回日本吧，這裡有我和嶺生呢。」她就是不肯答應。昭和三年她去世的那年新年，曾來信說五月回來，我真高興，沒想到她二月就去世了。不知她是因決定回日本的老家鬆了口氣才死的，還是死期臨近了才答應回到生她養她的地方，懷戀起老家來的。
你一定聽阿崎講過了，我母親的墓在山打根。母親為山打根的日本人在能看見海灣的地方建了一個公墓，自己的墳也修在那裡。日本人的墓地平時很安靜，到陰曆七月十五孟蘭盆節的時候，夜晚總有三、四十人提著燈籠去上墳，那景色可漂亮呢！
母親的本意是想埋在自己建造的公墓裡，這下子符合她的心願了。可是住在日本的我們不能給掃墓，所以我們在二江也給她建了一個墳墓。這兒也有墓，您替阿崎給她上墳嗎？母親會高興的。
秋天日短，黃昏已經來臨了，要去上墳就得快些去啦，去之前先等一會兒，我再給你的茶續上點水。
我由阿作的女兒——阿邦的外孫女領著給阿邦上了墳。阿作本想自己帶路去一趟的，無奈墓地在屋後的半山腰，並且天也黑了下來，嶺生說怕阿作年紀大了，就拿著香和水桶給我在前邊帶路。
據說山打根的阿邦的墓是面向大海，建在山丘上的，她在故鄉的墓也是正面對著早崎海峽悄然屹立的，從山打根帶回的一部分骨灰葬在墓裡。我小心翼翼地替阿崎婆燒了一炷香，從水桶裡汲了水，往墓碑上澆，靜靜地合掌遙祝她的冥福。
掃完墓，我和因喝啤酒紅了臉的佐野一起離開了木村家。在顛簸的公共汽車裡，我不由得想起一天之中發生的事。
我雖然找見了阿作和嶺生，最終也沒探得一位經營妓院的女老闆的獨特心路歷程。阿邦為什麼小時候離開故鄉二江去東京，經過什麼波折之後給英國技術指導當了妾，過了四十歲之後為什麼想到去北婆羅洲經營妓院，出於什麼原因她對自己屬下的妓女採取溫情主義而與別的老闆不同。本想打聽這些的，但是緊要關節的事都沒問，採訪就結束了。
我就像是進了寶山沒探著寶似的，只覺遺憾。另一方面，我又自己安慰自己。的確，在探索阿邦——妓院經營者的心路歷程上我是失敗了。阿作和嶺生雖說是她的親人，但畢竟不是她本人，她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瞭解阿邦的生活經歷和心理呢？何況從中學老師的妻子和丈母娘那裡能打聽到這麼多，已經很成功了。當初，四處打聽幾乎絕望，由於偶然遇見了佐野先生的學生，由她帶路找到阿作母女這件事本身，不就是最大的收穫嗎？
我問了一下孩子氣的女售票員，她告訴我還有去崎津的公共汽車。我打算告別佐野，回阿崎婆家去。我覺得佐野為我找人花費了一天寶貴的時間，為找一個毫無線索的人跑了那麼大老遠的路，我鄭重地道了謝，把錢用紙包了送給他。可是佐野說：「我作為一個天草人對遠方來客做了我應做的事。而且這次托了你的福，還遇上了多年不見的學生和木村老師。」最後也沒拿我的謝禮。
十天後的一天，那時我已從天草回到東京，有一封用圓珠筆寫的信送到了文盲的阿崎婆家中。寄信人為天草郡XX叮XX的木下作。全文如下：
秋深了，東京的山崎朋子女士突然造訪，得知您的消息，拉起幾十年前的家常話倍感親切。如我不像如今這般年邁，我一定會拜訪您，感謝您對我母親的照料，我歲數大了，哪兒都去不了啦，太遺憾了。我身體還好，腰也彎了，背也駝了，對您照料我母親一事我要重重地謝您，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遺憾。奉上書信一封。
木下作敬上
十月十八日山川崎收
阿作的信是平時不提筆寫字的人寫的一封極簡單的信。但阿作不寄就會不安心，儘管在山打根她與阿崎婆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知道阿崎婆是文盲，她還是寫了信。這麼一想，仔細讀下去，在平凡的措詞之中表達了一個八十六歲的老嫗無限的愛與悲哀。
我知道阿崎婆托人寫了回信，但不知信的內容是什麼。可是阿作與阿崎年輕時候在山打根離別後一晃就是幾十年，只有我一個人親眼見到了她們的老態。我讀著從遙遠的天草通過吉田滿州男（此人下章還要提到）寄到東京的這封信，想起八十六歲的阿作的樣子，被信中「如我不像如今這般年邁，我一定會拜訪您，感謝您對我母親的照料」、「希望您多保重」、「不能重逢感到遺憾」等話觸動了心弦，另一方面，想起阿崎婆赤貧的生活，心裡一酸，便掉下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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