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當夫人曾不止一百次地說過她不願意去維爾迪蘭家，此刻卻因受到星期三聚會的邀請而興奮不已，而且盤算著如何才能盡量多去幾次。首先，她不知道維爾迪蘭夫人是容不得任何一次缺席的。其次，邦當夫人屬於那種人們不樂於與之交往的女人，這種女人被邀請參加“系列”聚會時往往不是干脆地赴約（她們不像那些稍稍有空便願意出門的人那樣使主人高興），而是相反地強制自己不去參加第一次和第三次晚會，希望自己的缺席會引起注意；她們只出席第二次和第四次晚會，但如果別人告訴她們第三次晚會將十分精采，那麼她們便將秩序顛倒一下，借口說“很可惜，上一次她們沒有空”。邦當夫人既是這種人，便盤算在復活節前還有幾個星斯三，她怎樣才能多去一次，而無強加於人之嫌。她想在和戈達爾夫人一同回家的路上得到稍許啟示。“啊！邦當夫人，您站起來了，這種逃跑的信號可真不好。您上星期四沒有來，應該給我補償……來，再坐下，就一會兒。晚飯以前，您總不會再拜訪別人吧！真的，您不想嘗嘗？”斯萬夫人一面遞過點心，一面說：“您知道，這些小玩意味道不壞，雖然看上去不怎麼樣，您嘗嘗，您一定會喜歡的。”戈達爾夫人說：“不，看上去就好吃。奧黛特，您家裡的食品可真豐富。我不用問是在哪裡買的，我知道您總是去雷巴特商店。我得承認，我不像您那樣專一，我常去布內博內商店買小點心和糖果，那裡的冰淇淋可實在不好，而雷巴特商店對冰凍食品，不論是冷凍甜點還是果汁冰糕，都很拿手，我丈夫說，necpluscultra１。”“不過，這些點心是自己家裡做的，您真的不要？”邦當夫人說：“不，要不我就吃不下飯了。不過我再坐片刻，您知道，和您這樣聰明的女人談天是件快事。”“您會覺得我多管閒事，奧黛特，不過我很想知道您對特龍貝夫人那頂大帽子的評價。當然大帽子是目前流行的款式，但是，是不是稍稍過分了？剛才她那頂帽子比起前幾天她來我家戴的帽子，還是小巫見大巫哩。”“哪裡，我可不聰明，”奧黛特帶著理當如此的神氣說，“其實我這人很輕信，人家說什麼我都相信，常常為一點小事傷心發愁。”她影射的是最初因嫁給斯萬這樣的人而痛苦不安，斯萬有自己的生活並和別的女人來往。阿格裡讓特親王聽見她說“我可不聰明”，立刻認為應該加以否定，但卻缺乏敏捷的反應能力。“您胡說什麼呀！”邦當夫人高聲說。“您還不聰明？”親王趕緊抓住這根救命稻草說：“這是什麼話？大概耳朵在騙我吧？”奧黛特說：“真的，我不騙你們，我確實是小市民，容易大驚小怪，滿腦子偏見，坐井觀天，十分無知，”接著她打聽夏呂斯男爵的近況：“您見到親愛的男爵了嗎？”“您算無知？”邦當夫人驚呼道，“那麼，那些官員們，那些只會談論衣著服飾的殿下夫人們又算什麼呢！……對了，夫人，就在上個禮拜，我和公共教育部部長夫人談到《洛亨格林》２。她說：‘啊，《洛亨格林》，對了，這是牧羊女游樂場上一次的表演，據說逗人笑得直不起腰。’我聽了真想給她一記耳光，您瞧瞧，夫人，有什麼辦法，這種話怎不叫人發火。我是個倔人，您是知道的，”接著她又轉臉對我說，“您說呢，先生，我的話有理吧？”“依我說，”戈達爾夫人說，“這情有可原，我們常常被突然的問題弄得措手不及，所以答非所問，這一點我略有體會，因為維爾迪蘭夫人經常這樣讓我們出洋相。”“談到維爾迪蘭夫人，”邦當夫人問戈達爾夫人：“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有哪些客人？……我記起來了，對，我們接受了邀請，下星期三去她家。您是不是先到我家吃晚飯？然後我們一同去她家。我獨自去有點膽怯，也不知為什麼，這位尊貴的女士一直使我害怕。”“我可以告訴您，”戈達爾夫人說，“使您害怕的是她的嗓音，這沒辦法，哪會人人都有斯萬夫人那樣好聽的聲音呢？不過，‘女主人’這話很對，只要你開口說話，冰雪立刻融化，維爾迪蘭夫人確實很好客，當然我理解您此刻的心情，第一次去陌生地方總是不太自在的。”
“您也來和我們一道吃飯吧，”邦當夫人對斯萬夫人說，“飯後我們一同去維爾迪蘭家，玩維爾迪蘭游戲，到那裡以後我們三人呆在一邊自己交談，‘女主人’會對我瞪眼睛，從此不再邀請我，不過我不在乎。那會使我大大開心咧。”她這番話似乎不太真實，因為她接著又問：“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會有哪些客人？聚會都干些什麼？客人總不致於太多吧？”“我肯定不會去，”奧黛特說，“我們只能在最後那個星期三露露面。如果您願意等到那時……”然而，邦當夫人對這個延期的建議似乎毫無興趣——
１拉丁文：世界的盡頭；好得不能更好了。
２《洛亨格林》是瓦格納的三幕歌劇。
一個沙龍的才智價值往往與風雅成反比，然而，既然斯萬認為邦當夫人討人喜歡，那就是說一個人沉淪而被迫與另一類人為伍時，他對他們不再苛求，對他們的才智及其他不再挑剔。如果這一點是真的，那麼，個人和民族一樣，在失去獨立性的同時也失去自己的文化修養，甚至語言。這種容忍態度的後果之一，便是從某個年齡開始，人們越來越喜歡聽別人贊揚和鼓勵自己的才智和氣質，例如，大藝術家不再和具有獨特性的天才交往，而只和學生來往，後者和他的唯一共同語言是他的教條，他們對他唯命是從、頂禮膜拜，又例如，在聚會中某位唯愛情至上的、卓越的男士或女士會認為，那位雖然才智平庸，但話語之間對風流韻事表示理解和贊同的人才是最聰明的人，因為他的話使情人或情婦的情欲本能得到愉快。再以斯萬為例。邦當夫人說，有些沙龍只接待公爵夫人們，真是豈有此理！此時，作為奧黛特的丈夫的斯萬便點頭稱是，要是往日在維爾迪蘭家中，他會對邦當夫人不以為然，而此刻卻說她是個好女人，既富有風趣，又不附庸風雅。他也樂於給她講一些有趣的事，使她“樂得直不起腰”，她沒聽說過這些事，但一點就“通”她喜歡討人歡心，喜歡取樂。
“這麼說，醫生不像您那麼酷愛花？”斯萬夫人問戈達爾夫人，“啊！您知道，我丈夫是聖人，中庸之道。不過他倒是有一個嗜好。”邦當夫人眼中閃著狡黠、歡樂和好奇，問道：“什麼嗜好，夫人？”戈達爾簡單明了地說：“看書。”“這種嗜好可沒什麼讓妻子擔心的。”邦當夫人驚呼道，一面克制邪惡的微笑，“您知道，醫生完全鑽到書裡去了！”“那好呀，您不用擔心害怕……力，您聽說維爾迪蘭夫人要在新買的房子裡裝電燈嗎？這消息不是我的私人密探告訴我的，是從另一條渠道，電工米爾德那裡聽說的。您瞧我對消息來源毫不隱瞞。連臥室也要裝電燈，配上燈罩使光線柔和，多麼美妙的奢侈！我們的同代人總是追求新玩意，哪怕是世上獨一無二的玩意。我一位朋友的嫂嫂在家裡裝了電話，不用出門就能向供應商訂貨。我承認我略施小技讓她同意我哪天去對著電話機談話。電話對我很有誘惑力，不過我寧肯去朋友家打電話，而不願自己裝電話。新鮮勁一過，電話會完完全全成為累贅的。好了，奧黛特，我走了，別再挽留邦當夫人，她要送我回家，我必須走，您這下子可讓我闖禍了：我丈夫比我先到家！”
我也一樣應該告辭回家了，雖然還沒有品嘗菊花這些鮮艷斑斕的外殼所蘊藏的冬天的樂趣。樂趣尚未來到，而斯萬夫人似乎不再等待什麼了。她任僕人收拾茶具，仿佛在宣布：“關門了！”她終於開口說：“真的，您也要走？那好吧，再見。”即使我留下來，也就未必能體會到這陌生的樂趣，而原因不僅僅在於我的憂郁，也就是說這種樂趣並不存在於迅速導致告辭時刻的那條時間的老路上，而是存在於我所不知的一條小路上，我本該拐彎進去才對。不過，我的拜訪至少已經達到目的，希爾貝特會知道她不在家時我來看過她父母，還會知道，用戈達爾夫人的話說，我“一上來，從一開始就征服了維爾迪蘭夫人”（醫生夫人從未見過維爾迪蘭夫人如此“殷勤討好”，還說“你們大概天生有緣份”）。希爾貝特將知道我曾恰如其分地、懷著深情談起她，她將知道我們不見面我仍然能生活下去，而她最近對我的厭嫌，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她認為我沒有這個能力。我曾對斯萬夫人說我不能再見希爾貝特。我這樣說，仿佛我決心永遠不再見她。我要給她寫的信也表達同樣的意思。但是，為了給自己鼓氣，我要求自己作最後的、短暫幾天的努力。我對自己說：“我這是最後一次拒絕她的約會。我將接受下一次約會。”為了減少這種分離的痛苦，我不把它看作是永久分離，雖然我感到它將是永久的。
這一年的元旦對我十分痛苦。當您不幸時，無論是有意義的日子還是紀念日，一切都會令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失去了親愛者，那麼，痛苦僅僅來源於強烈的今昔對比，而我的痛苦則不然，它夾雜著未表明的希望：希爾貝特其實只盼著我主動和解，見我沒有采取主動，她便利用元旦給我寫信：“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愛上你了，你來吧，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談談，見不到你我簡直無法生活。”從舊年的歲末起，我就認為這樣一封信完全可能，也許並非如此，但是我對它的渴望和需要足以使我認為它完全可能。士兵在被打死以前，小偷在被抓獲以前，或者一般來說，人在死前，都相信自己還有一段可以無限延長的時間，它好比是護身符，使個人——有時是民族——避免對危險的恐懼（而並非避免危險），實際上使他們不相信確實存在危險，因此，在某些情況下，他們不需要勇氣便能面對危險。這同一類型的毫無根據的信念支持著戀人，使他寄希望於和解，寄希望於來信。其實，只要我不再盼望信，我就不會再等待了。盡管你知道你還愛著的女人對你無動於衷，你卻仍然賦予她一系列想法——即使是冷淡的想法——賦予她表達這些想法的意圖，賦予她復雜的內心生活（你在她的內心中時時引起反感，但時時引起注意）。對希爾貝特在元旦這一天的感覺，我在後來幾年的元旦日都有切身體會，那時，我根本不理睬她對我是專注還是沉默，是熱情還是冷淡，我不會想，甚至不可能想到去尋求對我不復存在的問題的答案。我們戀愛時，愛情如此龐大以致我們自己容納不了，它向被愛者輻射，觸及她的表層，被截阻，被迫返回到起點，我們本人感情的這種回彈被我們誤認為對方的感情，回彈比發射更令我們著迷，因為我們看不出這愛情來自我們本人。
元旦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希爾貝特的信沒有來。那幾天我收到幾張遲發的或者被繁忙的郵局延誤的賀年卡，所以在元月三號和四號，我仍然盼望她的信，不過希望越來越微弱。後來幾天裡，我哭了許多次。這是因為，我放棄希爾貝特並不如我想像的那樣出自真心誠意，我一直盼望在新年收到她的信，眼前這個希望破滅了，而我又來不及准備另一個希望，我像服完了一小瓶嗎啡而手頭又沒有第二瓶嗎啡的病人一樣痛苦異常。但是也可以有另一種解釋，而這兩種解釋並不相互排斥，因為同一種感情有時包括相反的因素，那就是在我的內心中，對希爾貝特來信所抱的希望曾使她的形象離我更近，當初我急於見她，我如何見到她，她如何待我，凡此種種所引起的激情曾再次湧上心頭。立即和解的可能性否定了順從——其巨大力量往往不被我們察覺。人們對神經衰弱的病人說，只要他們躺在床上不看信不讀報，他們便會逐漸安靜下來，然而病人卻不相信，認為這種生活方式只會更刺激他們的神經，同樣，戀人們從相反的心理狀態來觀察“放棄”，在未真正付諸實行以前，他們也不會相信“放棄”會具有裨益身心的威力。
由於我心跳過速，人們叫我減少咖啡因的劑量，我減量以後，劇烈心跳果然停止，於是我開始懷疑：與希爾貝特近乎絕交時我所感到的焦慮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當這種焦慮重現時，我總以為是因為我看不見希爾貝特，或者（偶爾與她相遇）看見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過，如果說這藥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象力進行了錯誤解釋的話（這也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情人們最沉重的精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們同居的女人的生理習慣所引起的），那麼它仿佛是使特裡斯多和綺瑟１飲後長久相愛的藥酒。咖啡因的減量雖然立即使我身體好轉，但並未消除我的憂郁。如果說這帶毒性的藥沒有創造憂郁，至少它曾使憂郁更為尖銳——
１特裡斯多和綺瑟是十二世紀法國民間傳奇中的兩個人物，他倆因誤喝藥酒永生相愛，並受迫害。
快到一月中旬，我對新年來信的希望破滅，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緩解，然而，“節日”前的悲傷又卷土重來。它之所以十分殘酷，是因為我就是這個悲傷的制造者，有意識的、自願的、無情的、有耐心的制造者。希爾貝特和我的關系是我唯一珍惜的東西，而我卻不遺余力地破壞它，用長期不來往的辦法逐漸制造我的冷漠（並非她的冷漠，但實際上是一回事）。我不斷地、竭盡全力地使我身上愛戀希爾貝特的那個我進行殘酷的慢性自殺，而我清楚地意識到我此刻的行為及將來的後果。我不僅知道再過一段時間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還知道她將為此感到遺憾，她會想方設法和我見面，但都和今天一樣不能如願以償，並不是因為我太愛她，而是因為我肯定會愛上另一個女人，我將長時間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騰出一秒鍾來和希爾貝特見面，因為希爾貝特對我將毫無意義。毫無疑問，就在此刻（我已決心不見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釋，或者表白全部愛情，而這是決不會發生的），我已失去希爾貝特，但我卻更愛她（我比去年更強烈地感到她對我是多麼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願以償地和她在一起，以為我們的友誼不受任何威脅）。毫無疑問，此刻我憎惡這個念頭：有一天我會對另一個女人產生同樣的感情。這念頭從我這裡奪去的不僅僅是希爾貝特，還有我的愛情和痛苦，而我是在愛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淚中努力確定希爾貝特的意義的，現在卻必須承認這愛情和痛苦並非她所專有，它們遲早會獻給另一個女人。因此——這至少是我當時的想法——我們永遠超然於具體對象之外，當我們戀愛時，我們感到愛情上並未刻著具體對象的名字，它在將來，在過去，都可能為另一個女人（而不是這個女人）誕生：而當我們不戀愛時，我們以明哲的態度對待愛情中的矛盾，我們隨興所至地高談闊論，但我們並不體驗愛情，因此並不認識它，因為對愛情的認識具有間歇性，感情一出現，認識即消亡。我將不再愛希爾貝特，我的痛苦讓我隱約窺見我的想象力所看不到的未來，當然，此刻還來得及向希爾貝特發出警告，告訴她這個未來正逐漸成形，告訴她它的來臨是迫近的，甚至無法避免的——如果她希爾貝特不來協助我對那尚在萌芽狀態的未來的冷漠進行摧毀的話。多少次我想像給希爾貝特寫信，或者跑去對她說：“請注意，我已作出決定。此刻是我最後一次努力。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很快我就不再愛你了！”可這又何必呢？我有什麼權利責備希爾貝特無動於衷呢？我自己不是對除她以外的一切無動於衷，而並不引咎自責嗎？最後一次！對我來說，這是天大的事，因為我愛希爾貝特。但是對她來說，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國外以前寫信要求來訪一樣，而我們往往予以拒絕（仿佛拒絕愛我們的討厭女人），因為我們在盼望快樂。我們每天所支配的時間具有彈性，我們所體驗的熱情使它膨脹，我們所引起的熱情使它收縮，而習慣將它填滿。
此外，即使我對希爾貝特講，她也聽不懂。我們說話時，總以為聽話者是我們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腦子。我的話語仿佛穿過暴雨的活動水簾才到達希爾貝特那裡，拐彎抹角，面目全非，僅僅是可笑的聲音，而再無任何含義。人們借話語所表達的真理並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確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真理才能在話語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論戰中，某人不顧種種論據證據，將對立面的理論斥為叛逆，但是後來他卻皈依了這個最初被他憎惡的信念，而原先徒勞傳播這個信念的人卻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傑作，對於高聲朗誦的崇拜者來說，它當然是傳世之作，無需證明，而聽者卻認為它毫無意義或者平庸無奇，但後來聽者也承認這是傑作，可惜為時太晚，作者已無法知道。同樣，在愛情上，不論你做什麼，障礙決不會被絕望者從外部摧毀；只有當你對它們不再感興趣時，它們才會從另一方面，被不愛你的女人的內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試圖推倒但總不成功，如今它卻突然倒坍，但對你已毫無意義。如果我將自己未來的冷漠及其防止辦法告訴希爾貝特，她會以為我這樣做表明我對她的愛情和需求超過她的估計，因此她更討厭和我見面。確實，正是愛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預見到這個愛情的結束，因為我連續處於前後矛盾的精神狀態。我本來可以通過寫信或見面對希爾貝特發出這個警告，因為這段時間說明我並非須臾離不了她，並且向她證明沒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於好意還是惡意，向她說起我，而那口氣使她認為是我央求他們這樣做的。每當我得知戈達爾、我母親、甚至諾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話語破壞我剛剛作出的犧牲，踐踏我的克制態度所獲得的結果時（他們使她誤認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雙倍的氣惱。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須從頭開始，因為那些討厭的人在我背後破壞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盡棄。不僅如此，我和希爾貝特見面的愉快也會減色，因為她不再認為我在體面地順從，而認為我暗中活動，以謀求她不屑於賞賜的會晤。我詛咒人們這種無聊已極的閒言碎語，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深深地傷害我們，而並無使壞或幫忙之意。他們什麼也不想，為說話而說話。有時是因為我們未能對他們保持沉默，而他們的嘴又不緊（和我們一樣）。當然，在摧毀愛情的這項殘酷工程中，他們的作用遠遠比不上兩個人——這兩人往往在一切即將圓滿解決時使一切付之東流，其中一人出於過度的善意，另一人出於過度的惡意，而我們並不像怨恨不識時務的戈達爾之流一樣怨恨這兩個人，因為第二位是我們所愛的人，第一位是我們自己。
每次拜訪斯萬夫人，她總邀請我和女兒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給她女兒回信，因此，我常常給希爾貝特寫信，在信中我沒有選用我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詞句，而僅為我的眼淚尋找最溫柔的河床，因為遺憾和欲望一樣，並不試圖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滿足。當一個人戀愛時，他的時間不是用來弄明白他的愛情是怎麼回事，而是用來促成明天的約會。當他放棄愛情時，他不試圖理解自己的悲傷，而是試圖向引起這種悲傷的女人獻上他認為最動人的話語。他說的是他認為有必要講的，而對方不會理解的話，他在為自己說話。我寫道：“我原先以為這決不可能，唉！看來這並非十分困難。”我還說：“也許我再不見你了。”我的話避免冷淡（她會認為那是矯揉造作），但當我寫下這些話時，我在流淚，因為我感到它們表達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實際上即將發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見面時，我也會像這次一樣鼓足勇氣不讓步，這樣一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拒絕，我會逐漸達到因長久不見面而不想見面的狀態。我流淚，但是我有勇氣（而且感到愉快）犧牲和她相會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對我來說已無關緊要了。我假定——盡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愛我，正如我最後那次拜訪她時她說的那樣，我假定她的厭倦情緒不是出於對我的厭煩，而是出於嫉妒的敏感性，出於和我相似的虛假的冷漠，這種假定僅僅使我的決定不那麼殘酷。我想象在幾年以後，當我們彼此相忘時，我回顧往事，對她說我此刻寫的信沒有一個字是真的，她會回答：“怎麼，你當時愛著我？你知道我多麼盼望這封信，多麼盼望和你見面，這封信使我哭得多傷心！”我從她母親家一回來便動手寫信，雖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誤會，但這個想法，由於它帶來的憂愁，也由於它帶來的愉快（我想象希爾貝特愛著我），促使我把信寫下去。
當斯萬夫人的“茶會”結束，客人們告辭時，我腦子裡想的是如何給她女兒寫信，而戈達爾夫人想的卻完全是另一種事情。她“巡視”一番，毫無例外地向斯萬夫人贊揚客廳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發現奧黛特在拉貝魯絲街的前寓所裡某幾件東西（雖然為數極少），特別是她的吉祥物——寶石雕成的動物。
斯萬夫人從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裡學到了“過時”一詞，它打開（新的眼界，因為它所指的恰恰是幾年以前她認為“時髦”的東西，因此這些東西便統統隱退，與曾作為菊花支撐的金色格子架、許多希魯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飾的信紙堆在一起（還不算裝飾壁爐板的硬紙錢幣，早在她認識斯萬以前，一位頗有修養的男人就勸她將它們收起來）。此外，在這些暗色牆壁（與斯萬夫人稍後的白色客廳完全不同）的房間中，在這種藝術氣質的紊亂和畫室般的雜亂中，遠東風格在十八世紀風格的進逼下節節敗退，斯萬夫人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繡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國龍。她經常呆在房間裡，她說：“我很喜歡這間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懷有敵意的、陳腐的東西中間。在這裡我才能工作。”（她並未說明是畫畫還是寫書；當時那些不願無所事事，想有點作為的女人開始對寫書感興趣）。她的周圍都是薩克森瓷器（她說這個字時帶英國音，她喜歡這種瓷器，甚至不論談到什麼都說：這真漂亮，就像薩克森瓷器上的花）。她愛惜它們，甚過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無知的僕人碰壞它們。他們那無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發雷霆，而斯萬這位如此溫順和彬彬有禮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無反感。清醒地看到缺點，這絲毫無損於愛情，而是相反，使缺點更為可愛。如今，奧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時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鮮艷的皺絲浴袍，她用手撫摸胸前那花紋圖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隨心嬉戲，她的皮膚如此清涼，呼吸如此深沉，仿佛絲袍在她眼中並非像布景一樣的裝飾品，而是滿足她對容貌和衛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樣的必需品。她常說她寧可沒有面包，也不能沒有藝術和清潔，她常說，如果《蒙娜麗莎》被燒毀，那會比“大量”朋友被燒死使她更為悲痛。這些理論在她的朋友們看來似乎荒謬絕倫，但卻使她顯得出眾，因而引起比利時大臣每周一次的來訪。如果以她為太陽的這個小世界的人們得知她在別處，例如在維爾迪蘭家，被認為是蠢女人的話，一定會大驚失色。由於頭腦靈活，斯萬夫人更喜歡和男人來往，而不大喜歡和女人來往。當她評論女人時，總是從風流女人的角度出發，挑剔她們身上不受男人欣賞的地方，體型粗笨哪，面色難看哪，盡寫錯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氣味難聞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對曾寬厚待她的某個女人，她便不那麼尖刻，特別是當這女人生活不幸時。她巧妙地為這女人辯護說：“人們對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證她是個好人。”
如果戈達爾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舊日的朋友長時間沒見到奧黛特，那麼他們一定很難認出奧黛特客廳的擺設，甚至很難認出奧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輕許多！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她發胖了，既然身體更健康，顯得那麼神色安祥，精神飽滿、容光煥發。另一方面是由於她的新發型，光滑平整的頭發增加了面部的寬度，玫瑰色的粉使臉更有神采，昔日那稜角過於鮮明的眼瞼和側面現在似乎柔和多了。這種變化的另一個原因如下：奧黛特到了中年，終於發現或者說發明她自己的獨特面貌，某種永恆的“性格”，某種“美的類型”，於是她在那不協調的面部輪廓上——它曾被飄忽不定、軟弱無能的肉體所左右，最輕微的疲勞使它在霎那之間長了好幾歲，仿佛是暫時的衰老，因此，長久以來，它根據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個零散的、易變的、無定形的、迷人的臉——貼上這個固定的臉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萬的房間裡沒有別人給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盡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勝利的表情仍能使人們認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龐。他房間裡只有一幅十分簡單的老式照片，它攝於奧黛特貼上固定臉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發現。然而，斯萬忠實於另一種觀念，或者說他恢復原有的觀念，他在這位處於走動和靜止之間的、臉色疲憊、目光沉思的瘦弱少婦身上所欣賞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確實，他仍然喜歡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畫中人。奧黛特卻相反，她不是極力突出，而是彌補和掩飾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歡的東西，它們在藝術家看來可能正是她的“性格”，而她作為女人，認為這是缺點，甚至不願意別人提起這位畫家。斯萬有一條精美的、藍色和粉紅色的東方披巾，當初他買下來是因為《聖母贊歌》１中的聖母也戴這樣一條披巾，但是斯萬夫人從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聽任丈夫為她訂做一套衣服，上面飾滿了雛菊、矢車菊、勿忘草、風鈴草，和《春》２一模一樣。有時，傍晚時分她感到疲乏，斯萬便低聲叫我看她那雙沉思的手，它們那無意識的姿勢就像聖母在聖書上寫字（那裡已經寫著《聖母贊歌》）以前往天使端著的墨水瓶裡蘸墨水的姿勢一樣靈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萬接著說：“您千萬別告訴她，她要知道了准會改變姿勢。”——
１波提切利的作品。
２波提切利的壁畫。
除了斯萬情不自禁地試圖在奧黛特身上發現波提切利的憂郁節奏以外，在其他時刻，奧黛特的身體是一個統一體，它全部被“線條”圈住，線條勾劃出這個女人的輪廓，而對舊款式的崎嶇線路、矯飾的凸角和凹角、網絡以及分散雜亂的小玩意統統刪去，而且，凡當身體在理想線條內側或外側顯出錯誤和不必要的彎曲時，這條線便大膽糾正大自然的錯誤，並且在整整一段路程上，彌補肉體和織物的缺陷。那些襯墊、其丑無比的“腰墊”已經消失，帶垂尾的上衣也無影無蹤，以前，這種上衣蓋過裙子，並且由僵硬的鯨須撐著，一直給奧黛特一個假腹部，使她仿佛是一堆七拚八湊的、零散的構件。如今，流蘇的垂直線和褶襉飾邊的弧線已被身體的曲線所取代，身體使絲綢起伏。仿佛美人魚在拍水擊浪，貝克林紗也具有了人性，身體從過時款式那長長的、混沌和模糊的包膜中掙脫出來，成為有機的、活生生的形式。然而，斯萬夫人喜歡並善於在新款式中保留舊款式的某些痕跡。有時，我晚上無心工作，又知道希爾貝特和女友們看戲去了，便臨時決定去拜訪她父母。斯萬夫人通常身著漂亮的便服，裙子是一種好看的深色（深紅色或桔紅色），它不是流行色，因而似乎另有含義，裙子上斜繡著一條寬寬的、鏤空的黑絲帶，使人想到舊日的鑲褶。在我和她女兒絕交以前，有一天，春寒料峭，斯萬夫人邀我去動物園。她走熱了便或多或少地敞開外衣，露出襯衣的齒狀飾邊，仿佛是她幾年以前常穿而如今不再穿的背心上輕微的齒形貼邊。她的領帶——她忠實於“蘇格蘭花呢”，但是顏色柔和得多（紅色變為粉紅色，藍色變為淡紫色），以致人們幾乎以為這是最流行的閃色塔夫綢——以特有的方式系在頷下，人們看不出它在哪裡打結，並不由自主地回憶起如今不再流行的帽“帶”。如果她再“堅持”一段時間，那麼，年輕人在試圖解釋她的服飾時會說：“斯萬夫人本人就是整整一個時代，對吧？”優美的文體在於將各種不同形式重疊起來，暗藏在其中的傳統使它更臻優美，斯萬夫人的服飾也一樣。對背心及圓結的朦朧回憶，加上立即被克制的“劃船服”１趨向，甚至加上對“跟我來，年輕人”２的遙遠而模糊的影射，這一切使古老的形式——重現（不完全的重現）在眼前的具體形式之中，那些古老形式是不可能讓裁縫或婦女服裝商真正制作出來的，但它卻牽動人們的思緒。因此，斯萬夫人蒙上一層高貴色彩，而這也許是因為這些裝飾既然毫無用處，那麼它應該有一種比實利更高的目的，也許是因為它是過去歲月留下的痕跡或者這個女人所特有的衣著上的個性，總之，這種高貴色彩使她千姿百態的裝束神態如一。人們感到她的穿著不僅僅是為了身體的舒適或裝飾。她的衣著仿佛是整個文明的精致而精神化的體系，將她團團裹住——
１劃船式的短上衣。
２此處指女帽上的花結，飄帶披在身後。
一般來說，每逢她母親的接待日，希爾貝特往往請朋友來喝茶，有時卻不然，她不在家，我便趁機赴斯萬夫人的“午後茶會”。她總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塔夫綢、雙縐、絲絨、綾羅綢緞，她的衣著不像平日居家的便服那樣隨便，而是精心配色，仿佛准備外出。在這樣一個下午，她那居家的閒散中又增添了某種靈敏與活躍。衣服的式樣既大膽又簡單，與她的身段動作十分貼合，而衣袖仿佛具有象征性，因日子不同而改換顏色。藍絲絨表達的是突然的決心，白塔夫綢表達的是愉快的心情，而為了顯示伸臂動作中所包含的雍容高貴的審慎，她采取了閃爍著巨大犧牲的微笑的形式——黑色雙縐。與此同時，既無實際效益又無明顯理由的“裝飾”給色彩艷麗的袍衣增添了幾分超脫、幾分沉思、幾分奧秘，而這與她一向的憂郁，至少與她的黑眼圈和手指節所蘊含的憂郁是完全一致的。藍寶石吉祥物、琺琅質的四瓣小葉三葉草、銀質紀念章、金頸飾、綠松石護身符、紅寶石細鏈、黃玉栗子，在這大量的珠寶首飾下面，袍衣本身具有彩色圖案，它越過鑲貼部分而貫徹始終，還有一排建設的、無法解開的、小小的緞子鈕扣，以及富有微妙暗示的、既精致又含蓄的飾帶；衣服上的這一切，和珠寶首飾一樣，似乎——此外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洩露了某種意圖，構成愛情的保證，保守隱情、遵守迷信，似乎是對痊愈、誓願、愛情或雙仁核游戲的紀念。有時，藍絲絨胸衣上隱隱約約出現亨利二世式樣的縫叉，黑緞袍上有輕微隆起處，它或是在靠近肩頭的袖子上，使人想起一八三○年的“燈籠袖”，或是在裙子上，使人想起路易十五的“裙環”。袍衣因而顯得微妙，仿佛是化裝服，它讓對往日的朦朧回憶滲入到眼前生活之中，從而賦予斯萬夫人某種歷史人物或小說人物的魅力。如果我向她提到這一點，她便說：“我不像許多女友一樣玩高爾夫球。我沒有任何理由像她們那樣穿毛線衫。”
斯萬夫人送客回來，或者端起點心請客人品嘗而從我身邊經過時，趁混亂之際將我拉到一邊說：“希爾貝特特別叫我請您後天來吃飯。我原先不知道能不能見到您。您要是不來我正要給您寫信呢！”我繼續反抗，這種反抗對我來說越來越不費勁，因為，雖然你仍然喜愛對你有害的毒品，但是既然你在一段時間內由於某種必要性而不再服用，你就不能不珍視這種恬靜（你以前曾失去），這種既無激動又無痛苦的狀態。你對自己說永不再見你所愛的女人，如果這話不完全屬實，那麼，你說願意再見她也不全是真話。人們之所以能忍受和所愛的人分離，正是因為他們相信這只是短暫的分離，他們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深深感到，會見可能導致嫉妒，它比每日對團聚（即將實現但卻一再延期！）的遐想更痛苦，因此，即將與所愛的女人相見的消息會引起不愉快的激動。人們一天天地拖延，他們並非不希望結束分離所引起的難以容忍的焦慮，但他們害怕那毫無出路的激情東山再起。人們喜歡回憶而不喜歡這種會見，回憶是馴良的，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往回憶中加進幻想，因此那位在現實生活中不愛你的女人卻可以在你的幻想中對你傾訴衷腸！人們逐漸將願望摻進回憶，使回憶變得十分甜蜜。既然它比會見更令人愉快，會見便被一再推遲，因為在會見中你再無法使對方說出你愛聽的話，你必須忍受對方新的冷淡和意外的粗暴。當我們不再戀愛時，我們都知道，不如意的愛情要比遺忘或模糊的回憶痛苦得多。盡管我沒向自己承認，但我盼望的正是這種遺忘所帶來的安詳的平靜。
此外，這種精神超脫和孤獨療法所引起的痛苦，由於另一種原因而日益減弱。此療法在治愈愛情這個固執念頭以前，先使它削弱。我的愛情仍然熾烈，堅持要在希爾貝特眼中贏回我的全部威望。我認為既然我有意不和希爾貝特見面，那麼我的威望似乎應該與日俱增，因此，那些接踵而至的、連續不斷的、無限期的日子（如果沒有討厭鬼干預的話），每天都是贏得的、而非輸掉的一天。也許贏得毫無意義，既然不久以後我就會被宣布痊愈。順從，作為一種習慣方式，使某些力量無限增長。在和希爾貝特鬧僵的第一個晚上，我承受悲哀的力量十分微弱，如今它卻變得無法估量的強大。不過，維持現狀的傾向偶爾被突然沖動所打斷，而我們毫不在意地聽任沖動的支配，因為我們知道在多少天、多少月裡我們曾經做到、並仍將做到放棄它。在積蓄的錢袋即將裝滿時，人們突然將它倒空。當人們已經適應於某種療法時，卻不等它生效而突然中斷，有一天，斯萬夫人像往常一樣對我說希爾貝特見到我會多麼愉快，這話仿佛將我長久以來已經放棄的幸福又置於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震驚地意識到，要品嘗這種快樂，當時還不算太晚，於是我急切地等待第二天，我要在晚飯前出其不意地去看希爾貝特。
這整整一天，我耐心等待，因為我正在策劃一件事。既然往事一筆勾銷，既然我們重歸於好，我要以情人的身份和她見面。我每天將送給她世上最美的鮮花。如果斯萬夫人（盡管她無權當過分嚴厲的母親）不允許我送花，那麼我每隔一段時間就將送些更為珍貴的禮品。父母給我的錢是不夠買禮品的，所以我想到了那個中國古瓷瓶，它是萊奧妮姨母給我的禮物，母親每天都預言弗朗索瓦絲會來對她說：“它都散架了。”既然如此，賣掉它豈不更好？那樣一來，我就有條件使希爾貝特高興了。它大概可以賣到足足一千法郎吧。我讓僕人把它包了起來。由於習慣，我一向不注意這個瓷瓶，它的易手至少產生這樣一個效果——讓我認識它。我帶上它出門，我將斯萬的地址告訴車夫，讓他從香榭麗捨大街走，因為那條街的拐角上有一家我父親常去的大的中國古玩店。使我萬分驚奇的是，店主立刻出價一萬法郎，而不是一千法郎，我興高彩烈地接下這一疊鈔票，整整一年我都有錢每天買玫瑰花和丁香花送給希爾貝特了。我走出商店坐上馬車，由於斯萬家離布洛尼林園很近，車夫沒有走往常那條路，而是順著香榭麗捨大街走。當車駛過貝裡街的拐角時，在暮色中，我隱約看見在斯萬家附近，希爾貝特正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步履堅定，但走得很慢，正和身旁一位青年男子交談，那人的面孔我看不見。我在車上直起身來，想讓車夫停車，但又遲疑。這時，兩位散步者已走遠了，他們那悠閒的步伐所勾畫出的兩條柔和對稱的線很快就消失在香榭麗捨的陰影之中。我隨即到達希爾貝特家門前。斯萬夫人接待我說：“啊！她會後悔的。不知怎麼回事她不在家。剛才她上課時感到很熱，對我說她想和女友出去換換空氣。”“我在香榭麗捨大街上看見的可能是她。”“不會吧。總之，別對她父親講，他不喜歡她在這個鍾點出門。goodevening（晚安）。”我告辭，叫車夫從原路返回，但沒有找到那兩位散步人。他們到哪裡去了？黃昏中，他們神情詭秘地在談什麼呢？
我回家，絕望地想著那意想不到的一萬法郎，它們本該使我有能力時時讓希爾貝特高興，而現在，我卻決心不再見她。在中國古玩店的停留曾使我充滿喜悅，因為我期望從今以後女友見到我時會感到滿意和感激。但是，如果沒有這次停留，如果馬車沒有經過香榭麗捨大街，那麼我就不會遇見希爾貝特和那青年男子了。因此，從同一件事上長出了截然對立的枝椏，它此刻產生的不幸使它曾經產生的幸福化為烏有。我這次遭遇和通常發生的事恰恰相反，人們企望歡樂，卻缺乏達到歡樂的物質手段。拉布呂耶爾說過：“無萬貫家財而戀愛是可悲的。”於是只好一點一點地，努力使對歡樂的期望熄滅。我的情況卻相反，物質手段已經具備，然而，就在同時，出於第一個成功的必然後果，至少出於它的偶然後果，歡樂卻消失了。這樣看來，我們的歡樂就該永遠無法實現。當然，一般說來，歡樂的消失並不發生在我們獲得實現歡樂的手段的同一天晚上。最常見的情況是我們繼續努力、繼續抱有希望（在一段時間內），但是幸福永遠不會實現。當外界因素被克服時，天性便將斗爭從外部轉移到內部，逐步使我們變心，使我們期望別的東西，而不再是我們即將占有的東西。如果形勢急轉直下，我們的心尚來不及改變，那麼，天性也絕不放棄對我們的征服，當然它得稍稍推遲，但更為巧妙，同樣見效。於是，在最後一剎那，對幸福的占有從我們身邊被奪走，或者說，由於天性的邪惡詭計，這種占有本身竟毀滅了幸福。當天性在事件和生活的一切領域中失敗時，它便創造最後一種不可能性，即幸福心理的不可能性。幸福現象或是無法實現或是產生最辛酸的心理反應。
我捏著一萬法郎，但它們對我毫無用處。我很快就花光了，比每日給希爾貝特送花還要快。每當暮色降臨，我心中苦悶，在家裡呆不住，便去找我不愛的女人，在她們懷中痛哭。連使希爾貝特高興一下的願望也消失殆盡。如今去希爾貝特家只會使我增加痛苦。頭一天我還認為，重見希爾貝特是世上最美的事，現在我卻認為這遠遠不夠，因為當她不在我身邊時，她使我擔心害怕。一個女人正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通過她給我們帶來的新痛苦而增加她對我們的威力，但同時也增加我們對她的要求。她使我們痛苦，越來越縮小對我們的圍困，增加對我們的枷鎖，但同時也使我們在原先認為萬無一失的枷鎖之外增加了對她的束縛。就在頭一天，如果我不害怕使希爾貝特厭煩，我會要求少數幾次會晤，而現在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會提出其他許多條件，因為，愛情和戰爭相反，你越是被打敗，你提的條件就越苛刻、越嚴厲，如果你還有能力向對方提條件的話。但是我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我首先決定不再去她母親家。我心中仍想：我早已知道希爾貝特不愛我，我如願意可以去看她，如不願意便可逐漸將她忘記。然而，這個想法猶如對某些疾病無效的藥物，它對時時出現在我眼前的那兩條平行線——希爾貝特和那位年輕男子在香榭麗捨大街上慢步遠去——無能為力。這是一種新痛苦，有一天它會耗盡，有一天當這個形象出現在我腦海中時會完全失去它的毒汁，就好比我們擺弄劇毒而毫無危險，就好比我們用少許火藥點煙而不用害怕爆炸。此時，我身上正有另一種力量與有害力量——一再重現希爾貝特在暮色中散步的情景——相搏斗。我的想象力朝相反的方向作有效的的活動，以粉碎記憶力的反復進攻。在這兩股力量中，前一種力量當然繼續向我顯示香榭麗捨大街上的那兩位漫步者，而且還提供取自往日的、另一些令人不快的形象，例如，當希爾貝特的母親要求她留下陪我時她聳肩的形象。但是第二種力量按照我的希望所編織的藍圖，勾畫出未來的圖景，它比起如此狹小而可憐的過去來，更令人高興，更充實。如果說，陰郁不快的希爾貝特在我眼前重現了一分鍾的話，那麼在多少分鍾裡我設想的是將來，她會想辦法和我言歸於好，也許還會促使我們訂婚！當然想象力施展於未來的這種力量，畢竟來自過去。隨著我對希爾貝特聳肩所感到的惱怒逐漸減弱，我對她的魅力的回憶也會減弱，而正是回憶使我盼望她回到我身邊。過去還遠遠沒有死亡。我仍然愛著我自以為憎惡的女人。每當人們誇獎我的發型或氣色時，我總希望她也在場。當時不少人表示願意接待我，我十分不快，一概拒絕，甚至在家中引起爭吵，因為我不肯陪父親出席一個正式宴會，而那裡有邦當夫婦及他們的侄女阿爾貝蒂娜——幾乎還是個孩子。我們生活中的不同時期就是這樣相互重疊的。你為了今天所愛的、而有一天會認為可有可無的東西，而輕蔑地拒絕去會見你今天認為可有可無，而明天將愛上的東西。如果你答應去看它，那麼你也許會早些愛上它，它會縮短你目前的痛苦，當然，用另一些痛苦取而代之。我的痛苦在不斷變化。我驚奇地發現，在我心中，今天是這種感情，明天又是那種感情，而它們往往和希爾貝特所引起的希望或恐懼有關。這裡指的是我身上的希爾貝特。我本該告誡自己，另一個希爾貝特，真正的希爾貝特，也許與這個希爾貝特截然不同，她根本沒有我所賦予她的惋惜之情，她大概很少想到我，不僅比我對她的思念要少很多，而且比我臆想中她對我的思念也要少得多（我想象和希爾貝特幽會，探尋她對我的真實感情，幻想她思念我，一直鍾情於我）。
在這種時期，悲傷雖然日益減弱，但仍然存在，一種悲傷來自對某人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另一種來自某些回憶，對某一句惡意的話、對來信中某個動詞的回憶。其他形形色色的悲傷，留到下文的愛情中再作描寫，在此只聲明在上述兩種悲傷中，第二種比第一種殘酷許多倍，這是因為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始終活在我們心中，它戴上我們立即歸還的光環而無比美麗，它充滿頻繁產生的甜蜜希望，或者（至少）永久的寧靜憂傷（還應該指出，使我們痛苦的某人的形象，與它所引起的日益嚴重、不斷延伸、難以治愈的愛情憂傷極不相稱，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因與連續發燒及緩慢痊愈極不相稱一樣）。如果說我們對所愛的人的概念蒙上了往往樂觀的精神反光的話，那麼，對具體細節的回憶，惡言，充滿敵意的信（我從希爾貝特那裡只收到一封這樣的信）卻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說我們所愛的人恰恰活在這些零散片斷之中，而且具有比在我們對她的整體概念中更為強大的威力。這是因為我們讀信時，一目十行，懷著對意外不幸的可怕焦慮，而並非像凝視我們所愛的人那樣懷著寧靜而憂郁的惋惜。這種悲傷是以另一種方式形成的，它來自外部，沿著最深沉的痛苦這條路一直深入我們的心靈。我們以為女友的形象是古老的、真實的，其實這形象一再被我們更新，而殘酷的回憶卻早於這個更新的形象。它屬於另一個時期，是極端可怕的過去的見證人（少有的見證人）。過去仍然存在，但我們除外，因為我們喜歡抹掉它而代之以美好的黃金時代，代之以重歸於好的天堂，而這些回憶，這些信件卻將我們拉回到現實，對我們迎頭痛擊，使我們感到我們日夜等待的那種毫無根據的希望離現實多麼遙遠。這並不是說這個現實應該永遠不變（雖然有時的確不變），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過許多女人，我們從不希望與她們相見，而她們當然以沉默來回答我們決非敵意的沉默。既然我們不愛她們，我們便不算計與她們分離了多少年頭，這是個反例，但當我們論證分離的效果時卻忽略了它，好比相信預感的人忽略預感落空的實例一樣。
然而，分離畢竟可以起作用。重新相見的欲望和興趣最終會在此刻蔑視我們的心中重新燃起。但是需要時間，而我們對時間的要求與心對變化的要求同樣苛刻。首先，時間是我們極不願意給予的東西，因為我們急於結束如此沉重的痛苦。其次，另一顆心需要時間來完成變化，但與此同時，我們的心也會利用時間來進行變化，以致當我們原定的目標即將實現時，它卻不再是目標了。目標是可以達到的，幸福是最終可以獲得的（當它已不再是幸福時），這個想法本身只包含一部分真理。當我們對幸福變得冷漠時，它降臨在我們身上。正是這種冷漠使我們變得不大苛求，使我們認為它如果出現在往日會使我們心滿意足（其實當時我們會覺得這幸福並不圓滿）。人們對於漠不關心的事不太苛求，也缺乏判斷。我們所不再愛戀的人對我們所表示的殷勤，與我們的冷漠相比，似乎綽綽有余，但對我們的愛情而言，卻遠遠不足。甜言蜜語和幽會使我們想到的只是它可能帶來的樂趣，我們忘記了當初我們會希望其他一系列的情侶幽會，而正由於這種貪婪的渴望我們會使幽會無法實現。因此，當幸福姍姍來遲、我們再無法享受它，我們不再愛戀時，這個遲到的幸福是否是我們從前苦苦期待的幸福呢？只有一個人知道，當時的我，但它又不復存在，而且，只要它再出現，幸福——無論相同或不相同——便煙消雲散。
我等待夢想——我將不再依戀它——的實現，我像當初不太認識希爾貝特時一樣任意臆想她的話語和信，她請求我寬恕，她承認除我以外從未愛過任何人，並且要求嫁給我，由於這些想象，一系列不斷更新的溫柔形象終於在我思想中占據很大地盤，壓倒了希爾貝特和青年男子的幻象，因為幻象缺乏補給。要不是做了一個夢，此刻我會再次拜訪斯萬夫人。我夢見一位朋友，究竟是誰難以確定，他對我背信棄義，並且認為我對他也無情無義，這個夢使我痛苦得猝然驚醒，醒來後痛苦未減，於是我重新想這位朋友，試圖回憶這位夢中人是誰，他的西班牙名字已經朦朧不清，我開始釋夢，仿佛既是約瑟又是古埃及法老１。我知道在許多夢中，人物的外表是不足信的，因為他們可以偽裝，可以交換面孔，正好比無知的考古學者在修復大教堂中被損毀的聖像時，將此像的腦袋放在彼像的身軀上，而且使特性與名稱混淆不清，因此，夢中人的特性與姓名可能使我們上當。我們只能根據痛苦的劇烈程度來認出我們所愛的人，而我的痛苦告訴我，夢中使我痛苦的那位忘恩負義的青年男子正是希爾貝特。於是我回憶起最後一次相見的情景。那天她母親不許她去看舞蹈，她一面古怪地微笑，一面說她不相信我對她真心誠意，她這話也許出自真心，也許是瞎編的。這個回憶使我又聯想起另一個回憶。在那以前很久，斯萬不相信我是誠懇的人，不相信我能成為希爾貝特的良友。我給他寫信也無濟於事，希爾貝特將信交還給我，臉上露出同樣的難以捉摸的微笑。她並沒有立即把信給我。月桂樹叢後面的那整個場面，我記憶猶新。一個人痛苦時就具有了道德感。希爾貝特此刻對我的反感似乎是生活對我那天行為的懲罰。懲罰，人們以為在穿過馬路時留心車輛，避免危險，就能逃過懲罰。其實還有來自內部的懲罰。事故來自未曾預料的方面，來自內部，來自心靈。我厭惡希爾貝特的話“你要是願意，咱們就繼續搏斗吧”，我想象她和陪她在香榭麗捨大街散步的青年男子單獨呆在家中的內衣間時，大概也是這樣。前一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安安穩穩地棲息在幸福之中，如今我放棄了幸福，又以為我至少獲得了平靜，並能保持下去，這都同樣地荒謬，因為，只要我們心中永遠藏著另一個人的形象，那麼，隨時會被摧毀的不僅僅是幸福。當幸福消逝，當我們的痛苦得到平息時，此刻的平靜與先前的幸福一樣具有欺騙性，並且脆弱不堪。我終於恢復平靜，那借助夢境而進入我們身上的，改變我們的精神和欲望的東西也必然逐漸消失，因為任何事物，甚至包括痛苦，也不能持久和永恆。此外，為愛情而痛苦的人，像某些病人一樣，是自己的醫生。既然他們只能從使他們痛苦的人那裡得到安慰，而這痛苦又是那人的揮發物，那麼，他們最終只能從痛苦中求得解脫。時刻一到，痛苦本身會向他們揭示良方，因為，隨著他們的心靈將痛苦來回擺弄，痛苦便顯示出那位被思念者的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有時如此可憎，以致人們甚至不願再見到她，因為在與她歡聚以前先得使她痛苦；這個側面有時又如此可愛，以致人們將臆想的溫柔變作她的優點並以此作為希望的根據。在我身上重新蘇醒的痛苦終於平息下來，但我願意盡量少拜訪斯萬夫人。這首先是因為，在仍然愛戀但遭遺棄的人身上，作為生活支柱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自然而然地發生感情變化，盡管表面上一切如初，但第一種情緒已經為第二種相反的情緒所取代。第一種情緒是使我們惶惑不安的痛苦事件的後果或者反映。此時我們恐懼地等待可能發生的事，尤其是當從我們所愛的人那裡沒有傳來任何新信息，我們更渴望有所行動，但我們不知道某個辦法的成功率是多少，而在那個辦法以後我們再不可能有所作為。然而，正如剛才所說的，等待雖然在繼續，但很快便不再被我們所經歷的過去的回憶所左右，而是對想象中的未來充滿希望。自此刻起，等待幾乎成為愉快的事。何況，第一種等待，稍稍持續以後，也使我們習慣於生活在期望之中。我在最後幾次幽會中所感到的痛苦仍然存在於我們身上，但已昏昏欲睡。我們並不急於重溫痛苦，何況我們並不太清楚此刻我們要求的是什麼。我們在自己所愛的女人身上所占的地盤越多，（哪怕稍稍多一點），我們就越覺得未被占領的部分對我們多麼重要，而且它永遠是不可得的，因為新的滿足產生了新的需要——
１指聖經《創世記》中法老做了兩個夢及聖約瑟釋夢這段故事。
後來，除了上述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完全停止對斯萬夫人的訪問。這個後來出現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忘記了希爾貝特，而是我試圖盡快忘記她。我的巨大痛苦結束了，但仍然憂傷，這時，對斯萬夫人的拜訪又如當初那樣成為珍貴的鎮靜劑和消遣。但是既然對希爾貝特的回憶與這些拜訪緊密相連，鎮靜劑的效應無助於我散心。要想散心，我就必須激勵自己身上與希爾貝特毫無關聯的思想、興趣和熱情以與我的感情（由於和希爾貝特的分離而不再與日俱增）相抗衡。這種與我們所愛的人毫無關聯的思緒會占據地盤，它雖然最初很小，但也是從原先占領我們整個心靈的愛情那裡奪取過來的。我們必須發展這些思緒，使之壯大，與此同時，感情不斷衰退，僅僅成為回憶，這樣一來，進入我們精神中的新因素與感情展開爭奪，奪得的地盤越來越大，最後整個心靈被奪了過來。我意識到這是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我還年輕，有勇氣這樣做，有勇氣承受最殘酷的痛苦，我相信不論付出多大的時間代價，我最終會成功。我在信中對希爾貝特說，我之所以不見她，是由於我們之間的某個神秘的誤會，純粹是莫須有的誤會，我這樣說是希望希爾貝特要求我解釋清楚。然而，即使在極其一般的交往中，當讀信人知道對方故意用一句隱晦、虛假、指責的話作為試探時，他高興地感到自己掌握——而且保留——行動的控制權和主動權，他決不會要求對方解釋。在親密關系中更是如此，愛情口若懸河，而冷漠缺乏好奇心。希爾貝特既然不懷疑有誤會，也不打聽是什麼誤會，那麼，對我來說，誤會便成為真實的，我每封信都提到它。這種虛假的處境和矯飾的冷漠，具有一種魔力，使你不能自拔。我寫道：“自從我們的心分開以後”，好讓希爾貝特回信說：“可它們並未分開呀，咱們談談吧。”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最終我自己也相信我們的心確實分開了。我寫道：“對我們來說，生活改變了，但它抹殺不了我們曾經有過的感情。”為的是讓她說：“可什麼也沒有改變呀，這感情比任何時候都強烈。”然而，在再三重復下，我也認為生活確實改變了，我們所回憶的感情不復存在，正好比神經過敏者假裝生病，久而久之，真正成為病人，如今我每次給希爾貝特寫信，都必然提到這個臆想的變化，她在回信中只字不提，無異於默認，於是變化便存在於我們之間。後來希爾貝特不再保持沉默，而采納我的觀點，就好比在正式祝詞中，受款待的國家元首和東道國的國家元首幾乎說同樣的話。每次我在信中寫道：“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但我們對相聚時光的回憶卻永存於心。”她肯定在回信中說：“生活縱然將我們分開，卻無法使我們忘記那美好時光，它將永遠是珍貴的。”（我們很難說明為什麼“生活”使我們分開，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的痛苦減輕了許多。然而有一天，我在信中說香榭麗捨大街那位我們所熟悉的賣麥芽糖的老婦人死了，我寫道：“我想這會使你難過，它喚醒我許多回憶。”剛一寫完，我便淚如雨下，因為我發現我談到愛情時用的是過去時，仿佛它是一位幾乎被遺忘的死者，其實，我不自覺地始終認為這愛情仍然活著，至少可以復活。不願相見的朋友之間的書信最溫柔動人。希爾貝特的信象我給陌生人的信一樣，溫柔文雅，充滿表面上的熱情，但對我來說，從她那裡得到這種表示已極其甜蜜。
此外，逐漸地，拒絕和她見面不再使我難過。既然她不再像往日那般珍貴，我那痛苦的回憶在不停的再現中失去了威力，無法摧毀佛羅倫薩和威尼斯在我眼前日益增長的魅力。此刻我後悔放棄外交職業而選擇了一種定居的生活，當初這樣做是為了一位姑娘，但我將再也見不到她，並且幾乎忘了她。我們為某人而設計我們的生活，但是，當我們終於能夠在其中接待她時，她卻不來，接著她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而我們成為為她建造的生活中的囚徒。我父母似乎認為威尼斯太遠，氣候也太熱（對我而言），去巴爾貝克可避免旅途勞頓，因此切實可行。不過如此必須離開巴黎，放棄對斯萬夫人的拜訪。這些拜訪雖然並不頻繁，但我偶爾可以聽斯萬夫人談起女兒。我開始從中感到某種樂趣，而它與希爾貝特毫不相干。
春天臨近，天氣驟然變冷。在冰凍的大齋期和冷雨夾雪的復活節前一周，斯萬夫人怕冷，便常常裹在皮裘裡接待客人，雙手和雙肩抖瑟地縮在碩大的長方形手籠和潔白發亮的皮毛披肩下。手籠和披肩都是白鼬皮的，她從外面回來並不將它們摘下，因此，它們仿佛是比其他白雪更為持久的殘留冬雪，無論是熱的爐火還是季節的轉換都未能使它們融化。然而，在這間我後來不再光顧的客廳裡，這幾個雖然冰冷但已經綻開鮮花的星期的全部真理已在我眼前顯露，而它通過的是另一種令人醉倒的白色，例如“雪球花”——它那高高的、赤裸的莖干象拉斐爾前派畫家１作品中的直線型小灌木，莖干頂端是既分瓣又合攏的球形花，它象報信天使一樣潔白無瑕，並向四周散發檸檬的芳香。當松維爾城堡的這位女主人知道，在四月份，即使天寒地凍，也不可能沒有鮮花，她知道春夏秋冬決不像城裡人所想象的那樣涇渭分明（城裡人直到初夏時還仍然以為世上只有將房屋淋得透濕的淫雨）。斯萬夫人是否只滿足於貢布雷的花匠送來的這些花，而不從“特約”花店買來地中海岸的早春花以彌補這尚嫌不足的春之呼喚呢，我不敢肯定，何況當時我根本不在意。在斯萬夫人手籠的晶冰旁，擺著那些雪球花（在女主人思想中，它們可能只是按照貝戈特的建議而組成一部與擺設和服飾相協調的《白色大調交響樂》２），這就足以使我思念鄉村，因為它們使我想到《帕西法爾》３中《耶穌受難節的魔力》的音樂其實就是大自然的奇跡的象征（而如果我們稍稍理智一些，每年都可以親眼目睹奇跡），因為它們夾雜著另一種花朵的酸酸的、令人心醉的芳香，我不知道那種花的名字，但我在貢布雷散步時頻頻停下來欣賞，因此，斯萬夫人的客廳像當松維爾的小斜坡地那樣純淨、那樣花滿枝頭（雖無一片綠葉）、那樣充溢著濃郁而純正的芳香——
１此派繪畫藐視約定俗成的規則，其風景畫中常有開滿白花的灌木。
２法國詩人戈蒂埃（1811—1872）的一首詩。
３瓦格納的歌劇，此處指最後部分。
然而我不該回憶往事，它很可能使我身上殘存的對希爾貝特的愛情持久不滅。因此，盡管這些拜訪不再使我感到任何痛苦，我還是一再減少拜訪的次數，盡量少見斯萬夫人。在我未離開巴黎以前，我最多答應和她散步幾次。陽光明媚的日子終於到來，天氣轉暖。我知道斯萬夫人在午飯前必出門一個小時，在林園大道，星形廣場及當時稱作“窮光蛋俱樂部”（因為他們總是聚在那裡觀看他們聽說過的有錢人）附近散步，因此我請求父母允許我在星期日——因為平時我有事——晚一點吃午飯，先去散步到一點一刻時再吃飯。五月份希爾貝特去鄉間友人家了，所以每星期日我都去散步。快到正午時我來到凱旋門，我在林園大道路口等待，眼睛緊盯著斯萬夫人即將出現的那條小街，她的家離街口只有幾米遠。在這個鍾點，散步者大都回家了，剩下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多半衣著入時。突然，在沙土小徑上出現了斯萬夫人，她姍姍來遲、不慌不忙，充滿了生機，仿佛是只在正午開放的最美麗的花朵。她的衣裳向四周灑開，它們永遠是不同的顏色，但我記得主要是淡紫色，她全身光耀照人，接著她舉起長長的傘柄，撐開一把大陽傘的絲綢傘面，絲綢的顏色和衣服上的落花一樣。整整一班人馬簇擁著她，其中有斯萬，還有五六位早上去探望她或與她相遇的俱樂部的男子。他們這一堆灰色或黑色的人順從地做著幾乎機械性動作，像無生命的框架將奧黛特圍在中央。你覺得這個唯一的、目光炯炯有神的女人在注視前方，越過這堆男人而注視前方，她仿佛站在窗前凝神遠眺，在自己那裸露的柔和色彩中顯得纖弱而無畏懼，她似乎屬於另一個種族、陌生的種族，具有戰爭威力，因此她一個人就足以應付那眾多的隨從。她微笑著，對美好的天氣，對尚未妨礙她的陽光感到滿意，象完成作品以後再無一絲顧慮的創作者一樣安祥而自信，她確信自己的裝束——即使不為某些過路的庸人所欣賞——是高雅中之最高雅的，這是為了她自己，也是為了朋友，當然，她並不過分重視，但也不是無動於衷。她讓胸衣和裙子上的小花結在她身前輕輕飄舞，仿佛這是些小生靈，只要它們能跟上她的步伐，她便慷慨地聽任它們按自己的節奏盡情嬉戲。她出現時手中的陽傘往往還未撐開，她朝這把淡紫色的陽傘投去幸福和溫柔的目光，仿佛這是一束帕爾瑪紫羅蘭，這目光如此溫柔，即使當它不是投向一位朋友，而是投向無生物的物體時，似乎也洋溢著微笑。就這樣，她為自己的衣裳保留了，或者說占據了一片高雅的空間，而與她親熱交談的男人們也不得不尊重這片空間，當然他們象門外漢那樣顯出某種程度的敬畏，自愧不如，承認這位女友有能力和權利決定自己的衣著，正如承認病人有能力和權利決定吃什麼特效藥，母親有能力和權利決定如何教育子女一樣。斯萬夫人在這麼晚的鍾點出現，又被那批奉承者簇擁（他們對行人視而不見），人們不免聯想到她的住所——她剛剛在那裡度過漫長的上午，並即將回去進餐。她從容安詳地走著，仿佛在自家花園中散步，這似乎表明她的家近在咫尺，也可以說她身上攜帶著住所內室的清涼陰影，而正是由於這一切，她的到來使我感覺到戶外的空氣和熱度。再說，我深信，她的衣著，按照她所擅長的禮儀，通過一根必然的、獨一無二的紐帶，與季節和鍾點緊緊相連，因此，她那柔軟草帽上的花朵，在裙衣上的小花結，象花園和田野的鮮花一樣，自然而然地誕生在五月。為了感受季節帶來的新的變化，我的眼光只需抬到她那把陽傘的高度，它張著大大地，仿佛是另一個更近的天空，圓圓的、仁慈的、活動的、藍色的天空。如果說這些禮儀是至高無上的話，它們卻在清晨、春天、陽光前屈尊俯就，並以此為榮（斯萬夫人也以此為榮），而清晨、春天、陽光卻並不因為受到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睞而感激涕零。她為它們穿上一件鮮艷輕薄的裙衣，寬松的衣領和衣袖使我想到微微發濕的頸部和手腕，總之，她為它們打扮自己，就好比一位高貴夫人愉快地答應去拜訪鄉村人家，雖然誰都認識她，連最卑俗的人也認識她，她卻執意在這一天作村姑打扮。我等斯萬夫人一到便向他問好，她讓我站住，微笑著說：“goodmorning”（早上好）。我們一同走了幾步。於是我明白她遵守衣著法規是為了自己，仿佛遵守的是最高智慧（而她是掌握這種智慧的大祭司），因為，當她覺得太熱時，便將扣著的外衣敞開，或者干脆脫下來交給我，於是我在她的襯衣上發現了上千條縫鈕制作的細節，它們幸運地未曾被人覺察，就好比作曲家精心構思而永遠不能達到公眾耳中的樂隊樂譜一樣。她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衣也露出衣袖中的某些精美飾件，我出於樂趣或者出於殷勤而久久地注視它，它和衣服正面一樣做工精細，但往往不被人看見，它或者是一條色彩艷麗的帶子，或者是一片淡紫色襯緞，它們就象是大都堂中離地八十英尺高處的欄桿內側所暗藏的哥德式雕塑一樣，它們可以和大門廊上的浮雕比美，但是從來沒有人見到它們，直到一位藝術家偶然出游到此，登上教堂頂端以俯瞰全村，才在半空中，在兩個塔樓之間發現了它們。
斯萬夫人在林園大道上散步仿佛在自家花園的小徑上散步，人們——他們不知她有“footing”的習慣——之所以有這種印象是因為她是走著來的，後面沒有跟著馬車。因為從五月份起，人們經常看見她象女神一樣嬌弱無力而雍容高貴地端坐在有八條彈簧的寬大的敞篷馬車裡在溫暖空氣中駛過。她的馬是巴黎最健美的，僕役的制服也是巴黎最講究的。而此刻，斯萬夫人卻以步代車，而且由於天熱步履緩慢，因此看上去似乎出於好奇心，想優雅地藐視禮儀規矩，就好比出席盛大晚會的君主自作主張地突然從包廂來到普通觀眾的休息室，隨從們既贊歎又駭然，但不敢提出任何異議。斯萬夫人和群眾的關系也是這樣。群眾感到在他們之間隔著這種由某種財富築成的壁壘，而它似乎是無法逾越的。當然，聖日耳曼區也有它的壁壘，但是對“窮光蛋”的眼睛和想象力卻不大富有刺激性。那裡的貴婦人樸實無華，與普通市民相似，平易近人，不象斯萬夫人那樣使“窮光蛋”自慚形穢，甚至自感一錢不值。當然斯萬夫人這樣的女人不會對自己那充滿珠光寶氣的生活感到驚奇，她們甚至不再覺察，因為已經習以為常，也就是說她們認為這一切理所當然、合情合理，並且以這種奢侈習慣作為判斷他人的標准，因此，如果說這種女人（既然她們在本人身上所顯示的並在他人身上所發現的崇高，具有純粹的物質性，因而容易被人看見，但需很長時間才能被獲取，並且萬一消失難以補償）將路人置於最低賤的地位，那麼反過來，她在路人眼前一出現便立刻不容辯駁地顯得至高無上。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當時包括與貴族女人交往的伊斯拉埃爾夫人以及將要與貴族女人交往的斯萬夫人，這個中間階層低於它所奉承的聖日耳曼區，卻高於除聖日耳曼區以外的其他一切。這個階層的特點在於它已脫離富人社會，但卻是財富的象征，而這種財富變得柔軟，服從於一種藝術目的，藝術思想，好比是具有可塑性的、刻著詩意圖案的、會微笑的金幣。這個階層如今可能不復存在，至少失去了原有的性格和魅力。何況當時組成這個階層的女士們已人老珠黃，失去了舊日統治的先決條件。言歸正傳，此刻斯萬夫人正走在林園大道上，雍容莊重、滿臉微笑、和藹可親，仿佛從她那高貴財富的頂端，她那芳香撲鼻的成熟夏季的光榮之巔走下來，象伊帕蒂阿１一樣看到天體在她緩慢的步履下旋轉。過路的年輕人也不安地瞧著她，不知能否憑泛泛之交而向她問好（何況他們和斯萬僅一面之交，所以怕他認不出他們來）。他們抱著不知後果如何的忐忑心情決定一試，誰知這具有挑釁性和褻瀆性的冒失舉動是否會損傷那個階層不可觸犯的至高權威，從而招來滔天大禍或者神靈的懲罰呢！然而，這個舉動好比給座鍾上了發條，引起奧黛特四周那些小人們一連貫的答禮，首先是斯萬，他舉起鑲著綠皮的大禮帽，笑容可掬，這笑容是他從聖日耳曼區學來的，但已失去往日所可能有的冷漠，取而代之的（也許因為他在某種程度上充滿了奧黛特的偏見）既是厭煩——他得向衣冠不整的人答禮，又是滿意——妻子的交游如此廣泛。這種復雜的感情使他對身旁衣冠楚楚的朋友說：“又是一位！我發誓，真不知道奧黛特從哪裡弄來這麼多人人！”她朝那位惶恐不安的行人點點頭，現在他已經走遠了，但心髒仍然突突直跳。接著她轉臉對我說：“這麼說，結束了？您永遠不再來看希爾貝特了？您對我另眼看待，我很高興，您不完全‘drop’（丟棄）我。我很喜歡看見您。從前我也喜歡您對我女兒產生的影響。我想她也會很遺憾的。總之，我不願強人所難，否則您就不願意再和我見面了。”“奧黛特，薩岡在向你打招呼。”斯萬提醒妻子說。果然，親王（仿佛在戲劇或馬戲的高潮場面中，或者在古畫中）正撥轉馬頭，對著奧黛特摘下帽子深深致意，這個舉動富有戲劇性，也可以說富有象征性，它表達了這位大貴人在女人面前畢恭畢敬的騎士風度，哪怕這位女性的代表是他的母親和姊妹所不屑於交往的女人。斯萬夫人浸沉在陽傘所投下的如流體一般透明又蒙上一層清亮光澤的陰影中，遲遲歸來的最後一批騎手認出了她，並向她致意。他們在大道的耀眼陽光下飛馳而過，就象在攝影機前一樣。這是賽馬俱樂部的成員，是公眾熟知的人物——安托萬-德-卡斯特蘭、阿達貝爾-德-蒙莫朗西以及其他許多人——也是斯萬夫人熟悉的朋友。既然對詩意感覺的回憶比對心靈痛苦的回憶壽命更長（相對地長壽），我當初為希爾貝特所感到的憂傷如今早已消逝。但每當我仿佛在日規上看到五月份從中午十二點一刻到一點鍾這段時間時，我仍然心情愉快，斯萬夫人站定在宛如紫籐綠廊的陽傘下，站在斑駁光影中與我談話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
１伊帕蒂阿，公元四世紀希臘女哲學家及數學家，以美貌博學著稱。此處指法國一詩人關於她的詩句：“……天體仍在她那白色的腳下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