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鄭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參機務，隆慶
元年（1567）辭官。三年再起，以內閣大 學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輔。六年六月去職。高拱是明中葉有才幹
的政治家之 一。
入閣參政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高老莊。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間舉人，官
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
等，至光祿寺少卿。高拱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
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嘉靖
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三十一年（1552）裕王（後來的穆宗）開邸受
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論序
當立裕王，而世宗似矚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
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於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
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於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熏灼，絲毫得
罪不得，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
僚時的傲態，嚴嵩聽了不僅不怪罪，反而為之破顏。在嚴嵩、徐階相與推薦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
拱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於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裡，高拱講授經
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係。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
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翌年
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係，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
目相看、趨之若鶩，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高拱升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他數
次主或副主會試，所撰科舉示範文章頗見稱道。但一次在進題中「以字嫌忤上意」，幾乎有所行遣。徐階
出面辯解，才使事懈。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確立。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
寵，得賜飛魚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高拱相貌瑰奇，為人豪爽有才略，又頗自許。甫入閣，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
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
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說：「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
（樸）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李春芳雖早入閣，但對徐階向來十分恭謹，「側行傴僂若屬
吏」。郭璞與高拱同時新入閣，且都由徐階薦舉，似應對階更為謙卑。拱卻言直如此，徐階「拂然不
樂」。高拱與郭璞又同為河南鄉曲，「兩人相與歡甚」，徐階知後也不悅，因此芥蒂漸結。未幾，吏科給
事中胡應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過半百膝下無子焦慮萬分，遂將家移至西華門附近，直廬時常偷偷回家與妻妾團圓。一次聽說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廬內的書籍、器物等盡行取出。胡應嘉因此奏
劾：「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
乃為歸計，此何心也」。高拱大懼，幸世宗病篤，未加深責。但高拱以胡應嘉為徐階鄉人，其奏劾又是徐
階擬旨報世宗的，故疑胡應嘉受徐階指使，增添了對徐階的不滿和怨恨。
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階與自己的門生、剛充當裕王府講官的張居正密草遺詔，卻不與同
列謀議。詔下，高拱、郭璞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卻對遺詔渾然不知，因而與徐階構怨
更深。穆宗即位後，徐階以碩德元老仍居首輔位，旋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心不能平，在論登極、賞軍
事、去留大臣是否請上裁決等問題上，數與徐階抗爭，矛盾日趨表面化。隆慶元年正月，胡應嘉謫外，言
路認為出於高拱指，於是群起交章攻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奏劾尤力，將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請徐階
擬旨責杖奏劾者，徐階不應。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階屈於皇帝的意思，也擬旨慰留，但絕無譴責
言官，高拱越發生氣，一次公開在閣中與徐階舌戰。高拱攻擊說：「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
甫晏駕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結言路而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詰問之勢洶洶。徐階徐徐辯答曰：「夫
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他又說，我並非是
背叛先帝，以遺詔讓先帝自責是為先帝收人心……。至於齋詞一事，徐階坦認「因我罪」。但他反問高
拱：「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否？』此札今尚在！」高拱
頓時「頰赤語塞」，打了個敗仗。但高拱並不甘心，他以徐階子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事攻訐徐階，並
授意門生齊康劾徐階。徐階疏辯乞休。當時徐階正因遺詔復起世宗時被謫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
的感恩擁戴，權勢灼熱，故言路交章請留徐階，還集體去徐階第敦勸視事，另外極論齊康、高拱罪狀，甚
至群集闕下，吐唾辱罵齊康、高拱。三月之內論劾高拱的奏疏竟多達三十餘份，高拱不自安，連疏十二，
稱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銜回鄉養疾，遣行人護送。齊康則坐黜
外調，郭璞不久也乞歸回裡。
重為首輔
隆慶二年（156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鬱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佈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瞭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只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面。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制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志爵裡姓氏」，每月彙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佔七成，制科僅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陞官吏，只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塚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閒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制定和採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制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復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影視劇中的高拱形象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面。兵部歷來只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瞭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系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准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歷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陞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1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佈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准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隆慶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准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洩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谷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專橫招議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中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子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中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復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只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徐階致仕後，在鄉里大治產業，還聽任子弟橫行鄉里，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里開舖店於京師，縱其子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復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松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子弟，「階三子皆就系，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中，只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同時又接連給蘇松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子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面，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面，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松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
逐歸田里
隆慶六年（1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只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子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中貴力量圖事。 高拱著 《病榻遺言》四卷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札，一給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沖，馮保倚仗太后勢，挾持幼帝。高拱欲懲中官專政，上言五事，請詘司禮監權，還之內閣，又唆門下言路疏劾馮保。高拱想與張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迅即密報馮知。馮保遊說太后及幼帝前，誣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廢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國公爵等等。馮保又買通兩宮近侍，復言之，「皇后與貴妃皆愕然」，便決議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切責高拱擅權無君，數其罪而逐之，即日歸田里。高拱原滿以為宣詔必是逐馮保無疑，及詔宣逐己，拱不啻為晴天霹靂，「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張居正從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車即路，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戶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不料馮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知有誣，力救之，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回故鄉湖北江陵葬父，路過高拱的故里，專程探望高拱。兩人相見掩面而泣，感慨不已。萬曆六年（1578）十二月高拱卒於家，終年六十六週歲。葬於縣城北郊今閣老墳村，高拱家屬以恤典請，只因馮保當權，止許以半葬。謚文襄。待張居正死後，因為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清算。二十多年後，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復原官。萬曆三十年，詔贈高拱為太師。著有《高文襄公集》。[1]
才學著作
高拱素好讀書，為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文襄公文集》。
人物評價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