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婚過後，照樣要上朝，我把這稱為上班。
雖然我是皇上，依然是個上班族，只是在為百姓打工而已。
八點半上早朝，如果有重大事情，可能會一直商議到晚上。
春節、元宵、清明、端午、重陽、中秋、除夕，是法定假期，普天同慶，我也可以放鬆一下。至於星期六和星期日，是不可能放假的。什麼？雙休！原來你還沒睡醒啊。
什麼有事准奏，無事退朝，那是廢話，扯淡而已。天下這麼大，哪裡會沒有事？光是批閱奏折，就夠你忙活的。因此，成立一個以皇帝為核心的領導班子，至關重要。
天下就像一個大的容器，百姓就像貯存在裡面的財富。
容器太大，一個人就管理不了；財富太多、太貴重，一個人就難以守護。
所以帝王要真正統治天下，就不能只靠個人的力量，而需要和其他人共理政事，同守政權。
譬如唐太宗李世民，上台之後，將秦王府高參房玄齡、杜如晦任命為左右僕射，執掌樞機。
房玄齡長於出謀劃策，杜如晦則在關鍵時刻善於作出決斷，兩人配合默契，形成後世譽為的『房謀杜斷』的絕妙搭配。
唐太宗還起用精通兵法的李靖為兵部尚書，魏征為秘書監，參與朝政，王珪、韋挺等原東宮舊屬，也被任命為諫議大夫，讓他們在朝中議事，對朝廷大事發表意見。
還有侯君集、溫彥博、戴胄、馬周等人，都為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做過傑出的貢獻。
如果有一個對皇帝忠心耿耿的領導班子，就算皇帝時不時偷懶，國家還是照樣運轉得好好的；相反，如果不組建一個出色的管理團隊，就算皇帝再怎麼努力，也是個累死累活的命。
尤其是開國皇帝，辛辛苦苦的打下江山，後半輩子還要累個半死，這樣的皇帝又有什麼意思？
貌似朱元璋就是個這樣的主，堪稱皇帝之中的勞動模範。
我是絕對不會學朱元璋的，典型的工作狂，沒什麼意思。
我記得，唐太宗曾經說過，福禍無門，只是人自身的言行招來的。想要翻悔過去的錯失已經不可能，只有謹慎行事，預防禍亂發生於未來。
選擇最賢明的君王效仿，其結果是你自己只能達到中等德行君王的水平。
選擇中等德行的君王效仿，其結果是你自己必定達不到中等君王的水平。
唐太宗是高級管理人才（很多學者稱他為成熟的軍事家和頭腦清醒的政治家），朱元璋是勞動模範，我學不了唐太宗，也不可能像朱元璋那麼勤奮。
但是，我總不能學正德（明武宗朱厚照）那樣，養著一群小人，每次出遊都弄得雞飛狗走，大伙都不得安生。
正德不是個壞人，只是太有個性，而且縱容小人，養虎為患，算不得英明。
當皇帝的，不論是明主還是昏君，都想叫百姓做良民、順民，可是在老百姓眼裡，皇帝又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可以捧你起來，也可以把你摔死。
別以為你是皇帝，就沒人敢反你。不必到人吃人的地步，幾個災荒之年沒處理好，恐怕就有人帶頭鬧事。有些是惟恐天下不亂，有些是被逼出來的。
西晉的晉惠帝司馬衷，是一個白癡皇帝，國家政事他一件也管不了，倒是經常鬧出一些笑話。
有一次，他帶了一批太監，在御花園裡玩。
那是初夏季節，池塘邊的草叢間，響起一片蛤蟆的叫聲。
晉惠帝呆頭呆腦的問身邊的太監：「這些小東西叫，是為官家，還是為私人呢？」
太監們面面相覷，不知該怎樣回答。有個比較機靈的太監，一本正經的道：「在官地裡的為官家，在私地裡的為私家。」惠帝似懂非懂的點點頭。
有一年，各地鬧饑荒。地方的官員把災情上報朝廷，說災區的老百姓餓死的很多。
這件事給晉惠帝知道了，就問大臣：「好端端的人，怎麼會餓死？」
大臣回奏：「當地鬧災荒，沒糧食吃。」
惠帝忽然靈機一動：「為什麼不叫他們多吃點肉粥呢？」
大臣們聽了，個個目瞪口呆。
西晉出了這樣一個白癡皇帝，周圍的一群野心家，自然就蠢蠢欲動了。
讓這種人治理國家，能不天下大亂麼？
『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
有了功勞，君臣謙讓，這種美德會無形中影響老百姓的行動，老百姓卻不明白其中的奧妙。
古代的帝王任用群臣，不必有那麼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歷史上的三皇，伏羲、女媧、神農，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佈四海，所以老百姓不知該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
這就是榜樣的力量。神、聖二字經常一起使用，因為聖人真不是人當的，要上升到神的級別。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曆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黃帝。
顓頊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曆法，崇拜山川之神，並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的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
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塋的鬼魂，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
帝嚳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曆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的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顯得道德高尚。
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像神明一樣微妙，人民像葵花向日般的追隨他，像禾苗企盼雲雨一樣仰望他，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
虞舜為領袖時，多麼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麼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暴露，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後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
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像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些就是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麼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
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
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
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盪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
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
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
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國的就是秦。
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現在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怎樣治理國家，應該組建一個怎樣的領導班子。
一個真正做大的老闆，是不會事必躬親的，通常會宏觀的考慮問題。我希望能達到這個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