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國有良港京城，特產高麗參絲綢陶瓷器絲織品，大宗貨物總要尋找貿易地，而離京城最便利的貿易港無非杭州泉州和長崎。長崎是倭寇之地，小倭寇島上連年征戰，消費能力著實不行，雖然垂誕朝鮮國的絲綢和人參，卻是以搶居多。朝鮮同樣面臨嚴重的倭患，也為抗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相對於惡劣的倭人，朝鮮國的另一個鄰居，一個強大卻溫和得多的大明國，自然成為朝鮮貿易公關的重點。
但大明雖然對小國朝鮮採取懷柔政策，禁海之策卻是毫不動搖，撒銷了市舶司，並禁止對外通商。朝鮮若想和大明貿易，惟有朝貢一途，所謂朝貢，不過是雙方皇家互通有無的通商行為而已。這是為滿足於大明帝王的所謂『四海稱臣朝貢，天下歸心，的虛榮心的變種說法而已，而且朝貢間隔的日期幾乎以「年」記，制度僵化，更於民間通商無益，遠遠滿足不了雙方貿易的需要。
但現在通商事宜出現了一個轉機。沿海捷報頻傳，倭患滅減，龍顏大悅，特批澳門小島為經濟特區，試行重開外貿之國策。也就是說，杭州泉州祈州這些比澳門更優良的大港，突然之間地位反而沒澳門重要了。只有澳門有模糊的對外通商權力。這一權力壟斷無形提高了澳門進行國際貿易的地位，各國趨之若騖。
朝鮮高官文瑜也正是為此而來。三個劣徒的事情不過是捎帶。
他的到來，正合我心意。澳門經濟要發展，必然離不開對外貿易，萬事金銀為本；大力鼓勵對外貿易，第一步就是要與東亞各國搞好關係，建立穩定互惠的貿易。而且這些日子與李華梅，俞龍戚虎劉豹，還有鄧子龍廣東十虎這些官方的民間的代表人物都一一接觸，探討東南沿海倭患嚴重的根本原因。對倭患的認識也深刻了一層。心裡自然有了想法。
十四世紀初的日本人就像現在地中國人記恨於日本侵華戰爭一樣，一直記恨於元帝國自建國初以來地三十多年間持續多次派兵進攻日本。
元帝忽必烈在滅亡金國，討伐南宋，征服高麗後，統一世界的心緒大開。聽人說日本列島是富饒之地，遂派水師攻日，最後一次是在一二八一年，大將範文虎，率兵十萬，由對馬海渡海進攻日本。因渡海時遭遇風暴而無功慘敗返回。雖然元軍屢次進攻日本都由於大海隔絕，部分登陸的元兵雖勇猛，但後繼部隊跟不上和後勤供應不上而失敗，但確給日本也造成了不小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由此引起中日兩國在此後的五十多年互不往來，直到元朝滅亡，大明朝興起。
朱元璋登基的第二年就派山東萊州府同知趙秩帶著大明朝封賜璽書，欲與日本重修關係。
日本實力最大的足利義滿源良懷接受了大明皇帝的封賜璽書，在通商利益的引誘下。在明朝軍事實力的威懾下做出選擇。主動向大明皇帝上表，請求兩國修好和建立朝貢通商關係。
朝貢進行了一百五十四年。第一次倭亂起。
起因是日本方面幾個貢使爭相賄賂明朝市舶司官員，失寵地一方藉著招待宴會的座次問題向自已的同胞發作了起來，雙方打了起來。後來追殺同胞到大城紹興不得入。心懷憤恨的倭寇回途開始報復中國人，駐浙明兵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漣，百戶劉恩，胡源，先後被殺，首次倭亂就此開始。
從第一次倭亂來看。中國大明政府的腐敗和愚昧的外事政策是引起倭亂的起因，我們一些當政的中國人不像外邦之人，擅長利用別人內部地矛盾，使自已獲得最大利益，反過來，為了個人一點點的利益，不顧甚至出賣國家利益，把別人內部矛盾引向自已的國家，這就是一個典範。
這樣就把本來是日本貢使的內部之爭演變成了日本貢使與中國大明當局之爭。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本來還是可以挽回地，可大明市舶司的官員們為了推卸責任，不向上稟報真實情況，使大明政府當局愚蠢地認為；「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撒銷了市舶司，並禁止對日通商。這對已興起的中日商貿來說，不諦是當頭一棒。那些收到倭人貨物還沒付款的中國商人很高興，這一下可不用付款了。而許多交了貨還沒拿到錢的倭人則傻了眼。同時日本國內為出口大明的貨物和已裝船在海路途中的貨物也有不少。而禁商通告一出，這一切都成非法行為，政府不預保護，許多中國商人向日出口的貨物也一下子成了非法走私出境。這項政策給中日兩國地商人都帶來極大的損失。
朝貢是你皇家官方的事，你既使不做，只是你一家的事，可民間通商涉及千家萬戶的生計，豈是能禁得了的。
大明朝政府當時罷市舶發佈的通告是以國家利益受到損失，社會的穩定受到威脅為由，唱的也是愛國為民的口號，其實這漂亮的口號後掩蓋著的是腐敗和外交無能和出台政策沒有前瞻遠見。這『利益』和『穩定』漂亮口號的實質是把國家推入不穩定之中，把人民推入禍害之下。
「市舶既罷，日本海商往來自如，法禁無所施」。這樣禁的結果實質上是政府放棄了管理，地方豪紳勢力乘虛而入。
當時有人記錄了這一事件；「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之利，居者得牙儈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豪勢得專其利」。當時的沿海居民和日商大多不顧禁海通商的禁令，幹起了走私行當。
倭亂起，實因明朝施政不當之故，強行禁止民間通商利益所趨，是為不智。
其二，沒有誠信的經商手法再給倭患添油加薪。
當明政府放棄市舶管理後，民間自行走私經商陷入了無序之中。一些玩得大的中國商人做的都是拖欠貨款，找借口不付款，玩的是不付款又不退貨的大把戲。他們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直拖到你服了，拖不起也熬不住不想要自已的貨了，這樣你地貨整個都作為利潤裝進了他地腰包。這種把戲又玩到了到中國來做外貿生意的日本倭人身上。這樣被拖欠貨款的日本倭人因行為屬於走私而無官方通關及居住許可，只好住在沿海各島上，等待索要貨款。而中國的許多欠款奸商等倭人來討貨款就避了出去，讓倭人們多次空跑。而賣給從商的明朝地方官員的貨物也是同樣下場。
在來華通商的日本商人中，不乏實力雄厚的富豪大戶，但也有不少在國內生計艱辛賒貨來華的普通商人，還有多家集資的大戶，還有是不惜風險借貸購貨來華地冒險家。因為海上時有海盜出沒。故這些人都在貨船上帶有兵器防身，他們一般都是把貨在華賣掉，再從中國購一些日本市場上緊缺的中國貨帶回在日本市場賣給日本老百姓，以獲得利潤。一旦貨物被騙，或貨物被收而貨款要不回來，這經商的資金鏈條就斷了，也無法回國歸還賒帳和借款。而長期居住海島上等待中國商人還款時也還要吃要喝，等無吃無喝了。出路只有一條，與那些欠債的中國經商官家和奸商們拚命。
「自罷市舶後，輒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負其債，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官家之負甚於商。番人泊近島坐索其負；久不得之，乏食，乃出沒為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撼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當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為得利。他日貨至，復如然。如是者久之，倭人大恨。言挾國王資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繪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
這些奸商真是騙人騙到家了，你倭人想要第一批貨款嗎！那你就得送上第二批貨來，你送上第二批貨，我還得讓你再送第三批貨，不送就不給你第一批貨錢。搞得日本倭人越陷越深，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也想出了辦法，只好說自已的貨是日本國王的，國王說了；要不回錢，就別回來。這簡陋的辦法根本就蒙嚇不住黑了心地中國官商和奸商。
而此時的明政府是不聞不問，這種官商勾結一起坑騙倭人貨款的卑鄙經商行為導致倭亂越來越嚴重。當時的沿海適合居住地島嶼上差不多住的都是要債的倭人，也有許多對日做出。被騙的內地華商。他們的貨也被自已的同胞騙了，可他們不敢告官，因為禁商通告發佈後他們的行為是非法的。除部分倭人認賬吃虧返回日本不再與中國商人做生意外，許多倭人不甘心被騙。既然中國政府不保護正當地商人利益，他們就只好自已來索回欠款了。於是他們就聯合起來形成大股倭寇，或推舉有見識的華人做首領或讓華人海盜為頭，利用海島做根據地，在用武力討要貨款的同時掠奪沿海居民，並大殺欠賬的富豪奸商官商，最終釀成大規模倭患，造成倭寇為亂中華四十年的局面。
長期處於和平環境的明軍不是他們的對手，最後明政府只好讓俞大猷和戚繼光另組訓練明軍進行圍剿。
倭人作亂，其實本也形不成大氣候，因為雖然中國的官奸商們把他們逼上了絕路，使他們作戰非常勇猛，但他們畢竟都是商人出身，沒有經過正式訓練。使明政府害怕的是許多中國人也加入了倭寇的隊伍，成了倭寇。因為倭人事出有因，得到了許多中國人的同情，再加上在明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社會矛盾重重，自然在中下層正直的中國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騙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農民，鄉間的兇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場上被罷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窮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視明政府的人紛紛加入了倭寇隊伍之中。這些人做為中國人，既瞭解當地地理，更瞭解大明的腐敗和政府運作機制和明軍地作戰特點。這就使倭寇戰力大增。在戚俞二位英雄未參戰之前地平倭作戰中。明軍在這些處於絕路的倭華人混合組成的隊伍面前不堪一擊。當時各股倭寇各自為戰。這些無家可歸的倭人在加入他們隊伍的華人幫助下，在戰場上經常取得勝利。
以一五五二年四月攻浙江台州，破黃巖，掠桑山定海的當時最大一股倭寇為例，這股倭寇的頭目是個中國人，叫汪直。安徽省人，因事亡命海上，成為這只勢力最大的倭寇頭子。倭人對他特別佩服，很尊敬他，聽從他的指揮。願為他赴湯蹈火。
倭寇本都是日本的農民商人出身，不懂戰陣兵法，雖勇但憨，不怕死。因為他們回國也是死路一條。日本國內地債主們也不會相信他們的話，既是那些不負債的也破了產。他們一上戰陣，就脫光了身子，只穿一條耙大的短褲，揮著日本的三尺寬彎之刀拚命向前。因此才有「倭寇勇猛」之說，其實只是被逼到絕境才會「勇猛」。
說起來也見笑，各股倭寇都是由中國人做他們的首領。在各股倭寇中，以汪直的這股實力最大。其次是徐海。還有毛海峰，彭老生等十多支由中國人指揮的倭寇隊伍，為害甚烈。這些身為中國人地倭頭，金冠龍袍，海島稱王。他們攻城掠地，專殺富豪奸商和從商的官吏，也掠奪百姓入伍以擴充他們的實力，很有點農民起義軍的味道。
說他們是『倭寇』好像也有些牽強附會。因為他們地頭子是華人，隊伍中的成員大部分也是華人，他們好像是專為倭人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農民起義軍隊伍。倭人在這只隊伍中所佔的比例倒像抗戰時期日軍中的偽軍了，我們當然無法想像如果抗日戰爭時期的侵華日軍各個派遣軍司令和大多數基層官佐都是華人會怎麼樣？那恐怕就不叫抗日戰爭了，改叫抗擊華人指揮的日籍僱傭軍戰爭了。
其實與明軍在戰場上作對的戰場指揮和計謀對手都不是倭寇，而是自已地同胞，是同胞在指揮，在出謀劃策，是多數華人同胞與少數倭人在一起向明軍衝鋒陷陣。
都說真倭只有十之二三，華人佔十之六七。這些華人中的有軍事知識之人為之出謀劃策，偵知官兵虛實，為倭寇當嚮導，也竟一時使明軍落花流水，無可奈何。倭寇的兵鋒在一五五五年深入內地，到南京，攻無錫，蘇州，到安徽。這也許是汪直想回老家看看。在這個時期對倭作戰中，明軍敗多勝少。
一股倭寇在攻打福州時，福州巡撫阮鴿怕守不住城池，便以行賄的辦法，從國庫中取出數萬兩銀子送給倭寇，並為他們打造了六艘大船，讓他們乘船從海上離開福州，這也算當官的為民保了一方平安吧。
當時沿海各地及成倭寇的天下，他們出入如無人之境，許多地方官知道明軍保護不了他們，倭寇所來只為錢，於是他們就準備好錢，這一股拿錢走了，那一股又來了。
倭寇掠奪幾乎所有從北到南的沿海地區，其中以江浙沿海受害最深，這兩個地方也是當年騙倭人貨物最狠最多的地方，故倭寇報復也最凶。
有人說：中日兩國奸商多，中日商人做生意才是棋逢對手。
戚繼光俞大猷訓練的新明軍投入圍剿後，明軍對倭作戰形勢才有了根本變化。其實戚繼光也很無奈委屈，捉住的倭寇，審問時常被倭人反問得理屈詞窮，漂亮的愛國口號在中國官奸商們作出具體卑劣事實前顯得是那樣蒼白。戚的愛國軍人們除了審軍情外，只審武力索款搶錢時殺了幾人？搶了多少錢？源由一概不問，源由是政府的事，軍人只管殺頭。戚本人因對倭患起因情況非常瞭解，殺掉這些人，戚繼光時常內心非常不安。倭寇該死，中國那些奸商惡霸就不該死嗎？可面對大明政府中強大的腐敗勢力，他無能為力，只能用愛國主義來安慰自已。
前世的教課書和史書在談到「倭患」這一歷史現象時，老是說倭寇可惡，可那些腐敗的大明政府官員和那些為官從商的奸商和地方黑惡勢力保護下的各類奸商們就不可惡了嗎？
並非為倭寇辯護，來我中國搶劫，不管什麼理由，該死！
並非為漢奸辯護，幫助倭寇攻擊祖國，更加可惡，更加該死！不管是打著什麼替天行道伸張正義的旗號。
只是有感於：是明朝政府施政的弊病加人性的弱點造成了東南眾多無辜百姓的諸多不幸和痛苦。
如果海禁放開，倭寇一定失去中國部分下層官吏和老百姓的。如果沒有中國人的援助，倭患無論如何不可能持續那麼近半個世紀。
如果制定嚴格的貿易通商規則，以法行商，提倡誠信，嚴厲打擊奸商，是否能重新建立我中國商人在國際貿易中的良好聲譽？是否這才是『四海稱臣朝貢，天下歸心』的真正王道？
如果國內政策清明，民生富裕，秩序安定，是否就少了許多「中下層正直的中國商人中也不乏被奸商官商所騙之破落之人，及失掉土地的農民，鄉間的兇徒，逃跑的犯人，在官場上被罷免的官吏，失意的文人策士，窮困潦倒的不第秀才和一些同情倭人仇視明政廚的人」之類的「從倭」？而這些人，才是越來越嚴重的「倭患」真正的製造者，主力。我們可否用法紀拉他們一把，不讓他們成為遺臭萬年的民族罪人？
如果這一切明朝政府能夠做到，那麼我金牙願做一個為大明守海疆掠財富的提督，相當於西方擁有「國傢俬掠證」的武裝艦隊司令；否則，我寧願做回一個無拘無束的海盜，自由地完成我的愛國理念。
愛國，但目無國君，心存小民，才是金牙真正的性格。若時勢逼我，我將毫不猶豫做回海盜。但現在明朝對外政策有所鬆動，為了東南千萬仍處於水火之中的百姓，金牙願意屈就明朝統治下的一澳門小吏。
前提是通商和法制。不遵守規則的人，我必然以海盜的血腥手腕鎮壓之，亂世必用重典。
而這一切，從澳門開始。從與朝鮮高官文瑜艱苦卓絕又精彩無比的商業談判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