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廣東東莞，明朝著名軍事將領。他戎馬一生，為守衛明朝東北邊疆、抵禦清軍進攻，立下了赫赫戰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錯殺袁崇煥，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的青年時代，正值明皇朝統治日趨腐朽之際。有感於國家的衰敗，袁崇煥自幼好讀兵書，學習用兵救國之術。他中進士後授職福建邵武知縣，仍對東北邊境的戰況非常關心，常常同一些曾經衛戍遼東的退役將卒討論遼境的地理和防禦狀況，嚮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筆從戎。
天啟二年(1622)正月，袁崇煥奉例入京朝覲，御史侯恂慧眼識英雄，薦袁崇煥為兵部職方主事，負責鎮守山海關。袁崇煥剛到任所，便深夜單騎出關瞭解地形，回來後便稱：「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雖是口出狂言，但這番膽識和勇氣，也著實讓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為山東按察司僉事、山海監軍，成為駐防邊疆的一員勇將。
在兵部尚書孫承宗的大力下，袁崇煥在遼東築寧遠城，恢復錦州、右屯等軍事重鎮，使明的邊防從寧遠向前推進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復了天啟初年的失地，他又採取以遼土養遼人、以遼人守遼土的政策，鼓勵百姓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還注意整肅軍隊，號令嚴明，大大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治邊有方，天啟三年，袁崇煥得升為兵備副使，不久又升為右參政。
天啟六年(1626)正月，後金國主努爾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萬前來圍攻寧遠(參見寧遠之戰)。袁崇煥刺血為書，誓師全軍，表示誓與寧遠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將士鹹請死效命」，同仇敵愾，士氣高漲。袁崇煥令城外守軍全部撤進寧遠城，堅壁清野，又親自殺牛宰馬慰勞將士。他還將全部庫存的白銀置於城上，傳令，有能打退敵兵，不避艱險者，當即賞銀一錠。如臨陣退縮，立斬於軍前。為了增強火力，袁崇煥令人將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紅夷大炮」架上城頭，一切準備就緒，嚴陣以待。
二十四日，後金軍兵臨寧遠城下。袁崇煥胸有成竹，邀朝鮮使者同坐戰樓觀戰。突然一聲炮響，後金軍開始攻城。只見八旗兵丁四處散開，滿山蔽野而來。袁崇煥一聲令下，城樓上火炮齊鳴，弓箭齊發，後金軍死傷慘重，只好退軍。次日，後金軍重振士氣，再次來攻，他們把裹著生牛皮的戰車推到城牆根，準備鑿城穿穴，袁崇煥立即親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強火力猛攻敵陣。後金軍總帥努爾哈赤在營前指揮作戰，忽被飛來的炮石擊中，受傷墜馬，血流不止。後金軍見主帥受傷，匆匆收兵退去。在歸途中，努爾哈赤病情加重，死於軍中。
寧遠一戰，是努爾哈赤自二十五歲征戰以來唯一的一次敗績。袁崇煥從此威名大振，後來清軍也不得不承認「議戰守，自崇煥始」。
寧遠之戰後，袁崇煥被升為遼東巡撫，關外防務，盡歸袁崇煥籌劃。為了休整軍隊，他一面派人假意與後金和談，一面加緊整飭軍隊，修築錦州、中左、大凌諸要塞，以防後金的突然襲擊。天啟七年五月，皇太極果然率軍來攻錦州，將錦州團團圍住(參見寧錦之戰)。錦州守軍一面堅持抵抗，一面飛報袁崇煥請援。袁崇煥識破皇太極圍錦州的目的是欲誘自己出戰，以便借襲寧遠。他認為，「寧遠不固，則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繫」。於是堅守寧遠不動，而派精騎四千繞到清軍後面猛攻，致使清軍兩面受敵。同時又奏請朝廷調薊鎮、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軍趨山海關支援。皇太極攻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進攻寧遠。此時寧遠守軍已準備就緒，「紅夷大炮」整整齊齊地排在城頭，引彈待發。清軍將領見寧遠防守甚嚴，不易攻破，便勸皇太極不要攻城。皇太極怒斥道：「當初我父攻寧遠不下，而如今我攻錦州不下，像這樣的野戰，如不取勝，如何能張揚我國威！」說完便下令強攻寧遠城。城上明軍萬炮齊發，矢石如雨。清軍久攻不下，損傷慘重，最後只好退兵。皇太極終於還是像他父親一樣，敗在袁崇煥的手下，無功而歸。
「寧、錦大捷」全*袁崇煥運籌帷幄，指揮有方。但在明廷論功行賞時，權閹魏忠賢卻貪他人之功為己有，不僅自己封賞最厚，連他的爪牙也個個有獎，唯獨對袁崇煥，不僅無封賞，反而誣他「不救錦州為暮氣」。袁崇煥一怒之下，上疏乞休歸鄉。
崇禎帝登基之後，日夜思得良將解遼境之憂。「延臣爭請召崇煥」。崇禎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七月，袁崇煥應召入京。崇禎帝親自在平台召見他，與他商量平遼方略。崇禎帝道：「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袁崇煥一聽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銳意平遼，一時熱血沸騰，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奏。」崇禎帝一聽五年便可復遼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
「五年復遼」，談何容易？袁崇煥不知，自他離職後的這一年，東北邊防已現出了巨大的變化。從明軍方面而言，繼任的督撫多貪贓冒贖，剋扣軍餉，多次激起士兵嘩變，軍心渙散。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繼失守，邊防一觸即潰。而皇太極即位以來，更加注意調整滿漢關係，逐漸開始封建化過程，國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戰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極也在戰鬥中總結出了對明作戰的經驗。因此可以說，在東北邊境，清軍的實力大大勝於明軍。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袁崇煥聲稱「五年復遼」很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當時在場的大臣都為袁崇煥的豪言壯語捏了一把冷汗，給事中許譽卿趁崇禎帝入內室小憩之機悄悄問袁崇煥為何出此狂語，袁崇煥笑笑說：「聊慰聖心耳。」許譽卿正色道：「上莫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袁崇煥一聽大夢方醒，甚覺失言。待崇禎帝再出，立即跪奏道：「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於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接著提出了在軍隊調度、兵需供給方面的諸多要求。崇禎帝一一答應。袁崇煥擔心自己遠離京師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遼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國便成萬里，忌功妒能，夫豈無人。即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見亂臣之方略。」崇禎帝一聽此話甚覺刺耳，但為了邊疆大事，也不便發作，沉默了一會兒，對袁崇煥說：「條對方略井井，不必謙遜，朕自有主持。」命賜尚方寶劍，准其先斬後奏。
不久，袁崇煥離京赴任。崇禎帝親自為其送行，把恢復邊疆的宏願完全寄托在袁崇煥身上。袁崇煥深知身負重命，但仍慮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懇請皇上「任而勿貳，信而勿疑」。還一再說明「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禎帝皆「優詔答之」。
袁崇煥剛到御遼前線，即遇上了駐寧遠的士兵因長期缺餉而嘩變。他當即單騎入營，懲治了貪虐的將領以撫軍心，又將兵變為首者梟首示眾，以嚴明軍紀。為了從根本上穩定軍心，他連連上奏，要求朝廷發餉濟遠。
崇禎帝見袁崇煥到邊境未立一戰功，請餉之奏卻頻傳，心中頗為不悅。在召集眾臣討論時，崇禎帝沒好氣地說：「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邊的禮部右侍郎周延儒聽出了崇禎帝的弦外之音，趁機挑撥，說什麼軍事嘩變實非缺餉，而是另有隱情。崇禎帝一聽，對袁崇煥的十分信任頓時減去三分，雖然勉強發去了軍餉，但心中卻開始懷疑袁崇煥恃邊逼餉以充私囊。
不久，又傳來了袁崇煥擅殺皮島守將毛文龍的消息。毛文龍原系遼東明軍將領，遼東失陷後撤到瀕臨朝鮮的皮島上，他在島上擇壯為兵，多次襲擊清軍後方，有力地牽制了清軍的南下。但毛文龍恃功跋扈，根本不聽袁崇煥的指揮，反而虛功冒餉，誣袁崇煥剋扣了他的軍餉。為了統一邊防號令，袁崇煥借督餉赴皮島之機誘捕毛文龍，先斬後奏。崇禎帝接到袁崇煥的奏疏，心中十分惱怒他竟敢不經聖裁擅殺邊將。但礙於自己曾親賜尚方寶劍，又指望袁崇煥早日恢復遼境，所以還是強忍怒氣，「優旨褒答」。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
崇禎二年(1629)十月，皇太極率大軍避開袁崇煥的防地，從蒙古繞道入關(參見京畿之戰)。由於薊州一線邊防鬆弛，使得清軍輕易攻破，很快便會師於遵化，直逼京師而來。
袁崇煥得知清軍入關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親率精銳部隊，馬不停蹄，急赴京師救援。他們趕到北京城外，與圍攻廣渠門的清軍交鋒，一場惡戰，清軍敗退。
崇禎帝在城內得知袁崇煥援軍已到，十分驚喜，連忙發餉犒師，並命各路勤王軍統歸袁崇煥調度。袁崇煥擔心所部日夜奔馳，馬卒疲怠，請求入城休整再戰。但遭到了崇禎帝的堅決拒絕，只好移師城外駐防。
皇太極見又遇勁敵袁崇煥，心中又恨又怕，決定利用崇禎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禎帝之手除去心頭大患。他首先假擬了兩封所謂的「密信」，讓部下有意「丟失」在明軍經常出沒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氣約袁崇煥私下議和。此信一傳開，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謗紛起。那些往日與袁崇煥有隙的朝臣也趁勢「誣其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崇禎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際，兩名從清營中逃回來的宦官又報告說在清軍中親耳聽見將士議論，稱袁崇煥已與清主和議，不久將不戰而獻北京。崇禎帝至此深信不疑，當即傳令袁崇煥入見，趁其不備將他逮捕下獄。崇禎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謀叛欺君罪」將袁崇煥處以磔刑。
直到後來清軍入關後，人們方知所謂的袁崇煥通敵不過是皇太極的反間計，那兩名逃回的宦官是清軍有意識讓他們聽到議論後又故意放歸的。崇禎帝輕率疑臣，自毀長城，致使袁崇煥忠心報國卻含恨九泉。
袁崇煥籍貫考實12345
撰文：楊寶霖
內資料提供掃瞄校對：黑暗武器
袁崇煥籍貫的考證，對於袁崇煥思想發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對於袁崇煥軍事思想的研究，對於袁崇煥功過的評價，也不無幫助，正如力主袁崇煥是廣西籐縣人的閻崇年先生所說：「很需要對袁崇煥的籍貫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183;袁崇煥傳》載：「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中華書局校點本《明史#183;袁崇煥傳》後《校勘記》云：東莞，《懷宗實錄》卷三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國榷》卷九一頁五五四四、《明進士題名碑錄》萬曆己未科都作「籐縣」，疑作「籐縣」是。
嗣後，袁崇煥為籐縣人之說，如雨後春筍，大小報刊所發表的文章，有十餘篇肯定袁崇煥是廣西籐縣人。【注2】其中，以閻崇年先生的《袁崇煥籍貫考》為集其大成，它進一步斥《明史#183;袁崇煥傳》載袁崇煥為東莞人是「文物無據」，「文獻無征」。
說袁崇煥是廣西籐縣人的依據，綜合起來，主要在：
一、崇煥父袁子鵬碑（墓在廣西平南縣白馬鄉）記崇煥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東莞遷籐。
二、廣西籐縣《袁氏家譜》載崇煥之祖袁西堂於正德元年（1560）由東莞遷籐。
三、北京孔廟內明清進士題名碑袁崇煥名下刻「廣西籐縣」。
四、《明懷宗實錄》、《崇禎實錄》、《崇禎長編》、《國榷》、《明季北略》諸書載袁崇煥是廣西籐縣人。
五、袁崇煥《天啟五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屬西江」，西江即潯江，指籐縣。
六、崇煥被殺後，其妻黃氏在籐縣投水死。
七、籐縣白馬鄉有袁崇煥遺跡。八、籐縣白馬鄉有「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
現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點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為證實袁崇煥是廣西籐縣人的依據。
（一）關於袁子鵬墓碑（以下簡稱「墓碑」）與《袁氏家譜》（以下簡稱「《家譜》」）
主籐縣說者主認為「袁子鵬墓碑是袁崇煥為籐縣籍的一個力證」【注3】，又說：「《袁氏家譜》的首次發現，為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注4】但是，只要參合其他資料，細心讀一讀，就不難發現墓碑和《家譜》舛誤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廣東東莞縣於嘉靖初年至廣西梧州府籐縣四十三都白馬訊。」【注5】《家譜》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廣東東莞縣水南鄉茶園村，明正德元年自粵東貿易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戎墟，居住數年，遷居於籐縣五都白馬訊。」【注6】袁西堂自東莞遷廣西，一說嘉靖初年，一說正德元年，墓碑與《家譜》，既同出一家，何參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載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孫（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勳、兆右），《家譜》載袁子鵬三子三孫（兆勳、昭始、昭右）【注7】。姑勿論「兆」與「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為何不見於《家譜》？假如說這三個幼殤，故《家譜》不載，卻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譜》何以不載？若無其人，墓碑何據而雲？這都是不足以取信於人的。此其二。
袁崇煥《天啟四年三乞給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為猶子者，今亦喪矣。」【注8】分明袁子鵬有弟曰袁子騰，有侄曰袁崇茂。《家譜》云：「公（據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鵬。」【注9】既無子騰之名，且明謂袁西堂僅生子鵬一人，袁崇茂亦不見於《家譜》，顯與袁崇煥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譜》云：「二世祖，字子鵬（略），妣何氏，而〔民國〕《東莞縣志》卷六一《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仍留其祖遺屋數椽，以棲崇煥母葉氏，使終天年」（舊抄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所載意同）。史乘與方志均不載子鵬有繼室或妾，也不載崇煥為繼室之子或庶出，崇煥之母，即子鵬之妻，當為葉氏。《家譜》又云：「三世伯崇煥（略），妣葉氏。」【注10】據談遷《棗林雜俎》智集《袁崇煥》條及清初趙吉士《四明公弼盧宜匯輯二續表忠記》所載，崇煥妻為阮氏（引文說後），葉氏，乃崇煥之母，而《家譜》卻作祟煥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煥在《三乞給假疏》中說：「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注11】可見崇燦為長，崇煥為仲。此出崇煥自言，不容有誤，而墓碑云：「公（據上文，指子鵬）生三子六孫，長崇煥，賜進士出身。（略）次崇燦，三崇煜。」《家譜》亦云：「二世祖諱子鵬（略），生三子，長崇煥，次崇燦，三崇煜。」又載：「三世伯崇煥」【注12】。都把袁崇煥說成是袁子鵬長子，顯與崇煥自言不合，在封建社會中，嚴長幼之序，何墓碑與《家譜》長次顛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長崇煥賜進士出身，拜三邊總制。」《家譜》云：「三世伯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略）後官到三邊總督。」《明史》卷七三〈官職〉二載：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提督軍務。七年，改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為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
清初劉獻廷《廣陽親記》卷一記載得更清楚：
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袁崇煥自萬曆四十七年（1619）舉進士入仕途以後，從未官於西北，從未任三邊總督之職，遼東與陝甘，相去數千里，墓碑與《家譜》，誤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譜》云：「三世伯崇煥（略），終於崇禎三年，被奸臣朦斃，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將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廣東東莞縣。」
崇煥生三子嗎？請看清初以前人的記載：
以布衣鳴崇煥冤而被殺的程本直的《漩聲》說：「崇煥今日乃如何也？身凌遲也，後嗣絕也。」【注13】
崇煥下詔獄時，上疏論救的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錄》說：「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胤絕，聖世誰復為《金陀萃編》者？可歎也。」【注14】
崇煥斬毛文龍時，曾參其謀的重要幕賓王舋說：「大司馬（霖按：指袁崇煥）無子，」【注15】
明末清初趙吉士的《四明公弼盧宜匯輯二續表忠記》云：「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注16】
〔康熙〕《廣東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煥傳》云：「（崇煥）籍沒之日，無子，亦無所積。」
〔康熙〕《東莞縣志》卷一二《人物#183;袁崇煥傳》云：「崇煥無子，籍沒之日，囊橐蕭然，無長物。」
據以上書所載，崇煥無子甚明，《家譜》所言，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實錄#183;熹宗實錄》卷七七載：「（天啟六年十月己酉）加遼東巡撫袁崇煥嗣男原蔭錦衣衛千戶袁兆基世襲指揮僉事。」熹宗所封，乃崇煥嗣男，崇煥無親子可知。這位袁兆基是誰之子呢？〔民國〕《東莞縣志#183;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崇煥）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沒者，皆同產兄弟崇燦子兆基與崇煜及祖遺薄產」（舊抄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文同）。墓碑載袁子鵬之孫六人，無「兆基」，《家譜》載崇燦三子，亦無「兆基」。墓碑中子鵬之孫「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筆者曾於碑前審視，字形不近「基」字。這位官封錦衣衛僉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譜生輝，何以《家譜》反無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鵬墓碑，怎能「是袁崇煥為籐縣籍的一個力證」呢？《袁氏族譜》怎可以作為「為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緒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鵬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時代懸殊，且謬誤多端，決非據原碑拓本或據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譜》記及袁驥紹，驥紹，健在。《家譜》記袁崇煥家世，與崇煥自言或前人記述大相逕庭。這兩種在袁崇煥死後二百多年製成的「資料」，豈能作為證實崇煥是廣西人的證據。
〔崇禎〕《東莞縣志》卷三載：袁世祥以孫崇煥貴，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都御史。袁子鵬以子崇煥貴，封副使，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慶、民國等四種《東莞縣志》所載亦同。
〔民國〕《東莞縣志#183;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崇煥年十四，隨祖世祥、父子鵬往粵西應童子試，補弟子員。
《袁自如公粵西家傳》云：崇煥年近十四，始隨王父贈大司馬世祥、父贈大司馬子鵬公往粵西之梧州，應籐縣童子試，補弟子員。
〔崇禎〕《東莞縣志》成書於崇禎十二年（1639），距袁崇煥之死，僅九年，編者張二果，東莞博廈人，與崇煥同時略晚；二果之家與袁崇煥之鄉水南，相距十餘里；崇煥自稱族叔袁玉珮（東莞溫塘人）尚健在【注17】，可資詢訪。〔崇禎〕《東莞縣志》所言，當得其實。
〔民國〕《東莞縣志》所引《袁督師行狀》，為東莞蔡均所編。蔡均，明末清初東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將袁崇煥「久存東莞」之「所遺詩文、奏疏數十卷」【注18】編為《袁督師事跡》及《率性堂詩集》，《袁督師行狀》所言，亦當可據。《袁自如公粵西家傳》舊抄本未題撰人，所載與《行狀》合，當有所據。上述三書所言，袁崇煥祖父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鵬非字子鵬。
說袁世祥與袁西堂是兩人，還有根據：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與子子鵬攜孫崇煥入廣西。袁西堂入廣西是正德元年（1506）（見《家譜》）或嘉靖初年（見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萬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萬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時間不同。此其一。
《家譜》載袁西堂為東莞「水南鄉茶園村」人，茶園，一名茶山，即今東莞縣茶山鄉。《袁督師行狀》及康熙、雍正等《東莞縣志》俱謂崇煥為東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與袁世祥在東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東莞水南，距茶園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裡、坑口、橫江、廈朗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園村大，歷史上，茶園從來不隸屬於水南，水南也從來不屬茶園。自明代中葉發後，茶園人到廣西籐縣、平南一帶貿易而定居的，為數頗多。今與籐縣毗鄰的平南縣的六陳鄉一帶袁姓，大都是明代僑居的東莞茶園袁氏之後，近來發現的平南《袁氏族譜》多種，可以證明這一點。茶園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馬村隔江相望的籐縣蓮塘村（今稱新白馬），不是個別現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廣西時為三十歲，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話，到其孫崇煥十四歲時，已有一百二十一歲或一百零五歲，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壽，然百齡外人，又何能跋涉長途，攜孫入桂呢？袁西堂與袁世祥並非一人，此理至明，閻崇年先生謂「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