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承宗(1563—1638),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隸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明朝名將。
孫承宗青年時代就對軍事有著濃厚興趣。在邊境教書時,「杖劍游塞下,從飛狐(河北淶源北飛狐關)、拒馬間直走白登(山西大同東)。又從紇干(山西大同東紇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馬,貰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
萬曆三十二年(1604),孫承宗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啟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講官,進少詹事。當時瀋陽、遼陽相繼失陷,孫承宗以知兵,被任命為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他上任後,上疏條陳當時軍事體制與作戰指揮上的弊端,謀求改革,主要內容有:(1)「兵多不練,餉多不核」。這是說當時軍隊訓練差,後勤供應混亂。(2)「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略邊,而且增置文官於幕府」。指出當時「以文制武」指揮策略的失誤。(3)「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指出「將從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張「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此外,還要撫遼西、恤遼民、簡京軍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爾哈赤攻佔瀋陽、遼陽以後,明軍實際上就面臨著一個如何進行軍事防禦的戰略選擇問題,即是主守關防,作積極的防禦;還是固守關門,作消極防禦。對此,明前線軍事將領意見不一。遼西經略王在晉主張「拒奴撫虜,堵隘守關」。
所謂「撫虜」,即以金錢收買蒙古對付後金。所謂「堵隘」,即在山海關外再修一座關城。很明顯,這是置遼西走廊這一緩衝地帶於不顧,消極防禦的方針。天啟二年(1622),王在晉確定在八里鋪築城,並上報朝廷。此舉遭到其部下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孫元化等人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築城「非策」,極力勸阻,並寫信給首輔葉向高,申訴己意。由於情況不明,葉向高難以斷定可否。孫承宗遂提出前往實地考察,再作決斷。他抵達山海關後,當即認真巡視山海關及王在晉所主張建築的八里鋪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黃土嶺等處的戰略地勢。在閱察八里鋪新城時,孫承宗曾與王在晉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孫承宗問。王在晉回答說:「否,當更設兵。」孫承宗又問:「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答:「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問:「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答:「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孫承宗責問:「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哄堂奧,畿東有寧宇乎?」嚴厲批評了王在晉畫地為牢、坐以待斃的危險傾向。「在晉無以難」,但仍固執己見。
為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孫承宗召集將吏討論如何防守。監軍閻鳴泰主守覺華島(遼寧興城東三十里海中,今稱菊花島),袁崇煥主守寧遠衛(今遼寧興城),王在晉則主守中前所(今遼寧綏中縣前所)。監司邢慎言、張應吾等附和王在晉的意見。孫承宗在全面考慮了各方意見,權衡利弊得失後,表示袁崇煥主守寧遠的意見。
寧遠,位於遼西走廊中部,「內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間,屹為形勝」。守住寧遠,也就等於扼住了這條走廊的咽喉,能確保二百里外的山海關的安全。因此,孫承宗的決計守寧遠,頗具戰略眼光。
孫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確闡述了其堅守寧遠,以與覺華島守軍互為犄角、遙相呼應的戰略計劃,正式提出了「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的戰略方針,並建議解除王在晉的兵部尚書及遼東經略之職。熹宗接受了孫承宗的意見,將王在晉調任南京兵部尚書。自此,八里鋪築城之議遂息。
王在晉調走後,山海關的防務採取並貫徹了孫承宗與袁崇煥主守關外的戰略。此後,經數年艱辛的努力,佈置成一道堅固的寧(遠)錦(州)防線,成為後金騎兵不可逾越的障礙。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始終都沒能完全打破這道防線。在屢次碰壁之後,迫使他們望寧遠而卻步。這道防線不僅確保了山海關免受攻擊,而且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基本上穩定了遼西走廊的戰局。
天啟二年八月,孫承宗被任命為遼東經略。他即著手實施其欲保關門,必先固遼西;欲復遼東,亦必先固遼西的戰略計劃,積極部署寧錦防線。
首先大力整頓了關門防務。「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乃定兵制,立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為三部,而將帥以營部為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稽核便。」經過整頓,使「兵將一清」,提高了關門守軍的戰鬥力。
在關門防務上,「並夾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則從望海台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炮為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頓萬人,開突門力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經五個月的慘淡經營,穩定了關門局勢,並為恢復遼西失地,強固了根基。
同時是修築寧遠城。天啟三年(1623)九月,孫承宗命祖大壽修復寧遠,並令駐軍盡速恢復山海關至寧遠沿線被焚棄各城。召遼人回故居,墾荒屯田,重建家園。又發展采煤、煮鹽、海運等事業,以充實民力,確保軍需。寧遠城竣工後,調袁崇煥鎮守。孫承宗自己則坐守山海關,並備前屯,充當其後盾。在袁崇煥的精心治理下,寧遠「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成為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重鎮。
隨著寧遠城守的日漸鞏固,明軍防線不斷延伸。天啟五年(1625)夏,孫承宗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這樣,自寧遠又向前推進二百里,從而形成了以寧遠為中心的寧錦防線。
四年來,孫承宗重用袁崇煥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將吏人才,邊防大備。「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宴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不但扭轉了原先的那種頹敗之勢,且整個形勢變得越來越好。正當他銳意恢復之際,卻遭到了來自魏忠賢的打擊。
孫承宗功高權重,譽滿朝野。魏忠賢為長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孫承宗也拉到自己一邊,故進行過多次試探,但均遭到拒絕,由此懷恨在心。天啟四年(1624)十一月,孫承宗西巡至薊、昌,報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賀萬壽節,並面奏機宜。魏忠賢得知,恐其擁兵「清君側」,大懼,「繞御床哭,上亦為心動」,當即命內閣擬旨,以「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為名,令其返關。孫承宗無奈,只好返回。事後,閹黨利用這件事攻擊孫承宗「擁兵向闕,叛逆顯然」,但熹宗沒予理會。
天啟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敗,導致了孫承宗的去職。山海關總兵馬世龍,誤信自後金逃歸的「降虜生員」劉伯漒的話,派兵渡柳河,襲取耀州,中伏遭敗。閹黨藉機小題大作,圍攻馬世龍,並參劾孫承宗。孫承宗氣極,連上二疏,自請罷官。九月,返鄉。
孫承宗辭職以後,兵部尚書高第出任遼東經略。高第為一文人,既不懂軍事,也沒打過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寧錦防線。關外駐防將士除鎮守寧遠的袁崇煥拒不從命外,其他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孫承宗數年心血毀於一旦,明朝在山海關及其關外的軍事形勢頃刻陷入一場新的危機。只是由於以袁崇煥為首的廣大將士的浴血奮戰,才使明軍在天啟六年正月、天啟七年五月相繼取得「寧遠大捷」和「寧錦大捷」,奇跡般地擋住了後金的兇猛進攻,從而不僅使寧錦防線經受住戰爭的考驗,且使明朝避免了由於高第的錯誤軍事決策而導致的軍事大潰敗。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率軍避開寧錦,假道內蒙,從喜峰口突入塞內,相繼攻陷遵化、迂安、灤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間計,使崇禎帝囚系並最終殺害了袁崇煥。此事所謂「己巳虜變」。一時,明廷亂作一團。而袁崇煥的下獄,又導致軍心渙散,將士東歸。在此危難之際,明廷再次起用孫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統籌全局。孫承宗首先曉以大義,安定了軍心。其後協調各路軍隊,聯合行動,經數月艱苦作戰,取得「遵永大捷」,並於崇禎三年(1630)五月將後金軍驅逐出關。
孫承宗再任遼東經略後,仍堅持以積極防禦為主的方針,繼續加強寧錦防線,決心重築被高第毀棄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禎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壽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發一萬四千人築城。八月六日,動工築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牆剛剛修完,雉堞僅修完一半,後金突然兵歸城下,並於當天開始圍城,明軍倉促閉門拒戰。「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宗偉往救」。但寧遠巡撫邱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圍三月,守軍糧盡援絕,祖大壽假降奔還錦州,「城復被毀」。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內部的互相傾軋,「延臣追咎築城非策,文章論禾嘉及承宗」。孫承宗連疏引疾,求退。崇禎帝為平息朝議,准其歸籍,孫承宗第二次被排擠下台。
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後金(清)兵深入內地。十一月九日圍攻高陽。賦閒在家的孫承宗率全城軍民與之血戰。三天後,城破,孫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後謚號文正。著作有《高陽集》。
孫承宗遺留的軍事著作有《車營扣答合編》。這是他在督師薊遼,經營遼西防務時,籌劃反攻遼東與其屬下討論軍事問題的記錄整理而成的。全書共一百零八個問答,由《車營總說》、《車營百八扣》、《車營百八答》和《車營百八說》等四部分組成,通過問、答、說、圖等對車營編組方法、營陣布列、行軍作戰、後勤保障等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說。在作戰指導思想上,很重視發揮火器的作用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如說:「用車在用火」,「用火在疊陣」。所謂「用火」即是發揚火力;所謂疊陣即步、騎、炮重疊配置,彼此協同,長短相補。戰鬥隊形也要因地制宜,靈活機動地使用方、圓、曲、直、銳等各種隊形,向人們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並用時代,步、騎、炮等諸兵種協同作戰的雛形,在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