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的編撰完成,讓李斯對呂不韋刮目相看。原來,呂不韋雖然是商人出身,心中也並非總是計較著利益得失的。他是真心想編一部曠古未有的大書。姑且不論書的質量如何,至少其起點高遠,衷心赤誠。
單就成本和產出來看,《呂氏春秋》投入巨萬,發行量卻不會超過十冊,而且這十冊也不可能投入市場銷售,只能免費贈送,核算下來,是徹頭徹尾的虧本買賣。然而,這筆買賣呂不韋還是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願。就算像呂不韋這樣精明的商人,也懂得不是什麼行業都可以產業化的道理。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比經濟利潤更嚴肅更高尚的目的。退一萬步來說,在商言商,呂不韋以巨萬的投資虧損,卻買來了千秋萬世之名,還能有比這高明的生意經嗎?
作為一個非凡的政治家,其社會責任感和時空遠見,決非建立在金錢的衡量之上。在李斯看來,呂不韋的所謂四大功績,無足可道。只有《呂氏春秋》,才體現出了呂不韋的個人特色,以百世之利先一時之務,也是他異於乃至高於秦國歷任相國的地方。夫為官者,往往著力於當下之政績,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求多求快,不顧其餘。如果沒有頭痛腳痛,那就先創造出個頭痛腳痛來,總之,一定要作出些人人都能用肉眼看見的政績來。
曾讀蘇軾先生所撰《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謫守潮州,治理潮州不到一年,便被調離他任。然而,就這短短不到一年的任期,卻使得潮州人對韓愈感恩戴德,「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韓愈為官的魔力何在?他到底幹出了些什麼驚天動地的政績來?說起來其實卻簡單得很,「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讀著《呂氏春秋》,李斯不禁忽然想念韓非起來,不知道韓非的書作得如何了,他在韓國過得可還如意否?韓非,你我正當壯年,這世界必將屬於你我。呂不韋已經老了,《呂氏春秋》將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件大事。這個世界,永遠都不缺大事發生,接下來,還有更大的事業,比《呂氏春秋》還要偉大千萬倍的事業,那就是殲滅六國,統一天下,但這樣的偉大事業,不會再輪到呂不韋的頭上了,而是注定要完成在嬴政和我的手裡。
一個人不能選擇他的出生,也無法選擇他所處的時代。數算五千年長河,留下的史書典籍,對後人來說,已是多得用一生都無法通覽一遍。儘管如此,在中國的土地上,歷朝歷代都有著無數鮮活的生命和感情,一樣的五穀雜糧,一樣的男歡女愛,一樣的悲喜情仇,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歷,卻不曾在史書上佔得隻言片語,史官們也不曾慷慨地為他們記上哪怕隨便一筆。人和人是多麼的不同,既有「寧為盛世狗,不作亂世人」的無奈,也有「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的激烈。對李斯而言,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他所恐懼的,便是活在一個注定平庸而無名的時代。感謝上天,讓他生得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剛剛好趕上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將《呂氏春秋》向朝廷百官炫耀過一番之後,呂不韋又來向天下炫耀。他將《呂氏春秋》佈於咸陽市門,上懸千金,無論諸侯游士賓客,凡能增損一字者,當場以千金作為獎勵。很難講,仕途失意的呂不韋,是否有借此抒發內心的憤怒失落和挑釁嫪毐及太后一黨的嫌疑。
當年,商鞅變法,為了樹立權威,取信於民,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宣稱能將木頭搬到北門者,獎勵十金。老百姓都不相信有這等好事,沒人敢動。於是提高賞格到五十金,終於有膽大者,將木頭搬到北門。商鞅當場兌現了五十金的獎勵,以明不欺。
呂不韋一向出手闊氣,千金的賞格,比商鞅當年大方了數十倍。可賞越重,反而越是無人敢出手。過了一個月,還是無人響應,呂不韋這才得意地將《呂氏春秋》收回。還好,達利沒有生在那個時代,像他那樣的瘋子,打著藝術的幌子,舉火將《呂氏春秋》燒個乾淨,說這樣改動才算最好,於是,一字千金,二十萬字就是二萬萬金,秦國多少年的GDP,恐怕都得全給搭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