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一九九九年母親的花燈生意做的不錯，母親也想找幾個人手幫忙，於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兒子華周在初中畢業務農一年後，被舅舅送到了我們家，跟著母親學習做花燈的手藝謀生。但是幹了不到一年，我的父親於二○○一年查出來得了多發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療；母親的花燈生意在二○○一年特別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萬塊錢的營業額。在這種情況下，母親自然也沒有力量再教華周做燈籠了，於是把華周送到漢陽一家職業學校裡學習廚師技藝。那個職業學校每天在電視裡、報紙上做廣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麼一回事。於是母親帶著華周專門到那個學校裡去看了一趟，學校招生人員很會說話，領著他們倆參觀了新落成的教學樓和閃亮的設備、寬敞的宿舍，並對他們說：學期三個月，包教包會，不會免費再學，畢業後包分配，發中專文憑，還說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有「很多」當上了酒店的大師傅，一個月可以掙好幾千塊呢。
有口吐蓮花的招生人員吹噓得如此天花亂墜，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學樓和設備，我母親也就定下心來，交了兩千元的學費，讓表弟報名參加學習。
表弟剛進學校時確實是在那棟嶄新的教學樓裡上了課，但沒有摸那些閃閃發亮的設備，因為那是上理論課；也住了幾天四人一間的宿舍。但是僅僅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就被遷到離學校很遠的一間破平房裡上課；而那個寬敞的宿舍也不讓住了，換了一間十幾個平方米卻要擠十六個人的陰暗屋子。這時表弟才明白，原來學校每星期開一班，新來的就讓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幾天；等更新的學生來了，前面的就得騰籠換鳥。也難怪那些設備總是閃閃發亮，原來那是給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這些，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著烹飪知識，每天起早貪黑練刀功、背菜譜。表弟是個有心計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熱的夏天到了。武漢是全國有名的「火爐」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難熬的季節，氣溫常常高達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氣，這麼多人擠在一個小小的宿舍中，卻連一個電風扇都不許用，違者罰款三百元。無奈，表弟和他的同學們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覺，或者打點冷水把毛巾泡在水裡，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體。
表弟的同班同學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樣想學門手藝的年輕人，還有幾個年紀不小的下崗工人。和念初中時不一樣，這些人都懂得學門手藝在今天社會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拚命地學。表弟腦子靈，手也勤，在他們當中是最出類拔萃的一個。結業考試時表弟以優異的成績，奪得了結業考試雕花、刀功兩項單科成績第一名，捧回了兩個獎狀和兩本鮮艷的證書：一個是《結業證》，一個是《廚師證》。那證書紅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聯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掙來的第一筆工資，就給他的父親買塊手錶。
按照學校「包推薦就業」的承諾，表弟華周和他的同學們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鐘大酒店」的餐廳「就業」。這家酒店規模很大，營業面積有將近一千多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幾個。酒店方接收他們時聲稱試用期一個月，不但不給工錢，連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還要交一百元風險抵押金。奇怪的是，作為「廚師」進來的華周和他的同學們，在「試用期」內一次砧板都沒挨過，盡被打發乾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溝之類的活計。華周和他的同學們雖然有些失望，但是，他們都想有個工作，因此拚命地幹活。老闆每天安排他們干十六個小時，還經常訓斥他們偷懶。作為一個十七歲的孩子，華周表現出了其他同學罕見的吃苦精神和聰明，華周跑堂時，平均三四天穿壞一雙襪子，可見其辛苦程度。漸漸地，老闆很少訓斥華周了。表弟很高興，因為他是出類拔萃的，酒店肯定能錄用……
一個月試用期很快過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學們一個沒有錄用，全部「試用不合格」。這時候他們才明白：所謂「畢業包推薦就業」不過是個騙局。他想到了那一百塊錢「風險抵押金」，但是跟老闆一講，老闆居然講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盤子一個，扣多少錢；某月某日使得顧客發火，扣多少錢……東算西算，那一百塊錢不但要不回，反而還得倒找老闆錢。表弟和他的同學們剛想分辨幾句，老闆扭過頭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聲了。
就這樣，表弟沒了工作，沒了希望。雖然我們家也在武漢，但表弟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親得病花錢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家張嘴要錢。期間表弟到醫院看望我父親好幾次，我們問他情況時他都含含糊糊地說「挺好的」。當時我們全家的焦點集中在父親的病上，也就沒有多想。表弟和他幾個要好的同學整日遊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戶地找工作，卻屢屢碰壁。什麼證書、獎狀，都沒有用。身上帶的錢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們講。那一段時間表弟每天吃白開水就兩毛錢一個的饅頭，但就是這樣錢也一天天變少……
終於有一天，表弟在漢陽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鍋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資微薄：試用期兩個月，每個月一百五十塊。但是，畢竟能掙錢了，而且老闆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干了。老闆很苛刻：所謂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麼便宜就煮什麼；所謂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後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個小時，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帶、豬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營業到兩三點鐘，只能在午後生意清淡時打個盹。所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表弟到了這家火鍋店才發現：老闆每天用來做底料的紅油竟然是反覆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當時表面上是倒進泔水桶中，到關門後老闆就讓表弟他們把裡面的殘渣撈出來，把油撇出來繼續給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邊干一邊噁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裝革履的先生和衣著入時的女郎，表弟這個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們，要是讓他們看看這幕後……
兩個月到了，表弟他們幾個跟老闆要工錢。老闆卻說根據他的規矩，正式錄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證交給老闆，以防止長期工作後席捲財、物逃走，還說有前車之鑒。表弟雖是農村來的孩子，但是看報也知道有些老闆把打工仔的身份證收走後就要不回來，只能被老闆盤剝，甚至當「奴隸勞工」。表弟沒了主張，回來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聽，說那萬萬不能給；要掌握員工的來龍去脈，弄個複印件就行了嘛，幹嗎非要原件？這肯定是另有企圖。於是表弟跟老闆說，可以給複印件，但原件不能給。老闆一聽就說，不給身份證你就給我滾。表弟要工錢，老闆手一揮，兩個凶神惡煞般的店員衝出來，對表弟左右開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裡是對手，只好落荒而逃，連行李都沒顧得上拿。
表弟他們幾個又一次開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經過半個多月的走家串戶，表弟和他的另兩個同學在漢口協和醫院對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計。這家老闆是個看上去還忠厚的中年人，老闆娘是某個大廠的下崗工人。老闆的媽是退休紡織工人，在酒店門口賣鹹菜。令表弟奇怪的是，這一家人的收入各歸個，不打攪，老闆店裡需要鹹菜還要找老闆的媽去買。老闆給表弟他們幾個每月開三百塊。這個收入雖然和表弟當初夢想的每個月幾千塊的有天壤之別，但是也算比前幾家光幹活不給錢強的多。看上去老闆人還可以，表弟只能祈禱新老闆能按時給錢。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來張桌子，雖然地處繁華鬧市區，*近協和醫院和新華路長途汽車站，但是生意卻相當清淡。表弟發現，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這裡菜價太貴。老闆做生意的原則是至少「對半利」，嘴裡成天念叨著「全國十三億，一天宰一個，一輩子也宰不完」的口頭禪。現在餐館到處都是，消息傳得又快，誰被宰一回後還會來這裡？由於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變質，老闆就聞一下，明顯變臭的扔掉，還不太臭的就留下來做給客人。表弟覺得這不應該，特別是有些外地到協和醫院求醫治病的人，本來就夠倒霉了，還給人家做變質食物，實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後後打了三個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殘羹，晚上就睡在飯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趕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時落在那裡了。不得已，表弟回我們家時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塊的另一個同學小林則沒有了被褥。表弟這人善良，晚上就兩個人同睡一個被窩。由於天氣冷，老闆也不給燒開水，表弟他們幾個三個多月連一次澡都沒洗過。每到月底要工錢時，老闆總說最近生意不好，沒錢，下個月一定補上。表弟他們幾個每天在冷水裡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塊凍瘡，老闆見了，就說幹這一行生凍瘡很正常。
老闆的媽雖然是個退休工人，卻一點沒有我們以往從電影裡看到的「勞動群眾」那階級覺悟和菩薩般心腸。她總是讓表弟他們幾個為自己白白幹活，眼光比老闆還苛刻。不僅如此，老太太脾氣還不好，每天罵罵咧咧的，還盡向老闆打小報告，挑撥老闆打表弟他們幾個。為了謀生，表弟只好忍氣吞聲。
轉眼二○○二年春節快到了，老闆已經欠表弟和他的同學們每人九百塊工錢。此時的表弟和他的同學們都已經身無分文了。而老闆一不提給工錢，二不提讓他們回家過年。眼見春節一天天臨近，表弟不禁心慌起來。找老闆要工錢，老闆臉一沉，罵道：「幹活笨手笨腳，要錢倒積極！什麼玩意？！現在沒錢，等春節過完再來要！」老闆娘在旁邊插話道：「過年生意肯定會發財，你們回什麼家呀，在這裡過年吧。」
那晚表弟他們幾個都沒有睡著。表弟心想，過年再發財，也發不到我們頭上。表弟有我們家在這裡做後盾，因此還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離家打工的小林他們兩個人，則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農民，兩千塊的學費是他們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時不但收不回一文錢投資回報，而且連過年回家的路費都沒有……怎麼向父母交代？怎麼對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們三個小夥伴異常的苦惱而憤懣，一直談到快天亮。終於，小林說了一句：「城裡人有錢，咱們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聲了。第二天農曆臘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學們偷了飯店的菜刀，準備當晚去劫道。幸虧那天我們家裡來了一大筆花燈生意，母親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來幫忙，他們的計劃才告破滅。回家後表弟跟我們講述了經歷的這一切，把我們全家驚出一身冷汗。母親趕緊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裡來，給他們講述了做人要本分、千萬不能搞歪門邪道的道理。小林說：阿姨，不是我們不學好，我們實在是被逼得沒辦法呀。於是母親就讓小林留在家裡吃了幾頓好飯，又給他一百錢塊作路費，讓他回家過年去了。
此後，母親再沒讓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裡做燈籠，沒燈籠做的時候就讓表弟在家看看書。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經學會了做燈籠的全部技術，母親就領著他回到山西太谷，給了他一萬五千塊錢的本錢，讓他在那裡開攤子做燈籠賣。母親還領著表弟到太原市鐘樓街、橋頭街和柳巷等賣花燈比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紹給表弟。當年母親在太原做生意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顧表弟。二○○四年春節太原市場花燈行情不好，表弟只賣了五千多塊錢的貨。表弟租的那個商店老闆是母親的老熟人，一看是這個情況，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給表弟拉燈籠送貨的那個汽車司機，是母親原來待過的太谷線材廠的下崗職工，一聽說表弟是我母親的親戚，每車的運費降價三分之一，只收個汽油錢和過路過橋費。
當然，私人老闆也並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樣個個具有蛇蠍心腸，也偶見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親在A醫院第一次化療時，病房裡住著姓張的兩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倆都是湖北洪湖的農村人，原來在東莞一家私人電器工廠打工，老闆每年都出錢給職工全面體檢一次。在當年的例行體檢中，哥哥被查出來有白血病，於是老闆先是在東莞一家醫院給他治療，後來為了方便家裡人照顧，又轉到武漢的A醫院。臨走，老闆給了他二十萬元，說這是換骨髓的費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後再回來繼續做工。在治病期間，還讓弟弟也回來陪護哥哥，兄弟倆工資還照開。每當兩兄弟講起這個善良的老闆，總是一臉的感激。不過，這樣的老闆在現在的中國真可謂是鳳毛麟角、百不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