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伴隨著全民族性的道德淪喪，中國大地逐漸成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談論的是錢，心裡想的是錢；為了賺錢不擇手段，為了賺錢走向瘋狂；拋卻了最起碼的道德良心、禮義廉恥。我這個人並不是那種「恥於言利」的人，但總覺得「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賺錢要講究個章法，要憑良心、憑勞動，不能賺骯髒錢，發不義財。遺憾的是，恐怕多數中國人現在仍然不明白這個道理。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個大海」，公共汽車就是能夠反映社會這個「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剛參加工作時有一次坐公共汽車到武昌，上來幾個衣著妖艷的女人坐在我身後旁若無人地大聲談話。我聽見她們的談話主題似乎是另一個女人，只聽一個說：「×××可真夠賤的，那個男的已經沒錢了，也還跟他睡。」另一個說：「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腳蹬了。沒錢還要跟他睡覺，瘋了吧。」我聽了這幾個人的談話，詫異地扭過頭去，那幾個女人還在眉飛色舞地大聲談論著錢、男人和睡覺，絲毫沒有一丁半點羞恥的感覺。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領到了兩個月的工資，身上揣著這八百塊錢喜滋滋地去學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車到了漢陽古琴台，上來四個有說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著一件西服。武漢的九月份天氣還相當炎熱，我開頭還挺奇怪，這幾個人幹嗎這麼熱還穿西服啊？過了一會兒，他們幾個擠到了一個站著的農村人身邊，這時我才發現他們原來是用西服做掩護的小偷。幾個扒手一邊有說有笑，一邊用鑷子把人家衣服兜裡的錢掏出來。我本來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個人，我卻只有一個人，萬一這幾個小偷報復我怎麼辦？想到這裡，我沒敢吱聲，只是用手緊緊護著自己兜裡的八百塊錢。車子到了閱馬場，那幾個扒手神氣活現地下車了，我趕緊跟那個農村人講了他被偷的事情，他這才如夢初醒。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人尊老愛幼、禮義謙讓的美德被一掃而光，處處充斥了無德無義、言行粗魯之輩。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層也看到了道德淪喪的危險，於是開始大力提倡「五講四美」。然而上層的努力並沒有奏效，道德這東西被毀掉容易，重新建立卻很困難。到了九十年代，中國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漢生活了十三年，無數次乘坐公共汽車，遇到車上有老、弱、病、殘、孕而有人主動讓座的情況，卻是屈指可數。
從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愛幼，長大以後我確實遵守著他們的教導。我在坐公共汽車時，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殘、孕，就一定會起身給他們讓座。有時自己帶的東西太沉重了，上車時就希望最好不要上這樣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殘，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沒有人讓座，假如有人讓座我就慶幸；假如沒人讓座就自己背著重物站起來給他們讓座，但多半情況下都是我讓座。不過，最近幾年主動讓座的人彷彿比以前多了一點。
不肯讓座的人沒道德，有些被讓座的人也沒道德。二○○一年「五一」節期間，我和妻子、小舅子兩口四個人到東湖沙灘浴場去玩，回常青花園的路上車到黃浦路上來一個老頭子和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兒或者孫女，當然，是「二奶」也不稀罕。當時車上人多，誰也不讓位子，於是我站起來給老頭子讓了個位子。那老頭也是一句「謝謝」也不說，一屁股坐下就不說話了。我心裡雖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紀了也就不計較。車到建設大道的台北路口，老頭子身邊的一個座位空了，這時我看到老頭子喊「過來過來」，就以為是請我過去坐。誰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頭子竟然說「不是叫你」，原來他是招呼那個女的來坐。見到這個情景，車上有幾個乘客看不下去了，小聲對我說：「有些人，真是不識敬啊，給他們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搖了搖頭，無奈地苦笑了一聲。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車上班，車子到了漢口武聖路上來一個農村人，問這個車到不到亞貿廣場。五二二路車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轉向中南路，而亞貿廣場則需要繼續沿著武珞路前行大約兩站才能到。武聖路本來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車可以直接到亞貿廣場。當時五二二路還不是無人售票，但那個售票員就是不說，為了這一塊錢的車錢騙人家說：「到，到，到付家坡下。」那個農村人就這麼著被騙上了車。我當時坐在售票員邊上，見到這個情景對那售票員煩在心裡，就忍不住對農村人說：「這個車不到亞貿，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農村人聽了以後下去了，售票員則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滿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著個大包，裡面裝滿了從吳家山帶到宿舍裡去的盤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車到單位上班。天氣很熱，車廂裡人又非常擁擠。我們家住的西郊公園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點站，我有了個位子。車到途中一位老大爺上車，我就起身給他讓了個位子自己站著。這時旁邊站著的一位中年婦女說話了：「小伙子，背著那麼大的包還讓位子，真不錯！我天天坐這車上班，也沒見有人給老年人讓過位子。」我這人也喜歡別人誇我，聽了她的誇獎心裡挺高興的，跟她一路攀談，並應她的要求留了個電話號碼。
過了大約一個來月，我接到這位中年婦女的一個電話說，今天晚上在武漢劇院有個研討賺錢方面的講座，她已經幫我弄到了門票。我一聽，想想晚上反正也沒什麼事，於是就答應她去聽講座。等我到了武漢劇院門前，發現那裡人山人海，三五個紮成一堆在那裡熱烈地交談。我見狀覺得肯定是個什麼大人物來了。那位中年婦女見了我就熱情地迎了上來，並把我介紹給圍成一堆的幾個人。當時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好像他們是個什麼組織似的。
等我稀里糊塗地跟著中年婦女進了劇院，發現裡面座無虛席，有不少人就站在過道裡，還有很多人被擋在門外進不去。那位中年婦女邊走邊說，我看你人不錯，費了好大勁才幫你搞到這張門票。我雖然不明白這講座究竟為什麼這麼值錢，但也只好連聲表示感謝。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發現主席台上方懸掛著一條巨大的橫幅，上寫：「安利公司中國市場15%∼20%培訓總結大會」。一個長得像白領麗人的報幕小姐宣佈大會開始時，全場頓時起立歡呼。
我沒有隨同這些人起來歡呼，幹嗎要起立歡呼？要講話鼓鼓掌就夠了，幹嗎要裝神弄鬼的？瘋狂熾熱的人群，隨著報幕小姐的鼓動有節奏地喊著我不明白的口號，如醉如癡；我則坐在那裡茫然四顧，看著周圍那些表情虔誠、嘴裡發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們，彷彿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門廣場。
那位中年婦女一邊激動萬分地喊著口號，一邊還問我：你怎麼不起來喊啊？老師馬上要出來了。這時一個很胖的中年婦女走上主席台，報幕小姐介紹說她是台灣人，「鑽石」級的大師王什麼氏。剛剛坐下的人們又站起來，也沒有人起頭，就整齊劃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愛你」的口號。都說中國人一盤散沙，我看不是這樣。
王太長著一副最常見的中年家庭主婦那種公鴨嗓，講話內容是她怎麼*銷售安利產品當上富翁的發家史。每講幾句，場內的聽眾就起立歡呼一次，響起震耳欲聾、整齊劃一的口號聲。令我萬分驚訝是，這些人居然在沒有人起頭的情況下能夠做到眾口一詞，連口號的次序都不亂。王太介紹完自己的發家史，又開始介紹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幾句就是：「不要怕熟人罵你是騙子，你騙他是因為要幫他！他以後會感激你的」，「要用一顆誠心做事業，要經的起罵，這樣你才能迅速發財致富」，「安利產品是本世紀發財的最後手段」等等。雖說是做產品的，但我在現場沒有一句關於產品性能的介紹，惟有如何發展下線，下線如何發展下下線……這就是傳銷，產品本身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擊鼓傳花一樣發展下線。
我實在聽不下去了，就站起身來跟那位中年婦女說，我晚上還有點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婦女拉住我說：別走啊，我為你搞票跑了好幾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錯才幫你的。我也不好強行離去，只得無奈地在這荒誕不經的氣氛下繼續忍受。我環顧著周圍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樣子，看上去並不像愚昧無知、素質很差的人，怎麼也會這樣呢？還有一些年輕女孩子衣著氣質還很不錯，一看就知道是白領麗人一類的，怎麼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這麼坐如針氈地捱了兩個小時以後，大會終於結束了。但那些人並不急於離去，一些人瘋狂地往主席台上擠，想讓那位「鑽石大師」王太點撥自己幾句。帶我來的那位中年婦女也對我說了一聲「別動，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脫身的機會來了，就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這座該死的劇院。一出門就看到門外依舊站滿了沒法入場的人，虔誠地等待戈多。我長長舒了一口氣，心想：天哪，中國人這到底都是怎麼啦？
那位中年婦女第二天又打電話找我，問我怎麼招呼都不打一聲就跑了？我解釋說，我還有重要的事情辦。那天快下班時，她又到我單位找我，給我送了一份安利公司的宣傳畫冊，鼓動我加入傳銷網絡。我對她說，我實在不想搞這個生意，你還是別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費時間了，趕緊去發展別人吧。聽到這裡，她才失望地走了。後來又有人送給我一瓶安利公司生產的清潔用品，實話實說，我用了一下覺得質量還算不錯。安利公司在傳銷公司裡算是最正規的一個了，後來到一九九八年國家取締非法傳銷時披露的一些傳銷黑幕，比我所見識的傳銷更加觸目驚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後，由於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們家做燈籠光*我父母兩位老人就顯得人手不夠。於是他們通過一個熟人介紹，找了一個叫牛四萍的十七八歲的村姑幫忙做燈籠，每個月可以掙五六百塊錢，中午還管一頓飯。牛四萍這個人相貌醜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學肄業。太谷這個小縣城消費低，五六百塊錢的工資已經算非常高的了。太谷農村人比較老實，我們家待她也比較厚道，因此雙方關係非常融洽。我父母幹活的那種辛苦，也讓牛四萍欽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節花燈行情不好，一共只賣了一萬二千多塊錢。牛四萍知道後安慰我母親說：「姨兒，你每天這麼辛苦，要是你不發財，那真是老天爺不長眼啊。」
就這麼著牛四萍在我們家一幹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節過後，我父母搬到武漢，初來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帶來。父母臨上車時牛四萍來送，哭了一場。後來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開的做辣椒醬的小廠打工，一個月工資才二百八十多塊錢。那個私人老闆很壞，招工時只要小姑娘，休息時就放黃色錄像給她們看，然後就給個二、三十塊錢誘姦這些小姑娘。牛四萍長的醜，老闆倒沒姦污她，不過看了一年黃色錄像，又在這個辣椒醬廠耳濡目染，漸漸地學壞了。
一九九九年春節過後，我母親因為過年時花燈賣的好，就想擴大再生產，雇幾個人幫忙。當時父母還不知道牛四萍已經變壞，於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節以後，我母親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問她願不願意到武漢做燈籠。牛四萍當然願意了，只是提出武漢離家遠，每個月應當再漲二百塊工錢，一天管三頓飯。雖說一個月七八百塊錢比武漢僱人還貴，但母親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練工，不必專門費勁培訓，就答應了她的條件。
牛四萍到了武漢以後，幹活依舊是一把好手。武漢這地方是大城市，菜價比太谷貴很多倍，母親心疼菜錢，因此每次吃飯的剩菜都捨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於是每天吃飯都是牛四萍吃新鮮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親對此挺煩的。按理說工資漲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應當高興才對。但是母親卻發現牛四萍的臉上的笑容漸漸地越來越少；天天上街轉，有時半夜也不回來；整日照著鏡子一看就是半天，顯得心事重重。我母親心細，就跟她談心，發現她的「心事」就是嫌做燈籠賺錢慢，沒法發大財。牛四萍到了武漢以後，看到街上髮廊林立，裡面的小姐衣著妖艷，一問原來一個小時就能掙好幾十塊錢，頓時覺得做燈籠沒意思，想做髮廊小姐。無奈牛四萍長的醜，一連問了好幾個髮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鬱悶起來，每天照鏡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氣。我母親一聽，頓時驚訝得說不出話來，短短一年沒見面，人的變化這麼大。
不過我母親念及以前的情義想挽救牛四萍，於是經常找她談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嚴、不能幹歪門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卻不以為然，反而問我母親：人不都是長著一個腦袋兩條腿嗎，那為什麼有些人富我就窮？為什麼有些人漂亮我就丑？為什麼有些人上大學我就小學沒畢業？像姨兒你這樣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沒見發什麼大財啊？這一連串「為什麼」，反倒把我母親問得張口結舌、無言以對。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齒地吐出一句話：「最好找個有錢的老頭，跟他過上兩年，再找個機會把他一殺，財產就歸我了。」
我母親聽了牛四萍的這番話，不由地覺得脊樑骨直發涼，心想要是任由她這麼發展下去，說不定哪天給弄出點什麼醜事來，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於是母親狠了狠心，趕緊買了一張火車票，打發牛四萍回太谷了。
當時住在我們家同一個單元有一對年輕的小夫妻，有一個六七歲左右的孩子。我們家剛搬過去時候，大家見面經常點個頭。後來，我們漸漸覺得那家人有些古怪，那個男的經常一連好幾個月不在家，女的則每天清晨我上班時見她從外邊回來。後來有個鄰居來串門時候跟我們說了他們家的底細：那個男的是小偷，經常因為盜竊被公安局拘留，這個樓道裡幾乎每家住戶都曾經被他光顧；那個女的則被漢正街一個外地老闆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覺，早晨人家做生意就回來。我們一聽，頓時張口結舌。所謂男盜女娼，算是被這家人佔全了。後來我父親得病，那個男的有一天還來向我母親借錢。我母親說，我男人病成這樣，家裡就*過年糊兩個燈籠給老頭治病，實在是沒錢啊。那個男的還算有點良心，連聲說，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這個情況，對不起了。
這家人混到這個地步，並非實在走投無路。那個男的原來有工作，但就是嫌錢少愛偷人家，結果給判了幾年刑開除了工職。那男的還會開車，有一段時間給一個出租車司機夜間「挑土」（「注」「挑土」是武漢人對出租車輪班司機的稱呼），一個月可以掙一千來塊錢，但幹了幾個月覺得累，又不幹了。有一天我母親從他們家門口過，碰到那個男的跟幾個朋友喝酒，喝著喝著哭了起來，說自己是懷才不遇，沒有伯樂來發現他這匹千里馬。後來那個女的帶著孩子跟人家跑了，那個男的就一個人在家，跟街上一個賣炸雞腿的農村婦女的搞上了對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裡白吃炸雞腿。後來把那個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們家花燈生意不錯，就租了二樓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廳的樣子。後來生意不好，就把這套房子退了。後來房子的主人把這套房子租給了外面一個髮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領著嫖客到那間房子裡苟合，來來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時，男男女女十幾個人在一間屋子鬼混，那裡面發出的淫聲浪語站在樓道裡都聽得一清二楚。後來終於被舉報了，有一天公安局來抓賣淫嫖娼，抓走一大幫人。
參加工作以後，我到過全國許多城市出差，發現在這些城市的繁華地區，比如火車站、商業區，都存在著一批數量不少的乞討兒童。這些年幼的乞討者衣衫襤褸，骯髒不堪，三五個一夥圍住過往的人群，往往採取摟腰、抱腿等方式強行索要，因此他們也常常受到受騷擾的人們的毆打和辱罵。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單路口碰到一個中年農婦指揮一群乞討兒，中國人不討，只要看到有外國人經過，農婦就發出口令，於是那幫髒兮兮的兒童就衝上去抱住外國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對方掏錢。那些被抱腿摟腰的老外臉上那種鄙夷與厭惡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這時，一個戴眼鏡的北京中年婦女走到那個農婦面前指著她的鼻子罵道：「你給中國人丟臉！」農婦臉上掛著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沒辦法，孩子多嘛。」
在武漢，我也不止一次被這些乞討者騷擾。每次為了脫身，我都要給個一塊錢或者五毛錢的硬幣。有一次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給了他一塊錢硬幣後居然還不滿意，說道：「給這麼點，小氣！」我這個人一般不跟弱者計較，但見了這麼個無恥的少年，也禁不住心裡生氣，大吼一聲：「給老子滾！」那少年被嚇住了，鬆開了我。後來我走了幾步回頭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臉。
武漢的洪山廣場一帶，則活躍著一批強賣玫瑰花的孩子。他們一般只看到情侶才動手，強行纏著要人家買花。一次我和妻子從那裡經過，一個十來歲的小丫頭纏著我要我買玫瑰花。雖然我一向不喜歡弄花啊草啊什麼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兩塊錢，至多五塊錢，買就買吧。誰知那丫頭張嘴就要十塊。妻子一聽，說這不是敲竹槓嗎？咱不買了。妻子拉著我離開，誰知那丫頭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說話，非要買不可。我就跟她說，丫頭，你正是上學的年紀，咋不讀書啊，幹嗎要幹這個。那小丫頭聽了我的話，張嘴就罵：不用你管，連花都買不起的窮鬼！我一聽，壓住怒火說：做買賣得講究自願，我不買你的花你也不能罵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煩了，一把把那丫頭從我身上拽開，跟我說：就你個書獃子，跟這種人囉嗦什麼呀？走！恰好在此時，另一對情侶走過，這丫頭又纏住了他們倆。我搖了搖頭，對妻子說：這種人長大了能長成什麼樣子？
在漢口的江漢路一帶，則活躍著一批奇形怪狀的乞討兒。實際上這些乞兒多數是被人為地弄成各種畸形怪狀：有的被用繩子把雙腿從背後綁到胸前，有的乾脆被人為地弄成殘廢。還有一些流浪兒，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單衣，因此被凍壞了手腳。此外我還發現，這些殘疾的乞討兒童往往有大人監視和唆使。他們通常在距離流浪兒不遠處，監視著流浪兒的一舉一動。據我瞭解，這些人往往是流浪兒的父母、親戚，有些乾脆是人販子。本來應當在課堂中讀書的兒童，成了這些人發財致富的工具。
我父親患了多發性骨髓瘤以後，在二○○二年春節期間因為脊柱壓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動。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飯不在父親跟前時照顧一下，我母親到A醫院找了一個護工。那個護工姓萬，是個二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姓萬的嘴很巧，一個勁地讓我們放一百個心，說自己有很多年的護理經驗。我們聽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這個姓萬的「照顧」了我父親一個禮拜，當我母親一走，姓萬的對我父親說他昨天晚上照顧另一個病人，累了，想在我父親床上睡一下。我父親心善，也就同意讓姓萬的休息一下。我父親動彈不了，姓萬的就搬著我父親到床的一邊，然後就擠到我父親那張窄小的單人病床上睡大覺。本來我父親還以為他只是一時如此，卻沒想到姓萬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製。偶爾醒過來，姓萬的就跟我父親談論說自己缺錢。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說掙錢、賺錢，而是說「搞錢」；一個「搞」字，把錢的來路弄得十分曖昧。姓萬的就是這樣，成天嘴裡「搞錢搞錢」的，實在令父親厭惡。但當著姓萬的面，父親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後來有一天乘姓萬的不在，趕緊跟我母親講了。這才把這個一心「搞錢」的人給辭了。從此，我們家人對醫院裡這些護工厭惡至極，自己再累也堅決不雇護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親去世前幾天，又住進了C醫院。C醫院也有護工，一開始還有幾個跑來問要不要護工來「幫忙」。我們家早就知道這些護工普遍不怎麼地，根本就沒有考慮。我母親每天招呼父親，姐姐也從河北廊坊趕來伺候，我也向單位請了假守侯在父親病床前。在伺候父親期間，我看到旁邊病房住了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他的那個護工是個十七八歲的農村小妞。別看這個小妞年紀小，如何損人利己卻一點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曬曬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請那小妞幫忙。小妞也正想曬自己的衣物，就不答應，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無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顫顫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親見狀，趕緊過去幫忙。剛曬了一小會兒，那個小妞回來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擋了她的陽光，立即氣急敗壞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來，嘴裡還罵罵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麼急？」
對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這是做人最起碼的底線。然而在今日之中國，弱肉強食的觀念已經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醫院門口賣烤紅薯的，其價格都比一般地方貴上四分之一。對，因為你弱小，因為你陷於困境，不宰你宰誰？在各個大醫院的門診部，往往還活躍著一批專門從事坑蒙拐騙的「醫托」，假裝成患者模樣，虛情假意地介紹一些蒙古大夫、野雞醫院。城裡人見識多，上當的少；很多農村人就被這群喪盡天良的騙子騙走了救命錢。此外，醫院的小偷還特別的多，這幫賊知道這些來看病的人肯定有錢，於是專揀病人下手。父親生病這幾年，我奔走於醫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錢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絕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開車到外地出差，結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車禍，汽車撞到水泥隔離墩上又翻了個底朝天。當我們從扭曲變形的車身中爬出來，驚魂未定地報警時，附近村莊的幾十個農民拿著撬槓等工具奔到現場。看到我們人都還活著，那些人就跟我搞價錢，要我們付一千塊錢幫我們把車子翻過來。我們這是因公出差，車子也有保險，自然不會要這些一沒票據、二無工具的農民幫忙，就客氣地向他們道謝後請他們離開。然而，那些農民就如同等待覓食機會的禿鷲一樣圍在那裡不肯走，幾個人把我們車上灑落在外面的香煙、打火機等東西撿起來塞到自己兜裡，更多的人則圍著已經摔開的汽車後備箱。當時我們的後備箱裡還放著手提電腦、業務資料和一些生活用品，於是我走上前去請他們走開。他們卻不走，指著散落在後備箱裡的洗髮水和飲料說：反正你們也沒有用了，把這些東西給我們吧。我當然不幹，只好冒著汽車起火的危險守在那裡防止他們哄搶。直到二十分鐘後交警來了，那幫農民才不情願地散去，走時一步三回頭。後來我們清點後備箱裡的物品，發現少了同事的一雙新買的皮鞋。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道德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