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在我的工作完全定下來了以後，才放心地回家去了。臨走，她還專門到位於漢口岱家山的福利院裡看望了我的祖母。前面提到過，祖母在我母親當年落難、嫁給我父親以後落井下石，殘忍地虐待當時才十幾歲的母親。但是我母親卻以德抱怨，給她買了很多禮品，有奶粉、水果、童子雞、餅乾、罐頭等等。祖母因為心腸太壞，幾個子女誰都不去看望她，此時我母親去了，又帶了這麼多好吃的，她自然十分高興。然而，只一會兒祖母就故態復萌，指揮我母親為她幹這幹那，甚至連廁所都不去了，要我母親為她倒便盆。其時，我母親和她相比，早已經由弱變強，但母親依然滿足了祖母提出的一切要求。當時母親心想，祖母這個人雖然壞，但畢竟是個老人，晚輩的義務該盡還是要盡的。臨走，母親又給祖母留了幾百塊錢零花。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到分行人事處報到以後，就分配到了A支行。分配時人事處還是照顧了我，A支行是G銀行系統中效益最好的一個。當然，那時的幾個國有大銀行都在搞粗放經營，不講盈利只講存款，效益好不是指銀行在經營中盈利，而是存款多，個人收入高。這也是當時中國金融系統中普遍存在的怪現象，各個銀行總行考核分行，都是以年底存款多少來論英雄，而不是以虧損還是盈利比高低。在這個大環境的決定下，所有的銀行都拚命抓存款，特別到了年底更是為了存款餘額不擇手段，甚至是以答應放貸款為條件，求得客戶在年底那幾天弄點資金過過賬。因此，那時的幾大國有銀行，年底的存款都一天比一天攀升，一過完元旦就馬上垮了下來。中國國有銀行的呆賬比例奇高，與這種只顧存款規模、不講經濟效益的粗放經營方式有很大關係。
我到A支行報到後，單位分給我一個集體宿舍。宿舍位於漢口三陽北路（「注」現更名為澳門路），對面那是八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樓，一室半一廳，建築面積大概有三十多平方米，住三個單身漢。那個廳被隔成了一個房間，裡面堆放著一位已經結婚搬走的職工留下的一些家當，平時都鎖著。當時，我和另外一個剛畢業的研究生一起住在那個大點的房間裡，還有一個資格老一點的職工自己住那個小一點的單間。
集體宿舍位於頂樓，樓上也沒有坡屋頂隔熱層。武漢是全國聞名的「火爐」城市，夏天溫度常常達到四十度，到處都是火辣辣的，但宿舍裡沒有空調。以往上大學時，我每到暑假就回山西了，因此始終沒有感覺到武漢的炎熱，一九九五年是我第一次親身體會「火爐」的滋味。那年夏天，女友從家裡（「注」女友家在湖北省孝感市）跑到武漢來看我，因為天氣太熱，白天我們倆就坐在窗戶旁，買了一瓶醫用酒精往自己身上擦，借助酒精揮發來散熱。宿舍裡也沒有電視，自己也買不起，於是我從學校帶來的小收錄機成了唯一的娛樂工具，每天聽聽蘇聯歌曲，或者是莫斯科台的廣播。別看那個宿舍面積小，結構也不怎麼樣，但我和女友當時談將來的生活時，總是說，唉，要是有這麼一套房子就心滿意足了。
當時和我住A支行集體宿舍的有大約七、八多個單身外地年輕人。大家每天下班以後談論的主題就是什麼時候能夠提副科、正科；某某人年紀輕輕就當了某某「官」，某某人因為老子是什麼「官」就當上了什麼「官」。總之，大家都想當「官」，都想走捷徑，因為當「官」意味著實實在在的財富與權力。
我在A支行被分配到房地產信貸科當臨櫃人員，每天和支票、印鑒打交道，科裡的同事都對我還不錯。那時銀行還沒有什麼服務意識，因此銀行工作人員對前來辦理業務的客戶態度不好是常有的事情。我這個人待人比較和氣，跟那些客戶打交道時總是輕言細語、面帶微笑，那些客戶都對我挺滿意的。其中有一個福建土木建設公司的老財務人員，在我調走兩年以後在街頭偶然遇見了我，還誇我這個小伙子和氣、耐心。那時科裡每個月都要向客戶發回單，回單櫃因為以前經過了很多人的手而早就混亂不堪了，開回單櫃的時候需要一個一個地試鑰匙。每到這個時候，我就感到萬分頭痛。
剛參加工作時我還是一個見習生，每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三百七十七塊六毛六分錢。一九九五年的時候物價已經頗貴，這麼點錢肯定不夠花。但當時想自己已經參加工作了，不好再向父母開口要錢，因此就只好節衣縮食：每天吃食堂只打一個素菜，再自己買點辣椒就著吃；晚上食堂不做飯，我就買了些掛面，自己在宿舍裡用電爐子煮青菜掛面吃。當時正值盛夏，我也沒有錢買個電扇和涼鞋，只好每天穿著皮鞋上班，晚上就睡在樓頂上。抽煙也從在學校裡三塊八一盒的「HOPE」牌，降到了一塊錢一包的「畫苑」牌。
參加工作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我就用手頭不多的一點錢買了禮物去看望原來的系主任。系主任在學校裡對我挺好的，但我這個人不喜歡巴結領導，誰在任上我就跟人家保持距離，因此上大學期間我一次沒去看過系主任。但如今我畢業了，就覺得也該去看看系主任了。系主任見到我很是吃驚，又很高興。這是因為，原來在學校裡屁股後面圍著系主任轉的那幾個「好學生」，此時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領導，立刻就把系主任給忘了。其實，社會上充斥了這種過河拆橋的勢利眼，大學也不例外。系主任那天跟我談了好幾個小時，說那些她覺得該來看她的學生一個沒來，而她從來沒想到會來的倒來了，可見世態炎涼。我說，在學校那會兒，我也覺得您對我挺好，但您是領導，我不好巴結；現在不同了，我參加了工作，自己掙了錢，當然第一個就要來看老師。系主任一聽，直誇我有良心。此後幾年，我與系主任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每年春節、五一、中秋三個節日，我都要抽出時間帶上禮品去看望她。其實人家並不稀罕我帶去的那價值幾十塊的水果和糕點，人家看重的是，這個已經不再被她所管的學生所表現出的真正的情誼。
就這樣在A支行干了三個月以後，G銀行組織了一次分行系統的「金融知識電視競賽」。由於我是剛分來的大學生，就作為我們支行的三個選手之一參加了比賽。我們幾個脫產複習了半個多月，結果參賽時得了個冠軍，因此受到行長的親自接見。有當時的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樣子。不過，那時候自己挺窮，沒有件像樣的衣服，連參賽時所穿的西服都是借的。比賽後第三天，我就得到支行人事科的通知：到分行人事處報到，是「借調」。臨走的那天，宿舍的朋友們圍住我半是開玩笑、半是認真地說，當了官以後別忘了在基層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們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