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我的父親接到一封信,原來是一位在部隊的老戰友陳××寫來的,信上說他出差路過山西榆次,從別的戰友那裡獲知父親在太谷,想來看看。父親剛當兵時,不過十六七歲,而這位陳××大概只有十四五歲。兩人分別三十多年,期間世事滄桑,如今老友即將相見,父親動了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湧上心頭,頓時眼淚滂沱。接著,父母按照信上約定日期,跑到一百多里外的榆次,把陳××接回了家。
那天我放學回家,一進門就看到一個衣著體面的中年男人。那人身材頎長,頭髮雖然禿頂了,但從五官看得出來,年輕時他是一個非常英俊的人。據陳××自我介紹,他在文革期間慘遭迫害,文革結束後平反,擔任了北京《扶貧報》主編,混得很好,認識許多大首長。說罷,遞上了印製精美的名片。我父親很重情感,有了「老戰友」這一層關係,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母親人心善,聽到他的悲慘遭遇,也是同情得不得了。於是那一陣子家裡每天都是滿桌好菜,滿桌好酒,只是把我母親忙壞了,一頓飯要做十幾個菜,還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洗的乾乾淨淨,熨的整整齊齊。
本來陳××來時只說在家裡住上幾天,但是住了將近二十天,和父親敘舊敘得沒什麼話好說了,也還是沒有要走的意思。此時我母親有些疑惑,總感覺這人說話時眼神不太地道,似有圖謀。我母親在商海裡沉浮了幾年,也比較善於察言觀色,聽他跟我父親談話,談自己的經歷和現狀,經常有前後矛盾的地方,於是更加疑惑了。
那時我父母工資一個月加起來也不過一百來塊,可是光招待陳××二十天就花掉四五百,而且還要天天請假招呼他。長此以往,沒誰能陪得起,再加上母親對他心存疑惑,就更不願意他久住了。於是就借陳××說自己馬上要去廣州開會的機會,為陳××收拾好行裝,又買好車票,弄得他不走不行了。父母二人又把他送到榆次,到了榆次車站,火車來了他又磨磨蹭蹭地不肯上車。母親見狀,連忙幫著他把行李送到車上,這樣他才不得不怏怏而去。
陳××走後沒幾天,就發來電報,說自己手頭很緊,要求速匯款一千五百元,接收人居然是另一個名字「陳×」。因為我母親曾說過現在賣彩電特賺錢,他就在電報上最後畫蛇添足地說了一句:「彩電大量有」。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騙子的誘餌,因為當時中國尚處於短缺經濟時期,高檔消費品特別是彩電十分緊俏,非一般人物可以搞來,一個報社編輯哪有這麼大能量?連父親也覺得這人肯定是騙子了。
但父親念及往日戰友情誼,說,混到這個份上挺可憐的,乾脆只匯五百好了。母親最討厭的,就是不*勤勞而*坑蒙拐騙弄錢的人,於是堅決不同意,說家裡的錢都是咱們一塊一塊掙來的血汗錢,憑什麼給一個騙子?既然他來騙我們,就說明他根本就不念什麼戰友情誼,我們何必自做多情?他要真困難,開口講我們也不會不幫他,但想騙我們,那一個子也得不到。父親也就不再堅持了,陳××也再沒來聯繫過。
後來,我父親到開封見老戰友時,老戰友們告訴他,陳××也來過開封,每一個老戰友都找到了,說的是一樣的話,合計只騙走六百塊錢。他還曾經不知道從哪裡領了個呆頭呆腦的小孩,竟然騙人們說這是袁寶華的兒子(「注」袁寶華,河南南召縣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曾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等職務)。有個老戰友還調查過陳××的經歷,發現他在文革期間是某市一個造反派組織「夜鶯隊」的,幹過不少壞事,後來被作為有罪行的抓起來判了大刑,此前剛剛刑滿釋放。聞聽此事,父親回家後很是感歎了一陣子。
其實,陳××完全用錯了方法。我的父親母親都是願意救危扶困的人,幫助過不少困難工友。如果陳××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窘境,想踏踏實實地做個小買賣,那麼父母借給他一千、兩千的作為本錢是絕對沒問題的。特別是我的母親,非常理解父親和他之間從小在一起結下的情誼,更是一向同情弱者。因此,如果他誠實一點,那麼即使別人不幫他,我們家也會慷慨解囊的。但欺騙我們所珍視的情感,愚弄我們,那麼肯定是一無所得。這個陳××,也是那個不幸時代造就的不幸產物,既可憐,又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