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特別荒唐的一年，這一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毛澤東曾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講過這麼一段名言：“……歷來自詡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麼多的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象個什麼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種希望中國迅速擺脫貧困落後局面的出發點本無可厚非，但是在一個剛剛進行過“反右”運動、全國搞成“一言堂”的國家裡，這種激情卻變成了一種拔苗助長、得不償失的時代悲劇。
土改之後農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為可以過上“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田園生活了，很是高興了一陣子。然而好景不長，很快上面又強制農民加入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規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躍進期間，毛澤東照搬了蘇聯斯大林的集體農莊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上，大多數中國農民並不喜歡這種“一大二公”的體制。我父親就親耳聽到很多農民抱怨說：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還沒焐熱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過程中，和蘇聯“集體化”時期一樣，農民大量宰殺牲畜，造成了一次生產力的大破壞。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產風”的過程中，農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沒收了，斷掉了農民最後的依*。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一碗一筷歸個人，一草一木歸集體”。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一切，這就是中國隨後發生那場駭人聽聞的人間慘劇的根源。
大躍進初期，父親所在的勞改農場還搞過一陣子跟風躍進。由於勞動任務異常繁重，導致父親在勞動中肩胛骨被壓斷，左腿膝關節以下神經麻痺。我小的時候，看到父親肩膀一高一低，心裡好奇問怎麼回事，父親就回答說小時侯挑水壓的。後來大了才知道，那時“大躍進”給父親留下的紀念。當時農場沒有醫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勞改犯人充當的不脫產的衛生員。父親受傷以後，不但沒有得到治療，反而因不勞動而減去一半伙食。一面是傷痛，一面是饑餓，使得父親產生了逃跑的念頭。於是，父親在傷勢好轉一些以後與一位難友、原開封市建設局干部曹××二人密謀後逃回開封，當天就被抓回勞改營。為表示懲戒，勞改營采取了特別措施：白天上工時有武裝看守，晚上睡覺時就給二人戴上手銬，這樣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勞改犯轉移完畢，父親服刑的農場已經幾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過打擊的，管教干部也換了。因此，即便有那麼幾個積極分子上竄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氣氛仍然不濃。再加上新來的管教干部比較開明，也就不再跟風躍進。於是，這些“洋勞改”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經常走出農場，比較從容地觀察、親歷了“大躍進”當中許多令人終生難忘的場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親和前宜陽縣長張×（「注」張×在農場中和父親睡上下鋪，父親記憶中他是洛陽地區宜陽縣原縣長，老共產黨員，當地游擊隊領導人之一，因主張實行“黨內民主”而遭殃）一起到農場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問演出，唱進步戲。當時他們看到在凜冽的寒風中，一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干活，甚至連婦女竟然也光著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親他們幾個介紹說：這樣做是為了“突出干勁”，婦女脫光膀子則可以證明“婦女能頂半邊天”。赤裸著上身的婦女和赤裸著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干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干部又呼：“干！”農婦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我父親實在看不下去了，拉著張縣長的胳膊小聲說：“快走吧！”這時，他才發現張縣長眼中竟閃爍著淚花，臉上流露出一種極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親他們開始唱“進步戲”。農民白天勞累十五、六個小時，到了晚上早就又餓又累、東倒西歪了，可還是必須得去看戲。我的父親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和紅纓槍站在道路兩旁，農民則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場面就和押送俘虜一樣。
那時還到處宣傳毛澤東所提倡的豐產經驗——深翻土地。我的父親在農場附近看到當地農民深翻土地時，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沖擊扇上，表層土深翻一米多後，翻上來的全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當地的沙荒。而且，翻這麼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定不能成活，第二年地裡一片荒蕪。農業本身就有很多*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遇到歉收，而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農村大修水利時，我的父親隨農場的豫劇團到附近工地演出。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斗那些干活比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洩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我父親那裡看到：只要農民一到休息時間，每次都要在村干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以後，村干部就吩咐一聲：“甩他！”（「注」“甩他”是豫東方言，意即“打他”）於是，大家圍成一圈，先把這個不幸的人用拳頭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使勁跺。為了不至於惹怒村干部被當作下一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自己“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就如同擊鼓傳花游戲一樣，每一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裡找出一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盡管赫魯曉夫嘲笑毛澤東的“大躍進”，中蘇關系出現了齟齬，但五十年代“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慣性還存在。所以那時河南農村還流行佩戴肩章，村干部紛紛在自己穿的中式對襟棉襖上也縫上了肩章，有的竟然還斜披著類似現在商場促銷員戴的綬帶，看上去不倫不類。我父親曾經見過幾個村干部手持大棒，穿著戴肩章的黑棉襖，厲聲呵斥幾個蹲在地上挖野菜的農婦。那幾個農婦連頭都不敢抬一下，只是膽戰心驚地一味干活。村干部們對管人有特殊的癖好，已經不滿足於奴役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了，想把手伸到這些“洋勞改”身上。有一次，幾個村干部跑到農場來找農場管教干部談話，說這些“洋勞改”活得實在太滋潤了，消極怠工；如果能把“洋勞改”們交給他們管教，保證會讓犯人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農場有政策，管教干部當場拒絕了村干部的無理要求。村干部們白費了半天口舌，只得恨恨地走了。
在大躍進時期，我國部分農村實行一種只有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才能與之媲美的偉大措施：“聚家並屯”，這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大捷徑。由於官方蓄意把這一段歷史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掉，因此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聚家並屯”這個詞已經感到非常陌生了。那麼，什麼叫“聚家並屯”呢？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征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裡，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互相不允許見面。我父親他們到農村演出時，當地的“聚家並屯”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所以看演出時，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
“聚家並屯”實行後，農民被迫從世代居住的村莊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殘村”。由於老弱病殘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實際上，以正常的標准來衡量，“大躍進”期間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饑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死時連親人的面都見不到。
一九五八年底，我父親所在勞改營的犯人從杞縣集體轉移到河南焦作的新河農場，當時場部位於焦作市南郊。他們的豫劇團也就經常到附近的大煉鋼鐵工地演出。第一次演出時，我父親來到一個位於山坡上的工地，頓時被一幅壯觀景象驚得目瞪口呆：一望無際的土高爐，一望無際的、像萬國旗一樣的花花綠綠的帳篷（「注」這些帳篷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單縫成的，五顏六色，因而看上去像萬國旗），一望無際的新墳頭。等到走近一些，我父親看到每座墳頭前都插著一個木牌，上面用墨汁寫著死者的名字和生卒年份。那些木牌都還很新，連樹干自身的白色都沒有褪去。上面無一例外地寫著：×××，一九××∼一九五八。
和父親住上下鋪的前宜陽縣張縣長是個有良心的、真正的共產黨人。張縣長跟我父親關系很好，二人之間無話不談。他在目睹了這些令人發指的場面後，找了個沒人的地方放聲大哭了一場。一天夜裡，被這些的殘酷現實折磨得無法入睡的張縣長偷偷叫醒我父親，小聲對父親說：“我干了半輩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蔣斗、跟地主老財斗，為的就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當年我槍裡來雨裡去，老百姓為支援和掩護我們做了很大犧牲……誰反對共產主義，我會馬上砸爛他的腦殼，可是難道……共產主義竟然要用這種方法來實現嗎？”這番話把父親嚇得面如土色，因為同屋的犯人中間，前N地委組織部陳部長是奸細，經常向組織上匯報其他犯人們的言行，如果被他聽到，那張縣長算是徹底完了。於是，我父親捂了捂嘴，又指了指尚在睡夢中的陳部長，示意張縣長別再說了。
一九五八年，我母親居住的滑縣也開始“大躍進”，要大煉鋼鐵趕超美英。村干部先說要“十五年超英趕美”，後來又說“七年超英趕美”。村子裡豎起了土高爐，但滑縣不出鐵礦石，就把農民家裡的鐵鍋、鐵勺、甚至農具拿去當原料煉鋼，沒有燃料就砍樹。煉鋼並非什麼人、什麼條件都可以煉的，好好的鐵鍋鐵勺，煉出來卻是充滿雜質的廢物。不是沒人知道這是胡搞，也不是沒人知道這樣胡搞是會受老天爺懲罰的，但就是沒人敢說——反對總路線，誰擔得起這個罪名？
土高爐沒有安全設施、沒有必要的技術保障，因而事故頻繁發生。很多人就這麼死了，死在濺出的鐵水裡面，死在倒塌的高爐下面，死在過度的勞累之中。因此，河南民間將“大躍進”稱呼為“大要勁”，來形容當時的過度勞累。有一段時間我的外公也被強制去大煉鋼鐵，後來我小的時候，外公跟我講起那段經歷時總是搖著頭歎息說：“大要勁哪，累死多少人！”
後來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戶不許生火做飯。無所不至的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鐵條，挨家挨戶打開大門，進屋用鐵條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但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沒牛槽”（「注」“沒牛槽”是豫北方言，意即不許吃飯）。農民下工以後，看到滿屋的狼籍，只有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斷絕了農民的儲備。其實，中國大多數農民都有儲備糧食備荒的習慣，而大躍進期間，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又吹牛皮糧食豐收，上上下下鼓勵消費，結果等發現糧食沒了就束手無策。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時，那麼多農民死於饑餓，與此有相當大的關系。
不久又開始“放衛星”了，胡吹一畝地可產糧幾千斤，後來吹到幾萬斤。當時農村的牆壁上到處寫著“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類的標語。農民都是跟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心裡自然不信。然而在當時的政治壓力下，誰不小心說出自己的懷疑，馬上就會招徠橫禍挨打。有個別稍微正直一些的村干部，在報產量時報的低，馬上就被打成“右傾分子”，強加上“瞞產私分”的罪名，結果很快就鴉雀無聲了。就這樣，全國上下到處充斥假話、大話、空話，整天自欺欺人。
村子裡的公共食堂在剛剛開辦時，生活倒是不錯。那時的村干部天天教育農民說：“毛主席說了，現在的問題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怎麼吃，這麼多的糧食一定要想辦法吃完，一天三頓吃不完就吃五頓。”於是，有一段時間號召“敞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天天都可以吃面條饅頭，玉米、高粱都拿去喂豬喂牲口，浪費極其嚴重。河南農民多數都很貧窮，就連我外公這樣的小地主，解放前都不敢頓頓吃干飯、白面。如今，見到公共食堂天天不限量地吃白面，好多農民都是一邊吃一邊松褲帶，就這麼寅吃卯糧。上級來參觀檢查時，村干部就讓人把糧倉裡面堆上土，外面灑上糧食，造成糧倉充盈的假象。
一九五八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大修水利。不知為什麼，硬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兩條人工河。滑縣位於黃河故道，挖地沒多深就是沙土，一旦有大風，就卷起漫天的風沙威脅莊稼；河道不偏不斜，正好穿過村子西頭，為此拆掉了好多房子。外公挖河時，村干部拿著大棒站在旁邊監視，稍有懈怠就棒打腳踢。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冰水中，晚上回到家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由於勞動強度太高，外公累得脫肛，經常鮮血淋漓。我小的時候在滑縣老家農村住過兩年，經常到那兩條河邊玩。其中一條河非常寬，低於地面，河床裡全是沙土，從來沒有過一滴水；另一條河則高於地面，河床裡長滿了青草，偶爾有上游的水庫放一點水，形成一個個水窪，我們小孩子就在裡面放羊、放牛。那條河邊一個挨一個全是無碑的墳頭，據村裡老年人講，那是“大躍進”時期挖河時累死的棒勞力。
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了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農民實在受不了了，就琢磨著逃亡。前面提到過的領著大姨探監的那位船姥姥，有一個兒子小名叫大臊，當年十七八歲，正是挖河的棒勞力。經常連續幾天幾夜不許睡覺，覺得自己快要累死了，就跟船姥姥偷偷商量著要逃跑。那時沒有汽車等交通工具，逃亡全*步行；白天不能走，也不能討飯，否則被人家捉住送回來，那後果不堪設想。好在那時公共食堂還能吃飽，大臊就每天多領一個饅頭，找個地方埋起來；又謊稱拉肚子，每天在茅坑蹲很長時間，給村干部形成一個錯覺。終於等到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大臊在干活時又謊稱去拉肚子，船姥姥偷偷把干糧從土裡挖出來送到大臊那裡，於是大臊就逃跑了。村干部等了好長時間不見大臊回來，就派了民兵拿著槍去追趕，由於沒有月光也沒追上。大臊晝伏夜行走了四五天，來到了河南鶴壁市煤礦。恰好當時煤礦也在大躍進，就下井當了礦工。大臊這人運氣好，逃亡算是成功了；有些逃走的人則被抓回來打得死去活來；還有一些人，走了以後就再也沒有能回來，死活都不知道。
人被這樣過度地奴役，但生產隊的牲口卻需要和正常情況下一樣休息。這是因為，牲口算“集體財物”，是要愛惜的。那時一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但我父親在農村演出時卻親眼見到過給牲口“刷牙”的情景。那天晚上演出結束以後，父親他們收拾好樂器走到一個牲口棚旁邊，見到幾個男社員正在拎著個水桶，用大刷子挨個給牲口刷牙。我父親他們頭一次看見給牲口刷牙，覺得有趣，就站在一邊看稀罕。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到一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這種牲口有勁，但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一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一看，骨頭被咬折了。
那時的很多地方的農民每天要連軸轉地勞動，深更半夜了還要往地裡拉肥料。可是牲口已經休息了，拉肥料的汽馬車就要由人來拉動。男勞力都被抽調去“大修水利”或“大煉鋼鐵”了，拉肥料的活就由女人來干。一般都是找一個身強力壯、有點二百五味道的女勞力駕轅，一、二十個婦女拉一輛車。當時很多婦女都還是小腳，跑不快；連我母親這樣的七八歲的小孩子也不能休息，跟在那些大腳壯年婦女後面累得氣喘吁吁。老弱婦孺擠作一團，一邊干活一邊喊著口號，現場人聲鼎沸。
我曾經見過一些人寫的回憶錄，雖然裡面承認大躍進“勞民傷財”，但總是強調人民的“熱情很高”。但是，真相並不是這樣，我的父母，我身邊的很多親人朋友都是“大躍進”的親歷者，他們從來沒有覺得老百姓對“大躍進”真的有什麼熱情。其實大家想一想就明白，老百姓怎麼可能對這種完全的奴隸性質的勞動產生“熱情”？也許“大躍進”的最初日子裡，人們被那些美好的許諾給騙了，有點熱情，但很快牛馬不如的處境就讓他們醒悟了，恐懼了。那時老百姓最大的願望，不是移山填海，而是逃亡。那些鼓吹大躍進時人們“熱情很高”的，要麼是高高在上的官僚，被下面勞動場地的虛假熱情騙了，站著說話不腰疼；要麼就是昧著良心、毫無廉恥地指鹿為馬、胡說八道。
後來母親所住的村莊也搞“聚家並屯”。開始分類那天，全村人排成一個長隊，村干部站在前面篩選，哪些人該進男勞力營、哪些人該進女勞力營、那些人進老弱營，都由他們說了算。當時我的母親只有七歲，本來應該進兒童營的，但因為個子比較高，加上出身不好被有意歧視，結果被送進少年勞力營，和十三、四歲的孩子干同樣的活。村干部強行拆散家庭進行篩選時，農民全家人緊緊抱在一起，哭聲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強行拆開。“聚家並屯”進行分類甄選時的景象，至今為止沒有任何影視作品來描繪，在此我推薦大家看《欣德勒的名單》和《逃離索比堡》這兩部電影，雖然裡面反映的是納粹集中營裡的事情，但和大躍進期間的“聚家並屯”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的母親被編入“少年營”後，每天從事的都是十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要勞動十六、七個小時。白天從事繁重的勞動，晚上還經常被押送著看“進步戲”。那時外婆、外公都已被拆開弄到七八十裡以外的工地干活，三個月才能回來一次；母親就和一些十四、五歲的孩子們住在一起。其中有一個原來跟我們家鄰居的女孩，叫春字，當時大約十五歲，對我母親很好，看戲時總是領著這個七歲的小女孩。由於太疲憊，我母親走路時都幾乎要睡著了，所以“進步戲”的內容基本上沒記住，朦朧中只對一句話有印象：“小妹妹，送哥哥，大煉鋼鐵……”
甚至就連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拔白旗”的厄運。我母親成分不好，每天謹小慎微的生怕惹來橫禍，干活時都是在拼命，因此倒一次也沒有被人家“拔白旗”。同村的文妞兄弟（「注」“妞”是滑縣方言中對男孩的膩稱，對女孩的膩稱則是“妮兒”），當時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文妞兄弟的爹是村子裡有名的窩囊廢，又剛死了娘，好欺負，因此每次干活休息時都被當作“白旗”拔出來。一群小孩惡狠狠地一擁而上，對這兩個沒娘的小兄弟拳打腳踢。兩個小孩被打倒在地上，臉上糊滿了鼻涕和泥土，一邊挨打，一邊抱著腦袋哭喊：“我的娘啊……”雖然我母親當時只有七歲，但在外婆的教育下已經懂得不對弱者落井下石的道理，每次碰到休息了要打兩兄弟時，母親就撒謊說自己要去解手，避開這種場面。當時人人自危，每次看到文妞兄弟挨揍我母親就直想哭，卻又不敢。這兩兄弟至今還健在，哪位讀者要是不信那個時代對孩子也如此殘酷，我可以安排實地采訪。
看完“進步戲”也不能睡覺，深夜還要推磨，有時推著推著就睡著了。當時，村干部還指定了一個女人，專門監督孩子們勞動。不過這個女人心眼還不錯，小孩們推磨推到半夜，早就餓得心裡發慌，那女人一到這個時候，就說“去茅廁”避開一會兒。她剛一走，饑腸轆轆的孩子們就捧起那些還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麥粒和玉米粒，狼吞虎咽地往嘴裡送。我的母親因為出身不好，做事情不敢出格，總是吃上兩口就趕緊把嘴擦干淨，免得被心眼不好的人發現而招徠橫禍。
馬克思曾經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雇傭童工、過度勞動的暴行，指責資本主義“自從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而大躍進時期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比起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以何種方式、到何地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尚可選擇，而在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旗號下，人們連選擇的權力都沒有，完全是奴隸性質的勞動。由於長期從事過度的勞動，我的母親七歲就得了嚴重的關節損傷，終生折磨著她。
如今，大躍進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對於它帶來的慘痛教訓，也有高層的不少人出了書，進行回憶和反思。然而，站在高層體會大躍進，和站在老百姓的角度體會大躍進，完全是不同的感覺。來自高層的反思，一般都比較抽象，用一些枯燥的統計數據來分析，而涉及發生大躍進的深層次原因，則因為政治上的顧慮而閃爍其辭，將其推卸到“國際環境”之類的大背景下。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會發生大躍進這樣荒誕不經的事件，其主要原因不應當從所謂的國際環境去尋找，而應當從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意圖中來尋找。
對比蘇聯歷史我們就會發現：一九三○年蘇聯開始搞“集體化”和“工業化”以後，也曾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強制性奴隸勞動，之後也遭遇了大饑荒。可以說，中國“大躍進”期間發生的一切，是沿著斯大林主義的軌跡前進的。所不同的是，蘇聯的“大躍進”使得蘇聯在付出了幾百萬人死亡的慘痛代價後，工業取得了總量世界第二的成績，支撐著蘇聯成為世界一流強國；而中國的大躍進，則在付出幾千萬人的代價後，仍然是個貧窮落後的國家。斯大林與毛澤東統治時間相仿，其間蘇聯還經歷了慘烈的衛國戰爭，但斯大林逝世時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斯大林剛剛接手這個國家時要強得多；而毛澤東逝世時，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尚不及五十年代。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是斯大林不及格的學生。
談到執政者的政治意圖，我認為在極權主義統治者眼中，為了一個主觀的、宏大的目標，他們是決不會吝惜千百萬人人頭落地的，因為人命是他們眼中最廉價的成本。這不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敗壞，而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種草菅人命的社會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下成長起來並且為了政權長期進行殘酷斗爭的人們，自然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式：要奮斗，就會有犧牲；犧牲“人”的幸福，“人”的尊嚴，“人”的自由，甚至“人”的生命；越多的人甘於犧牲，勝利的把握就越大。因此，建立政權需要犧牲，那麼搞建設也需要犧牲。那麼，這種需要不斷犧牲人命的“建設”究竟還有什麼意義？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一切東西。”（「注」節選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10頁），社會主義思想本身是為了“人”生活得更好、更公平、更輕松而提出的，但結果恰恰相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生活得卻更差、更不平等、更沉重。這種強調人們做出“犧牲”的“社會主義”，完全是與社會主義的初衷南轅北轍。可以說，毛澤東和斯大林等人，雖然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但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根植於西方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普世思想的社會主義的精髓，而僅僅從經典著作中為社會主義定框框，並且根據自己的好惡做出取捨，棄社會主義的精髓於不顧，在類似所有制的表象上和一些經典作家的對未來人類的設想上吹毛求疵，追求一大二公，純而又純，從而沿著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經典著作越多，框框定得越死，方向越偏，造成現實社會主義品種越來越退化。領袖尚且如此，普遍缺乏文化的中下層干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就更加膚淺，更加公式化。脫離了社會主義一切為了“人”的本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產生出這樣那樣的慘劇和鬧劇，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