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解放時，國民黨殘餘勢力和暗藏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殺甚至聚眾暴亂事件此起彼伏。為此，一九五○年三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一年時間內，中共中央、政務院、中央人民政府接連發佈《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等一系列指示，並於一九五○年底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我父親參加公安部隊時，恰逢「鎮壓反革命」高潮，父親所在部隊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與槍決。不過父親當時在政治部，沒有親自參與行刑。那時國家專政機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僅僅在一夜之間，所有專政機關一齊出動，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小開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裡放不下這麼多人，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裡；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事先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
被逮捕的多是潛伏特務、惡霸悍匪和反動會道門的頭頭。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處死幾十個人。一開始是對著腦袋開槍的，但那時槍斃了反革命分子以後都要照相，對著腦袋開槍以後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認，於是後來下通知說要改成對著後心開槍。不過對著後心開槍也有問題，就是經常打了好幾槍也不死。開封郊外的惡霸地主方××就是對著後心開槍執行死刑的，槍決時我父親在現場。方××挨了兩槍後轟然倒地，幾秒鐘以後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來，大口喘著粗氣，眼睛死死瞪著執行死刑的解放軍，把大家看得心裡發毛。正準備補他兩槍，方××喘了好幾口氣以後，又倒在地上死了。後來上面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又來了通知說不許對著後心開槍，一律再改成對著腦袋開槍。
公安部隊裡有一個經常行刑的劉排長，是個單身漢，跟我父親比較熟。劉排長是個「老婆迷」，一心想在部隊機關裡找個老婆，總纏著我父親要給他介紹個對象。其實機關裡的女兵多是文化人，有兩分姿色的眼光都盯著那些進城的大首長，根本看不上連隊裡的一個小排長。結果我父親也幫著介紹了好幾個，全都是只見一面就拉倒了。那時物資還不豐富，劉排長在城外槍斃了反革命以後，還要把死人身上的繩子解下來團成一團，再朝刺刀尖上一挑，有時繩子上還沾著血跡。當時正值一九五一年夏天，天氣十分炎熱。有一次劉排長一幫人槍斃完了犯人以後，覺得挺熱的，就把軍裝脫下來一扎，也挑在槍尖上，光著膀子穿個褲衩回部隊。這樣的軍容軍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於是就沿著城牆根走，誰知路上還是被首長撞見了，狠狠訓了他一頓，還讓他寫檢討。死刑執行方法改成對後腦開槍以後，劉排長在把犯人拉出去槍斃之前，在每個人後腦勺上都用粉筆畫了個圓圈，指著圓圈對戰士們說：「看見了沒有，過一會兒就往這兒打」。結果還沒出部隊大門，又讓首長給撞見了。首長一見，氣不打一處來，教訓他道：「就你啦咕點子多，擦掉！」於是劉排長不得不把圓圈擦了，又寫了一份檢討。
「鎮壓反革命」早期，被鎮壓的幾乎都是證據確鑿的國民黨潛伏特務、破壞分子、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頭頭、反動黨團骨幹等等。經過一段時期的鎮壓，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因此說鎮反運動一開始是必要的。給我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的反革命分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個惡霸方××，還有一個國民黨女潛伏特務。那個女特務明眸皓齒，長的非常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但運動來了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保姆來接孩子，女特務給孩子餵了最後一次奶之後，平靜地把孩子交給保姆，對她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
但是，在中央發佈《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之後，下面因為怕犯錯誤，在執行中「寧左勿右」，導致後期鎮反的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曾在敵偽機關任文職的、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結論沒有問題的，甚至都在新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可無論爭辯還是哀求都沒有任何用處。其中有好幾個，是我父親以前的熟人。我父親雖然也感覺他們那點事實在不該論死罪，但當時自己年紀小，又只是一名普通戰士，也不敢說什麼，只是暗中可憐這些不幸的人。其中，一些被錯殺、冤殺的人後來雖然「糾正」了，但是死人是不會復活的；而另外一些則被人遺忘，成為改朝換代的可憐的犧牲品。
鎮反後期擴大化時，鎮壓的利斧第一次與我們家的家庭成員擦肩而過。當時我的大姑父已經去了朝鮮，大姑留在開封教書。有一個認識大姑的被抓特務誣陷大姑解放前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了特務組織。當時與大姑父音訊不通，於是大姑作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單位也立即將其開除公職。在審訊中，大姑寧死不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並且想來想去說自己的身份可以由當時學校地下黨的負責人來證明。幸運的是，這位負責人最終被找到了，立即作證說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務，而且是進步青年。就這樣，大姑在被關押了幾個月又被釋放回家。大姑雖然僥倖躲過一劫，但身體從此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