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秋冬，伴著梧桐樹葉的枯萎凋零，我感覺異常苦悶，焦慮萬分地關注著蘇聯的動向。「八·一九」後，蘇聯分崩離析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各個共和國都相繼宣佈獨立。我天天都在盼望著奇跡出現，可是我每每失望。在焦慮的驅使下，我終於提起筆來給戈爾巴喬夫寫信，請求他為保衛蘇聯做最後一戰。那封信我至今還保存著，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
「您好！請原諒我在您百忙之中冒昧給地您寫信。我是一名中國青年，從我的父輩開始，我們這個家庭就對我們這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鄰國、十月革命的發源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懷著一種美好的感情。即使是在中蘇兩國發生衝突的不幸年代裡，當我國充斥對貴國的污蔑之辭的時候，我的父輩也沒有動搖過對蘇聯的這種深厚的信念，我從小得到的對貴國的認識就是：那裡是列寧和斯大林的故鄉，是世界第一個工農國家。可以說在父輩的影響下，中蘇友誼的種子已經在我心中扎根。長期以來，我一直都把貴國當成自己的第二祖國，當成自己精神上的寄托。因此我非常希望看到貴國能夠永遠強大，人民能夠永遠幸福。
「一九八五年，您成為這個世界大國、世界大黨的領導人，隨即開始了以您名字命名的改革。作為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對您的改革寄予厚望。當西方國家發出『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將會是不可戰勝的』驚呼時，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我期待著蘇聯這個巨人，能夠在您的領導下興利除弊，戰勝困難，完成使社會主義民主化、公開化的豐功偉業。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非常讚賞您為改善蘇中關係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非常欣賞您民主的作風和平民化的風格。我一直是您改革路線的堅定擁護者，我是您的《改革與新思維》的忠實讀者，我是莫斯科廣播電台的忠實聽眾。您說的那些話，使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了希望。『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正如鳥兒沒有空氣一樣』——難道這不是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深刻詮釋嗎？我一度相信，您是繼列寧之後蘇聯最偉大的一位領導人，您將帶領蘇聯人民取得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
「然而，自從一九九○年以來，您的國家卻傳來了一個比一個糟糕的消息。先是經濟下滑，接著是宣佈大面值盧布作廢。我通過電視，看到那些辛苦一生的老大娘抹眼淚的情景，我對此感到迷惘。然後就是第比利斯、維爾紐斯事件、納卡衝突等等。我不知道，面對這樣越來越嚴重的局面，您是怎麼想的，不知道您為什麼總是那麼舉棋不定、忽左忽右。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卻越來越偏離它的航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黎巴嫩（「注」黎巴嫩是中東小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陷入長期內戰狀態）。
「今年三月十七日，全蘇舉行了主題為『您是否同意保留蘇聯作為一個平等的主權共和國的革新了的聯盟繼續存在？』的全民公決，結果，參加投票的一點五億公民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公民投票贊成保留聯盟。這說明，即使按照最民主的方式，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民願意蘇聯的統一和聯盟的不可分割。那麼，按照民主的原則，任何人都無權使得人民生活在他們所不願意的分裂的國家中。
「葉利欽一夥無疑是蘇聯人民的叛徒。他們為了自己能夠當上貨真價實的『總統』，不惜一切地瘋狂摧毀蘇聯。如今，在葉利欽一夥猖狂進攻下，各共和國都在宣佈獨立，聯盟已危在旦夕。我知道，作為一名具有真正的民主精神的政治家，您並不願意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但是，現在的問題是，國家都將要不存在了，大船將覆，您作為蘇聯這艘航船的船長，有權力也有義務為挽救航船做出任何行動。因此，我肯求您：採取斷然措施，解決掉葉利欽和他的者，拯救這個多民族人民的共同祖國吧！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知道，您是一位仁慈的人，寬宏大量的人，甚至對自己的政敵也真誠相待。但是，您看，鮑利斯·葉利欽正在橫蠻地剝奪您這位合法總統的權力，正在剝奪合法產生的聯盟中央機關的權力，甚至停止向聯盟中央繳納稅收，試圖使聯盟中央陷於癱瘓。這是一場反動的政變，受害的不僅僅是您的地位，還有整個國家。我無法想像，一個擁有二萬七千枚核武器的黎巴嫩會是怎樣的一幅災難的圖景。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您的仁慈已經被看作軟弱可欺，聯盟正在一天天地走向毀滅。如果您坐視聯盟毀滅而不採取挽救措施的話，那麼鮑利斯·葉利欽這種人將會給蘇聯各族人民帶來連希特勒匪徒都無法做到的毀滅性後果。現在的形勢，正如五十年前的那個冬天（「注」指一九四一年冬天，希特勒法西斯發動蘇德戰爭後長驅直入，兵臨莫斯科城下），身後就是莫斯科，您已無路可退！我懇求您，振作起來，向人民，向英勇的蘇聯紅軍發出號召，像五十年前保衛自己的國家那樣，保衛蘇聯吧！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相信，假如您能夠讀到這封信，您一定能夠警醒。您的改革事業是正確的，偉大的和必須的，但是現在已經是您的國家的生死關頭，不保留住國家，您就不可能推進您的改革，也無從實現您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看看鮑利斯·葉利欽那一夥人吧，看看索布恰克（「注」「民主」派，當時任列寧格勒市長，上台將列寧格勒更名為聖彼德堡）和波波夫（「注」「民主」派，當時任莫斯科市長，上台後在莫斯科大批更改地名）吧，他們掌握權力以後最急於做的，不是拯救因他們的胡作非為而陷入飢寒交迫中的人民，而是忙著更改城市、街道名稱，忙著鼓噪將列寧的遺體遷走。這些人算什麼民主派呀，簡直是對民主的嘲弄！如果您不戰勝他們，就是他們戰勝您，從而斷送蘇聯，斷送改革，也斷送您的政治前途！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再一次懇求您，立即向紅軍發出動員令，我相信具有光榮傳統的蘇聯紅軍中一定會您的！不要害怕沙波什尼科夫（「注」蘇聯空軍元帥，當時任蘇聯國防部長，在八一九事件中葉利欽，後任獨聯體武裝部隊總司令）和格拉喬夫（「注」空降兵上將，在八一九事件中葉利欽，後任俄羅斯國防部長）的恐嚇，我相信廣大紅軍官兵不會願意看到自己祖國走向滅亡，淪為二流或者三流國家！在三個月以前，您已經犯了一次錯誤，您不該在葉利欽的壓迫下解散偉大的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那次代表大會，葉利欽對您是如此的不敬，不要說是蘇聯的總統，就是一般的公民受到這樣的侮辱也應該以牙還牙。如今，葉利欽得寸進尺，步步緊逼，您不應當再忍氣吞聲，您已經被逼到懸崖邊上，再後退一步，就是萬丈深淵！
「親愛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請相信我，一個願意把蘇聯當作自己精神祖國的人的真誠。我由衷地希望看到您帶領您的國家、人民和軍隊，走出危機，沿著蘇共二十七大、二十八大所制訂的路線，在改革的道路上凱歌高進。我也相信，您一定會力挽狂瀾於將傾，像捍衛自己的生命那樣捍衛蘇聯；我也相信，在您的號召下，絕大多數蘇聯人民也會像當年保衛莫斯科，保衛斯大林格勒那樣，英勇地對國內外敵人打一場人民的戰爭，神聖的戰爭！
「最後，我祝願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一位熱愛蘇聯的蘇維埃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這封信我是用複寫紙寫的，其中一份被當作應用文寫作的作業交的，老師給我的評價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對戈氏個人寄予的希望過大，主觀幻想意味太濃。」另一份則被我裝進信封，寫上「寄：克里姆林宮，莫斯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總統米·謝·戈爾巴喬夫（收）」塞進了學校的郵筒裡。然而，這信如石沉大海，估計是哪位郵政局的小官員看了以後，覺得寄信的人是個瘋子，給扔掉了吧。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個寒冷的夜晚，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在克里姆林宮上飄揚了七十多年的，綴著金星、鐮刀和錘子的紅旗，如冬天裡的最後一片枯葉一樣，黯然墜落。我至今記得那個聖誕節的夜晚，我的同學都一起出去狂歡，只有我一個人躲在寢室裡聽收音機，聽著聽著，不禁流下了痛苦的眼淚。我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悲憤，拿起排筆和廣告色，跑到宿舍樓頂，在樓頂小屋的牆上，寫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萬歲」這幾個大字，並畫了一個大大的鐮刀和錘子圖案。一九九九年我曾經回學校到樓頂看了看，那時字跡依稀還在。
現在回想起來，蘇聯解體這個歷史事件，大大強化了我本來就有的蘇聯情結。人們常說，很多東西只有在失去的時候才發覺它的珍貴，對我而言就是如此。蘇聯的歷史在一九九一年嘎然截止，給我留下了太多的遺憾和痛苦。從此，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俄蘇文學、蘇聯歷史、蘇聯社會、蘇聯政治，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
在大學四年中，我幾乎從沒有借過專業課的參考書，卻讀遍了Z大學圖書館八十五萬冊藏書中所有有關蘇聯方面的書籍。其中，有很多書籍是八十年代中蘇關係解凍時出版的。那時知識分子多崇拜美國，這些書圖書館買回來一放就是七、八年，書上蒙了一層厚厚的灰塵。根據書後面所附的借閱記錄來看，我是第一個，也許也是最後一個讀者。記憶特別深的是讀《未列入名冊》時，宿舍已經熄了燈，我點著蠟燭，一邊讀，一邊流淚。我漸漸熟悉了索爾仁尼琴、邦達列夫、貝科夫、阿赫瑪托娃、愛倫堡、葉甫圖申科、帕斯捷爾納克、布爾加科夫、艾特瑪托夫、涅克拉索夫、特裡豐諾夫、瓦西裡耶夫，從他們閃光的思想中吸取營養。從他們的書裡，我讀到了蘇聯這個偉大國家的歷史、理想和現實，越是讀，越是熱愛她。這種熱愛，不是源於相信片面欺騙宣傳的熱愛，而是源於對這個偉大國家的理解。而且，此後我還形成了一個習慣，無論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只要看到有關蘇聯、俄羅斯的書籍，無論是哪方面的內容，我一定都會毫不猶豫地購買、閱讀，並且思考。
我在大學四年中，自己的床鋪邊上、自習桌旁從來沒有掛過歌星、球星照片，清一色蘇聯的標誌物：床邊的牆上貼著我自己繪製的蘇聯國旗和《蘇聯》雜誌封面人物，自習桌邊的牆上則懸掛著蘇聯地圖。我也從來不聽任何流行歌曲，只要打開錄音機，放的一定就是俄羅斯音樂。後來《校園民謠》和《白樺林》流行時，我倒是很喜歡，但原因仍然是我從裡面聽出了類似俄羅斯音樂那種憂傷的味道。
Z大學對面是湖北省圖書館。圖書館裡的人搞多種經營，辦起了投影錄像廳。省圖書館辦的錄像廳不同於一般的街頭錄像廳那樣，*黃色下流片子招徠觀眾，而是經常放一些世界名片。上大學時，我常和同學們結伴去看投影。當時我看了一部史太龍演的《第三滴血》，反映阿富汗戰爭的，電影裡把蘇軍描寫成了一群殺人不眨眼的暴徒，而把美國人演成阿富汗人的救世主。觀看這部電影時，我對這樣臉譜化的描述很是反感，沒看完就怒氣沖沖地退場了。
當時學校的圖書館裡，還訂有《朝鮮畫報》和《今日朝鮮》兩本朝鮮出的中文雜誌，我是每期必看的。一九九二、一九九三年正是金日成八十壽辰和朝鮮戰爭結束四十週年（「注」朝鮮官方稱朝鮮戰爭為「祖國解放戰爭」），通過這些畫報我瞭解到，朝鮮這個彈丸小國正在到處大興土木，修紀念碑、紀念塔、銅雕……建築精美，氣勢宏大。然而當時我就覺得，一個蕞爾小國這樣大興土木，把有限的物質用於修築這些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的紀念物，實在並非明智之舉。而透過這些畫報上那些面色紅潤卻精瘦發傻的群眾，我隱隱感覺到朝鮮的老百姓日子肯定過得不怎麼樣，群眾臉上的紅暈多半是化裝所致。最令我反感的是，紀念朝鮮戰爭的專號上，居然還在掩耳盜鈴地撒謊：「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李承晚傀儡集團悍然發動了戰爭……」
我在上大學時期思想上接近斯大林主義，因此最初看《朝鮮畫報》和《今日朝鮮》時，總懷著一種親切的情感。當時恰逢中韓建交，我還對此事挺不滿意。但是漸漸地，我對朝鮮這個政權產生了一種厭惡情緒，其原因就是在讀朝鮮的雜誌時處處看到偽造的痕跡，處處充滿了不可理喻的瘋狂行為。我對朝鮮政權的厭惡，並非美國人「洗腦」的功勞，而恰恰是朝鮮出的這兩本雜誌。在我看來，貧窮和落後都不會動搖我的信念，但我不能容忍謊言、愚弄和瘋狂。到了一九九四年，咎由自取的朝鮮小朝廷經濟陷於崩潰，這兩本雜誌也就都消失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幾年，大學生群體存在著很強烈的反共產主義情緒。當時，我們寢室八個人裡，有六個不同程度地私下對共產主義冷嘲熱諷。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政府官員出身的同學持「左派」立場。不過，我們兩人都有一個共性：只把蘇聯當作純粹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譏笑為「土社會主義」。我們兩個持左派立場的同學和其餘持右派立場的同學們之間，經常通宵達旦地辯論，互相說服不了對方。因此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同學說：「共產黨給了你們家什麼好處，你這樣維護它？」我回答說，我的家族沒有從共產黨身上得到一絲好處，恰恰因為如此，我才能更加公正地看待共產黨。於是他乾脆給我一個綽號：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
我覺得「最後一個布爾什維克」這個綽號很不錯，索性把「布爾什維科夫」當自己俄文姓，代表了我的信仰。起初我想了一個名字：格列高裡·亞歷山德洛維奇·布爾什維科夫來作為筆名，原因是這個名字的名和父名的縮寫正好是我本名的縮寫。但後來，我覺得這個名字實在太煩瑣，竟然有十七個字。後來，就找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父名：伊萬諾維奇。有一天，我在讀一本書時偶然發現了斯大林的長子叫「雅科夫·約瑟夫維奇·朱加施維裡」，讀了這本關於雅科夫命運的書，我不禁聯想到：雅科夫的一生既壯烈，又悲慘；生於斯大林，卻又不斷違背斯大林主義的清規戒律。雅科夫的一生也充滿了矛盾，有時特別英勇，有時又有些軟弱；有時大義凜然，有時兒女情長；平時充滿了反叛，關鍵時刻又用生命捍衛了自己的信仰。想來想去，越來越喜歡「雅科夫」這個名字。終於，一個蘇維埃人的名字誕生了：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布爾什維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