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89年開始，中國享有了至少一個半世紀的統一、強盛和繁榮。這與此前開始於185年東漢政權崩潰的分裂和災難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589年，中國的北方和南方重新統一，這是自304年蠻族入侵北方以來的第一次。統一之後，重新採用了漢武帝通過考試儒家經典徵募帝國行政人員的體制。統一後的中國，重又向本上邊界以外的地區進行擴張。
這些成就的取得是成於北魏孝文帝為每一戶農民提供了生存所需的最低限額的土地。他的後繼者則通過組織農民民兵擴大了這一劃時代改革的效果。隋朝的建立者隋文帝正是運用這個手段征服了中國南方，並於589年實現了南北方的合併。農民民兵也使唐朝的第二位皇帝太宗（626－649年在位）．得以征服中亞。北魏和它在北方的後繼王朝並未冒險去限制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隋朝卻於589年以後這樣做了。他們規定了大土地佔有的最高限額，其數量與佔有者的身份等級相一致。無論是隋還是後繼的唐，都沒有沒收大地產。毫無疑問，限制大地產的規模，保證農民佔有最低限額的土地，只是一個從來未能在實踐中完全實現的理想。根據記載，在唐朝初期，帝國歲入的五分之四仍來源於向農民徵收的人頭稅。很顯然，8世紀幾乎使帝國傾覆的災難，正是帝國政府在8世紀上半葉不再能繼續向農民提供所規定的最低限度的土地的結果。
這種情形的出現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由於628年重新確立了國內的法律和秩序，致使農戶數量增加。雖然南方的開發和北方向南方的移民仍在進行，但是，人口的迅速增長，卻遠遠地無法滿足為他們提供最低限額的土地。第二個原因是隋朝恢復了通過考試徵募文職官員的制度。新的儒家官僚集團，表現得像他們西漢時（漢武帝統治時期及其以後）的前輩們一樣。官僚們為了獲得土地，再次利用了他們的官職。這使得可供農民保有最低限額土地的數額大為減少。這也引起了新興的大部分興起於南部和東部的儒家官僚地主階層與西北地區的舊的大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衝突。舊的大土地所有者衍生於漢代官僚地主的後裔和304年及其以後蹂躪北方的蠻族入侵者的後裔之間的互相通婚。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曾努力阻止和扭轉這些不利因素的發展，但未能成功。各種災難於751年開始降臨在帝國身上。
隋朝於589年重新統一了中國，但它幾乎與公元前221年第一次統一中國的秦王朝一樣短命。隋朝的第二個皇帝隋煬帝（604－618年在位），就像中國的第一位統治者秦始皇那樣肆無忌憚，其對於臣民的勒索繁重而令人難以容忍，結果激起了埋葬隋王朝的大起義。中國因此而陷入了12年的內戰和無政府狀態（617－628年），直到新的唐王朝重新確立了統一和秩序。唐朝象漢朝一樣受益於被推翻的前一朝代所取得的成就。他們在實際上恢復了被推翻的體制，但採取了比較溫和圓滑的方式，從而不致引起強烈敵對的反作用，正是這種反作用使隋朝皇權落地。
隋朝最繁重而又不得人心的公共工程是大量強制征發丁壯開鑿大運河。隋朝創造了大運河。它起於長江以南東部沿海的杭州，最初修成的一段使長江與洛陽附近的黃河相聯接。隋煬帝又增修了一條流向北方的支流。正是沿著後來修成的大運河北段，軍隊和物資被運往隋煬帝在朝鮮北部的戰場。在沒有鐵路和飛機的時代，大規模的開鑿運河，對於連接中國的南方和北方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中國的大河流向都是由西向東，需要運河承擔由南到北的水路運輸。結果，當唐代的宮廷和中央政府機構變得臃腫龐大時，其隋朝先輩們開鑿的大運河不失時宜地把南方的大米運到了首都長安。長安位於黃河支流的渭河流域，是隋朝在與西漢首都長安毗鄰的地方建立的。
隋煬帝向北開挖的大運河支流，並未能使他征服朝鮮三國中最北部的高句麗。唐朝在新羅的幫助下，成功地於660年攻克百濟，於668年攻克高句麗。新羅隨後將唐朝軍隊逐出朝鮮，統一了整個朝鮮，並將其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統一的朝鮮在名義上接受中國為宗主國。另一方面，政治統一也給朝鮮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漢化，並使佛教得以發展。
中國的重新統一晚於歐亞太平原上遊牧民族的重新統一。552年，突厥建立了一個草原帝國，其規模與公元前2世紀匈奴建立的帝國相當（匈奴人和突厥人都講突厥語方言）。突厥草原帝國於581年破裂，唐太宗於630年征服了東突厥。637年，漢族和畏兀兒人（也是一支講突厥語的草原遊牧民族）協力徹底摧毀了西突厥。儘管如此，此時的中國卻不得不認真對付吐蕃，而且，阿拉伯人也已經走上了戰爭之路。
607年，西藏獲得了政治統一。在吸引西藏進入自己的文化軌道的競爭中。中國文明不如印度文明成功。然後，吐蕃與中國爭奪對於塔里木盆地的控制。661－671年，阿拉伯吞併了吐火羅。所以，唐代就像西漢時一樣，中國在陸上向印度和西南亞的推進受到了挑戰和限制。然而，中國向西推進的短暫的軍事行動再次打開了西方文化進入和影響中國的道路。中國的佛教徒仍然通過陸地或海洋與印度的佛教徒發生聯繫。瑣羅亞斯德教大約於525年在中國取得了立腳點，有記載說聶斯脫利派基督教傳教士於635年在長安傳教，摩尼教似乎在7世紀結束之前就已傳到了中國。哥士婁一世吞併吐火羅之舉，肯定是促使薩珊波斯帝國境內的這3種主要宗教在幾乎整個6世紀向東擴散的原因。此後，阿拉伯對薩珊帝國的征服，肯定進一步刺激了這種向東方的擴散，因為，毫無疑問，阿拉伯的征服引起了難民向東方的流動。
隋代和唐代的皇帝們都醉心於佛教。也都容忍了其他的外來宗教。然而，儒家經典的復興和儒家重新建立帝國行政機構的實際目標，卻使得儒家逐漸掀起了一場反對所有的，包括佛教在內的外來宗教的運動。
同時，在唐代初期，長安是舊大陸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有世界意義的城市。這方面，長安超過了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但是，初唐的中國視覺藝術和詩歌則是有中國特色的。彩陶圖案生動地反映了日常生活。詩人李白（701－762年）與杜甫（712－770年）與倒霉的玄宗皇帝是同代人。唐帝國和中國文明，不僅為朝鮮，而且為更遠的日本所讚賞和效仿。5世紀時，日本國向中國南方的一個王朝派遣了使者。607年以後，常有使者被派往長安。608年，隋朝的一位使臣陪同日本使團回國。646年，日本國政府引進的（至少在名義上）行政制度，包括向農民授田，都是對中國的效仿。710年，日本在奈良建立的都城，實際上是縮小了偽長安的翻版。
日本和朝鮮效仿中國，顯示了中國的威望。但是，8世紀中葉，中國遇到了一系列的災難。751年，阿拉伯人在大宛北部即今天蘇聯中亞的塔拉斯河畔打敗了中國人，其成為中國對塔里木盆地以西地區的軍事行動和政治影響的終結。同一年，泰族國家南詔（在今天中國的雲南省）擊退了漢人的進攻。泰人和朝鮮人、日本人一樣，模仿了唐朝的制度。這使他們得以建立國家，保存自己，甚至反對統一的中國，並可能最終採取攻勢。這是一件怪事，因為在此以前，長江以南的蠻族表現得很容易為漢族人征服和同化。755年，出身於粟特突厥的將軍安祿山發動了叛亂。這場叛亂直到763年才被平息，結果是人民和土地均遭到蹂躪。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764年中國的人口比754年減少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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