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穆斯林阿拉伯人向東羅馬帝國和波斯帝國同時發起挑戰時，他們激起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東羅馬帝國進行了抵抗，並且生存了下來，儘管生存空間有所縮小；而波斯帝國卻屈服投降，最終解體。不過，儘管方式不同，波斯人和東羅馬人還是在考驗自己的共同經歷中恢復了活力。
阿拉伯人的瑣羅亞斯德教臣民比他們的各種教派的基督教臣民更樂於和更迅速地接受了伊斯蘭教。在伊朗，瑣羅亞斯德教派最後淪為一個規模不大的少數派，僅限於幾個孤立的飛地之中。一小批移居到伊朗西部的難民仍然保存著瑣羅亞斯德教。缽羅缽語（中古波斯語）的單詞是由古敘利亞字母拼寫的，但卻當作表意符號來表示對應的波斯語單詞。瑣羅亞斯德教的禮儀和經典一直使用這種書寫波斯語的笨方法，但改宗伊斯蘭教的波斯人卻採用阿拉伯字母、依照字母順序來書寫波斯語，並在波斯語匯中融合了大量的阿拉伯語詞。這些改系者為未來的行政官員和詩人們創造了一種新波斯語。
東羅馬帝國仍然保存了它在托羅斯山脈西北的小亞細亞領土，並且以海峽盡頭的君士坦丁堡作為橋頭堡。塞浦路斯在674－678年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失敗後，通過條約獲得中立，但包括從克里特島到巴利阿里群島在內的其他地中海島嶼仍然操諸於東羅馬之手。儘管東羅馬政府實際上未能控制它在西北非佔領的海島，但它並沒有喪失西西里島和威尼斯灣中的小島；而且，在君士坦丁堡以西的歐洲大陸，它仍然維持著一連串的沿海據點，這些據點從塞薩洛尼基一直向西延伸到拉韋納和羅馬。
公元前5世紀時的西西里和公元6世紀末葉前的小亞細亞，希臘語已經完全取代了本地的非希臘方言。東羅馬帝國在海繆斯（巴爾幹）山脈和多瑙河下游之間的曾經說拉丁語的居民，最初被十丁抽一地征入東羅馬軍隊，後又被多瑙河對岸的蠻族入侵所淹沒。這些入侵開始於公元3世紀，7世紀時達到高潮，整個巴爾幹半島的內陸都被斯拉夫人定居者永久佔據。這些人甚至還佔據了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大部分。在北方，殘存的拉丁語居民躲進了深山，淪落為散居在外的牧羊人（弗拉克人）。
斯拉夫人定居者趕走了大批的東羅馬公民，但他們對帝國本身並不構成軍事威脅。君士坦丁堡、塞薩洛尼斯及其他沿海城市的城牆擋住了斯拉夫人。居住在這些城市附近的新的斯拉夫人農村居民在政治上尚未統一。他們形成了許多分散的小的「斯拉維尼亞」，並且處在東羅馬帝國的支配之下。只要東羅馬帝國還有多餘和必要的軍事力量，它隨時可以征服他們。這一形勢在680－681年發生了不利於東羅馬帝國的變化，當時一支說突厥語的保加利亞人（前匈奴人）被臣服於說突厥語的草原帝國的哈扎爾人向西驅趕，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和黑海西岸一帶。保加利亞人是歐亞平原的遊牧民族，他們既擅長於馴養動物，又是治理人類的專家。在制服了最近的「斯拉維尼亞」之後，保加利亞人建立了國家，並成為這一國家的統治階級。保加利亞人到達巴爾幹半島開始了保加利亞國與東羅馬帝國爭奪對內陸「斯拉維尼亞」政治控制權的競爭，這些「斯拉維尼亞」正聽天由命地等待著被具有實力的任何一個強國佔領。
這些人口遷移和統治權變化的後果之一就是希臘語成為東羅馬帝國的民族語言：現代希臘語成為日常生活的普通用語，而古雅典城邦的共同語則成為卡爾西頓派（別稱正統派或大公派）基督教會的公共管理和禮拜儀式用語（只在帝國境內殘存的部分拉丁語地區是例外）。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3世紀，羅馬一直是一個使用兩種語言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330年建成後的最初2個世紀內也同樣如此。但是6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只通用希臘語。拜占庭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雖然仍然信奉同一種教義，但兩者之間的語言障礙已經開始出現。
東羅馬帝國的希臘在受到了4世紀時卡帕多西亞基督教教父們的推動。本書第45章已經提到了凱撒利亞的聖巴西勒將帕科米烏斯的集體修道制引進希臘語世界。聖巴西勒、他的兄弟尼塞的聖格列高利和他們的朋友納西盎的聖格列高利都出身於小亞細亞邊緣地區富有的上等階層家庭。這一地區4世紀時，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仍然使用一種非希臘語的本地語言。巴西勒和納西盎的格列高利曾在雅典大學學習，並見到了未來的皇帝尤里安（與他們一樣，尤里安也生長在小亞細亞內地）。這3位卡帕多西亞的教父用2世紀非基督教的所謂「高級文化修養的」演講所使用的新雅典希臘語，創作了大量的文學著作。這些卡帕多西亞基督教父的希臘風格比尤里安更為優雅；而且與尤里安不同的是，他們作品的素材無瑕可擊。卡帕多西亞的教父們被後來描寫世俗和宗教題材的希臘語作家當成了典範。對這些卡帕多西亞教父們著作的讚美和模仿，阻礙了現代希臘語在文學中的使用，儘管這種語言到7世紀時已成為希臘語世界的流行語言。
633－641年阿拉伯人的征服活動使敘利亞在政治上脫離了東羅馬帝國，但自從黎凡特地區的居民持續地改宗基督教後，敘利亞文明就一直影響著希臘文明。說希臘語的基督徒並沒有在文化上擁有對說敘利亞語的宗教同伴的優越感。在基督學爭論開始在神學上和政治上使希臘人和敘利亞人彼此疏遠之前，希臘人從敘利亞那裡接受了某些持久性的文化贈禮。拜占庭風格的音樂和禮拜詩歌是所有東正教民族的共同財富，其創作者就是一位改宗卡爾西頓派基督教的敘利亞猶太人作曲家羅曼努斯（約480－550年）。羅曼努斯的讚美詩是用古雅典的共同語寫成的，但節拍和旋律卻是敘利亞式的，對於希臘語詩歌和音樂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新起點。
前面已經提到敘利亞的工匠為東羅馬帝國裝備了一種可怕的新式武器，從而使東羅馬帝國在674－678年免於毀滅。利奧三世（717－741年在位）也是一位具有敘利亞血統的人。利奧正好在保衛君士坦丁堡，抵抗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圍攻（717－718年）的時刻成了皇帝。受到削弱的東羅馬帝國成了說希臘語的地區，但它通過吸收優秀的非希臘語成份而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力。利奧三世建立了一個敘利亞王朝。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的父親是亞美尼亞人，擔任過東羅馬帝國在西北非行省的總督。在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深入到托羅斯山脈以南的帝國領土之後，帝國大為減少的人口便得到了大量的亞美尼亞和敘利亞難民的補充，這些難民寧願作為卡爾西頓教派生活在東羅馬基督教的統治之下，而不願意作為一性論教派生活在阿拉伯穆斯林的統治之下。
對東羅馬帝國來說，7世紀是一個差不多從未斷過麻煩的時代。602年的兵變和皇帝莫裡斯的被謀殺使帝國陷入無政府狀態。604年，波斯人開始侵犯帝國的亞洲行省，而來自多瑙河下游北岸的斯拉夫民族大遷移又席捲了整個巴爾幹半島的腹地。當阿拉伯人在633年發起進攻時，帝國還來不及從604－628年東羅馬人與波斯人最後一次、也是最慘烈的戰爭中恢復過來。這次進攻的高潮是674－678年阿拉伯人圍攻君士坦丁堡。這次危機剛剛度過，歐亞平原上的遊牧民族保加利亞人又於680－681年在多瑙河南岸建立了一個永久性的立足點。不可思議的是，這一系列災難造成的帝國人口的銳減竟為經濟恢復掃清了道路。
這次經濟恢復採取的形式和中國5世紀時華北的經濟恢復一樣。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能夠與大地主和帝國的稅吏抗衡。在5世紀時的中國，我們有北魏孝文皇帝採取措施保護農民的記載；在7世紀時的東羅馬帝國，我們的證據是據認為是在7世紀末頒布的一部《農民法》。這部法律顯示農民正在耕種荒地，修建水磨。我們可以斷定，農民還沒有因賦稅負擔太重而減少自己土地的規模和生產能力。我們還可以斷定，當時在東羅馬帝國境內，大地主還沒有強大到足以霸佔所有無主土地的程度。無疑，就同在中國一樣，東羅馬帝國的大莊園並未消失，但是，以犧牲小土地所有者的大莊園的擴張至少受到了限制。
在6世紀的華北，農民被武裝起來，參加訓練，擔任民兵。在7世紀結束前的東羅馬帝國，一支主要是依靠被分配土地的產品而維持的農民民兵則逐漸構成了帝國軍隊的主體。我們發現這支民兵組成為4個軍團，這些軍團的名稱表明它們在阿拉伯人的進攻之前，已被部署在幼發拉底河上游和多瑙河下游一線。為了守住帝國的核心，它們甚至不惜將守衛帝國外圍領土的任務交給當地人自己解決，而集中駐守在小亞細亞。這些軍團在小亞細亞腹地建立的拓居地，無疑成了重新移居這一地區的第一步。各軍團司令後逐漸成為其部隊駐守地區的行政長官，戴克裡先－君士坦丁時代的行省為了世俗的目的而被廢止，它們只保留在帝國的教區地圖上。這些軍團和相應的行政區後被稱作錫瑪塔（這一名詞可能意指東羅馬官方簿記上的「登記處」或「登記項目」）。
從642年開始，小亞細亞飽受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之害，但這種動亂不休的狀況有利於受到訓練的武裝農民。農民可以守衛地們分得的土地；而敵人的搶劫則使帝國的稅務官逃之夭夭，並使大農莊園成為對富人無利可圖的投資。對於東羅馬的農民來說，兩害相權取其輕，與稅務官或積聚土地謀利的投資者相比，打家劫舍的阿拉伯人還是危害較小的禍害。在小亞細亞就同在中國一樣，只要農民能夠繼續保持自己的土地，社會就能持續不斷地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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