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公元前950－前745年）
蘇美爾－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類活動各個領域內的絕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於公元前三千紀末葉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們已失去了作為舊大陸中僅有的兩個文明的殊榮，在它們身邊，其他的地區文明蓬勃興起。同時，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卻受到災難的襲擊。儘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紀開始之前，它們又重新振興起來。這種復甦顯示出了一種堅韌和耐力，它使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時代開始之後，而法老埃及文明則一直持續到公元5世紀。
在第十三章中，筆者已經提及，這兩個古老的地區文明在促進地中海東部所有地區文明發展的相互關係時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國時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帝國，這個帝國成了文化的熔爐。同一時期，用蘇美爾文書表達的阿卡德語成為這樣一種媒介物，它賦予源於蘇美爾的文學作品以一種古典
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這些作品成為許多地區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已遠遠超過了蘇美爾－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敘利亞和小亞細亞。與此同時，阿卡德語成為外交通信用語，不僅地中海東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間用這種語言通信，連埃及政府與其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的附屬國之間通信時，也使用這種語言。
從政治上講，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漢穆拉比企圖重建囊括整個蘇美爾－阿卡德世界（包括亞述、馬裡和卡爾基米什在內）的大帝國，但很快就遭到失敗。此後，蘇美爾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於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間反擊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終在政治上也陷於虛弱。不過，在這兩個古老地區的社會中，都各有一個遠離中心地區的省份仍然生機盎然。我們已經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紀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遷徙所吞沒的亞述，到公元前14世紀，已作為一個軍國主義強國再度崛起。在大約公元前1250－前950年間持續不斷的民族大遷徙中，亞述雖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於守勢，卻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獨立地位。自從大約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亞述再度對其鄰國發動進攻，儘管當時的進攻尚沒有帝國末期導致其滅亡的那種惡魔般的狂熱和野蠻的暴行。帝國的最後階段始於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薩三世即位之際。
大約從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這一階段，無論是埃及文明還是蘇美爾－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為文化創造活動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構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這時，新的地區文明開始繼續扮演這一角色，它們都是從最近的民族大遷徙中脫穎而出的。這些新的地區文明是敘利亞文明，希臘化的希臘文明，吠陀時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在中國，周代對商代的繼承關係遠遠超過了位於其西部諸種新地區文明與它們的前輩之間的文化繼承關係。不過，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喪失其文化創造力。它們仍以誘人的魅力吸引著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後，埃及文明在尼羅河上游河谷很遠的地區，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間，取得了一個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時期，蘇美爾－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個新的文化省份，它位於凡湖、幼發拉底河上游兩條支流同亞述、美索不達米亞低地及底格裡斯河上游盆地隔開的分水嶺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亞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約從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倫尼亞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約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倫人王朝一樣，都十分平淡無奇。利比亞法老們的唯一功績就是偶然地對巴勒斯坦發動一次一無所獲的突襲，然而，這正是原埃及新王國的邊防重鎮納帕塔成為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時期。這個國家的國民並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卻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誠的皈依者。沿尼羅河溯流而上，在納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帶狀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豐產。到公元前730年，這個農業基地已使庫什人的納帕塔王國人口眾多，國力強盛，並已開始使其統治者產生了將直到尼羅河三角洲的整個埃及世界再度統一起來，由庫什人的君主戴上雙重王冠的夢想。
蘇美爾－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後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烏拉爾圖。我們已經談到過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紀民族大遷徙時，胡裡移民正是從這一地區下遷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後一千紀的烏拉爾圖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裡人的後裔，早在公元前9世紀，土著的烏拉爾圖的胡裡人各區就聯合起來，它們組成了一個王國，定都於凡湖東岸的圖施帕。我們可以猜測到，促成這個政治統一的動因是懼怕亞述人入侵。實際上，撒縵以色三世的確在其統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約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對烏拉爾圖發動了入侵。從軍事上講，兩國相比，亞述軍隊的組織更嚴密，裝備更精良，不過亞述從未征服過烏拉爾圖。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當年，烏拉爾圖仍存在於西南亞的政治版圖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釋烏拉爾圖不向強國屈服的原因，這個強國在其崩潰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東南方已攻入埃蘭。烏拉爾圖是個天險要地。從圖施帕到阿舒爾（亞述幾個首都中最古老的一個，位於帝國最南端）的直線距離，甚至要略近於阿舒爾到巴比倫的距離。可是，在陸地上，從阿舒爾可以取近路到巴比倫。而從阿舒爾卻無法直通圖施帕。
一支以進攻圖施帕為目標的亞述軍隊不可能到達大扎卜河上游地區，因為這裡與凡湖盆地一樣，也是個不可逾越的天險。它也不可能跨過凡湖南部作為分水嶺的崇山峻嶺。入侵圖施帕的亞述軍隊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進發，翻過相對好走一些的山嶺，從美索不達米亞進入底格裡斯河上游盆地，然後再轉向東北，越過漫長陡峭的關隘，經過比特利斯後，進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艱難異常的，一旦入侵者在這一地區再遇到軍隊阻擊，該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險之極。實際上，亞述入侵者只好選擇這樣一條路：沿湖的北岸和東岸前進，作一個更遠的遷回，穿過更易通過的幼發拉底河上游南側支流（今稱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較開化的地區。這便足以說明亞述軍隊只是偶爾到達圖施帕，卻從未能在那裡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烏拉爾圖的軍隊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嶺的屏衛，又受到鄰近民族的歡迎（因為他們與烏拉爾圖人一樣，反對做亞述的臣民），這就足以挫敗亞述軍隊越過高山，向東北進入伊朗，或向西北進入小亞細亞的任何企圖。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後一千紀，在亞述的幾個對手之中，烏拉爾圖是最有戰鬥力、最果敢的一個。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紀，正值烏拉爾圖開始遭受亞述人入侵之時，他們卻自覺地接受了亞述文化。他們在刻寫銘文時，從亞述譯本的阿卡德版蘇美爾文字來表達自己的胡裡語。亞述是蘇美爾和阿卡德的文化繼承人，這筆豐富、古老的遺產使亞述在文化上極富魅力，雖然它本身令人厭惡。不過，烏拉爾圖也不僅僅是外來文化的被動接受者，至少在一個重要的藝術領域——石建築工藝中，烏拉爾圖的石匠超過了他們的亞述師傅，其在精細程度上（而不是在規模上），幾乎達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對於亞述侵略者來講，他們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邊，也不在東邊，而是在過美索不達米亞進入敘利亞的西線和進入巴比倫尼亞的南線。自公元前18世紀，即漢穆拉比使亞述俯首稱臣之時起，巴比倫尼亞和亞述的軍事由量對比就發生了轉化。公元前14世紀以後，巴比倫尼亞在軍事上已無法與亞述抗衡。但是，儘管亞述一直不斷地對巴比倫尼亞發動戰爭，甚至在短期內曾佔領過它（如亞述國王圖庫爾蒂－尼努爾塔時期），亞述人仍然相當尊敬巴比倫尼亞，並把它看作兩國共同文化的發祥地。當然，這是在提革拉－帕拉薩三世即位（約在公元前745年）並將亞述的軍國主義推進到殘暴的最後階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間，亞述把位於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區作為發洩侵略欲的對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間，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區，這些社區定居在幼發拉底河以東，正巧處在亞述領土的西部門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縵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亞述軍隊得以進入敘利亞，比特－阿迪尼是橫跨在幼發拉底河西邊突出部的一個阿拉米人的國家。不過，敘利亞諸小國面臨的共同危險使它們將彼此間的地區性衝突暫時擱置起來，公元前853年，撒縵以色在奧龍特斯河畔哈馬以北的卡爾卡被敘利亞聯軍擊敗。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幾度入侵敘利亞，而反亞述聯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創大馬士革，迫使大馬士革過去的盟友承認亞述的宗主權。不過，在公元前831年，撒縵以色遭到烏拉爾圖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亞述國內發生了起義，一直持續到公元前822年。這場起義使他和他的繼任者沙姆希－阿達德五世無法繼續行動。烏拉爾圖人在爭奪敘利亞北部和西利西亞東部地區控制權的鬥爭中，在其國王阿爾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領導下，已經聯合成了一個強大的、富有競爭力的國家。烏拉爾圖戰勝了亞述。到公元前745年，這些戰略要地已在烏拉爾圖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復為亞述人所有。
亞述人的這一失利意味著由撒縵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亞述成為控制地中海東部地區強國的企圖已告失敗。儘管如此，亞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間所發揮出來的軍事力量仍然令人難忘。位於亞述本土，從底格裡斯河左岸到扎格羅斯山脈西南山腳之間的富庶的帶狀農業區是亞述的經濟基礎。位於亞述心臟地區的這片肥田沃土的面積大於庫什人軍事力量的經濟基礎——納帕塔周圍的農業區，卻遠遠小於巴比倫尼亞的耕作區。亞述人既不像巴比倫尼亞，也不像庫什，它的農業主要是靠天吃飯，並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亞，在開發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下游沖積盆地前即已發明的，靠天吃飯的新石器時代農業定居點的所在地，正是後來成為亞述的那一地區。這一歷史事實使人們不免發問，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上游盆地，先是從蘇美爾到阿卡德，又從阿卡德到亞述，這種國家位置轉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統遭到破壞？至少這是部分原因。因為灌溉系統曾使蘇美爾和阿卡德過去的沼澤荒原變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壞灌溉系統。地方社區間的爭鬥或外來勢力的征服戰爭也會使它毀於一旦。另一種可能性，則是由於灌溉用水帶來大量鹽鹼，或從下層土壤泛出鹽鹼，結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貧瘠化。大自然的這種惡作劇也已部分地破壞了現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於人類的醜行，自蘇美爾－阿卡德歷史開始的那一天起，這類記錄便已不勝枚舉了。
在尼羅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盆地表現得要有預見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壩竣工時，尼羅河的洪水每年都會給埃及帶來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論是大自然還是人類，都無力拒收這一贈禮。底格裡斯－幼發拉底兩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統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蘇美爾和阿卡德衰落及亞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時，其灌溉系統的確變成了廢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不過，公元1258年這場突如其來的、人為的災難來臨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經開始使伊拉克的農田逐步貧瘠化了？我們尚未有足夠的證據足以回答這一問題，不過，下述事實肯定可以作為間接答案：在亞述崩潰之後，它的土地仍然相當肥沃，足以成為後來許多帝國的經濟基礎。這漫長的帝國系列，以亞述的迦勒底人後繼國為起始，以包括巴比倫尼亞境外不那麼肥沃的地區在內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帝國為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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