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生」一詞，至少在三種意義上與「人類」一詞有關。在字面意義上，我們的祖先從他們棲身的樹上降生到地面。從遺傳學意義上看，他們從前人類的生命形式中降生。還可以認為（儘管這種看法是有爭論的），當他們的意識覺醒後，他們在道德意義上降生於世間。
「降生」一詞的上述第三種意義的確難以令人信服。的確，有意識的生物可能是邪惡的，而無意識的生物則可能並不邪惡。當然，不具備作惡的能力，並不等於是善良的。有意識的生物能夠作惡，也可以行善；無意識的生物既不能作惡，也無法行善。對無意識的生物來說，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惡之分。道德是與意識同時出現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構成一種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備這種形式，固此無法在道德方面對人類和他出現意識之前的祖先進行比較。在生物學水平上，這種互相比較是可行的。在這個層次上，人類與其祖先的傳承關係可以得到承認和追溯。但在道德層面上，二者則沒有共同的基礎，因為道德只對有意識的生物才存在。
人類在道德層次上最顯著最不可思議的特徵是人類道德所能達到的程度。與道德範圍本身同樣顯著的另一個特徵是人類在善惡兩極之間的道德潛力。在生物圈內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類具備這兩種特徵。既然人類已經獲得了摧毀生物圈的能力，我們就難以保證他不去進行這種自殺性的犯罪活動；但我們也同樣難以保證，他不會去拯救處於原始狀態中的生物圈。在這種狀態下，它得到人們的愛護，同時彼此間也無休止地發生衝突。可以想像，人類將通過他對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澤，充滿愛護，脫離原始狀態，而不是去摧毀生物圈。這將把生命從地獄帶入聖殿。
如果在遺傳意義上使用降生一詞，我們就面臨著一個人類年齡的問題。顯然有這樣一種言之有據的觀念，認為人類與其他一切物種，也與生命本身一樣古老。因為儘管進化是通過變異進行的，進化造就的不同物種，卻像一棵樹上的樹枝一樣都是相互關聯的，都起源於一個共同的根。如果我們想更加明確地確定人類起源的年代，那就應該找出人科從哺乳動物靈長目的其他科屬中分化出來的年代。遺傳道路上的這次分野，標誌著
一個不可逆轉的出發點。對人類來說，它切斷了它們變成長臂猿科（例如長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類的祖先越過了這個分叉點，選擇了向人類進化之路，人類就只剩下兩種可能性：它們或者進化成人，或者將不能生存下去。實際上人科唯一生存下來的就是人類，在人類中唯一生存下來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類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稱為智人）。如果我們確定，從某個時期起，人類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變成人類以外的其他什麼，這個時期就是計算人類年齡的起點，那麼就應該認為，人類作為一種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於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漸新世末期。如果以這種方式計算，人類已經存在了大約2000萬到2500萬年。
能不能根據人類在解剖學上的某些特徵或某種獨特的習慣和技能，更加準確地確定人類的年齡？能不能認為，我們的祖先變成人的時候，就是他從樹上下到地面的時候，或者是當他們獲得了僅用一對肢體行走奔跑的能力，從而解放了另一對肢體，用它們來操縱工具的時候？或者當他們的大腦得到發展，比其他人科動物的大腦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組織、腦細胞之間也有更多的相互聯絡方式的時候？我們能否把人類起源的年代，確定為人類在諸多社會性或語言（即向所有社會成員清楚地傳言表意的聲音符號，這與表達情感的一系列偶然發出的音節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時候？是普羅米修斯教會了我們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種，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點燃而不燒傷手指，不被這種有用但危險的破壞性力量所嚇倒，從而使他們變成了人嗎？
答案無疑是：標誌著人類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現的事件，既不是某種解剖學特徵的發展，也不是某種技能的獲得。這個歷史性的事物，是人類意識的覺醒。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據我們的祖先留下的物質蹤跡來推斷（例如骨頭和工具）。人們在經歷一件事的同時不會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在這方面也許不會有任何記錄。當人一覺醒來的時候，他意識得到自己已經醒了，但是他無法有意識地使自己體驗到他醒來或入睡的過程。因此，我們能夠做到的，只是根據人類在解剖學意義上的發展與某種社會和技術能力的進步，來猜測人類意識覺醒的年代。
我們的祖先從棲身的樹上下到比較危險的地面後生存了下來，據此我們可以推測，那時他們已經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至少是通過這種習性的改變而成為了社會性動物。在地面上，單個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動物的捕食，當時我們的祖先如果不團結在一起，就不是它們的對手。人類一定是在發明語言之前就變成了社會性動物，而語言的發明也許比他們獲得社會性要晚得多。因為還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備口頭語言的社會性動物（例發昆蟲社會），能夠通過有效的相互聯絡來維持其必要的社會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發佈信息時表演一種形體上的啞劇，用人類的話來說就是「跳舞」。從不再用手行走，從而使它們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腦的精細化，我們可以推測，手和腦的發展是同時進行的，在每一個發展階段，它們都相互影響，這種影響有助於它們進一步的進化。我們還可以推測，這兩種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發展，為人類意識的覺醒，從解剖學方面創造了條件。很多未被馴化的動物仍然怕火。當人類克服了對火的恐懼時，他無疑已經是具有意識的了。當人類發現了如何保持火種，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點燃的時候，他就再也不會害怕燃燒著的火了。
我們是否能夠以地質學年代或者更大膽地以公元前紀年來確定人類意識黎明時期的年代？意識的覺醒是個漸進的過程，以地質學的時間尺度來衡量，這個過程也許是很快的。但用人類歷史記錄（迄今不超過5000年）的時間尺度衡量，這個過程卻是漫長的。如果我們的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話，確定這個意識覺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難。可以肯定，人類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種，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擁有意識的一種。人們相信，尼安德特人並不把死者的遺體當作垃圾，他們有處置死者的禮儀。果真如此就說明尼安德特人與智人一樣，有人類等嚴的概念，而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約7萬年到4萬年前，即從舊石器時代早期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過渡時期。甚至有證據表明，曾經存在過一個尼安德特人和「現代人」的混合社會。如果的確如此，那麼這兩種人在體質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像智人那樣相互通婚。如果這樣，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亞種可劃為同一種屬中的兩個亞種。然而，生活在大約50萬年前的北京人，卻應被算作一個不同的種；如果北京人確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識一定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無論如何也需要有一線意識，才能聯想到不能僅僅使用未經加工的自然物作為工具，還應把石塊打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將石頭打鑿成工具這一點要歸功於南方古猿。人們推測，它們生活在大約二三百萬年前。南方古猿屬於人科，但不屬於人屬，也不能肯定它是人類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層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塊頭蓋骨，它與智人頭蓋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據估計是在260萬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這塊與智人相似的早期頭蓋骨在年代上也是較晚的，比我們的共同祖先與我們的表兄弟長臂猿和猩猩的祖先發生無可改變的分化的年代還要晚。另一方面，如果這些早已滅絕的南方古猿是在舊石器時代早期最早出現的，這個舊石器時代早期階段就佔了人科整個生存時期的59／60，佔人屬（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個生存時期的14／15。無意中的記錄早在南方古猿時代就已經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現了。如果畫在法國和西班牙巖洞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繪圖就是有意留下的記錄，這種記錄最多只有大約2萬年到3萬年的歷史。
就我們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現了作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記錄。而且那時也只在蘇美爾有這類文字。那些業已湮滅的人類社會留下的物質遺跡（不包括已經釋讀並譯解出來的書面文獻），只能向我們提供一些留下這種物質蹤跡的人們的殘缺不全的生活情況。有文獻可考之前的考古證據能夠向我們提供技術方面的情況，但技術只是人類生活方式中非物質要素的條件，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習慣、想法和觀念，這些都是比技術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現形式。人不是僅靠麵包活著，這是人類更為高貴的特徵之一。技術方面的物質碎片有助於瞭解人類生活某些非物質方面的情況，但這種幫助是十分有限的。想從物質情況推導出精神情況，就像在黑暗中進行射擊。如果我們僅只擁有物質方面的證據，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廬山真面目就將完全籠罩在迷霧中。
所以，我們對最近5000年的歷史，即有文獻可考的5000年歷史，瞭解得較為詳盡，而對意識的黎明期逐漸出現之後100萬年或50萬年的瞭解則遠沒有這樣清楚。最近5000年歷史的真諦，與我們對它瞭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們必須警惕那種想當然的回答。離得最近、看得最清的東西必然顯得最大，但並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就我們所知，所謂「史前時代」，即留傳下來並得到譯解的文字記錄出現以前的時代，與其後的有文獻記載的時代相比，不但極為漫長，而且十分單調。與史前歷史相比，一切有文獻記載的歷史的確都是當時所記載的歷史，在文字上是這樣，在主觀意義上也是如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內迪托·克羅齊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主觀上，過去的歷史必然是一個觀察者所看到的歷史，而這個觀察者是在自己那個時間和地點回顧歷史的。
那麼，我們能否就此認為，實際上只是當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歷史？這是個自相矛盾的結論。「史前時代」是由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識黎明期的開始為開端的，這一事實無疑否定了上述結論。產生意識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極其艱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識的黎明期以後，又經過100萬年或50萬年蟄伏不振，人類才能夠真正開始利用意識的覺醒所賦予他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如果我們站在今天回顧意識的黎明時期，如果我們把意識黎明期以來整個人類的歷史看作是一個時代，也許就會在舊石器時代早期相對的蟄伏中找到這一時代的正常節奏。這樣，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工業革命」的爆發到原子能的利用這7萬年或4萬年的發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樣性的增長，看上去就不那麼像是一個朝著高潮演進的偉大結局。
既然化身於人性中的邪惡的貪慾已經用充足的技術力量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一高潮也許就是人類邪惡而愚蠢地將生物圈加以摧毀，從而將生命全部消滅。或者，這一高潮只是從人類歷史的第一個時代向第二個時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時代的過渡。因為，如果人類容許生物圈在預期的未來20億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棲身之所的話，那麼，與之相比，南方古猿將第一塊石頭打鑿成形以來的200萬年歷史，只不過是彈指一揮間。
我們不能預見未來，但可以預言，我們正在接近一個道德上的分叉點，它與2000萬或2500萬年前人類和類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學分叉一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兩種選擇將再次成為兩個極端。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能夠使我們解開這個未解之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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